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工人黨內之小資產階級反對派

托洛茨基

　　我們必需以事物之正當名字來稱呼事物。現在在鬥爭中兩派的立場，已非常明白的決定了，我們必須說，中央委員會的少數人領導著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目前的反對派與社會主義運動內部之任何小資產階級集團一樣，其特點在於如下的特徵：輕視理論的態度和折衷主義的傾向；不尊重他們自己組織的傳統；不求客觀真理而渴求個人的「獨立」；神經質代替一貫性；容易從一個立場跳到另一個立場；不瞭解革命的集中主義且仇視它；最後又傾向於以派系的聯繫和個人關係來代替黨內紀律。當然，並不是反對派的全體成員都以同等的程度來表現這些特徵。但是，在一個混雜的聯盟裡，它的色彩照例是由那些最遠離馬克思主義及無產階級政策的人顯露出來的。一個長期和嚴重的鬥爭分明在我們前面。我並不企圖在這篇文章內把問題談盡，但我想把它的一般特徵扼要的說一說。

理論的懷疑主義與折衷主義

在《新國際》1939年1月號內，盤納姆和夏克曼同志發表《退卻中之知識分子》這篇長文。這篇文章雖然包含許多正確觀念和適切的政治評價，但被一個基本的缺點（假如不是大漏洞）所損害了。這篇文章，一方面駁斥那些無充足理由而自認為「理論」創建者的論敵，但另一方面它又故意不把問題提高到理論的最高點。本來，說明美國「急進」知識分子何以會接受沒有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沒有發條的鍾），是絕對必需的。這個秘密很簡單。再沒有別的國家比得上這個「無限機會」的國土那樣厭棄階級鬥爭的了。由於否認社會矛盾為發展的動力，逐致否認辯證法為理論思想界之矛盾的邏輯。正如在政治方面，人們以為借聰明的三段論法便能使每人都相信一個「公正」政綱的正確性，而社會也能經「合理的」手段來改造一樣，在理論方面，人們也彷彿業已證明似的認為那降低到「常識」水準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已足以解決一切問題了。

實驗主義，這一唯理主義與經驗主義之混合物，已成了美國的國家哲學。麥克思·依士特曼的理論方法論根本上和亨利·福特的方法論沒有什麼不同──兩者都是從一個「工程師」的觀點（依士特曼則是柏拉圖式的）來觀察現代社會。目前人們對辯證法的輕視態度在歷史上可簡單借這一事實來說明，即，麥克思·依士特曼之流的祖父和曾祖母都用不著靠辯證法來征服領土和發財。但時代已經改變，而實驗主義哲學也恰好和美國的資本主義一樣，已進入了一個破產的時期。

上述一文的作者們沒有指出，不能也不願指出哲學與社會的物質發展之間的這種內在關聯，並且他們坦白地說明為什麼不指出。

　　「本文的兩個執筆者，」他們談到他們自己，「他們對辯證法唯物論的一般理論的評價是完全不同的，他們中有一個接受它而另一個則拒絕它……這樣的情形沒有什麼奇怪。雖然理論無疑是往往採取這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與實踐相關聯，但這一關聯並非一成不變地是直接或密切的：而且我們在前面已說過一次，人類的行為通常是不一貫的。本文的兩個作者，大家都覺得另一位作者在『哲學理論』與政治實踐之間就有某種這樣的不一貫性，這個不一貫性在某個時候，可以造成決定的具體的政治異見。但現在尚不致如此，且任何人也沒有證明：同意或不同意辯證法唯物論的學理便必然影響到今天和明天的具體政治問題──而政黨，政綱和鬥爭就以這些具體問題為根據。我們都希望往後或有更多閒空時，在較為抽像的問題上也可以達到一致。此刻有的是法西斯主義和戰爭及失業。」

這種非常奇怪的理由有什麼意義呢？因為有些人有時借一個壞方法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又因為有些人常常借一個正確的方法得出不正確的結論，因此……方法不大重要的。我們有更多閒空時，就來考慮一下方法，但現在我們有別的事情做。請設想一下，假如一個工人向他的工頭抱怨他的工具壞，他得到這個回答：用壞工具也能夠做出好生活，許多人用好工具也只是浪費材料，這個工人會發生什麼反響呢？我恐怕這個工人，尤其是假如他是做計件工的，一定用一句非學院的話來答覆這個工頭。工人要對付倔強的，頑抗的材料，這迫使他去賞識完善的工具，而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呢，──唉！──卻用一時的觀察和淺薄的概括來做他的「工具」，直到重大事變打到他的頭上才罷休。

要求每一個黨員埋頭於辯證法的哲學的研究自然是無生氣的迂腐。但一個已經有過階級鬥爭訓練的工人，會從他自己的經驗中獲得一種辯證法思想的傾向。他即使不知道這個名詞，他也易於接受這一方法及其結論的。談到一個小資產階級，事情就壞得多。當然，也有一些小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有機地聯繫在一起，他們不用經過內心的革命便贊成無產階級的觀點。但這些分子只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少數。談到那些經過學院式教養的小資產階級，事情就兩樣了。他們的理論上的偏見，在學校攻讀時已得到完成的形式了。因為他們不借辯證法之助便能夠獲得許多有用和無用的知識，他們便相信沒有它也能夠終生過得很好。實際上，他們之用不著辯證法，只有當他們不從理論上檢查、琢磨、和砥礪他們的思想工具之時，又只有當他們不在實際上和他們的日常關係的狹窄圈子破裂之時。一碰到大事變時，他們便很容易迷失方向並重新退回到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中去。

