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黨內來！

托洛茨基

（1940年2月21日）
紅色鐮刀 譯、龔義哲 校訂

親愛的同志們：

少數派的領導至今仍未對我方提出的理論或政治爭論做出任何回應。多數派的文章裡已經揭露出了少數派自身論點的自相矛盾。現在反對派的領導好像已走向了游擊戰：這就是其他許多被打敗的敵人的命運。A·戈德曼同志2月12日的通函，恰好體現出了反對派這種新方法的特點。麥克唐納^[1]同志對我發表在《自由報》上的文章進行的魯莽多於理智的攻擊，便是這場新戰爭的最奇怪的例子之一。你們可以看出來，他在這篇文章中沒有找到對蘇維埃國家的矛盾性質及紅軍的「進步作用」所做的分析。帶著他編輯《黨派評論》和分析喀琅施塔得叛亂時顯示出來的同樣邏輯，他發現我「實際上」是個少數派，一個沙赫特曼分子，或麥克唐納分子，至少當我在資產階級報刊上發言時顯得如此，而我的相反發言——對斯大林主義的投降——只有在為了幫助坎農的時候，才會發表在內部公報上面。麥克唐納同志的發現，說得更直白點，就是：當托洛茨基想要迎合資產階級公眾輿論，使自己受《自由報》的讀者歡迎時，他就像沙赫特曼那樣寫作，而且差不多像麥克唐納那樣寫作；而當他對黨說話時，他便成了極端的反少數派。《黨派評論》對精神分析還挺感興趣的，允許我自己說一句，如果這份雜誌的編輯願意對自己做一下精神分析的話，他就會認識到自己揭示了自己的潛意識。

沒有人要求少數派在每一篇文章、每一次演講中分析蘇維埃國家的矛盾性以及紅軍的矛盾作用。我們要求他們理解這種性質和這種作用，要求他們在每一場合充分應用這個理解。我那篇文章講的是斯大林的政策，而不是對蘇維埃國家的性質。有人匿名在墨西哥資產階級報紙上發文，聲稱「通過托洛茨基身邊的消息來源」，斷言我贊成斯大林的國際政策，正試圖與斯大林和解。我不知道這樣的文章是否也會出現在紐約的雜誌上。顯然，墨西哥報紙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重複了麥克唐納及其同夥對我提出的所謂我向斯大林主義投降的可怕指控而已。為了避免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出版物錯誤地使用黨內討論，我將文章投給《自由報》，揭露斯大林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根本不是對蘇維埃國家性質的社會學分析。我寫的是我在那時覺得更為迫切的東西。政治不是在任何場合都要把大家都知道的東西講一遍，而是要在特定的場合講出必要的東西。因此，我可能會與反對派的一些主張一致，但少數派這些跟我們一致的主張，不過重複我們早已表達過的思想而已，而在麥克唐納出現前，我們就已經千百次地表達過這些思想了。

但我們將轉到更嚴肅的問題上。阿伯恩同志給我的信非常明顯地表明了他想要分裂。他作出的辯護同時也是可悲，可恥的：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溫和的詞語。如果「坎農小集團」在大會上成為多數派，你們就會看到，這將使得阿伯恩和他的同夥淪為公民。所以他阿伯恩更喜歡有自己的地位，他在這個位置上會成為韋斯伯德、菲爾德和奧勒爾^[2]民中的頭號人物。誰能決定黨內不同「公民」的地位？黨自己來決定。黨如何能得出決定？經過自由討論。這次討論是誰先發起的？是伯恩和他的同夥。有誰限制他們使用自己的筆和嘴沒有？在哪裡？根本沒有。從阿伯恩的信中看來，他們並未成功說服黨。比這更壞的是：在黨和國際看來，他們讓自己出醜丟臉了。他們都是有價值的人，所以這是非常可惜的。現在他們只能通過在黨內進行刻苦嚴肅的工作才能重建他們的威信。這需要時間、耐心和毅力。但阿伯恩好像失去了根據第四國際的原則來說服黨的希望。分裂傾向是一種臨陣脫逃。所以這是可悲的。

可恥的還有這麼一種潛在的念頭，它是小資產階級分子對無產階級多數派的輕蔑：我們都是這麼優秀的作家、演說家、組織家，而他們這些沒教養的人卻認識不到我們的價值，我們最好還是建立屬於我們這些高尚靈魂的同盟。

在第三國際內，我們曾使盡全力，力圖作為一個思想流派或派別組織存在下去。他們迫害我們，他們剝奪了我們的一切合法表達的途徑，他們捏造了最壞的污蔑，在蘇聯他們逮捕並槍殺我們的同志，——儘管如此，我們仍不想脫離工人。直到最後一絲可能喪失之前，我們都將自己視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派別。儘管有著第三國際的墮落的極權官僚，我們一直都是這麼認為的。第四國際是世上唯一的革命組織。我們沒有職業官僚。我們的「機關」沒有強制手段。對每個問題的決策、對每個同志的評價，都要通過最徹底的黨內民主手段來進行。如果黨的多數派成員犯錯了，少數派遲早可以教育他們。如果不是在下一次大會上，那就在大會之後教育他們。少數派可以吸收新的成員入黨，將自身轉變成多數派。所需要的只是對工人有點信心，對工人能被反對派領導的信心感染抱有一絲希望。但少數派的這些領導卻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裡面製造了歇斯底里的急躁氛圍。他們迎合資產階級的公眾輿論，卻不想讓自己趕上第四國際發展的腳步。他們的急躁源自其階級性質，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工人群眾的輕蔑的另一面。所以阿伯恩表達的分裂傾向才是如此可恥！

阿伯恩同志的評論，和他的觀點一樣，都是在怨恨的驅使下做出的。而在政治上，個人怨恨是一種可惡的情感。我確信阿伯恩的態度和他的分裂目標只能使反對派的每一位可靠成員產生反感。回到黨來吧，同志們！阿伯恩的道路是條死胡同。除了第四國際的道路之外，無路可走。

註釋：

^[1] 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1906-1982）《黨派評論》的創始人，記者和供稿人。1939年加入社工黨。在1940年的分裂中支持少數派。隨後放棄馬克思主義。1940年代任《政治》編輯，後為《紐約》撰稿。——譯者

^[2] 奧勒爾（Hugo Oehler，1903-1983）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領導了1935年的宗派主義分裂。1934年，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與馬斯特領導的美國工人黨合併，形成了合眾國工人黨。1937年整一年裡，合眾國工人黨在「打入」這個策略上展開激烈爭論，最終，由坎農，沙赫特曼和伯納姆領導的多數派取勝，工人黨決定打入美國社會黨；由奧勒爾為首的少數派拒絕這個結果，分裂了出去，組織了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奧勒爾後來與托洛茨基決裂。該組織於上世紀50年代早期解散，而奧勒爾也漸漸湮沒無聞。——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