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顶尖经济学家的演讲显示，随着经济危机加剧，各界的担忧日益加深
据一位中国顶尖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实际失业率高达10.2%，是中共政权目前所称官方失业率（仅5%）的两倍。以10%的比率换算，意味着约有四千八百万人失业——这比西班牙或阿根廷的全国人口总数还多。
此外，这个数字甚至还未能反映中国真实的失业水平，因为农村失业人口在实际操作上从未被纳入统计。
这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一场演讲中所披露的几项惊人事实之一。李稻葵长期担任中共领导层及中国央行的顾问。
李稻葵在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一场线上论坛上发表演讲，驳斥了称当前如先进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等增长型产业能够「拉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说法，而这正是习近平政权所大力宣传的。
当一位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顶尖经济学家，哪怕只是稍稍掀开国家掩盖真相的帷幕一角，证实中国的经济危机远比那些被「洗脑」的官方媒体所报导的还要严重时，这也告诉我们，一种警觉甚至恐慌的情绪，正在资本主义精英阶层中蔓延开来。
直道多危
中国的经济学家一旦逾越了官方对散播「负面消息」所设下的红线，便要承担巨大的个人风险。显然，若他们竟敢对政府的官方叙事提出质疑，内心必定十分不安。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直道多危」，而这在习近平时代尤其如此。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与2019年底试图警示即将爆发新冠疫情公共卫生灾难的医院吹哨人，处境几乎如出一辙。
另一位知名经济学家高善文，曾于2024年因质疑中国官方GDP统计数据的可信度而登上新闻头条，随后遭到惩处、噤声，并被迫辞去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习近平更亲自下令对高善文展开调查，原因是高善文当时表示，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可能更接近2%，而非官方所称的5%。高善文最近去世，享年55岁。
2026年，持续向下
2026年，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只是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被仍保持强劲出口增长所掩盖（但今年中国出口增长的一半来自与全球人工智能泡沫紧密相连），其余所有经济指标都在走下坡路。
中国政府于7月15日公布GDP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增长率为4.3%。除了「清零」封控时期之外，这是自1990年代初开始发布GDP数据以来最差的一次读数。而且，这个数字甚至还未必准确。越来越多的观察者一样与我们一样，相信中国的GDP及其他经济数据（例如官方失业率）都经过人为操纵，以美化数字、避免投资者恐慌、并维持所谓的「信心」。
投资作为任何经济体的引擎，如今已连续衰退超过一年，而这还是根据官方数据而言。固定资产投资（FAI）衡量的是民营及国有实体在土地、基础设施、工厂、机械与车辆等方面的全部投资，2026年上半年同比下降5.7%。此前，2025年全年已下降3.8%。此外，投资下滑的速度正在加快（从前五个月的-4.1%扩大至上半年的-5.7%）。
这种情况显然出了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威权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传统上远比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更加依赖投资。如今投资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逆转，是一项重大变化。左翼阵营中有人提出各种理论，主张中共资本主义因国家在经济中扮演更大角色而「优越」且「能抵御危机」，这些人恐怕很难解释2025年与2026年的投资数据。
李稻葵指出，投资下滑是当前经济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之一（另一项是失业问题）。他表示：「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在建国以来的统计史上，只发生在1961年和1967年，而这次累计负增长的烈度和强度，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他所提及的这两个年份，分别是毛泽东「大跃进」灾难时期（1961年）以及文化大革命高峰期（1967年）。
失业之谜
我们早已知道官方失业数据纯属虚构。政府只公布城镇失业数据，而且只公布百分比，从不公布实际人数——这是刻意模糊问题、阻碍外界审视与核实。至于农村地区的失业状况，则根本未被纳入统计。
中国城镇劳动力总数约为4.75亿人，但其中40%——约1.9亿工人——是被排除在失业保障之外的农民工。目前官方公布的「调查」失业率为5%（约2400万人失业）。李稻葵的计算则额外加入了2400万名「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得出更接近真实情况的四千八百万总数。