拿「不一貫性」來辯護一個無原則的理論聯盟，就等於證明自己是一個不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一貫性不是偶然的，在政治上它並非僅僅表現為個人的特徵。不一貫性通常盡一種社會的作用。有一些社會集團是不能一貫的。在一個工人政黨裡面，那些尚未擺脫陳舊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便一貫被迫而和他們自己的良心作理論上的妥協。

上面援引的論調表明了夏克曼同志對辯證法的態度是怎樣，這態度除了稱之為折衷的懷疑主義之外便不能有別的稱呼。顯然的，夏克曼並不是在馬克思學校中，而是在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傳染了這種態度，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一切形式的懷疑論都是合胃口的。

警告和證實

那篇文章使我驚怪得很，因而我立即寫信給夏克曼同志說：「我剛已讀過你和盤納姆寫的論知識分子的文章。許多地方是優美的。但關於辯證法的部分是你個人以《新國際》編輯的資格，給多馬克思學說的最大打擊。盤納姆同志說，『我不承認有辯證法』，這是清楚的，而且無論什麼人都得承認它。但你說，『我承認有辯證法，但不要緊；它沒有一點子重要。』請你把你寫的話再讀一遍吧。這一段話可怕地使《新國際》的讀者迷失方向，而且是送給依士特曼之流的最好的禮物。好吧！我們公開來談這件事吧。」

我的信是在1月20日，即在目下爭論之前數月寫的，夏克曼一直到3月5日才作答覆，他答說，他無法瞭解我對這件事何以這樣大驚小怪。3月9日我用如下的話來答覆夏克曼：「我絲毫沒有排斥和反辯證法者合作的可能性，我只是認為和他們合寫一篇文章，而在這篇文章中，辯證法的問題又佔著，或應該佔著一個極重要的地位的，殊不妥當罷了。這次辯論在兩方面發展：政治的和理論的。你們的政治的批評是對的，你們的理論批評卻不夠；它恰好在正該進攻的地點上停下來了。即是說，你們的任務在於指出他們的錯誤（在理論的錯誤的範圍內）是他們不能也不願意辯證地徹底思考事物的產物。這件工作之完成，能夠得到極認真的教育上的成功。但你卻不這樣做，你倒還聲明辯證法是一件私人之事，且說一個人沒有辯證法思想也能成一個很好的人。」夏克曼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和反辯證法者盤納姆聯合，他就不能夠指出依士特曼，胡克和其他許多人何以從反對辯證法的哲學鬥爭開始，終於走到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鬥爭。但這一點正是問題的實質啊。

目前黨內的政治爭論已採取較之我所能預期的，或更正確的說，較之我所能擔心的更無比尖銳的形式，證實了我的憂慮和警告。夏克曼方法論上的懷疑主義在蘇維埃國家性質的問題上，產生了它的可憐的果實。盤納姆近來開始根據他的一時印象，純粹經驗地想出一個非無產階級又非資產階級的國家，連帶取消了馬克思主義把國家視為階級統治機關的學說。夏克曼則出乎意外的採取一個逃避的立場：「這個問題，你瞧，應加以更進一步的考慮哩。」而且，蘇聯的社會學的定義對我們的「政治任務」，即對夏克曼和盤納姆完全一致的「政治任務」，沒有任何直接和實時的重要性。讀者們試再參閱一下這些同志關於辯證法所寫的東西吧。盤納姆拒絕辯證法。夏克曼似乎接受，但……這個天賦的「不一貫性」卻容許他們在共同的政治結論上一致。他們每一個人對蘇維埃國家性質的態度絲毫不爽的再生產他們對辯證法的態度。

在兩個場合中，盤納姆都做了主角。這一點並不足奇：他持有一個方法──實驗主義。夏克曼沒有方法。他遷就盤納姆。他雖然不替盤納姆的反馬克思主義觀念負全部責任，但他在哲學方面和社會學方面同樣辯護他和盤納姆結成反馬克思主義觀念的進攻性的聯盟。在兩個場合，盤納姆都表現為一個實驗主義者，而夏克曼則為一個折衷派。這個例子，卻有這一點無價的利益，即，盤納姆和夏克曼在兩個不同的思想平面和兩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所採的立場前後如出一轍，這件事就是連那些對純粹理論思想毫無經驗的同志也覺得刺目。思想方法可以是辯證法的或庸俗的，自覺的或不自覺的，但它總是存在著而且自行暴露於世。

去年一月，我聽到我們的作者說：「但是現在並非，且任何人也尚沒有證明：對較為抽像的辯證法唯物論的學理意見一致與否，便必然影響今天或明天的具體政治問題……」任何人也還沒有證明！還不到幾個月功夫，盤納姆和夏克曼就親自證明，他們對辯證法唯物論這一「抽像」所取的態度，精確的表現在他們對蘇維埃國家的態度中了。

不錯，我們必需指出這兩個例子之間的差別是頗為重大的，不過這個差別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理論性的。在兩個場合，盤納姆和夏克曼都站在拒絕和半拒絕辯證法的基礎上形成一個聯盟。不過在第一個例子中，這個聯盟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敵的。在第二個例子中，這個聯盟卻是結合來反對他們黨內的馬克思主義派的。可以說，軍事活動的戰線已改變了，但武器仍是一樣。

