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十月革命已經過去一百年，但是布爾什維克黨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仍然是一個光輝的例子，展示了如果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在全世界上台，那麼在解決民族衝突中可以取得什麼成就
Rob Jones, Sotsialisticheskaya Alternativa（ISA俄羅斯支部）
在資本主義統治的21世紀，這個問題尤其迫在眉睫，蘇丹達富爾地區、剛果、中東的流血衝突時刻都在發生。在加泰羅尼亞（台：加泰隆尼亞）、蘇格蘭、愛爾蘭、比利時和其他地方，民族問題尚未得到滿意的解決。而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中亞和烏克蘭，民族問題都導致了殘酷的衝突。
車臣的兩次殘酷戰爭和對少數民族的待遇表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俄羅斯的統治精英與布爾什維克有着天淵之別。最近，在西伯利亞產油小鎮蘇爾古特（Surgut）發生了一次襲擊，一名年輕的穆斯林持刀血染一個購物中心。這顯然是種族主義國家政策和極右翼行動的結果。在那不久之前，防暴警察闖入該鎮的一家咖啡館，強迫那裡的年輕人剃掉鬍鬚，聲稱他們可能是瓦哈比派（註：遜尼派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相反，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竭盡心力地支持少數民族的權益。
語言問題
列寧可以說是走在了他時代的前面，他甚至批評日常語言當中的民族刻板印象，例如他反對用「霍霍爾人」（Khokhol）一詞來稱呼烏克蘭人。而今天，這個詞不僅仍在廣泛使用，甚至俄羅斯官方宣傳最近也啟用了這個詞，把烏克蘭描述為法西斯國家。
布爾什維克對語言問題非常敏感，採取有意識的步驟來支持少數民族語言。列寧反對將特定語言規定為「國語」，特別是這樣會歧視重要的少數語言使用者時。與這種作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前蘇聯境內的各資本主義的新政府紛紛嘗試限制俄語。這導致了1990年代摩爾多瓦的嚴重種族衝突、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的嚴重緊張局勢。在納扎爾巴耶夫總統統治的哈薩克哈薩克斯坦，每次發生社會衝突時，特別是扎瑙津市（Zhenaozen）石油工人罷工期間，他都依靠所謂的「民族愛國者」和「民族民主派」（右翼民族主義者）去嘗試限制俄語。烏克蘭當局只是威脅要限制俄語也足夠導致東烏克蘭衝突加劇。普京政府當時偽善地用保護俄語族群權利的借口來干預東烏克蘭，而現在卻說要停止撥款給俄羅斯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教學工作。這已經在韃靼斯坦等自治共和國引起不滿。
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
在歷史上大多數的情況中，布爾什維克黨都以支持各民族自決權為原則。在十月革命的幾天之內，他們就發表了《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與現代外交的做法不同，在現代外交慣例裡面，各方會用各種詭計技倆向自己人民掩飾其真實意圖。但這項革命宣言以清晰、透明和簡潔的文字表明：由於俄羅斯各族人民曾經遭受壓迫和虐待，因此，應當果斷且不可逆轉地立即禁止大屠殺、奴役和種族攻擊。它宣稱俄羅斯各民族應該享有平等和主權，俄羅斯各民族要有自決的權利，包括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廢除一切任何民族和宗教特權與限制，支持俄羅斯境內一切少數民族的自由發展。
這個宣言本身就與1917年二月革命后統治俄羅斯的不同政府採取的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工人、士兵和農民自發的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起義的群眾以為，推翻了沙皇，俄羅斯就會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不少人甚至覺得可以建立社會主義。但是現實是殘酷的。革命後上台的資產階級聯盟不僅拒絕讓俄羅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或是讓農民均分土地，甚至拒絕給予前沙皇帝國的各民族自由。例如，早在3月，新政府就向芬蘭發出命令，維持前沙皇在18世紀的定義，重新確認芬蘭仍然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7月，芬蘭眾議院通過一項決議，宣告只有它自身才有權「決定、確認和頒布法令，執行所有芬蘭法律，包括涉及財務、稅收和海關的法律」。俄羅斯臨時政府立刻就派遣了軍隊解散芬蘭議會。俄羅斯臨時政府規定，俄羅斯各族人民的權利問題將由一個制憲議會決定。但是，當臨時政府最終發表要向制憲會議提出的民族權利的立場時，他們很坦率地說，「俄羅斯是神聖不可分裂的」。
