小創不治將成壞疽
──此次爭論的意義──
托洛茨基
這次爭論正按照其自己的內在的邏輯發展。每一營壘都按照其社會的性質和政治面目，設法打擊其敵對者的最弱和最易受傷之點。決定這次爭論的方向的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反對派領袖們的一個先天的計劃。現在來悲歎爭論的爆發已經太遲和無用了。現在唯一必需的就是用銳眼注意斯大林派挑撥離間者所盡的作用，毫無疑問這些挑撥離間者藏在黨內，他們是奉了命令來毒害這次爭論的氣氛，並把這次思想上的鬥爭引向分裂的。認識這些先生們並不很困難；他們的熱心是過度的，當然又是做作的；他們用偶語和造謠來代替思想和議論。他們一定得經過兩派的共同努力來暴露和驅逐出去。但這個原則的鬥爭一定得進行到底，即是說，一定得進行到嚴格的弄清那些已提了出來的更重要的問題。必需利用這次爭論來提高黨的理論水平。
美國支部和我們整個年輕的國際相當大部分的黨員，不是從沒落時期的共產國際走到我們這方面來，就是從第二國際走到我們這裡來。這兩個國際都是腐敗的學校。這次爭論已暴露出我黨的廣大部分缺乏一種健全的理論教育。比方我們參考一下我黨的紐約地方支部的情形就夠了，它並沒有用一種強烈的防衛的反射行為，來回答那些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政綱的輕浮的修正的企圖，恰恰相反，它的多數卻擁護這些修正派。這是不幸的，但這是可救治的，因為我們的美國支部和整個國際乃由最忠貞的個別分子構成的，這些人正誠實地尋覓途徑走向革命的這路去。他們有學習的渴求和願望。但現在是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正因為黨深入工會以及一般的深入工人的環境裡去，才要求提高我黨幹部的理論資格。我所稱的幹部，並不是指「機關」而是指整個黨。每個黨員都應該而且必須把自己視為無產階級軍隊裡的一個軍官。
「在哲學問題上，你們從什麼時候起變成專家的？」反對派們現在諷刺地問多數派的代表。諷刺在這裡是完全不得當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不自覺的歷史過程的自覺的表現；亦即是無產階級想按照共產主義的初步計劃來改造社會的本能的和基本的內心推動力。在今日恐慌與戰爭的時代，工人心理這些有機的傾向，非常迅速的活躍起來。這次爭論已毫無問題的暴露出黨內小資產階級傾向與無產階級傾向的衝突。小資產階級傾向企圖把黨綱變成為「具體」問題的小銅元，它在這件事中暴露出它的混亂。無產階級傾向則相反，它竭力使一切部分的問題連貫成為理論的統一體。目前最要緊的倒不是多數派的個別成員能自覺地運用辯證法至何等程度。目前重要的是，整個多數派都傾向於用無產階級的態度來提出問題，且正為這一傾向，他們才逐漸領會辯證法，辯證法就是「革命的代數」。據人家報告我說，反對派們聽人提起「辯證法」，即報之以狂笑。沒有用處。這種不值錢的方法一點幫助也沒有。歷史過程的辯證法已不止一次殘酷地懲罰那些妄想嘲侮它的人們。
夏克曼同志最近一篇文章，《給里昂·托洛茨基一封公開信》，是一個危險的象徵。它暴露夏克曼拒絕從這次爭論中學習，而且他倒還堅執地要加深他的錯誤，因此他不僅利用黨的不夠格的理論水平，而且利用它的小資產階級一翼的特別偏見。每一個人都覺察到夏克曼的敏捷，他憑借這一靈敏能夠把各種各式圍繞於某一軸心的歷史插話交織起來。這個本領使夏克曼成為一個能幹的新聞記者。可惜這一點本身是不夠的。主要的問題在選擇的是什麼軸心。夏克曼往往受文件和報章中的政治反映所吸引。他對階級鬥爭的實際過程，群眾生活，工人階級內部各不同階層間的相互關係等，均不感興趣，我已讀過不少夏克曼寫的卓越的，甚至精彩的文章，但我從沒有看過他的文章有半句話是真正考慮到美國工人階級或其先鋒隊的生活的。
當然，我們這種說法要有個限度──這裡表現的不僅是夏克曼個人的失敗，而且還是革命的一整代的命運，這一代人因為歷史條件的一個特殊的結合，生長於工人運動之外。在過去我已不止一次的說及和寫及這些有價值的分子雖然盡忠於革命，仍有墮落之虞。在青春期間成為青年的不可避免的特性者已變成了一個弱點。弱點招惹疾病。如果疏忽，這個疾病是能夠變成致命的。為了避免這一危險，必需在黨的發展中自覺地揭開新的一章。第四國際的宣傳家和新聞記者必須憑他們自己的自覺來開始新的一章。必需重新武裝。必須把自己的軸心翻轉：背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面向工人。
認為目前黨內的危險的原因是──它的工人部分的保守主義；想經過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勝利來解決這個危機──這對於黨將很難預想有比此更危險的錯誤。事實上，目前危機的關鍵就在於小資產階級分子的保守主義，這些小資產階級分子已從純粹宣傳的學校中畢業但尚未找到一條到階級鬥爭之路的門徑。目前的危機就是這些分子為了自保的最後戰鬥。每一個反對派，就個人說來，假如他堅決要求的話，都能夠在革命運動中給自己找到一個有價值的地位的。但當作一個派別，他們卻命定死亡。在這次鬥爭中（它正在發展），夏克曼並非處在他應該置身的陣營裡。在這樣的場合中，他的強的方面已照例退到後面去，而另一方面，他的弱點則已達到一種特別完成的表現。他的《公開信》可以說是代表他的弱點的結晶。
夏克曼忽略了一件小事：他的階級立場。因此生出他的反常的搖擺，他的即興之作和跳躍。他為著掩蓋他自己的變化這一個唯一目的，為著隱瞞他昨天與今天之間的矛盾，他把不相關的歷史掌故來代替階級的分析。這就是夏克曼處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他自己的黨的歷史，以及俄國反對派的歷史的方法。他在這樣做時，他是錯上加錯。我們不久就知道，他所採用的，談及的一切歷史的類比都在駁倒他。
改正錯誤比犯錯誤困難得多。我必須請求讀者耐著性子跟我一步一步的觀察夏克曼的心智活動的一切搖擺。在我這方面，我答應你們不僅僅自限於暴露錯誤和矛盾，而且還從頭到尾，拿無產階級的立場來對抗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拿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對抗折衷派的立場。按照這個辦法，或許我們通通都可以從這次爭論中學到一點東西吧。
「先例」
「我們，不可調和革命家們，怎能這樣突然的成為一個小資產階級傾向呢？」夏克曼怒沖沖的質問：證據在什麼地方呢？「在少數派的代表的發言人當中，去年（！）或兩年來這種傾向（已經）表現在什麼地方呢？」（1940年1月《內部生活》第2卷第7期第11頁）我們在過去為什麼不對小資產階級民主的影響讓步呢？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我們為什麼沒有……諸如此類。這就是夏克曼在他開始駁難我時的高論，而且他用一切調子彈出的諸種變奏曲也就是憑它，因此這一論調分明具有非凡的重要性。但夏克曼心裡卻料想不到我能夠拿這一論調反轉來駁倒他。
那篇反對派的文件，《戰爭與官僚的保守主義》謙讓地說，托洛茨基十次中有九次是對的，或許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是對的。我非常懂得這一謙讓的條件性和極端慷慨的性質。我的錯誤的部分實際上大得多啦。那麼，怎樣解釋這一事實：上述的文件寫出兩三個星期之後，夏克曼突然斷定托洛茨基：
（一）對人們供給他的情報不能採取一個最嚴格的態度，雖然十年來他的情報員之一就是夏克曼自己。
（二）不能辨別無產階級傾向與小資產階級傾向──布爾什維克傾向與孟什維克傾向。
（三）是以「官僚革命」的荒謬概念來代替群眾革命的祖師。
（四）對波蘭芬蘭等具體問題不能作出一個正確的答覆。
（五）表現一種投降斯大林主義的傾向。
（六）不能瞭解民主集中制的意義──諸如此類以至無窮。
一言以蔽之，在兩三個星期的期間內，夏克曼已發現我在100次中有99次是犯下錯誤的，尤其是恰好與夏克曼本人有牽涉的地方。我認為最後這個百分比仍嫌有點誇張──不過這一次卻採取著相反的方向罷了。但夏克曼之發現我傾向於以「官僚革命」來代替群眾革命，較之我發現他的小資產階級的偏向突然得多啦。
夏克曼同志約我拿出證據來證明過去一年或甚至兩三年來黨內「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存在。夏克曼不願指出更遠的過去是很有道理的。不過我且聽從夏克曼的邀請，只限於前三年。請留神吧。我將用幾篇精確的文件來答覆我的嚴厲批評者的修辭性的質問（Rhetorical questions）
-1
1937年5月25日，我寫信到紐約談及社會黨內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政策：
「……我一定得引證兩個新近的文件（一）麥克思談論黨大會的私人信，和（二）夏克曼的文章：《走向一個革命的社會黨》。光是這篇文章的題目，就表現一個虛偽的遠景。在我看來似乎各種發展（包括最近一次黨大會）已證實黨並非在變成一個『革命』的黨，而且正變成獨立工黨一類的黨，即變成一個可憐的，沒有任何前途的中派政治流產中的黨。認定美國社會黨現在『較之第二或第三國際任何政黨都接近於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是一種絕對不得當的捧場：美國社會黨只有較之歐洲的類似組織──馬克思主義統一工黨，獨立工黨，社會主義工黨等更落後……我們的義務是揭破諾門·湯麥斯輩這種害處，而不是說什麼『（這個戰爭）決議案優於該黨已往通過的任何決議案……』這是一種純粹字面的評價，因為每一道決議案的採用必須與歷史事變，與政治形勢及其迫切需要聯繫起來……」
在上面一信提及的兩個文件中，夏克曼已暴露出他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左翼的過分遷就──政治的模仿──一個革命政治家的最危險的症候！最重要還是注意他之過高讚賞諾門·湯麥斯對戰爭（歐洲戰爭）所取的「急進」立場。機會主義者離開事變愈遠，則傾向於愈大的激進主義，這一點已盡人皆知。瞭解這一法則，就不難估計夏克曼及其盟友指責我們有「投降斯大林主義」傾向這一事實的真實價值。唉，安坐在布倫克斯對克里姆林宮比較對美國的小資產階級表示不可調和性容易得多啦。
-2
就相信夏克曼同志吧，我是冒然把派別的階級成分牽入這次爭論的。在這裡也讓我們來參考一下最近的過去。
1937年10月3日，我寫信到紐約：
「我已說過幾百次，一個工人在黨內生活的『正常』狀況時雖不為人注意，但形勢一變化，他就表現種種卓越的品質出來，那時一般的公式和流暢的筆已不夠，而對工人生活的熟習和實際才幹是必需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個有天稟的工人就表現出他自身的穩固性且也表現出他的一般的政治才能。」
「知識分子在組織內佔優勢，在組織發展的頭一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它同時又是較有天稟的工人的政治教育的一個大障礙……在下次黨大會中盡可能的把許多工人提拔到地方和中央委員會中去是絕對必需的。對一個工人來說，在黨的領導機關中活動同時就是一個高級政治學校……」
「困難就在一點，即，在每一個組織中都有傳統的委員會人員，而且種種不同的次要的，派別的，和個人的考慮在候選名單的結構中佔一個太大的作用。」
在這一類的問題上我從沒有見過夏克曼同志加以注意或發生興味。
-3
就相信夏克曼同志吧，我把阿本同志的一派視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集團，我插進這個問題是勉強的，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但在1937年10月10日，當夏克曼和加農攜手共進而且正式認為阿本沒有派別的時候，我寫信給加農：