一點也不錯，人們往往是不一貫的，但人類的意識卻傾向於某種劃一性。哲學和邏輯不得不依存於這種人類意識的劃一性，而並非依存於這種劃一性所缺乏的東西，即不一貫性。盤納姆不承認辯證法，但辯證法卻承認盤納姆，即，它支配著他，夏克曼以為辯證法對政治結論是無關重要的，但在夏克曼本人的政治結論中，我們卻看出他對辯證法採取輕蔑態度的悲慘的結果。我們應該把這個例子采入辯證法唯物論的教本中。

去年有一個年輕的英國政治經濟學教授，第四國際的同情者來訪問我。當我們談論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和手段時，他突然以凱恩斯之流的態度流露出英國功利主義的傾向：「必須決定一個清楚的經濟目的，選擇最合理的手段來實現它」，云云。我說：「我認為你是一個辯證法的反對者。」他帶點驚奇地答道：「對的，我看不出它有什麼用場。」「但是，」我答覆他道，「辯證法卻使我能夠根據你對經濟問題的寥寥幾點見解，斷定你屬於那一類哲學思想──光是這一點就證明辯證法多少總有幾分價值。」雖然從此以後我已接不到我這位訪客的半點消息，但我一點不懷疑：這位反辯證法的教授持有這一見解，即，認為蘇聯不是一個工人國家，無條件保衛蘇聯是一個「過時」的見解，我們的組織方法是壞的等等。如果根據某人與具體的實際問題的關係能夠斷定他一般的思想形態，那麼，假如已知某人的一般的思想形態，也能夠大略預測他如何處理這一個或另一個實際問題的。這就是思想的辯證方法的無比的教育價值。

唯物辯證法ABC

像蘇瓦林之類的腐敗的懷疑主義者以為「無人懂得」辯證法是什麼東西。但也有誠惶誠恐地向蘇瓦林叩頭，希望向他學點東西的「馬克思主義者」。而這些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躲在《現代月刊》中。不幸得很，蘇瓦林主義的趨尚也存在於社會主義工人黨目前的反對派中。在這裡我們就必需警告青年同志們：當心這種毒害的傳染！

辯證法即非虛構亦非神秘主義，而是關於我們各種思想方式的一種科學，因為它不僅限於處理日常生活問題，而且還企圖瞭解更複雜更延長的過程。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關係類似於高等和初等數學間的關係。

我想在這裡採取最簡略的方式，扼要說明這個問題的內容。亞里士多德的簡單的三段論法的邏輯從這個命題出發，即，「A」等於「A」。這假設被認為公理，代表無數實際人類活動及基本概括。但實際上，「A」並不等於「A」。假如我們用透視鏡來觀察這兩個字母，這一點是易於證明的──它們互相大有不同。但人們可以反駁說，問題並不是這些字母的大小或形式，因為它們只是同等份量（比方，一磅糖）的象徵。這種反駁是不得要領的；實際上一磅糖從沒有等於一磅糖──一架更精確的天秤往往發現其中差異。人們又可以反駁說：但一磅糖卻等於它自己。這也不是真確的──一切物體在體積、重量、顏色等方面是不斷變化的。它們從來不等於它們自己。一個詭辯家將回答說，一磅糖「在某一定時機」是等於它自己的。這一「公理」的極端可疑的實際價值姑置不談，它也經不起理論的批判。我們實際上怎麼設想「時機」這個名詞呢？假如它是時間的一個無限小的間隔，那麼一磅糖便在這個「時機」的過程中遭逢不可避免的諸般變化。否則難道這個「時機」是一個純粹數學的抽像，即，一個時間的零嗎？但每一件東西都存在於時間中；而存在本身又是一個不斷轉變的過程；因此時間是存在的一個基本要素。這樣，「A」等於「A」這個公理就表示：假如一件東西不變，即，假如它不存在，它便等於它自己。

初看起來，這些「微妙之點」似乎是無用的。實際上它們具有決定意義。「A」等於「A」這個公理，一方面彷彿是我們一切認識的起點，一方面也是我們認識中一切錯誤的起點。要想應用「A」等於「A」這個公理而不犯錯，只有在某種界限之內才有可能。當「A」的量的變化對眼前的任務尚無足輕重時，我們可以認定「A」等於「A」。例如一個買者和一個賣者觀察一磅糖時所採取的方法就是如此。我們觀察太陽的溫度也是一樣。最近以前，我們也採取同樣的方法來觀察完美的購買力。但量的變化超過某種限度便轉變成為質的變化。一磅糖受了水或火油的作用便不復為一磅糖。一個美元落在一個總經理的懷裡便不復為一個美元。在適切的時機，決定量轉變為質的決定點是各方面知識（包括社會學）的最重要和困難的工作之一。

每一個工人都懂得製造兩個完全相等的東西是不可能的。把軸承銅製為圓錐軸承，這些圓錐體是容許有某些差異的，但這差異不得超過某一定的限度（這就叫做容許差異額）。遵照容許差異額的標準，這些圓錐體可以視為相等（「A」等於「A」）。當超過了容許差異額時，量便轉變為質；換言之，這些圓錐軸承便成為次貨或完全無用。

我們的科學思想只是我們的一般實踐（包括技術）之一部份。概念也有「容許差異額」的，確立這個「容許差異額」的，不是由「A」等於「A」這一公理出發的形式邏輯，而是由凡物皆經常變化這一公理出發的辯證法邏輯。「常識」的特質便在於它有系統地超過辯證法的「容許差異額」。