雖然從二月到十月統治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曾經暗示說新的「民主」包括各族人民的自由，但它從未兌現諾言。相對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新蘇維埃政府不僅公開宣告，而且也儘可能地履行各民族的自決權。蘇維埃政府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就承認了芬蘭獨立。緊隨其後的是支持烏克蘭、摩爾多瓦、立陶宛、愛沙尼亞、外高加索、白羅斯、波蘭和拉脫維亞獨立。儘管存在各種複雜和困難，而且這些新的獨立國家總的來說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而不是蘇維埃主義，但布爾什維克政府仍然尊重它們獨立的權利。
1917年的中亞，是帝國主義列強「大博弈」的戰場，當時仍基本沒有從封建社會走出來。儘管中亞算是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但一直由封建的可汗們統治，並沒有形成鞏固的民族。當地也幾乎沒有工人階級，充其量只有鐵路和基礎設施工人，其中大部分是俄羅斯族或是講俄語。幾十年來，當地精英迫於沙皇的武力服從其命令，因此他們將革命視為擺脫俄羅斯人統治的機會。布爾什維克盡其所能鼓勵該地區社會主義意識的發展和工人民主，但布爾什維克黨也承認當地的現實，並盡其可能向這些民族展示善意。
花剌子模（Khorezm，位於現在土庫曼斯坦境內）一直由當地可汗統治，直到1920年被紅軍支持的民眾起義推翻為止。新成立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承認花剌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為獨立國家，公開宣布放棄對花剌子模領土的所有主張，並與新國家建立自願的經濟和軍事聯盟。曾經屬於俄羅斯政府的所有財產和土地，以及行政機構都無償移交給了新政府。俄羅斯政府還對花剌子模政府提供了財政援助，用於修建學校、開展掃盲運動，修建運河、道路和電報系統。
波蘭
在遼闊的前沙皇帝國的彼端是波蘭。在1917年之前的一百多年裡，它一直被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帝國瓜分。隨着這些帝國在一戰結束時崩潰，革命在前沙皇帝國的土地上蔓延，波蘭人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新的局面中——波蘭人終於可以爭取統一獨立了。布爾什維克政府承認了「波蘭全國委員會」為波蘭的合法代表。
當時新的波蘭臨時政府是由時為波蘭社會黨領袖的畢蘇斯基所領導，其在群眾壓力下通過了8小時工作制、婦女投票權和免費教育。然而，畢蘇斯基突然宣布：「他乘坐社會主義的車，在叫做獨立的車站就下車了」。新政府很快地轉向打壓蘇維埃和工人委員會，逮捕共產黨人，並利用俄羅斯深陷內戰的機會企圖擴大領土。波蘭軍隊入侵立陶宛，並在西方列強的支持下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彼得留拉結盟，入侵烏克蘭並後來佔領了基輔。及后紅軍對波蘭進行了決定性的反擊，才迫使他們退回到華沙。儘管如此，列寧在與波蘭的和談中堅持：「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關於波蘭的政策不是因為暫時的軍事或外交優勢，而是因為絕對和不可動搖的民族自決原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自從波蘭國家成立的時刻起，就無條件地承認波蘭共和國的獨立和主權」。
列寧的鬥爭
列寧努力確保將「民族自決權」納入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他與羅莎·盧森堡的分歧是眾所周知的。羅莎·盧森堡認為這種要求偏離了階級鬥爭。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領導層跟她持有類似論點的還有卡爾·拉德克（Karl Radek）、尤里·皮亞托科夫（Yuri Pyatoko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人。