「黨只有少數真正的工廠工人……那些非無產階級的分子代表一極必需的酵母，而且我相信我們能夠以這些分子的良好品質為榮……但是……我黨可能被這些非無產階級分子淹沒的，而且甚至還可能喪失其革命性質的。這個工作自然並不是借人工的辦法來阻遏知識分子的流入，……而是在實際上把整個組織的方向轉向工廠，罷工，工會……」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我們不能致充分或同等的力量於一切工廠。我們的地方組織在下一個時期能夠在它的區域內選擇一個，兩個或三個工廠來活動，而且集中它的全力於這些工廠。假如我們在這些工廠之中有兩三個工人，我們就能夠由五個非工人成立一個特別的輔助委員會，其目的是在這些工廠中擴大我們的影響。」
「在工會之中我們也可以同樣做法。我們不能介紹非工人黨員入工會。但我們能夠有效地成立一些口頭和文字活動的輔助委員會，和我們在工會中的同志發生聯繫。牢不可破的條件應該是：不要指揮工人，只是幫助他們，貢獻意見給他們，用事實，思想，工廠報紙，特別傳單等武裝他們。」
「這種合作無論從工人同志方面，或從非工人（他們需要一切堅實的重新教育）方面看來都有驚人的教育的重要性。」
「比如在你們隊伍內你們有一個重大數目的猶太非工人分子。假如黨不久把他們從一個閉塞環境中拉開得到成功，而且借日常的活動使他們和工廠工人聯繫在一起，他們就能夠成為一種極有價值的酵母。我相信像這樣一個方向一定保證黨內得到一種更健全的氣氛。……」
「我們能夠馬上成立一條一般規則：凡是一個黨員在三個或六個月內不替黨發展一個新工人的就不是一個好黨員。」
「假如我們認真的確立這個總方向，而且假如我們每一個星期檢查這些實際的成果，我們將免除一個大危險。這個大危險就是說，知識分子和白領子工人可以壓制工人的少數，迫它緘默起來，把黨轉變成為一個最有知識的爭論俱樂部，但是對工人卻是絕對不相宜的。」
「我們應該按照同樣的方式替青年組織的工作和徵收團員做出同樣的規則，否則我們便有把青年分子教育成為革命玩賞家而非革命戰士的危險。」
從這一封信看來，顯然的我相信我並不是從斯大林──希特勒公約簽訂之後或波蘭瓜分之後，才提到一種小資產階級偏向的危機，而是在兩年之前或更早就執拗地把它提出的。而且主要還是因為念念不忘那個「不存在的」阿本派，我當時指出，為了廓清黨的氣氛，紐約支部的猶太小資產階級分子改變他們的習慣的保守環境而溶解於真正的工人運動中，是絕對必需的。正因為如此，上列的信（它不是這一類信的第一封），即在目前爭論開始之前兩年餘寫的信，當作一個證據來看，較之反對派領袖們的一切作品都重要得多，這些領袖們的作品所懷的動機迫使我出來保護「加農私黨」。
-4
夏克曼屈服於小資產階級影響（尤其是學院的和文學的影響）的傾向，從來對於我就不是一個秘密。在杜威委員會的時期中，我於1937年10月14日寫信給加農，夏克曼和挪伐克：
「我堅決主張：為了溝通這個委員會與群眾的關係，必需由工人團體的代表來包圍這個委員會……挪找克，夏克曼及其他同志們已親自聲明在這一點上和我一致。我們共同分析過實現這個計劃的實際可能性……但後來，儘管我三番四次的提出問題，我永不能夠獲得關於這件事的報告，我只是偶然聽說夏克曼同志反對它。為什麼呢？我不知道。」
夏克曼從來沒有把他的理由告訴我。我在我的信裡用非常外交的口吻來發表我的意見，但我一點也不懷疑：夏克曼雖然口頭上同意我，但實際上卻害怕損傷我們的暫時的民主同盟者的過渡的政治敏感：在這一方面，夏克曼表示非常之「體貼」。
-5
1938年4月15日我寫信到紐約：
「我有點奇怪在《新國際》上竟讓依士特曼的信用這樣的發表方法刊出來。這一封信的發表是對的，但在封面都把它標出來，而對依士特曼發表於哈拔雜誌的文章又保持沉默，這在我看來，《新國際》似乎有點妥協。許多人將把這件事解釋成為彷彿我們顧慮到友誼時就自願對原則閉目無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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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1日，我寫信給夏克曼同志：
「我在這裡很難瞭解你可以對友仁·黎昂斯先生那樣寬容，甚至那樣友好，好像他在你的聚餐會上演說；同時他又在白衛軍的聚餐會上演說。」
這封信繼續為了對所謂「自由派」採取更獨立和堅決的政策而鬥爭，這些「自由派」雖然進行反對革命，卻願意與無產階級保持「友誼關係」，因為這件事在資產階級輿論的眼中倍加他們的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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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6日，差不多在這次爭論開始之前一年，我寫信談到我們的黨報有斷然面向工人的必要：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呼聲報》的態度。它無疑是一份最好的馬克思主義報紙，但它並不是政治行動的一個真正工具……我曾設法引起《社會主義呼聲報》的編輯注意這個問題，但沒有效果。」
在這些字裡行間分明有不滿的表示。而且這不是偶然的。我們在上面已說過，夏克曼同志表示對於久已結束的鬥爭的文字的插話，比較對於他自己的黨的社會成分或他自己的報紙的讀者，懷著更大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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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30日，在我那封已引證過的，關於辯證法唯物論的信裡，我再度談及夏克曼傾向於小資階級文字交誼的環境。
「我不能瞭解何以《社會主義呼聲報》幾乎漠視斯大林黨。這個黨現在代表許多矛盾。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次的重大收穫將來一定從斯大林黨方面來。我們的政治注意力應集中於它。我們應一天一天一點鐘一點鐘的注意它的矛盾的發展。編輯部應有人花大部分時間注意斯大林派的思想和行動。我們何以發起一個討論，如果可能的話，發表那些動搖的斯大林派的信。」
「這件事將比之邀請依士特曼，黎昂斯之流貢獻他們的個人傑作有千倍的重要。我有點奇怪，你為什麼把篇幅讓給依士特曼最近那篇無足輕重的和自驕自大的文章……但我最難索解者就是你親自邀請這些人來玷污《新國際》的並不很多的篇幅。這種論戰的持續能夠引起若干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興趣，但不能引起革命分子的興趣。」
「我堅決認為把《新國際》和《社會主義呼聲報》加以某種改組是必需的：更遠離依士特曼，黎昂斯之流；更接近工人，又在這一意義上，更接近斯大林黨。」
說來可惜，最近的事變已證明，夏克曼並沒有離開依士特曼之流，而相反的，倒還更走近他們些。
-9
1939年5月27日，我又寫信談到《社會主義呼聲報》的性質並談到黨的社會成分：
「我從議事錄裡看到你們編輯《社會主義呼聲報》有了困難。這份報紙從新聞報紙的觀點看來是編得很好的；但它只是一份為工人說話的報紙，並不是一張工人報……」
「其實，這份報紙是由各門作者分擔的，他們中之任何一個都是呱呱叫的，但集體地說來，他們卻不容許工人們插入《呼聲報》的篇幅。他們中每一個都為工人說話（而且講得好極）而沒有一個人聽到工人自己的話。這份報紙儘管有其文學上的輝煌，但在某種程度內卻成了報紙的墨守成規的犧牲品。他們一點也不聽一聽工人們怎樣生活，鬥爭，和警察衝突或喝威士忌酒。這一點對於這份作為黨的一個革命工具的報紙是很危險的。我們的任務並不是經過一個熟練的編輯局的共同力量來造成一張報紙，而是鼓勵工人們自己說話……」
「來一次激進的和勇敢的改變是必要的，這是成功的條件……」
「當然這不僅是報紙的問題，而且還是政策的整個方向的問題。我繼續認為你們有太多小資產階級少年和少女，他們雖然很好且獻身於黨，但他們並沒有充分瞭解，他們的義務不是在自己中間爭論，而是深入到工人的新鮮環境裡去。我再提一次我的建議：黨的每一個小資產階級黨員，在某一定期間內（我們且說3個月或6個月吧）不替黨發展一個工人，便應該降為候補黨員，再經過3個月之後（如仍沒有發展），就開除出黨。在某些場合中，這個辦法也許不公正，但整個黨一定要得到一次有益的震盪，它是非常需要這一著的。來一次極激進的改變是必需的。」
當我提出這樣嚴峻的手段，竟主張開除那些不能和工人發生聯繫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時，我心裡面並沒有想到「保衛」加農派，而只是想挽救黨的墮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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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懷疑的議論傳到我的耳鼓時，我於1939年6月16日寫信給加農同志加以解釋說：
「戰爭前夜的形勢，民族主義的變本加厲等，就是我們的發展的一個自然的障礙，而且就是我們的隊伍沮喪的深刻原因。但現在必須著重指出這一點：黨的小資產階級成分越是大，它越是依存於官家輿論的變遷。這是一個補足的論據，證明勇敢的和積極的轉向群眾之必要。」
「你在你的文章中提及的悲觀主義的理論，當然是官方輿論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壓力的反映。」「假如法西斯主義在法國勝利……」，「假如法西斯主義在英國勝利……」等等。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是重要的，但資本主義的死亡掙扎更重要。」
因此黨的小資產階級一翼之依賴於官方輿論這個問題，是在這次爭論開始之前數月提出的，一點也不是為了破壞反對派的名聲而勉強拉出來的。
X X X X
夏克曼同志要我拿出過去時期內反對派領袖們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先例」。我為了答覆這一要求，光是從反對派領袖中選出夏克曼本人來說，就說了這許多。我還沒有說完我手頭的材料哩。有兩封信──一封是夏克曼的，另一封是我的──也許可以作為更有趣的「先例」，我將在另一個有關的地方加以徵引。願夏克曼不要反對說：通信裡所談到的過失與錯誤，也可以用來攻擊別的同志，連現在多數派的代表們都包括在內。可能的，或然的。但在個通信裡夏克曼名字之頻頻提到，不是偶然的。別人只犯了插話式的錯誤，而夏克曼則顯出了一種傾向。
夏克曼現在說我對他的評價是「突如其來的」與「出人意外的」，與此完全相反，無論如何，我能用現成的文件來證明──並且我相信已經證明了──我那篇論《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文章不過是我過去3年間（實際上是過去10年間）與紐約通信的總結。夏克曼很帶威脅性地向我要「先例」。我已經給他「先例」了。它們都是對夏克曼不利的。
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聯盟
反對派認為可以說這樣的話，即我之所以提出辯證法唯物論問題只因為我對於芬蘭，拉脫維亞，印度，阿富汗斯坦，俾路支斯坦等等的「具體」問題無法答覆。拋開其本身所含的一切是非不談，這個論據是有趣味的，雖然其間表明了反對派內某些個人的水平，他們對於理論的態度，與對於基本的思想忠誠的態度。因此，在這裡提一下過去的事情該不是不適當的吧。1937年1月在我剛到達墨西哥以後的火車裡，我和夏克曼及挪伐克兩個同志的初次嚴肅談話，就是專談須不斷宣傳辯證法唯物論之必要的。在我們美國支部脫離了社會黨以後，我曾最堅決地主張盡早發行一種理論機關報，這時我就是再次注意到須以辯證法唯物論的精神教育我們黨，首先是教育新黨員。那時我曾寫道，美國是資產階級有系統地把庸俗的經驗主義灌輸給工人的地方，在這裡最有必要加速把整個運動提高到適當的理論水平。
1939年1月20日，我寫信給夏克曼同志，論及他和盤納姆同志合寫的那篇「論知識分子的退卻」的文章：