庸俗的思想把資本主義，道德，自由，工人國家等這一類的概念當作一些固定不移的抽像拿來便用，以為資本主義等於資本主義，道德等於道德等。辯證法思想則在一切事物和現象的不斷變化中來分析一切事物和現象，並按照這些變化的物質條件來決定那個極限，超過這個極限，則「A」不復為「A」，一個工人國家不復為一個工人國家。

庸俗思想的根本缺點就在於它情願滿足於某一實體的不動的印象，而這一實體卻是永恆運動的。辯證法思想借助於較親切的近似，校正，具體化，而給概念以一個豐富的內容和彈性；我甚至還要說它給概念以一種永遠新趣的性質，這一性質在某一程度上使它們切合活生生的現象。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而是在發展的某一定階段上的某一定的資本主義。不是一個一般的工人國家，而是受帝國主義包圍的落後國度中的某一工人國家等等。

辯證法思想與庸俗思想的關係無異於一套活動影片與一個靜止的照片的關係。活動影片並沒有排斥靜止的照片而是按照動的法則把它們一系列的連貫起來。辯證法並沒有拋棄三段論法，而只是教我們按照一種足以令我們更親切地瞭解那永恆變化的實體的方法來連結三段論法。黑格爾在他的「論理學」裡，確立一系列的法則：量變為質，通過矛盾的發展，內容與形式的衝突，連續性之中斷，可能性變為必然性等，這些法則對於理論思維，正好似簡單的三段論法對於較為初步的工作一樣的重要。

黑格爾寫作於達爾文及馬克思之前。虧得法國革命給了思想以強有力的推動，黑格爾才預料了科學的一般運動。但因為它只是一種預料（雖然出之一個天才之口），它從黑格爾方面獲得一種觀念論的性質。黑格爾把意識形態的映像當作終極的實體拿來使用。馬克思指出這些意識形態的映像的運動只是反映物體的運動。

我們稱我們的辯證法為唯物論的，因為它的根基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我們的「自由意志」的深處，而是在客觀的實體，在自然中。意識生自無意識，心理學生自生理學，有機世界生自無機界，太陽系生自星雲。在這把發展梯子的所有梯級上，量的變化轉變為質的變化。我們的思想，包括辯證法的思想，只是表現物質變化的形式之一。在這一系統中，無論上帝，或魔鬼，或不死的靈魂，或法律與道德的永恆標準，通通沒有插足之餘地。思維的辯證法從自然的辯證法中生長出來之後，它便保有一種徹底的唯物論性質。

達爾文主義說明物種的進化乃由量的轉變進入質的轉變，這一學說是辯證法在整個有機物質世界中的最大勝利。另一個大勝利就是化學元素的原子重量表以及一種元素向另一元素轉變的發現。

與這些轉變（物種，元素等）有密切關聯的分類問題，在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中有同等重要。林奈（按Linnaeus乃瑞典著名植物學家──譯者）的體系利用物種的不變性為其出發點，它只限於按照植物的外表性質來說明和分類植物。植物學的孩提時代與邏輯的孩提時代相類似，因為我們的思想方式也是發展的，像每一件有生之物一樣。只有斷然拋棄固定物種的觀念，只有研究植物及其形體結構的進化的歷史，才準備了一種真正科學分類法的基礎。

馬克思與達爾文不同，他是一個自覺的辯證法者，他發現人類社會一種科學分類的基礎，就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作為社會有機體結構的所有權的關係結構。馬克思主義以一種唯物辯證法的分類來代替庸俗的敘述式的社會和國家的分類，這種庸俗的分類甚至直到如今尚盛行於各大學中。只有運用馬克思的方法才能夠正確的決定工人國家的概念及其塌台的時刻。

照我們看來，所有上面的說法並沒有包含半點「玄學」或「學究式」，像妄自尊大的無知之徒所一口咬定的一樣。辯證法的邏輯表現當代科學思想中的動的法則。反之，反對唯物辯證法的鬥爭則表現一個老遠的過去，小資產階級的保守主義，大學堂墨守成法者的自大以及……對來世的一線希望。

蘇聯的性質

盤納姆同志給蘇聯下個定義為「非工人亦非資產階級的國家」，這一個定義純然是消極的，脫離歷史發展的連鎖的，懸在半空中的，沒有一點子社會學氣味的，而且只是表示實驗主義在一個矛盾的歷史現象之前，作理論上的投降。

假如盤納姆是一個辯證法唯物論者，他一定已考慮過下面三個問題：（一）蘇聯的歷史起源是什？（二）這個國家在其存在期間已發生了什麼變化？（三）這些變化已由量的階段轉到質的階段了嗎？即，它們已產生了一個歷史上必需的新的剝削階級的統治了嗎？要答覆這些問題，一定迫使盤納姆去得出這個唯一可能的結論來──蘇聯仍然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

辯證法並不是一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魔術式的萬能鑰匙。它不能代替具體的科學的分析。但它卻引導這一分析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保障它不致毫無結果地流浪於主觀主義與煩瑣哲學的荒漠中。