作為辯論的一部分，列寧鼓勵斯大林（台：史達林）寫本有關民族問題的小冊子，不過即使在這個早期階段列寧也已經發現有必要反對斯大林立場中的一些主張。他不同意斯大林對民族的僵化定義，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建基於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因為這個定義排除了許多民族，特別是猶太人的權利。列寧也不同意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19年提出的主張，要求各國工人階級享有自決權。他認為，在俄羅斯帝國中生活的許多民族，包括庫瓦什人、巴什基爾人、土庫曼人、吉爾吉斯人和烏茲別克人等，都生活在社會和經濟尚未發展的地區，他們還沒有機會發展階級，更遑論是發展階級意識了。然而，早在1918年，斯大林就在爭辯說「民族自決的口號已經過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之下」。1920年10月，斯大林開始主張對於邊疆地區脫離俄羅斯獨立的要求「必須拒絕，不僅因為這與在中央和邊疆地區之間建立聯盟的構想矛盾，而且主要是因為從根本上這與中央和邊疆地區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
不幸的是，持有這個立場的並非只有斯大林一人。二月革命爆發時，位於烏克蘭首都和工業中心基輔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只有200人，而且幾乎沒有組織。到10月，他們的人數達到800人。為響應二月革命，烏克蘭資產階級的菁英成立了「中央議會」（Tsentralnaya rada），作為「所有烏克蘭人的政府」，並主張自決權。但是，基輔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民族問題的重要性，說這是比階級鬥爭次要的問題。在參加全俄反對臨時政府的全面鬥爭時，他們放任中央議會去建國，包括建立政府機構和武裝部隊。十月革命之後，他們與孟什維克和崩得分子（註：Bundists，猶太民族的左翼運動）一起成立一個黨團，承認中央議會是合法政府，並宣布任何反對中央議會政府的作法必須「完全採用和平方式」。他們拒絕接受其他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黨員的立場，即「有必要與中央議會政府進行不妥協的鬥爭，絕不與之達成任何協議」。結果，中央議會政府保持了烏克蘭政府的強勢地位，而向烏克蘭蘇維埃革命的進程被推遲並大大削弱了，這導致烏克蘭的內戰情勢變得更為複雜與漫長。假如基輔布爾什維克採取了果斷的行動，那肯定不會這樣。
民族問題與紅軍
儘管在烏克蘭遇到了困難，但列寧的作法在確保蘇維埃政府取得內戰勝利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因為大多數白軍保皇派都反對任何民族自決。
在高加索地區，白軍軍閥鄧尼金（Deniken）明確表示，他反對給予少數民族權利，因為「俄羅斯是神聖不可分割的」。即使是那些原本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民族主義團體也普遍認為，既然布爾什維克承諾民族自決，所以他們至少有理由保持中立。而在另外許多情況下，這個承諾足以讓整個少數民族支持紅軍。
其中一個關鍵的決定是讓紅軍以地區劃分，並以「原居地服役」為基礎原則。舊時代的沙皇軍隊是俄羅斯化的。除了哥薩克人以外，少數民族成員服役時都會被外派到家鄉以外的常備部隊，被要求說俄語。但是托洛茨基領導的紅軍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許多部隊以單一民族為基礎，使用各自的母語，並出版了許多非俄語的軍事刊物。這幫助紅軍贏得了很多少數民族為主地區人民的支持。許多猶太人團體自發建立武裝，抵抗高爾察克（Kolchak）將軍等人發起的猶太人屠殺。紅軍甚至在韃靼斯坦共和國首都喀山建立了一所穆斯林官兵學校。1919年，整個巴什基爾（Bashkiria，橫跨伏爾加河到烏拉爾山脈的穆斯林地區）的民族武裝與紅軍合併，建立了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無論這些民族國家建立在哪裡，在教育和衛生領域都得到了巨大的物質援助，特別是消除文盲運動。儘管是內戰期間，新社會主義國家裡的大學數量仍從1917年的63所增加到1923年的248所。在避免與伊斯蘭信徒直接衝突的同時，社會主義者積極倡導廢除一夫多妻制、買賣新娘、還有丈夫可以拒絕妻子離婚等習俗。不幸的是，斯大林主義得勢以後，這些成果都被廢止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新將俄語定為指揮語言，並停止了其他語言的軍事出版物。
對不同民族保持敏感和靈活的作法需要很多討論，並且常常需要列寧或其支持者直接干預以糾正錯誤。布爾什維克黨贊成把土地自願集體化，但是列寧警告說，在中亞和高加索等地區，強推這一政策為時過早。他甚至反對把阿塞拜疆的石油工業國有化。他擔心，由於工人階級尚未得到足夠的發展，這將導致內戰期間的供應中斷。
在某些地區，儘管有列寧的做法，民族問題還是處理得很笨拙。例如，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傳播到中亞之前，地方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就已經抓緊機會發展地方自治甚至建立了新的民族共和國。革命是後來由鐵路工人與解散了的軍隊帶來的，這些部隊幾乎全部是講俄語的。他們成立了塔什干（Tashkent，烏茲別克首都）工兵代表蘇維埃，並自稱「蘇維埃政權」。他們認為穆斯林不應該在新政府中擁有地位，並且蘇維埃沒有必要納入「落後」的農民群眾。結果，這個蘇維埃政府孤立於當地95％的人口。當它試圖用軍事力量推翻新生的浩罕（Kokland）政府，並主張建立「作為俄羅斯聯邦一部分的突厥斯坦民主聯邦共和國」時，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許多人認為這僅僅是軍事佔領。