「談辯證法的那一部分，是你個人，你這個《新國際》編者，所能給與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最大的打擊……好的！我要公開和你談這個問題。」
這就是在一年之前我已預先送了一個公開通知給夏克曼，說明我要發動一個公開鬥爭，以反對他的折衷傾向。那時還沒有人說到未來的反對派；無論如何我腦筋裡完全沒有假定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聯盟，已準備一種政治聯盟的基礎，以反對第四國際的政綱。
現在已經表面化了的不同意見之性質，恰恰證實了從前我對於黨的社會成分，及對於幹部的理論教育所有的憂慮是對的。一點沒有需要我改變認識，或我給以「人工的」說明的地方。問題的實在情形是如此。我還要加添一句說，現在我們還幾乎必須證明在第四國際的一個支部內出來保衛馬克思主義是對的，這使我覺得有點羞赧！
夏克曼在他的「公開信」中，特別說到文生·鄧同志對於那篇論知識分子的文章曾表示滿意。但是我也曾稱讚這篇文章：「許多部分是極好的。」可是，如俄國人的格言所說的，一勺黑油可以毀壞一桶蜂蜜。現在成問題的，就是這一勺黑油。文中關於辯證法唯物論的那一部分，表現了許多極異於馬克思主義者立場的觀念，他的目的，現在已經明白了，乃在於為一個政治聯盟準備基礎。夏克曼頑強地說我抓住這篇文章作口實，為答覆這一點，我要再從那篇文章有關的部分中，引證一些中心句子：
「……也還沒有人證明，對於辯證法唯物論的較抽像學說之贊成或反對，必然要影響到（！）今天或明天的具體政治問題──而政黨，政綱與鬥爭，就是建基在這樣具體問題之上的。」（《新國際》，1939年1月號，7頁）單這一點還不夠麼？最叫人吃驚的，是革命者所不應有的這一公式：「政黨，政綱與鬥爭……就是建基在這樣具體問題之上的。」什麼政黨？什麼鬥爭？在這裡，一切政黨與一切政綱都混淆在一起了。無產階級的黨與其它一切黨不同。它絕不是建基在「這樣具體問題之上」。就其根本說來，它是與資產階級馬販子及小資產階級補綴破布者的政黨，正相對立的。它的任務是準備社會主義革命，並在新的物質與精神基礎上完成人類再生。為想在資產階級輿論與警察壓迫之下不至於潰退，無產階級革命者，尤其是一個領袖，便須具有明瞭的，遠見的，完全透徹的世界觀。只有站在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觀念的基礎上，才能正確地處理「具體」問題。
恰從這裡開始了夏克曼的背叛──並不僅僅是一樁過失，如我在去年所希望相信的；現在已經很明顯，這是一樁無可諱言的理論背叛。夏克曼照著盤納姆的腳步走，教育幼稚的革命黨說，大概「還沒有人證明」辯證法唯物論會影響到黨的政治活動。換句話說，「還沒有人證明」馬克思主義對於無產階級的鬥爭有什麼用處。因此，黨在現在連一點學會與保衛辯證法唯物論的意願都沒有。這就是拋棄馬克思主義，拋棄一般的科學方法，向實驗主義作可憐的投降。恰是這一點構成了夏克曼與盤納姆的哲學聯盟，經過盤納姆又與資產階級「科學」的教士們組織哲學聯盟。我在去年1月20日的我的信中所提到的，正是這一點，僅僅是這一點。
3月5日，夏克曼答覆道：「我已重新讀了你所提到的盤納姆與夏克曼在1月間合寫的那篇文章；假如這篇文章必須重寫，我可以在某些地方（！）根據你所寫的指示，採用別樣表達方式，但我不能同意於你的批評的要旨。」
這個答覆，實際上一點意思都沒有，夏克曼在嚴重局勢中總是如此；但也還表示出了一點什麼，即夏克曼還留下了一道橋樑，以便退卻。今天他被小派別的慾望所迷惑，答應「明天多作幾番」。作什麼？對資產階級的「科學」投降嗎？拋棄馬克思主義嗎？
夏克曼詳細對我解釋（馬上我們就可看出是以什麼為基礎的）某種政治聯盟的用處。但我現在所說的是理論背叛的致命性，一個聯盟存在之是否正當，由它的內容與環境來決定。而理論背叛則沒有聯盟能證明其正當。夏克曼說，他的文章純粹是政治性的。但我們談的不是整篇文章，而是拋棄馬克思主義的那一節。如果在一本物理學教科書中，只要兩行說道上帝是萬物之源，那我就有權利作了結論說，著者是個蒙昧主義者。
夏克曼不答覆攻擊，而企圖以不相干的問題來分散注意力。他問道：「你說『我和盤納姆在哲學上是個聯盟』，但你所謂的這個『聯盟』，與列寧和波格丹諾夫的那個聯盟有什麼不同呢？為什麼後者是有原則的，而我們的就是無原則的呢？如果我能獲得這個問題的回答，那我就會感到極大興趣。」馬上我就討論到這兩個聯盟的政治差別，或毋寧說是政治對立。這裡我們所感到興趣的，是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問題。你問有什麼不同嗎？不同在這裡，即列寧從不曾為了波格丹諾夫的利益，而宣佈辯證法唯物論對於解決「具體政治問題」是一種贅物。不同在這裡，即列寧從不曾在理論上拿布爾什維克黨與一般政黨混同一起。他根本不可能說出這種混賬話。不但他自己，任何一個嚴正的布爾什維克都不能如此。這就是不同處。你懂得了嗎？夏克曼帶諷刺地允許我，他對於清楚的回答要發生「興趣」。我相信我已經給了回答。但我卻不要求這種「興趣」。
抽像與具體，經濟學與政治學
夏克曼的可悲的文章中之最可悲的部分，是論《國家與戰爭性質》的一章。「那麼我的立場是什麼呢？」該著者問。「立場僅僅如此：從作戰國家的階級性質之抽像辨別，不能直接地推論出我們對於一個特殊戰爭之政策，從這個國家的現有財產關係，尤其不能如此。我們必須根據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對這戰爭之特性作具體檢查，從這檢查求得我們的政策。」（同上引自《內部生活》，13頁，重號是我加的）。怎樣的混亂！怎樣的詭辯！如果不能從國家的階級性質直接推論出我們的政策，那麼，為什麼也不能非直接地推論出呢？為什麼對於國家性質的分析就一定是抽像的，而對於戰爭性質的分析就成了具體的呢？從形式上說，人們同樣有權說，事實上更加有權這樣說：我們對蘇聯的政策，不能根據抽像的性質的辨別推論出來（如說戰爭是「帝國主義的」），而只能從對這個國家在某一特定歷史局勢中對這國家的性質作具體分析，據此以推論出來。夏克曼所用作基礎以建築一切東西的基本詭辯術，是很簡單的：因為經濟基礎並不立即地決定上層建築物的變動；因為單單國家階級性質不足以解決實際任務，所以……所以我們就可以不必檢查經濟及國家的階級性質了；反之，如夏克曼在他的記者式隱語中所說的，只須抓住「活的事變的真實狀況」（同上，14頁）就可以了。
夏克曼所用以辯護他與盤納姆的哲學聯盟的那同一巧計（辯證法唯物論並不立即地決定我們的政策，因此……它一般地也影響不到「具體的政治任務」），現在涉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時，又一字不易地重複了：因為財產形式並不立即地決定國家的政策，所以在決定「具體的政治任務」時一般地拋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也是可以的了。
但是僅此而止嗎？既然勞動價值律並不「直接地」與「立即地」決定價格；既然自然淘汰律並不「直接地」與「立即地」決定一個乳豕之產生；既然萬有引力律並不「直接地」與「立即地」決定一個酒醉警察之從梯子上跌下來，所以……所以我們可以把馬克思，達爾文，牛頓，以及其它一切愛好「抽像」的人都高置到書架上的塵封中去。這無異於把科學加以尊嚴的埋葬，因為究根說來，科學發展的整個道路是從「直接的」與「立即的」原因進到較遠並較深的原因的，從許多非常駁雜的現象與變化不居的事件進到推動力的統一的。
勞動價值律雖不「立即地」決定價格，但總還可以決定著它們的。像美國「新政」破產這樣一個「具體」現象，也須在「抽像的」價值律之最後分析中找到其解釋。羅斯福不懂得這一點，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這一點就不敢前進。財產形式不是直接地，而是經過整串的中間因子及它們的交互影響，而且還決定道德。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如果有心忽視國家的階級本性，則定然要得到像那忽視地心吸力的警察的同樣結果，這就是說，要碰碎鼻骨。
夏克曼顯然沒有注意到抽像與具體的區別。在致力於具體時，我們的頭腦要使用抽像的概念。甚而像「這個」「特定的」「具體的」狗，也同樣是個抽像的東西，因為在我們用指頭指它的那一「剎那」，它也在變化的，例如，正在垂下它的尾巴。具體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而不是絕對的概念。在某一場合是具體的概念，到另一場合就變成一種抽像的概念了；即變成為該特定目的未曾充分規定的概念了。為要獲得一種足以滿足一個特定需求之「具體的」概念，就必須結合若干抽像的概念成為一體──恰如為要想映演生活的片斷到銀幕上（它就是一套活動的影片），那就必須把許多的靜止照片聯結到一起。
具體就是許多抽像的結合──並不是一種任意的或主觀的結合，而且符合一種特定現象的運動規律的結合。
夏克曼乞靈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以對抗國家的階級本性；他在這個特定例子上所提出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就是一種最模糊的抽像東西。歸根說來，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恰是這樣的，即採取什麼具體道路我們才能增進革命的利益？這裡提醒一下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也不是不對的，即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創造工人國家。因而在談社會主義革命之前，便必須學習怎樣去區分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資本家國家與工人國家這些「抽像」的東西。
夏克曼浪費自己的時間及別人的時間，證明國有化的財產不會「本身自行」，「自動地」，「直接地」，「立即地」決定克里姆林宮的政策。關於經濟「基礎」怎樣決定其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藝術的等等「上層建築物」，已有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在。有種意見認為，經濟可以直接地立即地決定一個樂曲作者的創造力，甚或一個法官的裁判，這個意見為各國資產階級教授們所不斷嘲笑了許多年，用以遮掩他們的智力之無能，這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古舊的諷刺畫罷了（注）。
至於說到那個直接關涉到我們的問題，蘇維埃國家社會的基礎與克里姆林宮政策間之相互關係的問題，我們可以提醒心不在焉的夏克曼道，17年來，我們把在10月革命所奠的基礎與國家這個「上層建築物」的傾向之間的那種日益長大的衝突，公開不斷地揭明瞭出來。我們把官僚階層之日益脫離蘇聯無產階級，及其日益依賴於國內外的其他階級與集團，隨其進展而一步一步地指明了出來。在這一方面，夏克曼究竟還有什麼意見想增加到我們已經作過的分析上去呢？
可是，雖然經濟並不直接地或立即地，而只是在最後分析上說才決定著政治，但無論如何，經濟總還是決定著政治的。馬克思主義者嚴格地確定這一點，有別於資產階級教授及其門徒們。在我們分析並暴露官僚們之日益脫離無產階級而政治上獨立時，我們從不曾忽略過這種「獨立」之客觀的社會的界限；這就是說，國有化的財產加上對外貿易獨佔。
奇怪！夏克曼還繼續擁護那舉行政治革命以打倒蘇維埃官僚的口號。但他曾鄭重思索過這個口號的意義嗎？如果我們認為十月革命所奠定的社會基礎「自動地」反映在蘇聯的國家政策中，那麼為什麼舉行打倒官僚的革命又是必須的呢？另一方面，如果，蘇聯已完全不是一個工人國家了，那麼所須舉行的就不會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了。夏克曼所繼續擁護的這個口號是根據以下兩點得出的：（1）蘇聯是一個工人國家；（2）蘇聯國家的社會基礎與官僚集團之間有不可調和的對抗性。但是在他重複這個口號時，他卻想從根掘毀它的理論基礎。這是否是為了想再證明一次他的政策對科學的「抽像」之獨立性呢？
