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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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捨曼·斯坦利

    A Letter to Sherman Stanley

    1939年10月22日

    親愛的斯坦利同志:
    我耽擱了幾天才回復你10月11日的來信。

    (1)你說在俄國問題上「不可能有嚴重的分歧或爭論」。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對全國委員會——也就是對其多數派——發出嚴厲的警告呢?全國委員會的少數派認為這個問題至關重要,迫在眉睫,足以在戰爭爆發時激起一場討論了,你不應該用自己的想法去取代他們的想法。

    (2)你認為我的陳述與沙赫特曼同志的陳述不矛盾,我不能同意你。矛盾涉及到兩個基本要點:
    (a)蘇聯的階級性質
    (b)保衛蘇聯
    關於第一個問題,沙赫特曼同志提出了疑問,這表明他否認舊的判斷,卻又推遲作出新的判斷。一個判斷被他放棄了,但他又沒有拿出新的判斷來,革命政黨是不能在這樣的模稜兩可中間活下去的。在保衛蘇聯或新的佔領區抵禦希特勒(或英國)的進攻的問題上,沙赫特曼同志提議用革命推翻斯大林和希特勒。這抽像的公式意味著否定了在具體情況下的保衛蘇聯。我試圖在一篇新文章中分析這個問題,這篇文章已於昨日經空郵寄給全國委員會了。

    (3)我完全同意你所說的只有經過嚴肅的討論才能澄清問題,但我認為,靠同時就多數派的和沙赫特曼同志的聲明進行表決,無助於這必要的澄清。

    (4)你在信中聲明主要的問題不在於俄國問題,而在於「黨內體制」。差不多自我們美國運動存在的一開始以來我就經常聽到這種指責。形式有些變化,組織也有些變化,但總是有一些同志依然反對「體制」。例如他們反對打入社會黨(不用老去翻他們的舊賬了)。然後,就立刻變成了這樣:「主要問題」不是打入社會黨,體制才是。現在這套路又在俄國問題上重現了。

    (5)我個人認為,對我們黨的整個發展來說,打入社會黨是有益的行動,而確保了這個做法的「體制」(或領導層)是正確的,而當時代表了停滯傾向的反對派是錯誤的。

    (6)現在,在戰爭剛開始時,在俄國問題上出現了一個針鋒相對的新反對派。這關係到我們在至少十年時間內經過無數次論戰、辯論、討論而形成的綱領的正確性。我們的決定當然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黨的領導人產生了懷疑——僅僅只是懷疑而已,那在他把問題提交黨之前——不是以準備好了的新的判斷的形式,只是以懷疑的形式——他有義務先通過新的學習或在黨的領導機關內的討論,澄清自己的觀點。當然從黨的章程的觀點上來說,任何人,即使是政治委員會的成員都有權利這麼做,但我認為,這樣來使用這種權利,並不是一種合理的方式,對改善黨的體制並沒有助益。

    (7)過去我經常聽到同志們對整個全國委員會的指責——它缺乏首創精神等等。我不是全國委員會的代理人,而且我相信很多本來應該做的事情被它忽略了。但每當我堅決要求提出具體的指責時,我常常發現,他們對自己當地活動的不滿、對自己缺乏首創精神的不滿,變成了對全國委員會的指責,在他們看來,全國委員會就應該是全知全能的神。

    (8)在目前情況下全國委員會被斥為「保守主義」。我認為全國委員會的基本職責,是在新的綱領性決定出來之前,維護舊的決定。我認為這種「保守主義」是由黨本身的自衛本能所決定的。

    (9)最近在這兩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同志們對「體制」表示不滿,而在我看來這是錯誤的政治態度。體制必須是正確政策的工具而不是錯誤政策的工具。當他們的政策的錯誤已經顯而易見時,它的倡議者常常傾向於說關鍵不在於這個具體問題,而在於總的體制。在左派反對派和第四國際發展期間,我們數百次反對這種偷換。當費雷肯[1]、斯內夫利特[2]、甚至莫利尼耶[3]因他們所有的不同意見而遭到批判時,他們都聲稱第四國際的真正問題不在於某個決定,而是它的糟糕的體制。

    (10)我不想拿我們美國黨的目前的反對派的領導與費雷肯、斯內夫利特之流進行絲毫類比。我非常清楚反對派的領導都是非常稱職的同志,我真誠地希望我們能以最友好的方式繼續合作。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一批個人追隨者的支持下,在黨的發展中每一新階段都要犯相同的錯誤,這個事實讓我不禁擔心起來。我認為在目前的討論中,必須分析這種行為,黨的總體輿論必須對這種行為進行嚴厲批評,黨現在有重大的任務要完成。
    致以最熱烈的同志式的問候

    CRUX[托洛茨基]

    附:鑒於我在信中談及了全國委員會的多數派和少數派,特別是少數派沙赫特曼同志的決議這一事實,我寄上一份這信的副本給坎農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


    註釋

    [1] 若爾日·費雷肯(Georges Vereecken)(1896-1978) 1930年代比利時左派反對派的一個宗派領袖。——譯者

    [2] 亨德利庫斯·斯內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3日——1942年4月13日),化名馬林(Maring),曾當過鐵路工人,活躍於社會民主工黨(第二國際荷蘭支部)和鐵路工會。1913年至1918年生活在荷屬東印度,1914年幫助建立了荷屬東印度社會民主協會(Indische Sociaal-Democratische Vereeniging,印尼共產黨的前身),1916年脫離社會民主工黨,參加了社會民主黨(荷蘭共產黨的前身),1918年返回荷蘭後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受共產國際委派到中國,幫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返回荷蘭後,脫離了荷蘭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成立了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 Partij),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曾一度接近第四國際,但後來參加了倫敦局。納粹德國佔領荷蘭後,他成立了地下抵抗組織馬克思—列寧—盧森堡陣線(Marx-Lenin-Luxemburg Front),1942年4月被捕,4月13日在阿梅爾斯福特(Amersfoort)集中營英勇就義。——校對者注

    [3] 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 第四國際法國支部領導人,1935年因違反黨的決定遭開除。——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