列寧的靈活策略
最初，斯大林的民族事務部的態度是這只是地方事務，但是隨着白軍在該地區被擊敗，如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領導紅軍前鋒的伏龍芝（Frunze）最初提議將該地區分割以便於統治。這遭到了當地共產主義者的抵制，其中許多人幾乎沒有掌握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基本原則。但是，當斯大林領導的委員會提議建立統一的突厥斯坦自治區作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時，當地的共產主義者更加不滿。最終，列寧不得不介入，重新釐清了應該採取的立場：在大力減少俄羅斯富農的影響的同時，應注意使俄國人與當地人的土地所有權平等。確保只有在當地領導人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做出關於突厥斯坦的任何集中決策。要求有序地、「逐步但穩健地」準備將權力移交給當地工人的蘇維埃。當地蘇維埃政府的基本任務「不是要實現共產主義，而是推翻封建制度」。列寧表示：「將該共和國一分為三的議題不宜過早決定」。
另一個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的問題是「本土化」（korenisation）。這是布爾什維克黨通過培養當地領袖而不是從中央外派官員進行治理，以此讓布爾什維克紮根於新共和國和民族地區的原則。
布爾什維克黨特別留意了民族文化的發展，特別是語言的發展。如果列寧聽說布爾什維克官員，包括來自中央的官員，在那些俄語不是當地主要語言的地區繼續講俄語，會非常生氣：「蘇維埃政權不同於資產階級和君主政權，因為它代表的是勞動人民真正的日常的利益。但要做到這點，只有蘇維埃機構使用當地母語進行工作才可能」。不幸的是，發展民族語言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民族事務部本身，那裡的官僚經常爭辯說，只要將俄語翻譯成當地語言就足夠了。相反，列寧回應說，首要任務是確保教育機構提供熟悉母語和文化的老師以及母語教科書。在討論這一問題的大會上，一位發言者指出：「培養國際主義的精神不是通過把無法互相理解的兒童聚集在一起，而是用其母語介紹世界革命的精神。」
為了協助在非俄羅斯族地區建立支持，布爾什維克黨採取了有意識地與當地左翼革命組織合作並試圖贏得支持的政策。在烏克蘭，他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和耐心與「鬥爭」協會（Borotba）合作。這是一個紮根於農村的左翼社會革命團體。托洛茨基多年的友人和盟友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在這項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建立了十所新的「共產主義大學」來培養各民族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同樣重要的，新政府做出了巨大的投資，建立以民族語言教學的公共教育系統。1921年蘇維埃政府撥款一千萬盧布，用於發展白羅斯語和烏克蘭語教學。對於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等主要民族，這個流程很快就完成了。較小的民族花了更久，但是這些任務都得到了認真對待。到1923年，有67所學校教授馬里語（Mari），57所學校教授卡巴爾達語（Kabarday），159所教授科米語（Komi），51所教授卡爾梅克語（Kalmyk），100所教授吉爾吉斯語，303所教授布利亞特語（Buriat），超過2500所學校教授韃靼語。在革命之前，中亞地區民族學校的數量只有300所，到1920年底達到2100所。這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當地的許多語言/方言在革命之前沒有文字的。通過引入拉丁字母的表音文字，以及俄語字母本身的現代化，為推廣民族語言的任務提供了幫助。
鑒於這段期間大部分都是內戰激戰狀態，這一成就更加令人矚目。這期間資源通常都是很缺的。學校經常被用來訓練部隊。而且由於許多教師自願去了前線，所以很難找到足夠的人手任教。例如，1917年的烏克蘭語教師很少。儘管到1923年終於有了45000人，但這僅僅是所需人數的一半。等到內戰結束，情況才大大改善。
高加索
如果沒有列寧對民族問題採取敏感和靈活的策略與態度，打贏內戰會困難許多。
不幸的是，這成為了在20年代初官僚主義墮落開始得勢的時候，首先的受害者。這在高加索地區尤其明顯。