（注）關於這個問題，我向青年同志們推薦，去研究恩格斯（「反杜林」），普列漢諾夫與安東尼·拉布裡奧拉的著作。
夏克曼假裝要舉行鬥爭以反對資產階級對於辯證法唯物論的諷刺畫，但他卻對歷史唯心主義敞開了大門。財產形式與國家的階級性對於他分析政府政策，是一個可以漠不關心的問題。國家本身對於他是一個無兩性區別的動物。夏克曼兩隻腳穩插在這樣一種雞毛基地上，旁若無人地向我們解釋說──在1940年之今天！──除了國有化的財產以外，還有波拿巴主義者的穢物和他們的反動政策。好新鮮！夏克曼是否以為他是在托兒所裡說話呢？
夏克曼甚而企圖和列寧結成聯盟
夏克曼為遮掩他不懂得蘇維埃國家本性問題的本質，便跳到1920年12月30日所謂工會問題討論期間列寧用來反對我的那些話上面。「托洛茨基同志說到工人國家。允許我說一句，這是個抽像的概念。……我們實際上不是個工人國家，而是個工農國家。……我們現在的國家是這樣的：全體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必須保衛自己，我們必須利用這些工人組織來保衛工人免受自己的國家侵犯，又必須利用這些組織由工人來保衛我們的國家。」夏克曼在指點著這段文字而倉促宣佈我已重犯了我在1920的「過失」時，卻倉促地沒有注意到這段引文裡關於蘇維埃國家本性的定義含有一點重大錯誤。第二年1月19日，列寧對他在12月30日的談話，曾親自寫了如下的話，「我們的國家實際上不是個工人國家，而是個工農國家。」……現在我在讀過這個討論報告時，我知道我錯了……我當時應該說：「這個工人國家是個抽像的概念。實際上我們這個國家是一個具有如下的特點的工人國家，（1）佔人口中之絕大多數的是農民而不是工人，（2）它是一個帶有官僚主義毛病的工人國家。」由這件小事可以推出兩個結論：列寧如此重視關於國家的恰切的社會學定義，竟不惜在論爭正熱烈的時候改正自己的意見！但夏克曼如此不關心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以致20年之後他既沒有看出列寧的錯誤，也不知道列寧的改正。
這裡，我不多說那個問題，即列寧拿他的論據來反對我究竟有多大的正確性。我相信他這樣做是不正確的，──關於國家定義方面，我們2人之間並無不同意見。但這不是現在要說的問題。列寧在上面徵引的那段文章中在理論方面提出國家問題──加上幾日以後他自己提出的大改正──是提得絕對正確的。但是讓我們聽聽夏克曼如何莫名其妙地應用列寧的定義。他寫道：「20年前既然可以把『工人國家』這個名詞當作一種抽像的東西來說；那麼現在也可以把『墮落的工人國家』這個名詞當作一種抽像的東西來說。」（同上引文14頁）這是顯然的，夏克曼完全不懂得列寧。在20年前，「工人國家」這個名詞，無論如何不能一般地視為一件抽像東西，即不能視為一件不存在或不真實的東西。「工人國家」的定義就本身說自然是正確的，但對於特殊的任務來說則是不充分的了；即在經過工會以保衛工人這一點上說，是不充分的──而且惟有在這個意義上，那定義才是抽像的。然而對於保衛蘇聯以抵抗帝國主義這一方面說，則那定義在1920年同在現時一樣，毫無疑義是具體的都要工人負起責任來保護這個國家。
夏克曼不同意。他寫道：「當初有一次討論工會問題時候既然必須具體地說出究竟是那一種工人國家存在蘇聯之內，那麼討論現時的這場戰爭的時候也就必須確定蘇維埃國家的墮落程度了……而且政治墮落的程度是不能抽像地引征國有財產權之存在來確定的，僅能借助於觀察活的事變（！）之實在狀況（！）來確定。」根據這話，就完全無法明白：1920年蘇聯性質問題何以因工會而提出，即因這政治的特殊的內部問題而提出；而今天因保衛蘇聯問題，即因這個國家的整個命運問題而提出來。在前一情形之下，工人國家是與工人相對立，在後一情形之下則與帝國主義者相對立。類推法行不通，並沒有什麼奇怪。列寧拿來對立的，夏克曼就拿來混同了。
然而即使我們拿夏克曼的話照字面解釋，那也不過說他要解決的問題僅僅是關於墮落程度（什麼東西墮落呢？是工人國家麼？）的問題；即是關於估計上量的差異的問題。我們試假定夏克曼比我們更精確地確定了那個「程度」（在何處說過了呢？）但在估計工人國家墮落時的那個純粹量的差異又如何能影響我們保衛蘇聯的決定呢？這真是莫名其妙。就事實說，夏克曼依然忠實於折衷主義；即是他之所以提出「程度」問題，僅僅為著努力在阿本和盤納姆之間保持他的均衡。其實在爭論中的，絕不是什麼被「活的事變之實在狀況」（何等精確的「科學的」「具體的」「實驗的」名詞！）所決定的程度，而是這些量的變化是否已經轉為質的變化，即是說：蘇聯雖然墮落仍是一個工人的國家呢？或者它已經轉變為一種新型的剝削人的國家？
對於這個基本問題，夏克曼沒有回答；他覺得沒必要回答。他的論據純然是拾列寧的牙慧，而列寧的話是在不同的關係之下說的，有不同的內容，而且含著一種毛病。列寧在他改正過的定義中說：「這個國家並不簡單是一個工人國家，而是一個帶有官僚主義毛病的工人國家。」夏克曼則宣告說：「這個國家並不簡單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而是……」而是什麼呢？夏克曼沒有說下去。說的人和聽的人相對望著，張著大口。
在我們的綱領中，「墮落的工人國家」一詞表示什麼呢？這個問題，我們的綱領相當具體地回答了，如此具體，完全足夠解決保衛蘇聯的問題。即是說：（一）那些特點，在1920年時還是蘇維埃制度的「官僚主義毛病」，如今則變成一個獨立的官僚政制，吞食了蘇維埃；（二）官僚專政本是與社會主義對內和對外的任務不能相容的，它又給全國經濟生活帶來了而且繼續帶來深重的毛病；（三）根本上說來，建立在生產工具國有上的計劃經濟制度，卻仍保存著，而且繼續成為人類的一個巨大勝利品。蘇聯與帝國主義戰爭之失敗，將不僅表示推翻官僚專政，而且表示消滅國家計劃經濟；而且表示國家被肢解為若干勢力範圍，帝國主義又來一次穩定，而世界無產階級又受一次挫折。
由於「官僚主義毛病」擴大成為官僚專制政治，我們就做出結論說：想經過工會以保衛工人利益（工會已經同國家一樣墮落了），今天，與1920年相反，是完全行不通了；必須推翻官僚；這個任務，唯有在蘇聯成立一個非法的布爾什維克黨才能做到。
由於政制墮落尚未達到毀滅國家計劃經濟的地步，我們就做出結論說；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以及幫助蘇聯無產階級向官僚鬥爭──仍然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責任。
我們關於蘇聯的定義中，究意有什麼被夏克曼認為是抽像的呢？他提出什麼具體的修正了呢？如果辯證法教我們「真理總是具體的」，那麼這個法則也同等適用於批評。僅僅指出某個定義是抽像的，那還不夠；必須指出其中究竟缺少了什麼。否則批評本身便無意義。夏克曼認為那個定義是抽像的，但他並不加以具體化或另換一定義，卻拿一個真空來代替。這是不夠的。一個真空，甚至一個最矯飾的真空，都須認為是所有抽像物中最壞的一個，──因為可以隨便拿什麼內容來填充它。怪不得這個理論的真空，一面排去階級的分析，一面就吸取了印象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政治。
「集中的經濟」
夏克曼又徵引列寧說的：「政治是集中的經濟，」而且在這個意義之下，即：「政治必然支配經濟。」夏克曼從列寧這話做出結論來反對我，即說：我僅僅注意「經濟」（生產機關屬於國家）而疏忽了「政治」。這次利用列寧的話也不見得比第一次高明。此處夏克曼錯得太厲害！列寧意思是說：經濟過程，任務和利益，一旦具有一種自覺的和普遍化的性質，便自然而然進於政治領域，而構成政治的本質。在這個意義下，政治作為集中的經濟來看，是高出於日常個別的，不自覺的和未普遍化的經濟活動之上的。
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政治是否正確恰是看它深刻地和普遍地「集中」經濟至何種程度來決定的；這就是說看它表現經濟的進步傾向至於何種程度。所以我們的政治首先立足在分析財產形式和階級關係上面。惟有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夠更詳細地和更具體地去分析那「上層建築」中諸元素。舉例說，我們如果要說敵派是「官僚保守主義」，那我們就要立刻尋求此現象的社會的即階級的基礎。若非如此，我們就成了「柏拉圖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倘使不是簡單的人云亦云的話。
「政治是集中的經濟」，這話應該也能適用於克里姆林宮。難道莫斯科政府的政治，與一般法則相反，獨不是「集中的經濟」，而是官僚們自由意志的表現麼？我們將克里姆林宮的政治還原於財產權屬於國有的經濟，不過經過官僚利益而折射出來，──這一點，夏克曼特別熱烈反對。他對於蘇聯的判斷，不是從經濟之自覺的普通化出發的，而是從「觀察活的事變之實在狀況」出發的；即是說，從一時的感受，即興之作，同情或反感出發的，他拿這個印象主義的政治來對抗我們的有社會學根據的政治，同時罵我們……忽視政治。真是難於令人相信的，然而確有這個事情！實在說，夏克曼那種怯懦的無常的政治最後分析起來，也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但可惜這是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的經濟。
拿資產階級戰爭來相比
夏克曼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有一個時期是進步，另一個時期是反動的，所以一個參加戰爭的國家，光給他以階級定義，那是不夠的。這話沒有使問題更明白，反而使問題更糊塗了。惟有當整個資產階級制度是進步的時候，資產階級戰爭才是進步的；換一句話說，即是當資產階級財產制與封建財產制相反，成為一種進步的和建設的因素時候。一旦資產階級財產製成為社會發展的制動機了，資產階級戰爭就是反動的。難道夏克曼要說，在蘇聯，生產機關屬於國家所有，已經成了社會發展的制動機，而擴大這個財產形式至其它國家也為經濟的反動了麼？夏克曼顯然不願這樣說。他簡單是不從自己的思想推出邏輯的結論。
資產階級民族戰爭的事例果然是很有用的教訓，但夏克曼隨隨便便就帶過去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共和國而奮鬥。1870─1871年戰爭中，他們是站在德國方面的，雖然這個統一鬥爭被那些王統寄生蟲所利用了，所歪曲了。
夏克曼提起了那個事實，即：阿爾薩斯─洛林一被兼併，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轉過來反對普魯士。但這個轉變只是更加顯得我們觀點的正確。這裡討論的是關於兩個資產階級國家間戰爭的問題。如此，兩個敵對營壘有一個共同的階級基礎。如要決定二者之中那一個是「害處少些」，那只有根據輔助因素。德國方面有創立一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為經濟的和文化的活動場之問題。民族國家在此時期是一個進步的歷史因素。在此限度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站在德國方面，不管霍亨佐倫王朝及其貴族地主如何。阿爾薩斯──洛林之兼併，違反了民族國家的原則，無論對法國說，或對德國說；而且由此生下了將來復仇戰爭之根。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轉過來激烈反對普魯士。故他們絕不至幫助一個較低的經濟制度以反對一個較高的經濟制度之危險，因為，再說一句，在敵對兩方都是資產階級關係佔優勢。如果1870年法國是工人國家，那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會開始就站在法國一方面的，因為──這一點也須說起，未免難為情──他們的活動一向是以階級原則為指針的。