勃朗諾·R把蘇維埃和法西斯政制，一同放在「官僚集體主義」的範疇之中，因為蘇聯、意大利和德國統統受官僚統治，這裡那裡都有計劃的原則，在一個場合中，私有財產已取消了，在另一場合中則受限制等等。因此他根據不同根源，不同比重，不同階級意義的某些外部特徵的相對類似性來建立諸社會政制的基本同一性，這完全在傚法資產階級大學教授的精神，這些教授們一點也不考慮一下各國的階級性質，便建立「統制經濟」，「中央集權國家」等範疇。勃朗諾及其信徒，或為盤納姆之類的半信徒，在社會分類方面，頂多也不過停留在林奈的水準上，但我們應該提明一下，林奈也有其辯解的地方：他是活在黑格爾、達爾文和馬克思之前的。

甚至更糟糕和更危險的，恐怕就是那些折衷派，他們發表這一思想，即，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是「不要緊」的，我們的政策的方向，乃取決於「戰爭性質」。彷彿戰爭是一件獨立的，超社會的事情似的；彷彿戰爭性質不是取決於統治階級的性質，即，取決於國家性質所由決定的同樣社會因素似的。真奇怪，有些同志在事變的打擊之下多麼容易忘記馬克思主義的ABC啊！

那些拒絕辯證法思想的反對派理論家們，悲慘的投降於蘇聯的矛盾的性質之前，並不足奇。但是，革命所奠定的社會基礎與革命墮落所產生的等級性質之間的矛盾，不僅是一個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而且還是一個動力。在我們推翻官僚的鬥爭中，我們自己就以這一矛盾為根據。同時有些極左派則走到極度荒謬的地步，他們堅持認為：為了推翻波拿巴寡頭統治，必需犧牲蘇聯的社會結構！他們一點也不猶疑一下，蘇聯減去了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會結構就等於一個法西斯政制。

進化論與辯證法

盤納姆同志也許要抗辯說，進化論者的他，對於社會及國家形式的興趣並不下於我們辯證法者。我們不打算爭論這一點。自達爾文以來，每一個有教養的人，都自稱為「進化論者」。但一個真正的進化論者必須要把進化的觀念運用到他自己的思考方式上面。初等邏輯成立於進化觀念尚未發生的時期，拿它來分折進化的過程分明不夠。黑格爾的邏輯就是進化的邏輯。不過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進化」的觀念本身已完全為大學教授及自由派作家們所敗壞和閹割，變成了和平「改進」的意思。無論誰，如果他已懂得進化乃通過衝突力量的鬥爭而實現；變化的緩慢的累積，到了某一定時機便衝破舊殼而產生一個激變，即革命；又無論誰，如果他已終於學會把進化的一般法則通用到思維本身上面，他就是一個辯證法者，即，有別於庸俗進化論的辯證法者。辯證法頭腦的訓練之於革命家，正如指法練習之於鋼琴家一樣必需，辯證法頭腦的訓練要求把一切問題當作過程，而不是當作不動的範疇來處理。但庸俗的進化論者之承認進化，通常僅限於某一定的範圍，他們在其它一切問題中則滿足於「常識」的平凡性。

美國的自由派已容受蘇聯的存在，更精確的說，已和莫斯科官僚相和解，他們相信至少在德蘇協定之前相信整個蘇維埃政制是一個「進步的東西」，又相信可惡的官僚的特徵（「它們之存在是非常自然之事！」）將逐漸蛻變，而和平的和無苦楚的「改進」便因此得到保證。
一個庸俗的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把蘇聯當作一個整體來看，不懂得它的內在的矛盾和動力，在這一點上，他和一個自由的「進步派」相像。等到斯大林和希特勒訂立同盟，入侵波蘭，現在又入侵芬蘭，這些庸俗的激進派奏凱了；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兩種方法之同一性證實了！但是當那新當局號召人民去沒收地主和資本家的財產時，他們便陷入困境──因為他們一點也沒有預見這一個可能性呀！與此同時，那種用官僚軍事手段來實行的社會革命政策，卻不僅沒有擾亂我們的辯證的蘇聯定義（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而且還給了這一定義以最無可爭辯的確證。小資產階級反對不去利用這一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勝利來繼續鼓動，他們卻開始以有罪的輕率態度來高呼：事變已駁倒我們的診斷了，我們的陳舊公式已不能適用了，新說法是必需的。什麼說法？他們自己也尚未決定呢？

保衛蘇聯

我們開始談哲學，後來又談到社會學，我們已經弄清楚，在這兩個領域內，反對派的兩個領導人物，一個已採取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另一個則採取折衷派的立場。假如我們現在觀察一下政治，尤其是保衛蘇聯的問題，我們將發現同樣大的驚奇在等著我們。

反對派發現我們的「無條件保衛蘇聯」的公式，即我們的政綱的公式，是「模糊的，抽像的，和過時的（？）。」可惜他們沒有講明白，他們準備在未來什麼「條件」之下來保衛革命的勝利品。為了至少使他們的新公式獲得點意義，反對派企圖把事情說成彷彿直到如今，我們都「無條件」保衛克里姆林宮政府使用紅軍和格別烏的國際政策似的。什麼事都弄成顛倒了！實際上，我們好久就已沒有保衛克里姆林宮的國際政策，甚至有條件的保衛也沒有了，尤其是自從我們公開宣佈必需借暴動來推倒克里姆林宮專制制度以來，更是如此！一個錯誤的政策不僅妨害現時的工作，而且還迫使人們不真實地描寫他自己的過去。