二月革命后，高加索地區的人民，主要是格魯吉亞人、阿塞拜疆人和亞美尼亞人，期待俄羅斯新政府承認他們的自決權，但卻希望落空。十月革命爆發時，該地區被德國和土耳其聯軍佔領。在1918年德國戰敗后，佔領它們的換成了英國和鄧尼金的白軍。確實，因為布爾什維克政府簽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不僅放棄了波羅的海、烏克蘭和白羅斯的大部分地區，同時他們還把高加索很大一部分土地割讓給了奧斯曼帝國。
隨着內戰進展，鄧尼金的部隊最終被趕回克里米亞，應該由誰來管理高加索地區的問題自然而生。布爾什維克在諸如阿塞拜疆的巴庫、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車臣的格羅茲尼等大城市中有很多支持者。但實質上，革命是通過紅軍的軍事勝利到達該地區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後來分別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
然而，控制格魯吉亞的是孟什維克政府，這個政府是改良派的第二國際的大紅人。儘管列寧與格魯吉亞的領導人之間存在激烈的政治爭執，其中一些人甚至曾經參與1917年的聖彼得堡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列寧還是贊成與該政府採取和解態度。托洛茨基也反對軍事干預。他認為，推翻格魯吉亞政府的任務應該交給格魯吉亞人民。因此，他贊成「在格魯吉亞內部進行一定的準備工作煽動起義，並在起義爆發之後前來援助」。1920年5月，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簽署了承認格魯吉亞獨立並同意不侵略的條約。
該地區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代表，斯大林的親密同志（他們都是格魯吉亞人），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Sergey Ordzhonikdze）則另有想法。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蘇維埃政權成立后，他主張立即把格魯吉亞蘇維埃化。斯大林支持這一立場。他們無視列寧和俄羅斯政府的建議，利用紅軍單位挑起格魯吉亞邊境的衝突。在既成事實面前，中央委員會不得已通過決議，「傾向於在遵守國際規範的前提下，允許第十一軍積極支持格魯吉亞起義並佔領第比利斯。前提是第十一軍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在對所有信息進行全面審查之後，需要保證可以成功。在此提出警告，因為運輸條件惡劣，我們正缺乏麵包。因此，我們無法讓你使用火車或鐵路。我們只能從高加索地區運送糧食和石油。」這些信息對當時身在烏拉爾的托洛茨基保密。等他回到莫斯科，知道發生了什麼以後，他非常憤怒，並且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紅軍為何以這種方式進行干涉。
軍事干涉自然引起了當地居民和相當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很大反對。但是，無視該地區民族問題的敏感性，以及當地存在三個公認的民族身份這一事實，奧爾忠尼啟則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策劃建立了一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該共和國將成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的一部分，並擁有高於三個新共和國的權力。除了能夠決定格魯吉亞國內問題外，這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還會把三國的貨幣統一在一起。這點遭到格魯吉亞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這個貨幣聯盟會破壞其相對較強的經濟。考慮到建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時使用的方法，許多人還認為這會引進俄國勞動力來發展經濟，並認為這是延續了沙皇時代的作法。
奧爾忠尼啟則這種鐵腕作風往往不諮詢當地領袖的意見，向對手採取嚴厲的鎮壓措施以及他本人奢華的生活方式，包括愛騎一匹大白馬。這些都使得情況雪上加霜。
蘇聯成立
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的辯論，涉及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新蘇維埃國家未來的方向。