今天，在資本主義諸國家中，民族任務之解決再不會有什麼障礙了。反之，人類正在因那生產力和那太狹隘的民族國家相衝突而感受苦痛。解除民族籓籬，在社會公產之上建立計劃經濟，──這乃是國際無產階級尤其歐洲無產階級的使命。我們的口號：「建立歐洲社會主義合眾國！」正是表示這個使命。波蘭和芬蘭有錢人之被剝奪財產就本身說，乃是一種進步因素。克里姆林宮的官僚方法，在這件事上的作用，正如霍亨佐倫王朝方法在德國統一上的作用。以反動的手段保衛反動的財產制，和以官僚手段推行進步的財產制，二者之中我們若是必須選擇一個，則我們絕不會將兩方面一視同仁的，我們要選擇「較少害處」那一方面。這裡絕非「投降」於斯大林主義，正如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策絕非投降於霍亨佐倫王朝。差不多無需要聲明說：霍亨佐倫王朝在1870─1871年戰爭中的作用，既不能辯護它的一般歷史的作用，也不能辯護它的存在。
時勢的失敗主義──或哥倫布與蛋
我們現在試看一看，夏克曼借助於理論的真空，如何拿「活的事變之實在狀況」應用於一個特別有生氣的問題。他寫道：「我們從來未曾擁護克里姆林宮的國際政策……但什麼是戰爭呢？戰爭是其它手段所行的政策之繼續。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擁護戰爭呢？既然戰爭是我們過去和現在都不擁護的國際政策之繼續？」（同上引文件）這個議論之完整性是不可否認的；一個完整的失敗主義理論寫成明白的三段論法形式。這和「哥倫布與蛋」一般簡單！我們既然從未擁護過克里姆林宮的國際政策，自然不應擁護蘇聯，那麼為什麼不說出來呢？
我們排拒克里姆林宮的國內和國際的政策，還在德蘇協定及紅軍侵入波蘭以前哩。這是表示去年「活的事變之實在狀況」對此問題毫無關係。過去我們若曾採取保衛蘇聯的立場，那不過是不徹底而已。夏克曼不僅修改了第四國際現在的政策，而且修改了它過去的政策。我們既然反對斯大林，我們也就必須反對蘇聯。斯大林早就存有這個意見。夏克曼則是最近才有這個意見。從他的排斥克里姆林宮的政策，便自然而然生出完全而不可分的失敗主義。那麼為什麼不說出來呢？
但夏克曼自己不能說這話。在前一段裡，他寫道：「我們說──少數一派繼續這樣說──如果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意圖粉碎十月革命最後勝利品，並轉變俄羅斯為一堆殖民地，則我們將無條件地擁護蘇聯。」（同上引文15頁）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讓我問幾句話！克里姆林宮的國際政策是反動的；戰爭是它的反動政策之繼續；我們不能擁護反動的戰爭。那麼何以忽然變成了：倘若那些惡毒的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而且意圖轉變蘇聯為殖民地，則在此種特殊的「條件」之下夏克曼就將擁護蘇聯……「無條件地」呢？這話有什麼意思呢？難道，夏克曼學了盤納姆的榜樣，也將邏輯送到宗教領域或其它博物館中陳列去了麼？
這個疑團之解釋，乃在於此事實，即「我們從來未曾擁護克里姆林宮的國際政策」，這句話本是一句抽像的話。這話必須加以解剖，加以具體化。官僚層現行的外交和內政政策，首先是為了保衛他們自己的寄生利益。在此限度之下，我們發動決死鬥爭反對他們；但是最後分析起來，工人國家的利益是以一種很歪曲的形式由官僚的利益反映出來。這些利益是我們要保衛的，──用我們自己的方法。如此，我們絕不發動一個鬥爭反對官僚之守護（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國有財產，反對壟斷國外貿易，反對拒付帝制時代的借款。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若是發生戰爭──不管誘發此戰爭的是什麼偶然事件，亦不管這個或那個政府意圖如何──則受危害的正是那些歷史的勝利品的命運，那些勝利品正是我們要無條件地保衛的，即是不顧官僚的反動政策如何都要保衛的。問題歸根結的轉到蘇聯的階級性去了。
列寧從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推論出失敗主義政策；但他並不停在此處。他從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統治階級的發展上的一個特殊階段，推論出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戰爭的性質既然是由社會和國家的階級性來決定，所以列寧教我們決定我們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政策的時候，不必去理會那些「具體的」情況，如民主制和君主制，自衛和侵略之類。與此相反，夏克曼則提意我們應當從那些時勢的條件推論出失敗主義。這個失敗主義不理會蘇聯的階級性，也不理會芬蘭的階級性。有了官僚的反動特徵及其「侵略行為」，便夠了。倘若英法美諸國運飛機大炮到芬蘭，那一點也不能改變夏克曼的政策。但若英國軍隊在芬蘭登陸，那麼夏克曼就要插一根溫度表在張伯倫舌底下，測探張伯倫的意圖，──僅僅是要把芬蘭從克里姆林宮的帝國主義政策底下救出來呢，還是兼要破壞「十月革的最後勝利品」？嚴格依照溫度表上度數所指失敗主義者，夏克曼就將轉變為一個保衛主義者。這便是拿「活的事變之實在狀況」來代替抽像原則的意義。
我們已經看到，夏克曼堅決要求拿出證據來：反對派諸領袖過去何時何處曾有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之表現？關於此點，我已經回答了他，但這裡必須補引我和他來往的兩封論保衛主義問題和方法，及關於西班牙革命事情的信。1937年9月18日，夏克曼寫信給我說：「……你說：『我們若有一個國會議員，則他要投票反對尼格林的軍費預算。』這個若非印錯了，則我們認為是不一貫的。倘若如我們大家所認識，在現在的西班牙鬥爭中帝國主義戰爭元素並不佔支配地位，倘若其中有決定意義的元素仍是沒落的民主政治和法西斯之間的鬥爭，但若我們應當從軍事上幫助反法西斯的鬥爭，──那就不明白，我們何能夠在國會裡投票反對軍費預算……如果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在虎斯加前線，受一個社會黨同伴的質問：他的國會代表為什麼投票反對尼格林的建議，拿一百萬卜西塔去購買來復槍給前線使用，─那時這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將如何回答呢？我們覺得他找不出一句切實的話來回答……」
這封信使我吃驚。夏克曼情願根據那個純粹消極的理由，即認為「帝國主義戰爭元素」在西班牙不佔支配地位，來表示信任尼格林那個無信義的政府。
1937年9月20日我回答夏克曼：「投票贊成尼格林政府的軍預算，無異於投票信任他的政策……這樣做，是一件罪惡。我們如何對無政府主義派的工人解釋我們的投票呢？很簡單地：我們一點也不信任這個政府有能力領導戰爭並保證勝利。我們攻擊這個政府保護富人和讓窮人挨饑。這個政府是必須推翻的。當我們力量尚未足夠，不能代替它時，我們就接受它的命令而作戰；但一有機會，我們就公開表示不信任它。這是惟一可能的辦法，從政治上動員群眾以反對這個政府，並準備推翻它。任何其它的政策都是背叛革命。」
我的回信的口氣僅僅是微弱地反映出夏克曼機會主義的立場引起我心中的……驚訝。個別的錯誤自然是難免的，但在今天，兩年半之後，這次通信卻發現了新的意義。夏克曼推論說，我們既然保衛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並反對法西斯，便不能夠不信任資產階級政府。把這理論應用到蘇聯來，就變成了恰恰相反的一面──我們既然不信任克里姆林宮政府，便不能保衛工人國家。在此事上，假激烈主義也不過是機會主義的背面罷了。
拋棄階級準則
我們再一次回到ABC來。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中，分析某現象，如國家，政黨，哲學傾向，文學潮流等等，是以它的階級定義為出發點的。但在許多情形下，僅僅階級定義還是不夠用的，因為一個階級是由不同階層組成的，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在不同的條件之下出現，而且受其它階級的影響。為了完成那個分析，必須列入這類次等的或三等的因素；是部分列入或全體列入，則隨特殊的目的而定。但是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論現象若非給以階級的說明，則分析為不可能。
知道了一種動物的骨骼和筋肉構造，並不能說：這動物的解剖盡於此矣；然而一篇解剖文章若企圖把骨骼和筋肉「抽像」出去，則必陷於空洞。戰爭不是一個器官，而是社會的一種機能，即統治階級的一種機能。要確定和研究一種機能而不明白它的器官，即國家，那是不可能的：要從科學上去明白這個器官，而不明白整個機體，即社會之構造，那也是不可能的。社會的骨骼和筋肉，就是生產力和階級（財產）關係。夏克曼認為一種機能，譬如戰爭，可以不管其依附的器官即國家如何而「具體地」研究之。這不是駭人聽聞的麼？
這個根本的錯誤還加上另一個同樣顯明的錯誤。夏克曼將機能從器官分出以後，就去研究機能本身；他竟違反一切諾言，他不是從抽像的到具體的，反而是將具體的溶解於抽像的之內。帝國主義戰爭，是財政資本的機能之一，此時資產階級發展至某個階段而依據於一種特殊結構的資本主義之上，即壟斷資本。這個定義是充分具體的，足夠我們做出基本的政治結論之用。但把帝國主義戰爭一詞擴大，連蘇維埃國家也包括在內，夏克曼就把自己的立足地掘空了。將同樣的詞語使用於財政資本的擴展和工人國家的擴展兩方面，而尋找一些膚淺的理由替這樣使用做辯護，夏克曼便不得不拋開這兩種國家的社會結構而稱之為──一種抽像。像這樣的與馬克思主義捉迷藏，夏克曼就將具體的說做抽像的，又將抽像的稱為具體的了！
這種駭人聽聞的玩弄理論，並不是偶然的。美國每個小資產者毫無例外地都準備將佔據他人領土的行為稱為「帝國主義的」，尤其今日美國尚未準備去佔據他人的領土的時候。但是假使有人對這批小資產者說：財政資本的整個外交政策都是帝國主義的，不管它當時是在準備兼併他人土地，或在「保衛」芬蘭反對他人兼併，──那麼我們的小資產者就會義憤填胸的。反對派的領袖們自然在他們的目的和他們的政治水平方面與普通小資產者大不相同。但可惜他們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小資產者總是想使政治事變與它的社會基礎分開，因為以階級觀點處理事情的方法，與小資產者的社會地位和所受教育之間，有天生的衝突。
再論波蘭
我說克里姆林宮以其官僚的方法給波蘭的社會主義革命以一種推動，──這個意見被夏克曼轉化成為：我認為無產階級的「官僚式革命」是有可能的。這不僅是不正確，而且是不誠實。我的話是有嚴格限制的。這不是「官僚式革命」的問題，而僅是一種官僚式推動的問題。否定這個推動，無異於否定事實。在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民眾，無論如何感覺到了這個推動，明白其意義，而且利用之在財產關係上造成一個急劇的顛覆。一個革命的黨不能及時發覺這個推動，而且拒絕利用這個推動，那它除了做垃圾桶外就沒有別的用處。
這個朝著社會主義革命方面的推動所以是可能的，僅僅因為蘇聯的官僚分子是騎坐在而且托根在一個工人國家的經濟上面。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對這個「推動」作革命的利用所以是可能的，也只有經過在佔領地實行階級鬥爭和依照十月革命的榜樣。最後，這個革命的群眾運動之被迅速壓平所以是可能的，又是因為這個運動的孤立和莫斯科官僚的權勢。誰不懂得這三個因素──工人國家，被壓迫群眾和拿破侖主義官僚──之辯證法的交流，還是少談波蘭事變為妙。
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選舉國民會議時，選舉的綱領（自然是克里姆林宮授意的）含有非常重要的三點：兩地併入蘇聯，沒收地主土地給農民，大工業和銀行收歸國有。烏克蘭那些民主派，以他們的行為來判斷，是認為併入於一個國家統治之下害處比較少些。由將來爭獨立運動的觀點來看，這個見解是對的。至於綱領中其它二點，則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不承認是進步的。夏克曼避開了現實，即避開了：正是蘇聯的社會基礎迫得克里姆林宮採取一個社會革命的綱領這一事實，而說到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去，那裡一切事情都同舊時一樣。一種令人難信的議論！沒有人說過，蘇維埃官僚無論何時何處都願意或能夠成就那剝奪資產階級財產之事業。我們不過說，克里姆林宮雖然與希特勒聯盟，仍不得不許可波蘭東部的那種變革，其它的政府則不能成就那種變革。若非如此就不能將那些地方併入於蘇聯之內了。