在人大的演讲中，李稻葵解释了他的团队是如何重新推算这些失业数据的：
「我们基于统计局的基础数据，把过去两年因找不到工作、已被统计上不算劳动人口的那部分人重新纳入——我们称之为『受挫劳动人口』，他们并没有『躺平』，仍然想找工作。把他们作为失业人口，重新计入分子和分母，测算出的广义失业率目前达到10.2%。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大约2400万，这对社会稳定非常不利。」
这些都是令人震惊且政治敏感的数字，难怪中共的统计官员不愿让这些数字外泄。在系统性的数据封锁与掩盖背后，中共独裁政权企图向民众隐瞒经济危机的真实规模，这是其维持统治的手段之一。然而，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在无意间使自己更有可能被李稻葵所警告的「社会稳定重大风险」打个措手不及。
许多观察家与媒体评论员，对独裁政权的运作方式，尤其是中共这种近乎极权的政权，感到困惑不解。他们无法理解，为何统治著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习近平政权，要对本国经济状况散播不实信息。
「中国尊」事件
当一名孤狼飞行员在光天化日之下，驾驶轻型飞机撞向北京最高摩天大楼——中信大厦（中国尊）的第86层，造成自己身亡、13人受伤后，许多评论员都对随后新闻封锁的速度与彻底程度感到震惊。中国媒体全面噤声。这起发生于6月26日的事件，其一切痕迹都在墙内的社交媒体上被清除，甚至连与事件无关、单纯拍摄该大楼的照片也未能幸免。
CNN指出：「事发数小时后，就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BBC则形容这是一种「信息真空」状态。事发近一个月后，情况依然如此。中共各大官方媒体始终未就此次撞楼事件发表任何声明。唯一的例外，是事发地点所在的朝阳区地方政府，曾在其微信账号上发布两则简短声明，但很快也遭删除。
若类似事件发生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该国政府必定会选择大规模的媒体报导，不仅是为了维持控制权，更重要的是要将这起明显的自杀式攻击转化为政治资本，借此凝聚公众支持并针对代罪羔羊。而习近平政权无法采取这套惯常做法，这一点本身就有其意涵。
至于中共政权为何如此恐惧、如此坚决地要扑灭一切相关报导，至今仍不清楚，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共军队与防空系统当时的瘫痪状态使首都严格的禁飞区形同儿戏，这样的瘫痪无疑令当局颜面尽失。此外，这起事件也可能牵涉到中共独裁体制内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一波又一波军队清洗。
这个例子颇具代表性。像中共这样的独裁政权，一旦认定对维持其生存有必要，便会系统性地掩盖与压制对其不利或令其难堪的消息，其手法正是如此。无论是空中恐袭、还是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真实规模、抑或是1989年6月军队的屠杀——一律都是「此处无事」。同样的审查手段，如今也被用来压制有关经济数据恶化的讨论，例如当前失业危机的真实规模。
高考报考人数减少
在今年6月的高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期间，中共共青团（团派）的一个官方账号，曾发布一则拙劣的黑色幽默贴文：「写给考试当天的自己：考不上，四天后送外卖；考上了，四年后送外卖。」该贴文在一天之内便被删除。
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减少了45万，从2025年的1,340万人降至2026年的1,290万人，这已是连续第二年下滑。这并非单纯源于人口危机。这一降幅甚至超过了18岁人口的减少幅度——与2025年相比，18岁人口仅减少了26万人。
随着中国出生率持续崩跌，这将带来更大的压力。去年新生儿总数仅为792万人，不到习近平于2012年掌权时（1,970万人）的一半，部分人口学家甚至指出，这一水平已跌回1730年代的规模。但如今高考报考人数下降的主因，其实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认为，在大规模失业的时代，读大学已毫无意义。
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270万人，较2025年增加48万人。这批毕业生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竞争异常残酷的就业市场，而中共狂热且片面地推动全面拥抱人工智能，这正摧毁数以百万计的白领职位，并正进一步压低薪资水平，使就业环境更加险恶。习近平政权对人工智能的执迷，是与美帝国主义展开的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对决中不可分割的产物。换言之，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地缘政治乃至攸关存亡的问题。乌克兰战争，尤其是伊朗战争，都显示世界已进入人工智能战争、甚至「人工智能帝国主义」的时代。