此時，列寧和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的完全對立已經十分清晰。前者認為自由、平等的蘇維埃國家聯盟是鞏固各民族支持革命的手段，並且是未來的蘇維埃國家（例如德國）與俄羅斯結盟而不導致任何一國稱霸的基礎。而斯大林則認為民族問題是次要的，而且革命不會擴散，必須只在俄羅斯一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對他來說，共和國的存在，例如外高加索共和國，是為了行政上的便利。這個問題在圍繞蘇聯成立的討論中浮上檯面。
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撰寫了草案，規定新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關係。他提議把烏克蘭、白羅斯、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等獨立蘇維埃共和國變成俄羅斯聯邦內的自治區。至於布哈拉（Bukhara）、花喇子模和遠東地區的地位以後再決定。所有關鍵職能，例如經濟、預算、外交和軍事，由俄羅斯中央部門作決定。只有像文化、司法、醫療和土地等相對較小的事務由「自治」區負責。除阿塞拜疆外，所有共和國均反對該計劃。但是，斯大林在提交給政府之前，就通過了批准該提案的特別委員會來推動他的計劃。
但是他還有一個要克服的障礙，那就是列寧本人。在列寧從中風暫時恢復期間，得以過目了斯大林的草案。他非常憤慨地反應，要斯大林放棄整個「自治區」的構想，把蘇聯建立為平等的共和國聯盟。儘管斯大林被迫妥協這一點，但他還是千方百計限制各共和國列寧要求的權利。他一反先前反對立法機關兩院制的立場，在立法機構最上面設了一個「民族院」，然後在那裡面塞滿了自己的支持者。然後彷彿是之前的侮辱不夠強烈，他提議不讓三個高加索共和國直接加盟蘇聯，而是讓三個共和國掛在「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之下加入蘇聯。這種做法更加激怒了格魯吉亞人。
列寧病得很重，無法參加1923年2月討論這些議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當他最終收到報告時，列寧的憤怒達到了沸點。他寫信給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我非常想請你在黨中央委員會為格魯吉亞一案辯護。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正在‘打壓’這件事，而我無法信任他們的客觀性。」
儘管列寧對這個問題的還有話說，但他的健康狀況正在迅速惡化。他無法參加6月舉行的中央委員會非公開會議，該會議專門討論民族問題。發言者在本次會議上針鋒相對的立場清楚地分開了支持列寧的民族路線的人，與背棄了布爾什維克所有原則的斯大林朋黨之間正在形成的矛盾。不幸的是，儘管列寧提出的關於建立蘇聯議案通過了，但實施它的任務卻留給了斯大林周圍迅速鞏固起來的官僚階層。
不幸的是，在列寧死後成功完成了蘇聯的政治反革命的斯大林的官僚，對待民族問題的態度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完全相反。列寧曾嚴厲批評過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加上官僚的反猶與種族主義觀念，再加上強制集體化的罪行，使得俄羅斯、烏克蘭和中亞大範圍的飢荒更加惡化。這段歷史使得今天的反動民族主義者有理由聲稱蘇聯進行了有意識針對各民族的種族滅絕「大屠殺」（holodomor），並將其歸咎於「布爾什維主義」。但是，將波羅的海國家作為籌碼與希特勒談判、在二戰期間把車臣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整個民族驅逐到哈薩克斯坦、利用蘇聯軍隊鎮壓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起義，以及在「改革重組」時期拒絕承認民族權利，這一切的歷史，都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政策完全毫無共同點。
應有的立場
一百年過去了，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更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
某些當今的左派同意斯大林的主張，認為「民族自決的口號已經過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之下」，這是致命的錯誤。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任何民族都無法獲得真正的獨立，因為他們永遠都會被跨國企業和帝國主義的不同利益所支配，也沒有能力確保所有人的真正民主和民族權利。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需要與社會主義者領導一場有力的、團結的工人階級鬥爭。而要建立起來的前提，是這個工人運動必須對民族問題有清晰的立場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