夏克曼知道了這個變革。他不能否認它。他不能解釋它。但他還想顧全自己的面子。他寫道：「在波屬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階級的剝削因民族壓迫而更加厲害了，那裡農民開始自動地奪取土地，趕走地主，地主早已嚇得要跑了……」（同上引文16頁）結果是紅軍與這一切全無關係。紅軍僅僅以「反革命武力」的資格進入波蘭，為的是撲滅此運動。但在希特勒奪去的西方波蘭，工人和農民為什麼不來一個革命呢？為什麼那裡主要是些革命家，「民主派」和猶太人逃亡出來，而在東方波蘭則主要是地主和資本家亡命呢？夏克曼沒有工夫想這事情，──他忙著向我解釋說：「官僚革命」觀念是荒謬的，因為工人的解放只能由工人自己來做。我沒有理由再說一句麼？──我說：夏克曼顯然覺得他是站在一個托兒所裡面。
在巴黎的孟什維克機關報上──他們對於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的態度，是比夏克曼更加「不可調和的」──有個報告說：「在鄉村裡，蘇維埃軍隊一經開近（即是說尚未開到當地──托注），到處都產生了農民協會，那是革命農民初步的自治機關……」軍事當局自然急忙把農民協會置於官僚機關之下，那是他們開到後在城市中心設立的。然而他們非依靠於農民協會之上不可，因為沒有這些農民機關，就不能夠實行土地革命。
孟什維克派領袖，但，10月19日寫道：「根據所有觀察者的一致見證，蘇維埃軍隊和官僚機關的出現，供給了一種推動（！）於社會紛擾和社會改革，不僅僅限於他們佔領的區域而已，而且越出這個區域的界限以外。」應當注意，「推動」二字並非我發明的，而是「所有觀察者的一致見證」，他們有眼睛和耳朵。他甚至更進一層，揣測說：「這個推動所引起的浪潮，不僅於較短時間內重重打擊了德國，而且要多少擴展於其它國家的。」
另一個孟什維克派道：「然而克里姆林宮的人無論如何企圖避免包含有大革命意味的事情，僅僅蘇維埃軍隊進入那帶有苟延殘喘的半封建土地關係的東方波蘭領土一事，已經激起一陣暴風雨般的土地運動了。蘇維埃軍隊一開近，農民就開始奪取地主土地，並組織農民協會。」注意：是蘇維埃軍隊開近，而不是撤退去，如同夏克曼所說的。我徵引孟什維克派的見證，因為他們消息很靈通，他們的消息是從那些於法國的亡命的猶太人和波蘭人得來的，又因為那些先生已經投降法國資產階級了，就不會被人猜疑投降於斯大林主義。
孟什維克的見證，以後又經資產階級報紙的報告所證實了。
「在蘇維埃波蘭的土地革命，具有一種自發性運動的力量。紅軍已經越過芝布魯士河的消息一傳來，農民就將地主土地拿來瓜分。土地首先給予那些小佃戶；以此方法，大約30%的耕地從地主沒收來了。」（紐約時報，1940年1月17日）
作為一種新的論據，夏克曼拿我自己的話來抵抗，即是說：東方波蘭地主土地之被剝奪並不能改變我們對於克里姆林宮一般政策之估計。自然不能！沒有人說它能。克里姆林宮借助於共產國際，領導工人階級走錯道路並使之灰心喪氣至於如此程度，不僅促成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之暴發，而且使得利用此戰爭以進行革命這件事成了異常的困難。與此罪惡相較，那兩個省份的社會變革（此外還加波蘭被奴役為代價）自然退於次要的地位，不能改變克里姆林宮政策的一般反動性。但是由於反對派自己所倡議，現在提出的問題已經不是關於一般政策的問題了，而是關於在特殊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之下此政策之具體的折射。對於加裡西亞和西白俄羅斯的農民，土地革命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國際不能根據此事倡始於反動的官僚為理由而抵制這個革命。我們目前的責任就是站在工農方面參加這個革命，在此限度之下也是站在紅軍方面。同時必須孜孜不倦地警告群眾以克里姆林宮政策之一般的反動性，及其對於佔領區的危險。懂得配合這兩個任務，或寧可說這同一任務的兩方面，──這正是布爾什維克的政策。
再論芬蘭
在瞭解波蘭的事變中，夏克曼既表現了如此可笑的判斷力，接著關於芬蘭的事變他又用加倍的威權來攻擊我。在我的論文「一個小資產階級反對派」中我寫道：「蘇芬戰爭顯然開始要補充以一個內戰，此內戰發展至某一階段，紅軍一定要與芬蘭的小農和工人同在一個營壘……」這個極端謹慎的意見並未得著我的愛吹求的判官之讚許。我關於波蘭事變之估計，已經破壞他的均衡了。「你關於芬蘭的使人驚訝的意見，我更難得著證據，」夏克曼在他「信」的第16頁寫道。我很惋惜，夏克曼寧願驚訝而不肯把事情透徹地思索。
在波羅的海諸國，克里姆林宮將其任務限制在謀求戰略利益的範圍之內，無疑也有這個打算，即將來那些戰略上的根據地也足使俄羅斯帝國那些舊領土蘇維埃化。以外交威嚇手段在波羅的海方面得到的成功，卻遇著了芬蘭的反抗。若是對此反抗讓步了，則克里姆林宮的「威望」將有喪失的危險，因此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成功也有喪失的危險。如此，與當初計劃相反，克里姆林宮不得不訴諸武力。由此事實，每個能思想的人都要自問道：克里姆林宮僅僅是要恐嚇芬蘭資產階級，迫使它讓步呢，還是不得不走得更遠些？對此問題自然不能有「自動的」回答。必須在一般傾向光照之下，依據具體的徵兆來決定。對反對派諸領袖不足以語此。
軍事行動開始於11月30日。同一日，芬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無疑設在列寧格拉或莫斯科）廣播一篇告芬蘭勞動民眾的宣言，其中說：「在芬蘭歷史這是第二次芬蘭工人階級開始一個鬥爭，反對富豪統治。1918年工人和農民的第一次經驗，歸結於資本家和地主的勝利。但此次……勞動民眾一定要勝利的！」這篇宣言就明白表示：並非企圖恐嚇芬蘭的資產階級政府，而是一個計劃，要煽起芬蘭國內暴動，並以國內戰爭代替紅軍的侵入。
12月2日發表的所謂「人民政府」的宣言，說：「全國許多部分，人民已經崛起，宣告創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這話顯然是偽造事實，否則一定會寫出發生暴動的地點的。然而從國外準備的個別暴動歸於失敗，也是可能的，正為此故，宣言中才不肯詳說。無論如何，「暴動」新聞成為對暴動的號召。此外，宣言中提到了成立「芬蘭第一軍」的消息，「在戰爭中將由革命工農出身的志願兵加入而擴充起來」這一「軍」無論有千人或僅百人，其在決定克里姆林宮政策上的意義是不可抹殺的。同時，電訊也報告邊區大批地主被剝奪財產。毫無一點理由可以懷疑：這正是紅軍初期進軍中發生的事情。但即使認為這些電訊是偽事實，那也含有號召土地革命的意義。如此我就有一切理由來宣告：「蘇芬戰爭顯然開始要補充以一個內戰」的話了。12月初，我還只曉得這些事實的一部分。但以一般局勢為背景，我敢說，又加上明白了其內在的邏輯，那些單個的徵兆就令我做出必要的結論，推斷整個鬥爭的方向。若無此種半先天性的結論，則可以做一個觀察者，解釋事變，但絕不能做一個積極參加此事變的人。但「人民政府」的號召為什麼不能立刻得到群眾回答呢？這有三個原因：
第一，芬蘭完全受一架反動的軍事機器所統治，它不僅受資產階級，而且受農民上層與勞動貴族所支持：第二，克里姆林宮政策已將芬蘭共產黨轉變成一個不重要因素；第三，蘇聯的制度無論如何都不能在芬蘭的勞苦群眾中引起熱情。即令在1918至1920年的烏克蘭，農民響應那奪取地主產業的號召，也很遲慢，因為地方蘇維埃政權還弱，而白黨的每次勝利，總行殘酷的報復。因此芬蘭貧農遲遲不響應土地革命的號召，那就不足驚異了。要使農民行動，則紅軍必須有重大的勝利。但紅軍在頭一次準備不足的進攻中，遭受的只有失敗。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暴動甚至談都談不到。在目前，要期待在芬蘭發生一次自發的內戰，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估計說得很明確，以內戰方法來補充軍事行動。我心目中所想的──至少在芬蘭軍隊被消滅之前──只是佔領區域及其鄰近地帶。今天，即在1月17日，當我在寫這幾行字的時候，一個由芬方傳出的消息說：邊界的一省被芬蘭亡命者的隊伍所侵入，那邊同胞們確實在自相殺。如果這不是內戰的一節，到底是什麼呢？無論如何，紅軍再度進入芬蘭，將在每一步驟證實我們關於戰爭的一般估計。夏克曼既無對於事件的分析，又不能有一點預測。他只以高尚的憤激自限，因此，他逐步愈加深陷於泥淖之中。
「人民政府」的宣言主張工人監督生產，這能有什麼意思！夏克曼驚歎道。現在蘇聯並沒有工人監督；芬蘭將從那裡來這個制度？說起來真叫人不快，夏克曼暴露出對於局勢之完全缺乏瞭解。在蘇聯，工人監督是一個久已完成的階段。那邊，從工人對資產階級的監督，過渡到國有化生產的管理；從工人的管理，過渡到官僚的指揮。新的工人監督現在只能指對官僚的監督。這監督是不能成立的，除非是一次反官僚的勝利暴動的結果。在芬蘭，工人監督所指的還不是別的，只是要把本地資產階級逐走，官僚想代替他們的地位。再則，人們不該以為克里姆林宮竟蠢得要由輸入的委員們去統治東部波蘭或芬蘭。克里姆林宮急迫待做的事情，就是要從佔領區域的勞苦民眾中提拔出一個新的行政機關。這任務只能分成幾個階段來解決。第一個階段是農民委員會與工人監督委員會（注）。
夏克曼甚至熱烈地抓住這個事實，即顧錫寧的政綱，「形式上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綱」。他這話的意思是否想說克里姆林宮與其把芬蘭併入蘇聯的境界內，倒更願意在芬蘭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夏克曼自己不知道他想說什麼。在西班牙，莫斯科並不準備叫它跟蘇聯合併，那裡的問題實際是要證明克里姆林宮有保障資產階級民主以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能力。這任務乃由克里姆林宮官僚在這特殊國際局勢中的利益發生的。今天的局勢不同。克里姆林宮並不準備對英，法，美表示它的有用。它的行動證明，它堅決要使芬蘭──一下子或分兩個階段──蘇維埃化。顧錫寧政府的政綱，就令從「形式的」觀點來看，與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政綱無異。誠然，夏克曼把這事實大加利用，就是說我一般地看重「傀儡」顧錫寧的宣言。不過我將放肆一點說：奉克里姆林宮敕令行動的「傀儡」顧錫寧得到紅軍的援助，代表著比幾十個膚淺的自作聰明者遠較認真的一個政治因素，這些人不願徹底想想事件的內在邏輯（辯證法）。
（注）本文寫好之後，我讀1月17日的紐約泰晤士報，有如下幾行關於東部波蘭的記載：「在工業中，激烈的剝奪行為尚未大規模實行。銀行系統的主要中心，鐵路系統，以及許多大工業，在俄國佔領之前好幾年便已國有化了。在中小型的工業中，工人現在實行著對生產的監督。」
「工業家在名義上對他們的產業還保持著全部所有權，但他們被逼要說出生產費用等項，提供工人代表審核。工人代表們會同僱主，確定工資，工作條件，與工業家的『公正利潤率』。」
由此可見，「活事件的實情」完全不按照著反對派首領們那些書生氣的與無生氣的模型。同時我們的「抽像」卻變成有血肉的東西了。
夏克曼根據他非同尋常的分析，這回公開對蘇聯採取失敗主義政策，同時又聲明（供緊急之用）他仍舊是「愛他階級的人」。我們能得到這個聲明是很快活的。但討厭的卻是那位孟什維克的首領但氏，在11月12日早就寫了：在蘇聯侵犯芬蘭這個場合中，世界無產階級「必須對這暴行採取明確的失敗主義立場」。（見社主義消息報第19－20期合刊，第43頁）我們必須附帶指出，在克倫斯基政制的整個時期中，但是一個激烈的保衛主義者；甚至在沙皇治下，他也不曾成為失敗主義者。只有紅軍侵入芬蘭方使但變為失敗主義者。當然他並不因此不復為「愛階級者」。什麼階級呢？這不是一個無味的問題。僅就事件的分析而論，夏克曼並不同意但氏，後者更接近於行動的舞台，不能拿虛構來代替事實；然就「具體的政治結論」而論，這是用以補償的，夏克曼卻愛著但氏所愛的同一階級了。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中，如果反對派允許我這樣說的話，那麼這個階級就叫做小資產階級。
