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選擇以加強測試和追蹤來抗疫，而不是封城
Franz Neuhold （ISA奧地利支部）
面對新冠肺炎危機，幾乎沒有政府能即時作出反應，並且採取明確集中的戰略来防控。只有南韓，似乎有在迅速地採取行動。其餘國家都是在十分晚的時候才做出反應。然而，其實危機的信號至少在七年前就已經十分清楚了！
所以，南韓是如何做到遏制第一波疫情的呢？自從2015年於SARS相關的中東呼吸綜合症疫情在南韓爆發以來，這個國家開始了市民保護訓練。從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初期，這個市民保護訓練就推廣了大規模的檢測、追蹤和病例隔離。到目前為止，南韓仍然沒有採取封城政策。
2015年爆發的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對朝鮮半島構成嚴重威脅。中東呼吸綜合症病毒本身就是一種冠狀病毒。在這之後，當局推出公民保護計劃，為面對今後的可能會到來的流行病做好準備。實施的規定不僅能提供更快速的測試，還能提升開發新病毒測試的能力，並加快其批准流程。總共建成了47個免下車檢測站，提供免費的病毒測試。
大規模檢測
截止至4月初，南韓已經進行了431,743次測試，其中每119人中有一名進行了檢測。而最近才加強檢測的美國，每273人中才有測試一人能進行測試。
大規模檢測可以幫助繪製更清晰精準的感染圖，這一點對有效管理危機來說至關重要。於之同等重要的是，要在疫情爆發前就做好準備，並建立必要的設施。此外，南韓還發起了公民保護演習和宣傳運動，以提高人們的意識水準。早在2019年12月，南韓就舉行了大規模的公民保護演習。當然，這樣的工作這意味著我們要離開工作一天，這會影響公司的利潤。然而，政府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損失，事實證明這舉措也收穫了相應的回報。
大部分人的意識提高當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這增加了對所採取行動的可靠性的信心，特別是對於受過培訓的專業人員來說。因此，政府在後來的處理僅是呼籲「保持社交距離」就足夠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多數的民眾都會表示合作，所以不需要被強迫。事實上，南韓的例子並不能用來支持那些包括歐洲和美國在內大多數政府都採用的論點：國家需要「封城」和「強人領導」來對抗疫情。
據南韓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稱，截至3月底，僅在大邱市就有121名醫護人員被證實感染了該病毒，儘管其中三分之一以上與新天地教派有關，其不負責任的行為已導致5000多人感染。與此同時，醫務人員面臨著與其他國家的同事同樣的問題——由於經過了多年的財政削減，工作人員短缺，在面對疫情的時，醫護人員嚴重超負荷工作，導致壓力和倦怠。
許多國家都擁有通過進行大規模病毒測試，並進行病毒學／科學適應測試以處理新病毒的潛力。然而，他們在研究和測試上的主要局限性，是市場力量和資本主義國家利己主義。在其他層面亦是如此，這其中包括對包括疫苗研究和提供防護裝備。任何一個告訴我們沒有足夠的測試能力的政府都在說謊。事實是，它們沒有做正確的事，並讓其為公眾所用。各國政府在1月份的時候便知道可能出現全球大流行，但它們沒有採取必要措施。
利己主義
自然，如果一味堅持市場原則，就不可能去有效應對如此大規模的危機。一些國家的政府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它們正在採取一些零碎的手段去要求公司改變其生產線，甚至將一些生產線轉為公有制。但這些零碎的的措施太少，也來得太遲了。在這種流行病期間，任何程度的利潤驅動決策都會完全破壞掉快速反應機制和集體準備。
基於所有地區實行計劃經濟的國際合作，是對抗大流行疫症的最有效方法。這需要最大限度地讓勞動人民參與當地社會運作的決策、保健服務和潛在病人的合作，以及透明和公共擁有的科學研究。我們需要緊急且徹底地修改有關專利和科學研究的立法，從而使這些法律不再為了保護製藥業的利潤，而是使它們能夠用於造福全人類。對真正工人政府的需要從未如此明晰。
這種做法表明，如今的單調處理疫情手段，譬如封城，是由政府無能導致的，它們還將此歸咎於管理不善。像一個醉酒的司機，他們緊緊地抓住方向盤，試圖傳達一個他們還能控制局面表象。
當然，南韓當局的政策還涉及到其他重要問題，特別是在民主、公民權利和數據保護方面。他們對人臉識別和行動跟蹤技術的使用，令許多人感到憂慮。在中國和俄羅斯等其他國家，這些方法被廣泛用於政治控制。這種技術並不能是中立的。
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現代技術真正的危險的地方在於它能被利用來破壞民主和公民權利。如果在與這一流行病作鬥爭中，在對接觸者追蹤中使用人臉識別或行動電話數據等方法是必不可少的，那麼，誰能夠控制數據以及如何這個技術防止濫用，是至關重要問題。社會主義者要求工人組織和民選委員會對大眾通信技術實行民主控制，正如我們所說，所有緊急大流行措施都應完全受到民主控制，而不是任由統治精英和警員甚至專制政權去獨斷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