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艾伯特·戈德曼的兩封信

Ⅰ
1940年2月10日

親愛的戈德曼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2月5日的來信。如果我把阿伯恩關於分裂的言論公佈出來，那是為了刺激阿伯恩同志和其他反對派領導作出明確而不含糊的聲明——要讓反對派說出自己在分裂問題上有什麼打算，而不是去指責多數派領導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企圖。

我已聽到「二等公民」這個詞。我要問問反對派的領導：在他們把反對自己的派別稱作什麼「坎農小集團」或「保守官僚」的時候，難道不是想把這些派別變成二等公民嗎？我只想補充一點：極度敏感是每個小資產階級派別最突出的特徵之一。例如，我不知道沙赫特曼是否希望通過他的公開信使我成為二等公民。我只對他的思想感興趣，而不是他通過精神分析法做出的臆測。

我隱約覺得，反對派的領導被一連串的錯誤弄得驚慌失措，把他們自己都弄得歇斯底里了，為了讓自己相信自己的派別鬥爭歇斯底里是正確的，他們便歸咎於自己的對手，臆測對手正在用最陰險、最難以置信的陰謀來害他們。他們說我跟坎農通信是個幌子，對此我只能聳聳肩膀。

小資產階級歇斯底里症的最好療法是馬克思主義的客觀性。我們會繼續討論辯證法，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蘇聯的階級性質，戰爭的性質，我們這麼做並不是懷著挑起分裂的荒謬陰險的企圖，而是為了更正當的目標——說服黨內重要的一部分黨員，幫助他們從小資產階級立場走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

致以最熱烈的同志式的問候！

　　列·托洛茨基

Ⅱ
1940年2月19日

親愛的戈德曼同志：

少數派的大會只是一場全國性的黨團會議^[1]。這就是它自身不能表明形勢有根本性轉變的原因。這只是在同一道路上邁出新的一步，在分裂道路上邁出的很糟糕的一步，但並不必然會分裂。在分裂問題上，反對派內可能，甚至肯定有兩到三種傾向，而大會的目的就是統一這些傾向。在怎樣的基礎上統一起來？身處絕境之中的某些反對派領導，或許除了分裂之外看不到其它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派如果能為了黨的團結而積極介入，那些自覺分裂者可能就會更不好過。你們的黨團會議——最好是全國委員會或政治委員會的正式多數派——能否僅就這個問題（黨的團結）向克利夫蘭會議寫一封信嗎？在這麼一封信裡，我不會提出蘇聯性質問題和關於這場混雜的戰爭^[2]的性質問題，否則他們就會以為，留在黨內的前提條件是放棄自己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但根本不是這樣。他們是什麼樣的，你都得接受。如果他們對黨和第四國際有真正的獻身精神，他們會準備接受行動中的紀律的。

致以最誠摯的問候！

列昂·托洛茨基

註釋

^[1] 少數派於1940年2月24日至25日在克利夫蘭召開了他們派別的會議，在這次會上他們做出決議：黨內已存在著兩種不可調和的政治傾向，並提出要求：「在社工黨全國大會上，無論哪個派別成為少數派，黨都必須給予少數派出版自己的公開政治刊物的權利，少數派會在這份刊物上捍衛第四國際的總綱，同時也會以客觀的態度提出自己在有爭議的俄國問題上的特殊立場」。多數派拒絕了少數派的這些要求。——編者

^[2] the mixed war是指二戰，因為當時二戰既有西線的英法帝國主義和德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又有蘇芬戰爭，這兩個部分的性質其實是不同的，二戰並不是一場各處性質都一樣的戰爭，所以在這裡才說the mixed war，具體可參看曼德爾的《二次世界大戰、抵抗運動與托派》。——校對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