「聯盟」的學說
夏克曼為要辯護他與盤納姆及阿本締結聯盟來反對黨中的無產階級派，反對第四國際的綱領，且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他並沒有避免採用革命運動的歷史，據他自己說，為要把偉大的傳統轉授給年輕的一代，他還特別研究了這方面的。這目標本身當然是再好沒有的。但它要有一個科學方法。夏克曼卻為聯盟之故，一開始就犧牲科學方法了。他的歷史例子是任意拾取的，未經思索的，全然錯誤的。
就聯盟這個名詞的本來意義說，並非指每一合作而言。有些插話性的同意，並不轉變也不企圖轉變成為一個長期的聯盟，這絕非少見的。另方面，一個政黨內的同志關係，也不能叫做聯盟。例如我們和盤納姆同志已同屬於（我希望能繼續到底）同一個國際的黨；但這還不是一個聯盟。兩政黨能締結一個長期聯盟來反對一個共同敵人，例如「人民陣線」的政策。在同一個黨內，接近的而非完全一致的諸流派，能締結聯盟來反對第三派。
為要估計黨內聯盟的價值，兩個問題具有決定的意義，（1）第一與最重要的，這聯盟反對誰或反對什麼？（2）聯盟內部的力量關係怎樣？例如國際主義者與中派主義者聯盟反對自己黨內的沙文主義，那是完全允許的。在這情況中，聯盟的結果須視國際主義者的政綱的明確性，他們的團結與紀律為斷，因為這些特點，在決定力量的關係時，常較數量上的力量更為重要。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夏克曼借用列寧與波格丹諾夫的聯盟。我已經說明列寧對波格丹諾夫未作絲毫理論上的讓步。現在我們將考察「聯盟」的政治方面。首先應該說明的，就是問題實際上並不涉及聯盟，只是涉及一個共同組織中的合作。布爾什維克獨立地存在著。列寧並非同波格丹諾夫成立「聯盟」來反對他自己組織中的其派別。相反的，他甚至和布爾什維克──妥協派（杜勃勞溫斯基，賴可夫等）聯盟來反對波格丹諾夫的理論的異端。本質上，關於列寧的問題是：能不能和波格丹諾夫留在同一組織裡，這組織雖稱為「派別」，但具有政黨的所有特點。如果夏克曼並不視反對派為一個獨立組織，那麼他之引用列寧和波格丹諾夫「聯盟」便完全不能成功。
但這一類比的錯誤，還不限於此。布爾什維克派的黨進行著反孟什維克主義的鬥爭，這主義在那時已完全暴露出是自由資產階級之小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比那所謂「官僚保守主義」的罪名要嚴重得許多。而夏克曼對於「官僚保守主義」的階級根源甚至不想加以確定。列寧與波格丹諾夫的合作，是無產階級傾向聯合了教派的中派傾向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階級的界線是明白的。「聯盟」（如果你在這一情形中應用這個名詞的話）是正當的。
那次「聯盟」往後的歷史，也不乏重要性。在夏克曼徵引的列寧給高爾基的信中，列寧表示一種希望：許能把政治問題與純粹哲學問題分開。夏克曼忘記加上一句話：列寧的希望完全不曾實現。從哲學的高峰起，一直到其它的所有問題，包括最切近的問題在內，都發生著異見。如果這聯盟不曾辱沒了布爾什維克主義，那只因為列寧有一個完成的政綱，一個正確的方法，一個融和鞏固的派別，其中波格丹諾夫派只佔一個不穩定的少數。
夏克曼跟盤納姆與阿本締結了一個聯盟來反對他自己黨內的無產階級。這是不能閃避不提的。聯盟內的勢力關係完全不利於夏克曼。阿本有他自己的一派。盤納姆得到夏克曼的幫助，能創立一個類似派別的東西，實際上是一些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發生幻滅的知識分子。夏克曼沒有獨立的政綱，沒有獨立方法，沒有獨立派別。反對派「政綱」的折衷性質，系由聯盟內部相互矛盾的各種傾向決定的。當聯盟崩壞時──崩壞是必不可免的──夏克從鬥爭中出來，除了害黨害己之外，將一無所有。
夏克曼又援引這個事實，列寧與托洛茨基經長期鬥爭之後在1917年聯合，因此提起他們的過去異見是不對的。這例子的價值打了一點折扣，因為他從前已用過它來解釋他另外一次聯盟──是和加農聯盟反對阿本。不過即令放開這不愉快的情形不談，這個歷史類比還是錯誤之至的。當托洛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之時，他完全並由衷地承認了列寧建黨方法之正確。同時，布爾什維克主義之不可調和的階級傾向，業已改正了一個不正確的預測。我之所以在1917年不再提起「不斷革命」的問題，因它已被事變的發展替雙方都解決了。我們共同工作的基礎，不是由主觀的或插話性的勾結，而是由無產階級革命構成的。這是個鞏固的基礎。再則，此地的問題不是「聯盟」，而是統一於一個黨內，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小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在黨的內部，列寧與托洛茨基的十月聯盟是反對在暴動問題上之小資產階級動搖的。
夏克曼援引托洛茨基與齊諾維也夫在1926年的聯盟，也是同樣地淺薄。那時進行鬥爭來反對的不是少數氣味不相投的個人之心理特徵──「官僚保守主義」，而是反對著世界上最有力的官僚制度，它的特權，它的專橫統治及其反動政策。一個聯盟中可允許的異見的大小，系由敵對者的性質來決定的。
聯盟內部分子間的相互關係也完全不同。1923年的反對派（即托派──譯注）具有它自己的政綱及自己的幹部（它絕非像夏克曼響應斯大林所說的系由知識分子構成，而主要系由工人構成）。在我們的要求之下，齊諾維也夫加明尼夫反對派在一特別文件中承認1923年反對派在一切基本問題上之正確。但因我們有不同的傳統，又因我們絕非在一切問題上都同意的，所以從未實行混合。兩者都保持著獨立的派別，在某些重要問題上，誠然1923年反對派在1926年對不同意見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我個人是投票反對的──這些讓步我當時認為而現在仍舊認為是不許可的。我之不會公開對此等讓步抗議，寧可說是一個錯誤。不過一般說來並沒有多大公開抗議的餘地──我們是秘密工作的。無論如何，雙方都很熟悉我關於爭論問題的見解。在1923年反對派中，至少有一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同意我的觀點，而不是同意齊諾維也夫或拉狄克的觀點。聯盟中兩派的關係既然如此，自能發生某種部分的錯誤，但不會有像冒險主義那樣的東西。
夏克曼的情形完全不同。過去誰是對的，究竟在何時與何處對的？為什麼夏克曼最初和阿本，然後和加農，現在又回來和阿本在一起？夏曼關於過去激烈派別鬥爭的解釋，不是一個負責的政治人物的態度，而是保姆式的：──約尼有點兒不對，麥克斯也有點錯，大家都有點不對，現在我們都有點對了。誰不對，不對在那裡，不提到一個字。沒有傳統，昨天是不在計算之內的，這一切的理由是什麼呢？因為在黨的機構中，夏克曼同志起著一個氣質浮動者的角色。
夏克曼在尋找歷史類比時，避免一個例子，但這個例子確實與他目前的聯盟有點類似。我想說的就是所謂1912年的8月聯盟。我積極地參加了這個聯盟。在某種意義上說，它還是我創立的。政治上我與孟什維克在一切基本問題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極左派的布爾什維克，「前進」派不同。在總的政治傾向上，我更接於布爾什維克。但我反對列寧的「制度」，因為我還不曾懂得為要實現革命的目標，一個熔合得很堅固的集中的政黨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組織了這個成分龐雜的插話性的聯盟，它反對著黨中的無產階級派。
在八月聯盟中，取消派有他們自己的派別組織，「前進」派也有類似派別組織的東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無派別組織。大多數文件是我寫的。故意避免原則上的不同意見，目的要在「具體的政治問題」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沒有一個字提到過去！列寧予八月聯盟以無情的批評，而最厲害的打擊落在我的身上。列寧證明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與孟什維克或「前進」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險主義。這批評是厲害的但是確實的。
讓我提到這個事實，作為「可恕之處」，即我本來的意思並不想擁護右派與極左派來反對布爾什維克，而要統一整個的黨。布爾什維克也被邀請來出席八月會議。但因列寧直率地拒絕與孟什維克聯合（這是正確的），我便只能和孟什維克與「前進」派締結不自然的聯盟了。第二個可恕之處是：成為真正革命黨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這一現象本身，那時還只有第一次發生，在第二國際的實踐上向無先例。不過我決不想借此來解脫我自己的罪過。雖然不斷革命的觀念無疑地揭示出一個正確的前景，但那時，特別在組織方面，我還不曾清除掉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對孟什維克主義的妥協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寧的集中主義的毛病，八月會議開過後，聯盟立刻便開始分解成它所組成的幾個部分。不多幾月後，我不僅在原則上，而且在組織上也立於聯盟之外了。
今日，我把27年前列寧對我而發的同樣的責罵奉送給夏克曼：「你的聯盟是非原則的」。「你的政策是冒險主義」。我以整個的心表示著希望：夏克曼從這些責備中，能得出我曾經得出過的同樣結論。
鬥爭中的各派
夏克曼對於這個事實，即「1923年反對派的領袖」托洛茨基會擁護加農這個官僚派，表示驚奇。在這一點上，也和在工人監督這一問題上一樣，夏克曼再度暴露出他對於歷史遠景之缺乏感覺。不錯，在替他們的獨裁辯護時，蘇維埃官僚曾利用布爾什維克集中主義的原則，但在這同一過程中，它把這些原則轉變成它們的正反面。而這絕不會污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方法。在許多年中，列寧以無產階級紀律與嚴格的集中主義來教育黨。這樣幹的時候，他曾幾十次地受到小資產階級派別與私黨的攻擊。布爾什維克的集中主義是一極其進步的因素，且最後它保證了革命的勝利。這是不難懂得的，社會主義工人黨中此次反對派的鬥爭，與1923年俄國反對派反對特權官僚層的鬥爭並無共同之點，它倒與孟什維克之反對布爾維克集中主義的鬥爭類似。
加農及其一派，依反對派的意見，乃是「一種政治的表現，它最適宜稱為官僚的保守主義。」這是什麼意思？保守的工人貴族，這是分嘗本國資產階級利潤的人，如果它得不到資本主義國家直接與間接的支持，則其統治便不可能。斯大林官僚的統治，如果沒有格柏烏，軍隊，法庭等，則屬不可思議。蘇維埃官僚之擁護斯大林，恰恰因為他比其它任何人更能保衛他們的利益。工會官僚之所以擁護格林與路易斯，恰恰因為他們的副手們，這些能幹與熟練的官僚，能保障勞動貴族的物質利益。但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官僚保守主義」建築在什麼基礎上呢？顯然不是建築在物質利益上，而是在對於幹部之官僚式的選拔上，而相反的一個營壘則集合著改革家，創意家與機動精神。反對派不替「官僚保守主義」指出任何客觀的，即是社會的基礎。一切都歸之於純粹的心理學。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每個能思想的工人都會說：加農同志也許真的犯了官僚傾向的罪惡──我這住得遠遠的人，頗難判斷──但假使全國委員會及全黨的大多數（他們對官僚的「特權」絕不關切）擁護加農，他們之所以這樣幹，不是因為他的官僚傾向，卻是因為他雖有官僚傾向而仍然擁護他的，那這意思就是說他有某些其它的德性，遠超過他個人的缺點。這是一個嚴肅的黨員將說的話。而我的意見覺得他是對的。
