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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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工人」黨

    1940年8月7日

    問題依你之見,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的政治分歧,是否已經大到了足以使分裂成為正當的程度?

    托洛茨基:對這個問題,也應該辯證地、而非機械地來考慮。「辯證法」這個重要的字眼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要用發展的、而不是靜止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我們實際分析一下雙方的政治分歧的話,就可以說分歧沒大到導致分裂的地步,但如果他們呈現出了背離無產階級、轉向小資產階級圈子的傾向,那同樣的分歧就會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如果他們同不同的社會群體發生聯繫,那分歧就會具有不同的份量。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事實是,儘管多數派採取一切措施避免分裂,少數派還是與我們分裂了。這表明了他們內心的社會情緒,他們覺得自己已經不可能再和我們在一起了。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傾向,而不是無產階級傾向。如果你要想最新的證據,德懷特·麥克唐納的文章就是極好的例子。

    首先,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特徵是什麼?參加革命黨並不是義務,但既然入了黨,就得嚴肅地對待黨。既然我們敢於號召人民用革命來改造社會,我們就肩負著重大的責任,我們必須謹而慎之地看待這一責任。而我們的理論又是什麼呢?僅僅是行動的工具嗎?這些工具就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因為到現在我們都沒找到更好用的工具。工人對工具並不抱幻想——如果有了最好的工具,他就會小心對待。他不會拋棄這些工具,或是去要求得到荒唐的、並不存在的工具。

    伯納姆就是個勢利書生。他加入了一個黨,隨後拋棄它,又加入了另一個黨。工人可不會這麼做。如果他加入了革命黨,對著人們演講,號召他們行動,就像正在打仗的將軍一樣——一個指揮部隊作戰的將軍必須懂得要把部隊帶去哪裡。要是有個將軍說,他的槍炮不好用,發明出更好的槍炮恐怕要等上十年,所以在此之前大家還是先解散回家吧——對這種人你會怎麼看?。這就是伯納姆的理由。所以他拋棄了黨。但失業者仍在,戰爭仍在。這些事情不可以拖延下去。所以伯納姆不過是在拖延自己的行動而已。

    德懷特·麥克唐納並不勢利,只是有點蠢。我先引用幾句他的話:

      「要做個對社會有用的知識分子,就不能自欺欺人,不能明知是假幣而又把它當成真幣收下,在危機時期不能忘記過去數十年學到的東西。」

    很好,一點也不錯。我再抄幾句:

      「我們必須以懷疑精神和獻身精神——懷疑一切理論、政府和社會制度;獻身於群眾的革命鬥爭——來直面這疾風暴雨的年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證明自己是知識分子。」

    這就是所謂的「工人」黨的一個領導,他自認為不是無產者,而是「知識分子」。他自稱懷疑一切理論。

    我們通過研究、通過建立科學的方法——即馬克思主義——來迎接這場危機。危機來臨了,麥克唐納先生卻說什麼「懷疑一切理論」, 除了他自己那套可疑的理論之外,他並沒有提出什麼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卻大談獻身革命。沒有了理論,我們怎能開展工作??群眾鬥爭是什麼,革命是什麼?整篇文章的觀點是模糊不清的,能容忍這樣的人當領導的黨,不是嚴肅的黨。

    我再次引用:

      「那這頭野獸(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呢?托洛茨基堅持認為,它不過是波拿巴主義的類似現象,一個小集團操縱一個階級與另一個階級相鬥,以此維持自己的權力,因此給了國家政權一種暫時自治的特徵。但這些現代極權政權不是臨時性的情況;它們已經徹底改變了經濟和社會結構,它們不僅操縱著舊的形式,還摧毀了其內在的活力。納粹官僚是新的統治階級嗎?如果是的話,那法西斯主義是不是可與資本主義相提並論的新社會形式?事實看來並非如此。」

    他在這裡創造了一套新理論,給法西斯主義下了新定義,但他不過是希望我們懷疑一切理論罷了。所以他也會對工人說,他們用什麼設備和工具是無關緊要的,但對工作必須要有獻身精神,工人會對這種話報以何種激烈的言辭,我可以猜得出來。

    這正是失望沮喪的知識分子的特徵。他預見到了戰爭和可怕的時代就在眼前,他看見了失敗和犧牲,所以他膽怯了。他開始散播懷疑論,且仍然以為懷疑論能與革命獻身精神相一致。只有在確信革命是合理的、可行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培養出獻身革命的精神。沒有可行的理論,就無法讓人確信這一點。鼓吹懷疑理論的人是叛徒。

    我們通過另外的因素來分析一下法西斯主義:

    1.法西斯主義與舊的波拿巴主義的相同因素在於,它們都利用了階級之間的對抗,來使國家政權獲得最大的獨立性。但我們從來都強調指出,舊式的波拿巴主義出現在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社會,而法西斯主義則是衰落時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國家政權。

    2.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企圖在不消滅私有制的同時,克服並逾越新科技與私有制之間的矛盾的嘗試。它是法西斯主義的「計劃經濟」。它是挽救私有制同時遏制私有制的企圖。

    3.現代新技術帶來的生產力,與民族國家的有限疆界產生了矛盾。舊的民族國家的疆界無法束縛住新技術,法西斯主義為了逾越這種矛盾,企圖克服它。結果就是戰爭。我們已分析過所有這些因素。

    德懷特·麥克唐納會像伯納姆一樣拋棄黨,可能因為他是一個可憐的懶漢,行動來得遲些。

    伯納姆曾一度被認為是「好同志」。是的,在我們的時代裡,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使用每個有助於黨的知識分子。我曾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想把迭戈·裡維拉[1]挽留在我們的運動裡。每個國際都有這種經歷。詩人弗萊利格拉特[2]也是個跟裡維拉一樣反覆無常的人,他跟第一國際有過糾紛。第二、第三國際與馬克西姆·高爾基有過糾紛。第四國際與裡維拉有糾紛。在這幾個事例當中,他們都與我們分道揚鑣了。

    當然,伯納姆曾經與我們的運動有過更密切的關係,但坎農對他表示懷疑。他能寫幾篇文章,在思考方面算是有點技巧,雖然思維欠缺深度,卻又是靈敏的。他能接受你的思想,對其加以發展,就你的思想寫幾篇好文章——然後就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作者能忘——但工人不會忘。不過,只要這種人能為我們所用,那也是挺好的,墨索里尼曾經也是「好同志」!

    科約阿坎D.F.
    1940年8月7日

    註釋:

    [1] 迭戈·裡維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畫家,1922年參加墨西哥共產黨,托洛茨基剛剛流亡到墨西哥時,裡維拉曾一度與他十分接近,但兩人最後還是分道揚鑣了。——校對者注

    [2] 費迪南德·弗萊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德國詩人,馬克思的好友,曾是革命民主派,擔任過《新萊因報》編輯,並曾加入過共產主義者同盟,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逐漸脫離革命運動。——校對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