在上面摘引的刊於《新國際》上的那篇文章裡，盤納姆和夏克曼聰明的把那一個失望的知識分子集團稱為「絕望者的聯盟」，而且不斷追問，假如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發生軍事衝突，這個可憐的聯盟將採取什麼立場。「因此，我們趁這個機會，」他們寫道，「要求胡克，依士特曼和黎昂斯在保衛蘇聯以抵抗希特勒或日本──或英國進攻的問題上，發表不含糊的聲明……」盤納姆和夏克曼並沒有提出任何「條件」，他們並沒有列舉出任何「具體的」情形，而且同時他們還要求一個「不含糊的」答覆。「……這個（絕望者的）聯盟也一樣不採取一個立場呢，抑或宣佈中立呢？」他們往下寫道，「一言以蔽之，它是否在帝國主義進攻中保衛蘇聯，而不顧和不管斯大林主義政制呢？」（旁圈是我加的）。這段引語的確是令人驚奇！而且這正是我們的政綱所宣佈的啊。盤納姆和夏克曼於1939年1月贊成無條件保衛蘇聯，且極正確的把無條件的意義解釋為「不顧和不管斯大林主義政制」。而且這篇文章的寫成是在西班牙革命經驗已經完全明白的時候。加農同志說，斯大林主義在西班牙的作用較之在波蘭和芬蘭的作用更帶無可比擬的罪惡。加農同志說這句話時是絕對正確的。在第一個場合，官僚用絞手的方法絞殺了社會主義革命。在第二個場合，它卻用官僚的方法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盤納姆和夏克曼自己也那樣突如其來的轉到「絕望者聯盟」的立場去呢？什麼原故呢？夏克曼超抽像的援引「事變的具體性」來解釋，但我們不能認它為解釋。不過我們也並不難找出一個解釋，克里姆林宮之參加西班牙共和軍方面，受到了全世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擁護。斯大林在波蘭和芬蘭的行為卻碰到這同一民主派瘋狂貶責。不管反對派的公式如何刮刮叫，它恰好就是「左傾」小資產階級情緒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內的反映。這一事實不幸是無可爭辯的。

「我們的論敵」，盤納姆和夏克曼談及那個絕望者聯盟，寫道，「非常自負，他們自信他們在貢獻一點什麼『新鮮』東西，他們在『按照新的經驗來重新評價』，他們『不是』那些拒絕重新檢討其『基本假設』的『教條主義者』（『保守派』吧？──托）云云。多麼可憐的自欺啊！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暴露任何新的事實，貢獻關於現在或未來的任何新的瞭解。」奇妙的一段話！我們是否要給他們的「退卻中之知識分子」一文新增一章呢？我願意和夏克曼合作……
像盤納姆和夏克曼這樣無條件效忠於無產階級運動的超卓人物，竟因為那些「絕望者聯盟」的並不令人害怕的先生們而受驚以至於此，那裡能夠啊！我們在純粹理論的平面上來解釋，盤釋，盤納姆之所以至此就在於他的不正確的方法，而夏克曼則在於他的蔑視方法。正確的方法不僅使我們容易得到正確的結論，而且因為把每一個新結論和先前的結論連結成為一條依次相繼的鏈子，故這些結論便緊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假如憑經驗主義方法來做出政治結論，假如宣佈不一貫性是一種好處，那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體系便一定為印象主義所代替──從許多方面看來，這種印象主義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性。事實的每一次新轉變都出乎這位經驗主義──印象主義者的意外，迫得他忘記自己昨天所寫的東西，而且在新的思想尚未浮現於他的腦際之前，便生出瘋狂的對新公式的渴望。

蘇芬戰爭

反對派對蘇芬戰爭問題做了一個決議案。這個文件恐怕略加更改就是堡爾德派（意大利極左派──譯者），凡勒金（比利時極左派──譯者），史尼維萊（荷蘭工黨領袖──譯者），維納·布勞克威（英國獨立工黨領袖──譯者），馬爾稜·比維特（法國工黨領袖──譯者）之流都能夠副署的，但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卻絕不會署名。這個決議案因為單獨拿蘇維埃官僚的特徵及「入侵」的惟一事實來做根據，所以沒有一點社會內容。它把芬蘭和蘇聯放在同樣的平面上，且毫不含糊的「譴責、排斥和反對兩國政府及其軍隊」。但是這個決議案已驚覺有點不大妥當，於是突如其來的，沒有任何連貫的補加這句話：「在運用（！）這一遠景時，第四國際當然（這個『當然』多麼奇怪！）要計及（！）芬蘭和俄國的不同的經濟關係。」真是字字珠璣！我們的「具體」愛好者心目中的「具體」情形，就是軍事情勢，群眾情緒，和第三，相反的經濟制度。至於怎樣「計及」這三種情形，這個決議案一點暗示也沒有。如果反對派在這次戰爭中同等反對兩國政府及其軍隊，它又怎樣「計及」軍事形勢與社會制度的不同呢？這件事確實是令人難於捉摸的。

因為斯大林派的不成問題的罪惡，該決議案為了懲罰他們，竟傚法各種各式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句話也不提到紅軍在芬蘭沒收大地主及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準備沒收資本家財產。

明天斯大林派將窒死芬蘭工人。但現在他們正在給──他們迫得要給那個採取尖銳形式的階級鬥爭以驚人的推動。反對派的領袖們並非根據那些正發生於芬蘭的「具體」過程，而是根據民主的抽像和高尚的情感來建立他們的政策。

