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頂尖經濟學家的演講顯示，隨著經濟危機加劇，各界的擔憂日益加深
據一位中國頂尖經濟學家表示，中國實際失業率高達10.2%，是中共政權目前所稱官方失業率（僅5%）的兩倍。以10%的比率換算，意味著約有四千八百萬人失業——這比西班牙或阿根廷的全國人口總數還多。
此外，這個數字甚至還未能反映中國真實的失業水平，因為農村失業人口在實際操作上從未被納入統計。
這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一場演講中所披露的幾項驚人事實之一。李稻葵長期擔任中共領導層及中國央行的顧問。
李稻葵在近期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一場線上論壇上發表演講，駁斥了稱當前如先進製造業與人工智能等增長型產業能夠「拉動整個中國經濟」的說法，而這正是習近平政權所大力宣傳的。
當一位與中共關係密切的頂尖經濟學家，哪怕只是稍稍掀開國家掩蓋真相的帷幕一角，證實中國的經濟危機遠比那些被「洗腦」的官方媒體所報導的還要嚴重時，這也告訴我們，一種警覺甚至恐慌的情緒，正在資本主義精英階層中蔓延開來。
直道多危
中國的經濟學家一旦逾越了官方對散播「負面消息」所設下的紅線，便要承擔巨大的個人風險。顯然，若他們竟敢對政府的官方敘事提出質疑，內心必定十分不安。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言：「直道多危」，而這在習近平時代尤其如此。今天的中國經濟學家，與2019年底試圖警示即將爆發新冠疫情公共衛生災難的醫院吹哨人，處境幾乎如出一轍。
另一位知名經濟學家高善文，曾於2024年因質疑中國官方GDP統計數據的可信度而登上新聞頭條，隨後遭到懲處、噤聲，並被迫辭去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一職。習近平更親自下令對高善文展開調查，原因是高善文當時表示，中國的實際增長率可能更接近2%，而非官方所稱的5%。高善文最近去世，享年55歲。
2026年，持續向下
2026年，中國經濟的下行趨勢只是變得更加根深蒂固。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被仍保持強勁出口增長所掩蓋（但今年中國出口增長的一半來自與全球人工智能泡沫緊密相連），其餘所有經濟指標都在走下坡路。
中國政府於7月15日公布GDP數據，顯示第二季度增長率為4.3%。除了「清零」封控時期之外，這是自1990年代初開始發布GDP數據以來最差的一次讀數。而且，這個數字甚至還未必準確。越來越多的觀察者一樣與我們一樣，相信中國的GDP及其他經濟數據（例如官方失業率）都經過人為操縱，以美化數字、避免投資者恐慌、並維持所謂的「信心」。
投資作為任何經濟體的引擎，如今已連續衰退超過一年，而這還是根據官方數據而言。固定資產投資（FAI）衡量的是民營及國有實體在土地、基礎設施、工廠、機械與車輛等方面的全部投資，2026年上半年同比下降5.7%。此前，2025年全年已下降3.8%。此外，投資下滑的速度正在加快（從前五個月的-4.1%擴大至上半年的-5.7%）。
這種情況顯然出了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傳統上遠比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更加依賴投資。如今投資在中國出現這樣的逆轉，是一項重大變化。左翼陣營中有人提出各種理論，主張中共資本主義因國家在經濟中扮演更大角色而「優越」且「能抵禦危機」，這些人恐怕很難解釋2025年與2026年的投資數據。
李稻葵指出，投資下滑是當前經濟面臨的兩大主要問題之一（另一項是失業問題）。他表示：「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在建國以來的統計史上，只發生在1961年和1967年，而這次累計負增長的烈度和強度，是過去從未有過的。」
他所提及的這兩個年份，分別是毛澤東「大躍進」災難時期（1961年）以及文化大革命高峰期（1967年）。
失業之謎
我們早已知道官方失業數據純屬虛構。政府只公布城鎮失業數據，而且只公布百分比，從不公布實際人數——這是刻意模糊問題、阻礙外界審視與核實。至於農村地區的失業狀況，則根本未被納入統計。
中國城鎮勞動力總數約為4.75億人，但其中40%——約1.9億工人——是被排除在失業保障之外的農民工。目前官方公布的「調查」失業率為5%（約2400萬人失業）。李稻葵的計算則額外加入了2400萬名「長期受挫」的失業人口，得出更接近真實情況的四千八百萬總數。
在人大的演講中，李稻葵解釋了他的團隊是如何重新推算這些失業數據的：