零工经济——产能过剩加剧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7月初发布的「五年规划」中，三十年来首次未设定新增就业数字目标。相较之下，即将结束的上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官方订立的目标是每年创造5,5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一发展既是对失败的默认，也暗示著随着人工智能更全面地渗透进经济各个领域，一场就业岗位的「大屠杀」恐怕即将来临。
面对日益严重的大规模失业灾难，习近平政权已显露其毫无任何解决方案。它所依靠的，一是宣传造势，二是非正规零工经济这块「海绵」，而零工经济如今已占整体劳动力的44%，但它缺乏退休金、医疗保险与职位保障。制造业就业人数已从2014年的5,240万人降至2024年的3,680万人。而在受房地产与基建市场低迷重创的建筑业，就业人数则从2014年的2,920万人降至2024年的1,350万人（资料来源：《中国2025年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预测，今年零工经济的从业人数将从去年的2.8亿人增长至3.2亿人。这是202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又一项难以为继的特征。正如《南华早报》所评论的那样，中国的零工经济是一个就业「蓄水池」——但这口井是否正在干涸？
在网约车司机与外卖配送员等某些领域，零工人数早已严重供过于求。在「平台」的专制压迫下，零工工作者彼此削价竞争，甚至自我压榨，导致工资不断下滑。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色，毫不令人意外！
就连直播主播与「微电影」创作者，也面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深圳市道路上的网约车数量已超过14.2万辆，官方正式宣布该行业已「饱和」，原因是新增零工从业者「大幅超出市场需求」。人工智能与无人驾驶出租车，势必会加剧这些趋势。深圳市政府警告，按目前数据推算，网约车司机平均每天仅能接到13.1单，而要维持基本生计，至少需要23单。
内卷与躺平
然而，工资下滑的现象正蔓延整个经济体。随着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不断加剧，地方政府公务员、医生、教师、交通运输业及其他行业工人，多年来都面临欠薪与延迟发放工资的困境。裁员与减薪几乎波及每一个行业，就连习近平大力扶植的「新质生产力」——如太阳能、电动车与科技企业——也未能幸免。全球第五大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去年在中国电动车产业激烈的「内卷式」价格战中，将生产线工人的工资从5,000至6,800元人民币，削减至3,000至4,000元人民币。比亚迪同时在2025年裁减了10万个职位。各大太阳能龙头企业则在2025年合计裁减了8.7万个岗位，占其总员工人数的三分之一，同时录得合共4,000亿元人民币的亏损。
由于疯狂的产能过剩所引发的价格战，中国工业企业去年有24%出现亏损。过去十年间，流向工业企业的贷款占比翻了一倍，反映出整个经济体正日益依靠债务来苦苦支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说法，「中国企业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位居全球最高之列，且仍在持续上升」。
随着零工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共的宣传机器试图将责任转嫁给失业者本身，以及那个熟悉的替罪羔羊——「境外势力」。北京的国家安全部指责年轻失业者选择「躺平」而不去找工作，并将矛头指向「意图侵蚀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甚至动摇我国社会根本价值观」的所谓反华势力。该部门更指控不知名的境外组织资助并推广社交媒体上不断「宣扬负面观念」的影片，其中就包括鼓吹躺平。
地方政府「黑洞」
李稻葵在7月11日的演讲中，就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发出了一项重要警示。当然，他在言辞中包裹了大量对经济「光明前景」表达「充分信心」的溢美之词，以免这些言论在中南海被视为「负面」及「麻烦制造者」——李稻葵不可能没注意到经济学家同行高善文的遭遇。
他表示：「基建的支柱是地方政府。我们多次测算，过去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加日常开支，平均每年占GDP的41%，远超居民消费，是中国经济第一大拉动力。地方政府的基建支出占其总支出约75%甚至更高，少量用于日常开支，大量用于建设。这从建筑、建材、外来务工、土地开发，到通过土地开发向家庭转移收入，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极为巨大。」
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近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的一个过程。始于六年前的房地产业崩溃，蔓延至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多年来的财政基础，早已与「火热」的房地产业以及被严重炒高的地价紧密捆绑在一起。这场庞氏骗局最终崩盘，导致中国各地地方及区域政府接连爆发多次财政危机，需要北京不断提供规模日益庞大的财政纾困（主要透过发行「特殊」债券，以新债置换旧债的方式进行）。