反對派的領袖們為使他們的抱怨與控訴有所依據，便舉出了許多不相關聯的插話與故事來，這些事情在每一黨內都可以舉至幾百與幾千件，而大半的例子，都不能客觀上加以證實的。反對派文件中的故事部分，我極不願加以批評。不過有一件小事，我想以參加者及證人的資格發表一點意見。反對派領袖們驕傲地敘述著：加農及其一派怎樣無批評與不經考慮地便輕易接受了過渡要求的綱領。這裡是我在1938年4月15日關於該綱領的製作寫給加農的一些話：
「我們已送給你過渡綱領草案與關於工黨的一個簡短聲明。如果你不來墨西哥，那我永不能寫出這個綱領草案，因為在討論過程中，我知道了許多重要的事情，它使我更加明確與具體……」夏克曼完全知道這些情形，因為他是那次討論的參加人之一。
謠言，個人的猜度，與簡單的咬耳之談，毫無用處，只能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中佔有重要位置，這班人不是為黨的紐帶所聯繫，而是由個人的關係，他們那圈子裡完全沒有養成以階級立場處理事情的習慣。人們交頭接耳地傳說：來訪問我的人全是多數派的代表，又說我被他們欺蒙，以致不明真相。親愛的同志們，不要相信種無意識的話吧！我用以採集政治情報的方法，是與我一般工作的方法一樣的。對情報的批評態度，乃是每一政治家政治面貌的一個有機部分。假使我竟不能分別假的與真的報道，那我一般的判斷還有什麼價值？
我個人所認識的屬於阿本派的同志，不下20人。其中有幾個，我很感激他們對於我工作之友誼的幫助，而且我認為他們全體，或差不多全體，都是有價值的黨員。但同時我一定要說，他們中間每一人的特徵，多少帶有小資產階級環境的氣氛，缺少階級鬥爭的經驗，且在某種限度以內，缺少與無產階級運動之必要的聯繫。他們正面的特點使他們與第四國際相聯結，他們反面的特點則把他們束縛於一切派別中最保守的那一個。
論「官僚保守主義」的文件（見《內部生活》第二卷，第6號，12頁，1940年1月）抱怨道：「一種『反知識的』與『反知識分子的』態度，喋喋不休地向黨員宣傳。」這個論據是用一根頭髮拉進來的。成問題的不是那些完全跑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知識分子，而是想把我們的黨轉入小資產階級折衷主義立場上去的那些分子。那同一文件聲明道：「一種『反對紐約』組織的宣傳在進行著，實質上是投合那不健全的偏見。」（見上引文件）此地所指的是什麼偏見？顯然是反猶太人主義。如果我們黨內有反猶主義或其它種族偏見的存在那必須進行無情的鬥爭，用公開的打擊而不是用含糊的暗示反對它們。但是紐約猶太知識分子與半知識分子的問題，是一個社會的而不是民族的問題。在紐約有極多猶太人的無產者，但阿本的小組織並不建築在他們身上。這一派的小資產階級分子至今已證明不能找尋到猶太工人之路。他們以自己的環境自滿。
歷史上不止一個例子──更正確些說，歷史上不曾有相反的例子──說明政黨從一個時期轉入次一時期時，那些過去曾起過進步作用的分子，證明不能及時地適應於新的任務，他們便在危險之前更親密地聯結起來，暴露出他們不是正面的，而是差不多完全反面的特點。這正是今天阿本派所起的作用，它以夏克曼串演新聞記者的角色，以盤納姆作理論的智囊。夏克曼固執地說：「加農知道把『阿本問題』注入此次討論中是怎樣的虛偽。他和每一個消息靈通的黨領袖與許多黨員同樣地知道：至少在過去幾年中，並沒有『阿本派』那樣東西的存在。」讓我放肆地說一句，這裡如果有人歪曲實情的話，那便是夏克曼自己。我注視美國支部中內部關係的發展，大約有10年了。紐約組織的特殊組成及其所起的特殊作用，對我是比其它任何事物更加清楚，夏克曼也許能夠記得，還當我在潑林吉卜島的時候，我就動全國委員會從紐約及其小資產階級空談家的空氣，搬一個時期到外省的工業中心去。來到墨西哥之後，我得到了更加認識美國生活，更加熟習英語的機會，又幸虧北方朋友們之時常來訪，所以對於各派的社會成分與政治心理，獲得了一幅更生動的圖畫。根據三年來我親身與直接的考察，我斷定阿本的派別是不斷地，穩定地（如果不是「機動地」）存在著。
阿本派的成員，只要你有一點兒政治經驗的話，那不僅由他們的社會特性，而且從他們對一切問題的觀察法，都可以容易認出來的。這些同志們老是形式上否認他們派別的存在。有一個時期，他們中間某些人確實想溶解於黨中。但他們企圖做到這一層所採用的方法，乃是加害自己，而在一切緊要的問題上，他們對黨都以集團的立場出現。他們對於原則問題，特別是對改變黨的社會組成這個問題所感到的興趣，遠不如他們對於上層拉攏，個人衝突，與一般在「總部」發生的事情所感到的興趣。這就是阿本的一派。我堅決地對這些同志中的許多人提出警告：沉湎於這種不自然的生活，一定要使他們遲早遭遇到新的派別衝突的爆發。
反對派的領袖們譏諷地與輕蔑地說到加農派的無產階級的組成：在他們的眼中，這一偶然的「細節」並沒有重要意義。如果這態度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輕蔑加上盲目，又是什麼呢？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上，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實行分裂的那次大會，幾十個代表中只有3個工人，這3人都屬於多數派。孟什維克取笑列寧，因他說這事實具有偉大的象徵意義。孟什維克自己解釋那3個工人之所以採取這一立場，由於他們政治上的「不成熟」。但事實大家知道，結果證明列寧是對的。
如果我們美國黨的無產階級部分「政治上是落後的」，那麼政治上「先進」者的第一個任務就應該提高工人們的政治水平。但為什麼目前的反對派不能設法去接近這些工人呢？為什麼他們把這工作讓「加農私黨」去幹？這裡包含著什麼意思？是工人不足以贏得反對派的垂青呢？還是反對派不適於接近工人呢？
如果說黨的工人部分是十全十美的，那當然是蠢驢。工人們只是逐漸地達到明顯的階級意識。職工會老是創造一種文化的媒介物，來促成機會主義的偏向。在次一階段上，我們不可避免地將碰到這個問題。黨將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的那些職工運動家：在教育方法上遷就於無產階級中較落後的階層，切莫轉變成對職工會保守官僚之政治上的遷就。每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每次黨的隊伍之增加，與黨的工作方法的複雜化，總是不僅開闢新的可能性，也發生新的危險。工會工作者，甚至那些在最革命的學校中訓練出來的，常能發生一種企圖脫離黨的控制的傾向。不過，在目前，這完全不成問題。在目前，非無產階級的反對派，背後拖著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青年，在企圖修改我們的理論，我們的綱領，我們的傳統──而這一切又都是那樣輕率地幹著，並為更加方便起見，順便反對著「加農的私黨」。在目前，對黨的不敬態度並非由職工運動者，而是由小資產階級反對派分子表示著的。正為要在將來不讓職工運動者背離黨，現在必須堅決地斥責這些小資產階級反對派分子。
更不允許忘記的是：這些在職工會中工作的同志的真實的與可能錯誤，反映著目前美國無產階級的壓力。這是我們的階級。我們不準備在它的壓力之前投降。但這壓力同時昭示我們以自己主要的歷史道路。另方面反對派的錯誤反映著另一個異階級的壓力。在思想上與那一階級相決裂，乃是我們未來成功的基本條件。
反對派關於青年的論辯錯誤之極。當然，如果爭取不到無產階級青年，革命黨便不能發展。但麻煩的在於我們所有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小資產階級青年，而且帶著不少社會民主黨的，亦即機會主義的歷史。此種青年的領袖們具有無疑的德性與能力，但是，唉，他們曾在小資產階級拉攏勾結的精神中受了教育，假使他們不能積極地脫出他們習慣了的環境，假使他們不被送到工人區中，不冠以煊赫的頭銜而在無產階級中進行日常的「齷齪」工作，他們便可能永遠脫離了革命運動。在青年問題上，也和在其它所有問題上一樣，夏克曼不幸採取了錯入骨髓的立場。
是停止的時候了！
夏克曼的思想，從一個錯誤的出發點已墮落至何種程度，可以從這個事實中看出來：他把我的立場描寫為對於「加農私黨」的袒護，他曾幾次反覆說著這樣的事情，說我在法國也同樣錯誤地支持了「莫林尼哀私黨」。一切事都變成為我對於某些個人或派別的擁護，完全與他們的政綱無關。莫林尼哀的例子只是加濃了霧氣。我將試行加以消散。莫林尼哀的罪惡不是脫離我們的政綱，而是他的不守紀律，專橫，以及用各種冒險方法，獲得經濟來幫助黨和他的派別。只因莫林尼哀是一個很有力的人，且無疑地具有實際行動能力，所以我認為不僅為了莫林尼哀本人的利益，而首先又為了組織本身的利益，必須盡一切可能的方法用無產階級的紀律精神，說服他與重新教育他。因為他的許多敵對者具有他所有的缺點，而沒有他的一個優點，所以我竭力勸他們不要急於和他分裂，而要一再予莫林尼哀以試驗。正是這個用意，使我在我們的法國支部的少年時代，採取了「袒護」莫林尼哀的立場。
對那些盲進的，或不守紀律的同志採取忍耐態度，並一再努力用革命精神來從新教育他們，這是絕對必要的，同時這個方法我決不是應用於莫林尼哀一人。我曾幾次企圖使下列的人更接近黨並拯救他們：德國的柯脫·朗陶，費爾特，惠斯堡，奧國人佛來，法國人脫朗脫，以及其它許多人。在許多情形中，我的努力證明為沒有結果；在少數場合中，它卻挽救了好些有價值的同志。
無論如何，我不曾對莫林尼哀做了絲毫原則的讓步。當他決定以「四個口號」，而不是以我們的政綱作基礎來辦一種報，並獨立地執行這個計劃時，我是堅決主張把他立即開除的人中之一。但我不願隱匿這個事實，即在第四國際的成立大會上，我又一次地贊成給莫林尼哀及其一派在第四國際範圍內以試驗的機會，看他們是否承認了他們政策的錯誤。這一次，那企圖又無結果。但如在適當的條件之下，我並不放棄重新進行這種努力。在莫林尼哀的最凶狠的敵對者中，如凡裡根與斯尼夫裡脫諸人，一旦跟第四國際分裂之後，便能與莫林尼哀聯合起來，這是最古怪的。
有計多熟悉我的文獻的人，曾友誼地責我浪費這麼多時間，來說服「無希望」的人。我回答道：我曾很多次看見人怎樣隨環境而改變，因此我不預備根據於少數，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便宣佈他是「無希望的」。
當我清楚地知道了夏克曼正在驅他本人與黨中的一部分人進入死巷之時，我便寫信給他說，假使我有這個機會，那我將立刻坐一架飛機，飛往紐約，以便同他一次討論72個小時。我問他願否設法讓我們弄到一起。夏克曼不回我信。這完全是他權利以內的事。將來那些熟悉於我的文獻的人，也許會說我給夏克曼的信是一個錯誤步驟，會和我過分固執地「袒護」莫林尼哀的「錯誤」，一起引征的吧。他們是不能叫我信服的。在目前條件之下要形成一個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乃是一個極度困難的任務。犧牲原則來追求個人，自然是一種罪惡。但是用盡一切可能方法來替我們的綱領爭回一些傑出的然而是錯誤的同志，我認為，現在還是認為是我的責任。
從夏克曼那樣文不對題地加以利用的職工會討論中，我引征列寧的話，夏克曼是應該銘記於心的：「一個錯誤往往開始是小的而逐漸增大。不同意見總是由微末開始。任何人有時總要受點小創，但假使這小創影響開去，可以成為致命的疾病。」列寧在1921年1月23日說了這樣的話。要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犯的多些，有些人少犯些。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責任不是不要固執錯誤，不要置野心於事業的利益之上，而在於及時停止。這是夏克曼同志止步的時候了！否則，那個業已釀成潰瘍的抓傷，是能夠變成壞疽的呀。
L．托洛茨基。
1940年，1月24日，考約奧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