「我們基於統計局的基礎數據，把過去兩年因找不到工作、已被統計上不算勞動人口的那部分人重新納入——我們稱之為『受挫勞動人口』，他們並沒有『躺平』，仍然想找工作。把他們作為失業人口，重新計入分子和分母，測算出的廣義失業率目前達到10.2%。長期受挫的失業人口大約2400萬，這對社會穩定非常不利。」
這些都是令人震驚且政治敏感的數字，難怪中共的統計官員不願讓這些數字外洩。在系統性的數據封鎖與掩蓋背後，中共獨裁政權企圖向民眾隱瞞經濟危機的真實規模，這是其維持統治的手段之一。然而，這樣做的同時，他們也在無意間使自己更有可能被李稻葵所警告的「社會穩定重大風險」打個措手不及。
許多觀察家與媒體評論員，對獨裁政權的運作方式，尤其是中共這種近乎極權的政權，感到困惑不解。他們無法理解，為何統治著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習近平政權，要對本國經濟狀況散播不實信息。
「中國尊」事件
當一名孤狼飛行員在光天化日之下，駕駛輕型飛機撞向北京最高摩天大樓——中信大廈（中國尊）的第86層，造成自己身亡、13人受傷後，許多評論員都對隨後新聞封鎖的速度與徹底程度感到震驚。中國媒體全面噤聲。這起發生於6月26日的事件，其一切痕跡都在牆內的社交媒體上被清除，甚至連與事件無關、單純拍攝該大樓的照片也未能倖免。
CNN指出：「事發數小時後，就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BBC則形容這是一種「信息真空」狀態。事發近一個月後，情況依然如此。中共各大官方媒體始終未就此次撞樓事件發表任何聲明。唯一的例外，是事發地點所在的朝陽區地方政府，曾在其微信賬號上發布兩則簡短聲明，但很快也遭刪除。
若類似事件發生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該國政府必定會選擇大規模的媒體報導，不僅是為了維持控制權，更重要的是要將這起明顯的自殺式攻擊轉化為政治資本，藉此凝聚公眾支持並針對代罪羔羊。而習近平政權無法採取這套慣常做法，這一點本身就有其意涵。
至於中共政權為何如此恐懼、如此堅決地要撲滅一切相關報導，至今仍不清楚，但顯而易見的是，中共軍隊與防空系統當時的癱瘓狀態使首都嚴格的禁飛區形同兒戲，這樣的癱瘓無疑令當局顏面盡失。此外，這起事件也可能牽涉到中共獨裁體制內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以及一波又一波軍隊清洗。
這個例子頗具代表性。像中共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認定對維持其生存有必要，便會系統性地掩蓋與壓制對其不利或令其難堪的消息，其手法正是如此。無論是空中恐襲、還是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真實規模、抑或是1989年6月軍隊的屠殺——一律都是「此處無事」。同樣的審查手段，如今也被用來壓制有關經濟數據惡化的討論，例如當前失業危機的真實規模。
高考報考人數減少
在今年6月的高考（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期間，中共共青團（團派）的一個官方賬號，曾發布一則拙劣的黑色幽默貼文：「寫給考試當天的自己：考不上，四天後送外賣；考上了，四年後送外賣。」該貼文在一天之內便被刪除。
今年參加高考的人數減少了45萬，從2025年的1,340萬人降至2026年的1,290萬人，這已是連續第二年下滑。這並非單純源於人口危機。這一降幅甚至超過了18歲人口的減少幅度——與2025年相比，18歲人口僅減少了26萬人。
隨著中國出生率持續崩跌，這將帶來更大的壓力。去年新生兒總數僅為792萬人，不到習近平於2012年掌權時（1,970萬人）的一半，部分人口學家甚至指出，這一水平已跌回1730年代的規模。但如今高考報考人數下降的主因，其實是越來越多年輕人認為，在大規模失業的時代，讀大學已毫無意義。
今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創下歷史新高，達到1,270萬人，較2025年增加48萬人。這批畢業生所要面對的，是一個競爭異常殘酷的就業市場，而中共狂熱且片面地推動全面擁抱人工智能，這正摧毀數以百萬計的白領職位，並正進一步壓低薪資水平，使就業環境更加險惡。習近平政權對人工智能的執迷，是與美帝國主義展開的人工智能超級大國對決中不可分割的產物。換言之，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地緣政治乃至攸關存亡的問題。烏克蘭戰爭，尤其是伊朗戰爭，都顯示世界已進入人工智能戰爭、甚至「人工智能帝國主義」的時代。