蘇芬戰爭分明開始要由一個內戰來補足，在這個內戰中，紅軍在某一定的階段上發現自己和芬蘭的小農和工人站在同一陣營，而芬蘭軍隊則博得有產階級，保守的工人官僚及盎格魯·撒克遜帝國主義者的支持。紅軍在芬蘭窮苦人民中喚起的希望，除非國際革命來干涉，將證明是一個幻想，紅軍與窮苦人民的合作只是暫時的，克里姆林林宮不久就要掉轉它的武器來反對芬蘭工人和農民。我們現在完全知道這一點而且我們公開的把它當做一個警告說出來。但在這個正發生於芬蘭領土上的「具體的」內戰中，第四國際的「具體的」戰士，必須採取什麼「具體的」立場呢？假如他們在西班牙不顧斯大林派正在窒死社會主義革命這一事實，參加共和軍陣營作戰，他們在芬蘭更應該參加那個陣營，即斯大林派迫得贊助剝奪資本家的那個陣營。

我們的革新家用暴烈詞句來掩蓋他們見解的漏洞。他們把蘇聯的政策稱之為「帝國主義的」。這是對科學的大貢獻！從今以後，財政資本的外交政策和消滅財政資本的外交政策通通叫做帝國主義。這一點將很有意義的幫助工人去明瞭事實真相，和幫助工人的階級教育！但同時──會有人，比如那位很輕率的史坦萊，大叫一聲──克里姆林林宮在德國支持財政資本的政策呀！這一反駁的基礎，是用一個問題代替另一個問題，使具體化為抽像（這是庸俗思想的通常錯誤）。

假如希特勒明天迫得要輸送武器給暴動的印度人，革命的德國工人應當用罷工或怠工來反對這一具體行動嗎？恰恰相反，他們必須保證暴動者盡可能早點得到武器。我們希望這一點對史坦萊是明白的。但這個例子純然是假設的。我們之引用它為的是證明，即使是一個財政資本的法西斯政府在某種情狀之下也可能被迫去支持一個民族的革命運動（為了企圖於第二日絞殺它）。希特勒在任何情形之下也永遠不會支持一個社會主義革命，譬如法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至於克里姆林林宮，它在現在卻迫得，而且這不是一個假設而是一種真實的情形，在芬蘭喚起社會革命運動（為了企圖於明日在政治上絞殺它）。僅僅因為某一社會革命運動為克里姆林宮所喚起，損害，同時絞死，便把它包括在帝國主義這一包羅萬象的名詞範圍內，這只是證明人們的理論和政治的貧乏而已。

我們必須補說一句，把「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加以誇張，甚至連標新立異的誘惑性也沒有。目前不僅「民主派」，就是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也把蘇聯的政策形容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目的是很明白的──他們想抹殺資本主義的與蘇維埃的擴展之間的社會矛盾，隱匿財產問題，借此而幫助真正的帝國主義。夏克曼等人的目的是什麼呢？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術語上的標新立異，客觀上已把他們引離第四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術語，而且使他們接近「民主派」的術語。這個情形，唉，又是證明反對派對小資產階級輿論壓迫的極度敏感。

「組織問題」

人們開始從反對派隊伍中愈來愈頻繁的聽說：「俄國問題本身沒有任何決定的重要性，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改變黨制。」改變黨制，我們必須懂得，其意思就是改變領導，或更精確的說，取消加農及其親密合作者的指導職務。這些喧嚷的聲音證明：反「加農派」鬥爭的傾向，先於夏克曼等藉以說明其立場轉變的「事件的具體性」。同時這些聲音提醒我們想起過去一連串的反對派集團，這些集團在不同的時候發動鬥爭。而且當原則的基礎在他們腳底下崩陷時，他們便趕快轉向所謂「組織問題」──這種情形和莫林尼哀（法國教派主義者，已被第四國際開除──譯者），史尼維萊，凡勒金及其它許多人一樣。這些先例，雖然不大愉快，但要想置之不問，卻是很困難的。

但如果以為鬥爭轉向「組織問題」單純表示派別鬥爭中的「手段」，那就不正確了。不，反對派的內心感覺到（雖然亂糟糟，卻是實在的）：這次爭論不僅涉及「俄國問題」，而且涉及一般政治問題（也包括建立黨的方法）的全部處理。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

我們在上面也曾企圖證明，這次爭論不僅涉及俄國問題，而且尤其涉及反對派的思想方法，這一方法有其社會的根源。反對派受小資產階級情緒和傾向所左右。這就是整個問題的本質。

我們在盤納姆（實驗主義）和夏克曼（折衷主義）的例子中非常清楚的見到另一階級的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我們之所以不考究其它領袖，比如阿本同志，那就是因為他通常不參加原則的討論而自限於「組織問題」方面，但這並非表示阿本沒有重要性。恰恰相反，我們可以說，盤納姆和夏克曼是反對派的玩票者，而阿本則無疑是一個職業反對派。阿本（也只有他）有他自己的傳統集團，這集團從老共產黨內生長出來，又在「左派反對派」獨立存在的頭一個時期內結合在一道。所有其它懷著各種不同批評和不滿的理由的人都加入這個集團。

在一個黨內，任何認真的派別鬥爭往往最後分析起來就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多數派從開始就斷定反對派在意識形態上依賴小資產階級。反之，反對派卻正因為它的小資產階級性質，甚至連想也不想尋出敵方的社會根源。