这正是我们曾多次深入探讨的「日本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这不仅仅是一场如1990年代初日本所经历的房地产崩盘，更是一场压垮整个经济体的债务急剧膨胀，其势恍如泰山压顶。中国目前的债务占GDP比率已高达约350%。
虽然结果可能不会像2008年的美国，以及1997年的东南亚那样严重，当时这些地方都曾出现深度衰退，并伴随着一波银行倒闭潮，且将是一段长达数年的经济停滞期。以日本为例，这样的停滞已持续约30年，期间GDP平均增长率仅为1.1%至1.6%（世界银行数据）。
李稻葵的论点是，过去二十年来，地方政府一直是拉动GDP增长的两大引擎之一，占GDP的41%，这一比重甚至超过了消费（35%至38%，李稻葵的数字）或出口（25%，此为本刊引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数字）。李稻葵指出，即便是房地产业下滑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但其下降幅度仍不及整个地方政府收缩带来的影响」。这使地方政府成了「 『黑洞』。这是当前经济运行过冷的根本原因。」
他表示，「首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已「成为整体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堵点』……地方政府所借的资金，有相当大一部分仅仅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并未产生新的经济活动，因为这些资金被用来偿还既有债务。这正是当前困扰经济的堵点在金融层面的具体表现。」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大体上认同上述这番描述。但我们与李稻葵这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歧，主要在于他所开出的药方——即要求北京将目前规划中的12万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纾困规模，加倍提升至24万亿元人民币，甚至更多。这一逻辑背后的思路，本质上是一种类似2008年后美国及其他西方政府与央行所采用的「量化宽松」手段。这种政策向银行体系注入大量所谓的廉价资金，而廉价资金即是虚拟资本，以维持其运作，并让其得以摆脱不良债务，实际上是将这些债务转嫁给国家、公共部门与普通家庭。
李稻葵所提出的所谓解决方案，其实与此相当相似，只是在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下，扮演将资金导向实体经济的主要管道、并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地方政府，而非银行。
尽管李稻葵所提出的这种「大水漫灌」式地方政府纾困方案，或许能透过缓解短期债务压力，为中国资本主义争取一些喘息时间，但它并不能解决经济体内部任何深层次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他的方案不过是习近平政权现行政策的一种变体，只是规模更大而已，其本质仍是用更多的债务，去撑住地方政府这个部门。而正如李稻葵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即便地方政府正在「收缩」，这些债务如今却仍在持续增长。
在未来几期的《社会主义者》杂志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经济「日本化」的进程——这一过程，如今也逐渐（虽然迟来）获得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经济报告与分析的认可。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都正在坠入危机的深渊。中国资本主义「日本化」危机的出路，并不在于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路线进行「改革」——那无异于才出龙潭，又入虎穴。
唯一的出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基础在于推翻中共资本主义独裁政权，并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的、民主组织的经济计划，让所有大型企业实行公有制，并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与管理之下。
这同时也要求，政府与经济的各个层级与结构，都必须相应地实现全面的民主化：透过自由选举、立即赋予并落实充分的民主权利、政党自由、言论自由、废除威权式审查制度，并建立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独立工人运动。
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必然正走向一场更深层次的经济危机阶段，而中美这两大排名第二与第一的帝国主义强权之间，潜在的新一轮爆炸性冲突升温，与这一危机密不可分。工人阶级在这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中，都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工人阶级唯一的利益所在，是全球工人阶级击败资本主义、并按照社会主义路线重新组织整个世界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