零工經濟——產能過剩加劇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於7月初發布的「五年規劃」中，三十年來首次未設定新增就業數字目標。相較之下，即將結束的上一個「五年規劃」期間，官方訂立的目標是每年創造5,500萬個就業崗位。這一發展既是對失敗的默認，也暗示著隨著人工智能更全面地滲透進經濟各個領域，一場就業崗位的「大屠殺」恐怕即將來臨。
面對日益嚴重的大規模失業災難，習近平政權已顯露其毫無任何解決方案。它所依靠的，一是宣傳造勢，二是非正規零工經濟這塊「海綿」，而零工經濟如今已佔整體勞動力的44%，但它缺乏退休金、醫療保險與職位保障。製造業就業人數已從2014年的5,240萬人降至2024年的3,680萬人。而在受房地產與基建市場低迷重創的建築業，就業人數則從2014年的2,920萬人降至2024年的1,350萬人（資料來源：《中國2025年勞動統計年鑑》）。
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預測，今年零工經濟的從業人數將從去年的2.8億人增長至3.2億人。這是202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又一項難以為繼的特徵。正如《南華早報》所評論的那樣，中國的零工經濟是一個就業「蓄水池」——但這口井是否正在乾涸？
在網約車司機與外賣配送員等某些領域，零工人數早已嚴重供過於求。在「平台」的專制壓迫下，零工工作者彼此削價競爭，甚至自我壓榨，導致工資不斷下滑。這正是資本主義的本色，毫不令人意外！
就連直播主播與「微電影」創作者，也面臨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風險。深圳市道路上的網約車數量已超過14.2萬輛，官方正式宣布該行業已「飽和」，原因是新增零工從業者「大幅超出市場需求」。人工智能與無人駕駛出租車，勢必會加劇這些趨勢。深圳市政府警告，按目前數據推算，網約車司機平均每天僅能接到13.1單，而要維持基本生計，至少需要23單。
內卷與躺平
然而，工資下滑的現象正蔓延整個經濟體。隨著地方政府債務危機不斷加劇，地方政府公務員、醫生、教師、交通運輸業及其他行業工人，多年來都面臨欠薪與延遲發放工資的困境。裁員與減薪幾乎波及每一個行業，就連習近平大力扶植的「新質生產力」——如太陽能、電動車與科技企業——也未能倖免。全球第五大汽車製造商比亞迪，去年在中國電動車產業激烈的「內捲式」價格戰中，將生產線工人的工資從5,000至6,800元人民幣，削減至3,000至4,000元人民幣。比亞迪同時在2025年裁減了10萬個職位。各大太陽能龍頭企業則在2025年合計裁減了8.7萬個崗位，佔其總員工人數的三分之一，同時錄得合共4,000億元人民幣的虧損。
由於瘋狂的產能過剩所引發的價格戰，中國工業企業去年有24%出現虧損。過去十年間，流向工業企業的貸款佔比翻了一倍，反映出整個經濟體正日益依靠債務來苦苦支撐。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說法，「中國企業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位居全球最高之列，且仍在持續上升」。
隨著零工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中共的宣傳機器試圖將責任轉嫁給失業者本身，以及那個熟悉的替罪羔羊——「境外勢力」。北京的國家安全部指責年輕失業者選擇「躺平」而不去找工作，並將矛頭指向「意圖侵蝕中國青年奮鬥精神，甚至動搖我國社會根本價值觀」的所謂反華勢力。該部門更指控不知名的境外組織資助並推廣社交媒體上不斷「宣揚負面觀念」的影片，其中就包括鼓吹躺平。
地方政府「黑洞」
李稻葵在7月11日的演講中，就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發出了一項重要警示。當然，他在言辭中包裹了大量對經濟「光明前景」表達「充分信心」的溢美之詞，以免這些言論在中南海被視為「負面」及「麻煩製造者」——李稻葵不可能沒注意到經濟學家同行高善文的遭遇。
他表示：「基建的支柱是地方政府。我們多次測算，過去地方政府基建投資加日常開支，平均每年佔GDP的41%，遠超居民消費，是中國經濟第一大拉動力。地方政府的基建支出佔其總支出約75%甚至更高，少量用於日常開支，大量用於建設。這從建築、建材、外來務工、土地開發，到通過土地開發向家庭轉移收入，對中國經濟的拉動極為巨大。」
這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近年來一直密切關注的一個過程。始於六年前的房地產業崩潰，蔓延至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多年來的財政基礎，早已與「火熱」的房地產業以及被嚴重炒高的地價緊密捆綁在一起。這場龐氏騙局最終崩盤，導致中國各地地方及區域政府接連爆發多次財政危機，需要北京不斷提供規模日益龐大的財政紓困（主要透過發行「特殊」債券，以新債置換舊債的方式進行）。
