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事變，科爾尼洛夫叛亂，民主會議和預備議會

四月代表會議的決議給了黨一個在原則上正確的立場。但是，這些決議並沒有消滅黨內上層的意見分歧。恰恰相反，隨著局勢的進展，這些分歧意見反而進一步採取了更為具體的形式，並且在革命的最嚴重的時機中，也就是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裡，達到了極為尖銳的地步。

依照列寧的動議，企圖在六月十日舉行示威。這個企圖受到那些原來就不滿意四月示威的同志們的非難，說這是冒險主義。由於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禁止，六月十日的示威未能舉行。但是到了六月十八日，黨卻得到了報復的機會：由於妥協派相當粗心而發起的彼得格勒總示威，幾乎完全是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口號下舉行的。但是，政府也企圖佔上風：在前?上開始了一個很輕率而愚蠢的進攻。這是個緊急關頭。列寧警告黨不要輕舉妄動。六月二十一日，他在《真理報》上寫道：「同志們，現在發動是不適宜的。現在，我們不得不度過我們革命中整整一個新的階段」。(《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一版，第十四卷第一部第276頁)但是七月事變到來了，這是革命道路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黨內爭論道路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在七月運動中，彼得格勒群眾自動的出擊起了決定的作用。然而，毫無疑義，列寧在七月裡曾經反問過自己：是不是時機已經到來了?群眾的情緒是不是超過了自己的蘇維埃上層建築?沉醉於蘇維埃合法地位的我們，會不會有落於群眾情緒之後的危險，會不會有脫離群眾的危險?很可能在七月事變期間，個別的純軍事行動是根據一些同志的動議去搞的，這些同志誠實地認為他們並沒有違背列寧對時局的估計。列寧後來說過：「在七月裡，我們做了相當多的蠢事」。不過，在實質上，這一次也只是在運動的新的而且更高的階段上進行一種新的而且是更為廣泛的試探罷了。我們不得不退卻，而且退卻得很厲害。黨既然準備舉行起義和奪取政權，所以它和列寧一起，認為七月發動僅僅是一個插曲。在這個插曲中，我們為了深入地試探自己和敵人的力量，固然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但是這個插曲卻不能改變我們行動的總路線。恰恰相反，那些對奪取政權的政策抱反對態度的同志們，必然認為七月插曲是一個有害的冒險。黨內右派分子越發活躍起來。他們的批評更強硬了。反駁的口氣也與此相適應地改變了。列寧寫道：「所有這些叫苦、這些議論(說「不應當」使群眾完全正當的不滿和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不是布爾什維克內部發出的背棄革命的言論，就是小資產者驚慌失措的一般表現」。(《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94頁)當時用了「背棄」這個字眼，表現出意見分歧具有悲劇性質。後來，這個不吉利的字眼就愈來愈常見了。對於政權問題和戰爭問題的機會主義態度，顯然也決定了對於國際的相應的態度。右派曾經企圖吸引黨去參加社會愛國派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代表會議。列寧在八月十六日寫道：「八月六日加米涅夫同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關於斯特哥爾摩代表會議的發言，不能不引起忠實於自己的黨、自己的原則的布爾什維克的反擊。」(同上，第23l頁)隨後，當談到什麼在斯德哥爾摩上空開始飄揚起革命的大旗這句話時，列寧又寫道：「這是充滿了切爾諾夫和策烈鐵裡精神的最空洞的豪言壯語。這是彌天大謊。不是革命的旗幟，而是勾結、妥協的旗幟，是赦免社會帝國主義者、讓銀行家談判瓜分割地的旗幟，——事實上正是這樣的旗幟在斯德哥爾摩上空開始飄揚」。(同上，第233頁)

到斯德哥爾摩去的道路，實質上是到第二國際去的道路，正如參加預備議會是到資產階級共和國去的道路一樣。列寧主張抵制斯德哥爾摩會議，正如後來主張抵制預備議會一樣。在鬥爭的烈火中，他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建立新的共產國際的任務。

早在四月十日，列寧就已經提出了改換黨的名稱的主張。他對於所有反對改換新名稱的意見一一加以駁斥：「這種理由是墨守成規、不求進取和因循苟且的理由。」他堅持地說：「現在已經是丟掉骯髒的襯衫、穿起整潔的外衣的時候了」。(《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66頁)儘管如此，黨內上層的反對依然很強烈。結果，又花了一年的時間，然後，黨才決定了改換新的名稱，回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傳統上去，而在這一年的過程中，整個俄國都脫掉了資產階級統治這件骯髒的襯衫，列寧在整個一九一七年中的作用，在這一段改換黨的名稱的經過中得到極鮮明的表現。在最急劇的歷史轉折點上，他始終在黨內進行緊張的鬥爭，為了明天而反對昨天。在「傳統」的旗幟的掩護下進行反抗的昨天，其反抗有時達到非常尖銳的程度。

使局勢產生對我們有利的急劇轉變的科爾尼洛夫叛亂暫時緩和了黨內的意見分歧。但只是緩和，卻沒有消滅。在那些日子裡，在右翼中出現一種傾向，就是要在保衛革命、特別是保衛祖國的基礎上，同蘇維埃中大多數接近。列寧於九月初寫信給中央委員會談到這件事：「我深信，滾到護國主義的立場上去的人 ^[1] 或墮落到同社會革命黨人聯盟、支持臨時政府的人(像另外幾個布爾什維克)，都陷入了無原則的泥坑。這是非常錯誤的，這是毫無原則的。只有政權轉歸無產階級掌握以後，……我們才能成為護國派。」隨後又說：「就是現在我們也不應該支持克倫斯基政府。支持這個政府是無原則的。有人問：難道不打科爾尼洛夫了嗎?當然要打！但這不是一回事；這裡有一個界限；有些布爾什維克越出了這個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協主義』的泥坑，被事變的急流沖走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277-278頁)