反對派發動一個嚴重的派別鬥爭，這個鬥爭現在在最嚴重的關頭癱瘓著黨。如果認為這樣一個鬥爭能有置辯之餘地且不受無情的貶責，那就必須有極認真和深刻的根據。在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看來，像這樣的根據只能有一種階級的性質。在他們發動他們的猛烈鬥爭之前，反對派的領袖們不得不自己反問一下這個問題：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人反映什麼非無產階級的階級影響呢？可是反對派一點也沒有想過要把不同的意見加以這樣的階級評價。他們只看到「保守主義」，「錯誤」，「惡劣方法」，以及同樣的心理學上的，智慧上的，和技術上的缺憾。反對派對敵對一派的階級性質並不感興趣，這正好似他們對蘇聯的階級性質不感興趣一樣。光是這件事就足以證明反對派的小資產階級性質及學院式的迂腐和新聞記者的印象主義。

為了瞭解什麼階級或階層反映於派別鬥爭中，我們必須從歷史上研究一下兩派的鬥爭。反對派中有些人堅持認為目前的鬥爭和舊日的派別鬥爭「沒有絲毫共通之點」，這一點再度證明他們對他們自己黨內的生活採取淺薄的態度。反對派的基本核心就是三年前團結於毛斯特和史辟托周圍的核心。多數派的基本核心就是一貫團結於加農周圍的核心。在領導人物中，只有夏克曼和盤納姆已從一個營壘轉入另一營壘。但這些個人雖然重要，他們的轉變並沒有改變這兩個集團的一般性質。我不打算考究這一派別鬥爭的歷史關聯，我介紹讀者參考一下的瑟夫·韓生那篇處處精妙絕倫的文章：《組織方法和政治原則》。

假如我們減去每一樁偶然的，個人的和插話的事情，假如我們把目前鬥爭中的集團還原為他們的基本政治形態，那麼，無疑的，阿本同志反對加農同志的鬥爭，已成了最持久的鬥爭了。在這一鬥爭中，阿本代表一個宣傳家的集團，從它的社會成分來看，這個集團是小資產階級集團，是靠陳舊的個人關係統一起來的，而且差不多有一種家族的性質。加農代表那處於形成過程中的無產階級黨。在這一鬥爭中，歷史的正義──無論犯下什麼差錯和錯誤均與此無關──完全在加農方面。

當反對派的代表們大聲疾呼：「領導破產了」，「診斷已證明不確」，「事變出乎我們意外」，「必需改變我們的口號」，他們說出所有這些話時，他們卻不花一點氣力去認真徹底的想一想這些問題，他們根本就成了黨的失敗主義者。這種可悲的態度就是這個舊宣傳家集團在新任務和黨的新關係之前的憤懣和驚嚇的表現。個人結合之感情溺愛不願向義務和紀律心示讓。黨的當前任務就是打破舊的派系結合以及把過去宣傳家的最好成分溶合於無產階級黨中。必須把這樣一種黨的愛黨主義精神加以發展，即要叫每一個人都不敢說：「事實上不是俄國問題，而是我們覺得在阿本領導之下將比之在加農領導之下較為舒服和愉快。」

我個人並不是昨天才走到這個結論的。我和阿本集團中人談話時，已幾十次百次的表示過它。我一直都著重指出這個集團的小資產階級成分。我堅執而且三番四次地提議把那些已證明不能替黨徵集工人的小資產階級同路人，由黨員資格改為候補黨員。後來的事變證明私人的信件，談話和忠告並無一點結果──人們罕有從別人的經驗中學習的。黨的兩個層次間，及其發展的兩個時期間的衝突，升到表面上來，而且採取一種猛烈的派別鬥爭性質。現在留給我們的工作，只是清楚明確地向美國支部及整個國際組織貢獻一個意見而已，俄國一句俗諺說得好，「友誼是友誼，但義務是義務。」

下面這個問題有可能提出：假如反對派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傾向，不是表示再統一下去已不可能了麼？那麼怎麼使小資產階級傾向和無產階級傾向相和解呢？像這樣提出問題，是片面地，非辯證地，又因而是錯誤地下判斷。在目前的爭論中，反對派已清晰的表現它的小資產階級特徵。但這並不是說反對派就沒有其它特徵了。反對派大多數成員都深深盡忠於無產階級運動且都能夠學習。他們今天雖和小資產階級環境結合，但明天他們也能夠和無產階級結合。不一貫的人在經驗的影響之下也能夠變得更一貫。等到黨包容數以千計的工人時，連職業的小組織家也能夠靠無產階級的紀律精神來重新教育自己。為了做到這一步，必須給他們以時間。正因為這樣，所以加農同志提議保障這次討論不致受到任何分裂、開除等威脅，這是絕對正確和妥當的。但是，這一點也一樣無疑的，即，假如整個黨採取反對派的道路，它就要遭受完全的毀滅。目前的反對派不能給黨以馬克思主義的領導。目前中央委員的多數派，比之少數派更堅定，更嚴肅，更深刻的表現黨的無產階級任務。正因為如此，多數派把鬥爭引向分裂是沒有半點好處的──正確的思想將要勝利。反對派的健全分子也不能希望分裂──這去的經驗非常清楚的證明，一切種類不同的臨時苟合的團體，從第四國際分裂出去，便宣判自己永無出息並且要解體。正因為如此，我們對下一次黨大會可以毫不擔心。它將排斥反對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標新立異而保障黨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