這正是我們曾多次深入探討的「日本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這不僅僅是一場如1990年代初日本所經歷的房地產崩盤，更是一場壓垮整個經濟體的債務急劇膨脹，其勢恍如泰山壓頂。中國目前的債務佔GDP比率已高達約350%。
雖然結果可能不會像2008年的美國，以及1997年的東南亞那樣嚴重，當時這些地方都曾出現深度衰退，並伴隨著一波銀行倒閉潮，且將是一段長達數年的經濟停滯期。以日本為例，這樣的停滯已持續約30年，期間GDP平均增長率僅為1.1%至1.6%（世界銀行數據）。
李稻葵的論點是，過去二十年來，地方政府一直是拉動GDP增長的兩大引擎之一，佔GDP的41%，這一比重甚至超過了消費（35%至38%，李稻葵的數字）或出口（25%，此為本刊引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數字）。李稻葵指出，即便是房地產業下滑所帶來的經濟衝擊，「但其下降幅度仍不及整個地方政府收縮帶來的影響」。這使地方政府成了「 『黑洞』。这是当前经济运行过冷的根本原因。」
他表示，「首要」問題在於地方政府債務，地方政府已「成為整體經濟運行中的一個『堵點』……地方政府所借的資金，有相當大一部分僅僅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並未產生新的經濟活動，因為這些資金被用來償還既有債務。這正是當前困擾經濟的堵點在金融層面的具體表現。」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大體上認同上述這番描述。但我們與李稻葵這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分歧，主要在於他所開出的藥方——即要求北京將目前規劃中的12萬億元人民幣地方政府紓困規模，加倍提升至24萬億元人民幣，甚至更多。這一邏輯背後的思路，本質上是一種類似2008年後美國及其他西方政府與央行所採用的「量化寬鬆」手段。這種政策向銀行體系注入大量所謂的廉價資金，而廉價資金即是虛擬資本，以維持其運作，並讓其得以擺脫不良債務，實際上是將這些債務轉嫁給國家、公共部門與普通家庭。
李稻葵所提出的所謂解決方案，其實與此相當相似，只是在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下，扮演將資金導向實體經濟的主要管道、並發揮關鍵作用的，是地方政府，而非銀行。
儘管李稻葵所提出的這種「大水漫灌」式地方政府紓困方案，或許能透過緩解短期債務壓力，為中國資本主義爭取一些喘息時間，但它並不能解決經濟體內部任何深層次的根本問題。實際上，他的方案不過是習近平政權現行政策的一種變體，只是規模更大而已，其本質仍是用更多的債務，去撐住地方政府這個部門。而正如李稻葵自己也承認的那樣，即便地方政府正在「收縮」，這些債務如今卻仍在持續增長。
在未來幾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中，我們將更深入地探討中國經濟「日本化」的進程——這一過程，如今也逐漸（雖然遲來）獲得越來越多資本主義經濟報告與分析的認可。無論是西方資本主義，還是中國的資本主義，都正在墜入危機的深淵。中國資本主義「日本化」危機的出路，並不在於按照西方資本主義路線進行「改革」——那無異於才出龍潭，又入虎穴。
唯一的出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的變革，基礎在於推翻中共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並建立一套社會主義的、民主組織的經濟計劃，讓所有大型企業實行公有制，並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
這同時也要求，政府與經濟的各個層級與結構，都必須相應地實現全面的民主化：透過自由選舉、立即賦予並落實充分的民主權利、政黨自由、言論自由、廢除威權式審查制度，並建立一個擁有社會主義政治綱領的獨立工人運動。
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中國必然正走向一場更深層次的經濟危機階段，而中美這兩大排名第二與第一的帝國主義強權之間，潛在的新一輪爆炸性衝突升溫，與這一危機密不可分。工人階級在這兩大帝國主義陣營中，都沒有任何利益可言。工人階級唯一的利益所在，是全球工人階級擊敗資本主義、並按照社會主義路線重新組織整個世界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