意見分歧發展的次一階段是民主會議(九月十四到二十二日)和由這個會議產生的預備議會(十月七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任務是：用蘇維埃的合法地位去拘束布爾什維克，然後輕而易舉地把這種合法地位轉變為資產階級議會的合法地位。右派是歡迎這種做法的。我們在上面已經聽到過，他們是怎樣描畫革命的未來發展的：蘇維埃逐漸把自己的職務移交給相應的機構——移交給杜馬、地方自治局、職工會，最後是立憲會議，從而退出舞台。通過預備議會這條道路，就會把群眾的政治思想從正在結束自己生命的「臨時」機構蘇維埃引開，而導至作為民主革命的具體完成的立憲會議。可是，那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蘇維埃中的布爾什維克已經是多數。我們在軍隊中的影響，不是天天地，而是時時地在增長。當時，已經不是預想的問題，已經不是前途的問題，而乾脆是選擇明天道路的問題。

完全筋疲力盡的妥協派，在民主會議上的行徑是毫不足惜的卑鄙行為的表現。同時，我們所提出的以示威形式退出民主會議這個顯然是極其齷齪的地方的建議，遭到當時在上層依然有勢力的黨團中右派分子的堅決反對。在這個問題上的衝突，成了抵制預備議會鬥爭的前奏。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民主會議以後，列寧寫道：「布爾什維克為了不落入圈套，不讓人們用這次會議來轉移人民對重大問題的注意，本來應當採取抗議的形式退出會議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31頁)

民主會議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在抵制預備議會問題上的辯論，儘管主題本身比較狹小，卻具有特殊的意義。實質上，這是右派的一種最廣泛的、而且從外表來看很得手的把戲，企圖把黨轉到「完成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去。看來，這次辯論沒有作速記記錄至少是沒有把記錄保存下來。據我所知，直到現在，連秘書的記事也沒有發現過。本書的編輯在我個人的文件中找到一些極不完全的資料。加米涅夫同志發揮了一種論證，後來這種論證構成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給黨組織的那封著名的信(十月十一日發出的)的內容，其措詞則更為尖銳和明確。諾根對這個問題的提法是最原則的：抵制預備議會是號召起義，也就是重演七月事變。有些同志則以社會民主黨的議會策略的一般理由做為出發點。他們大致是說：「沒有人敢於提議抵制議會，但是有人向我們提議抵制同樣的機關，僅僅是因為它的名稱是預備議會罷了。」

右派的基本觀點在於：革命必不可免地要從蘇維埃引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而「議會」是這條道路上的一個自然環節。我們既然要在議會中佔據左方的議席，我們就沒有道理拒絕參加預備議會。要完成民主革命和「準備」社會主義革命。可是怎樣準備呢?就是經過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這所學校。要知道，先進的國家要顯示給落後的國家以後者未來發展的樣式。據他們設想，推翻沙皇政府要用革命手段，事實發生經過也正是如此；但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卻要在完成了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通過議會。在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必須經過一段延續許多年的民主制度。為了參加預備議會而進行的鬥爭，也就是使工人運動「西歐化」、盡快把工人運動納入民主的「爭取政權鬥爭」的軌道即社會民主黨的軌道的鬥爭。民主會議中的黨團，其人數在百名以上，與黨的代表大會毫無不同之處，尤其是在那些日子裡。黨團中的大半都表示贊成參加預備議會。這個事實本身就足以令人擔心了，而從那個時候起，列寧也就當真不斷地敲起警鐘來。

在民主會議期間，列寧寫道：「我們如果把民主會議當作議會看待，那就犯了極大的錯誤，我們就成了不可救藥的議會迷。因為，即使民主會議宣稱自己為議會，宣佈自己為擁有最高權力的革命議會，它還是絲毫不能解決問題，問題只能在民主會議外面，只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區內解決。」(《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7頁)從列寧的許多講話中，尤其是從他九月二十九日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樣來估價參加或不參加預備議會的意義的。他在信裡指出「可恥地決定參加預備議會，是布爾什維克極嚴重的錯誤」。在他看來，這種決定依然是那些民主幻想和小資產階級動搖性的表現，而他正是在反對達兩種表現的鬥爭中，發揮了並磨礪了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概念。說什麼在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必須經過一段許多年的時間，這是不對的。說什麼議會制度學校是準備奪取政權之唯一的或基本的或必經的學校，這是不對的。說什麼取得玫權的道路一定要經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是不對的。這些說法都是純粹的抽像詞句，都是學究式的死套子，它們的政治作用只有一個：束縛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手腳，並利用「民主的」國家機器，使它成為資產階級的反對派的政治影子，也就是社會民主黨。不能按照學究式的死套子指導無產階級政策，而應該根據階級鬥爭的現實道路。不應參加預備議會，而應組織起義並奪取政權。其餘的問題將迎刃而解。列寧甚至會提議召開黨的緊急代表大會，提出抵制預備議會作為政綱。自此以後，所有他的書信和論文都集中於一點：決不通過預備議會去做妥協派的「革命」尾巴，而要走到街上去，為奪取政權面鬥爭！

^[1] 從下面一句句子結構來看，這裡顯然提起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是脫落了。——托洛茨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