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意見分歧
（1924年11月）
本說明的目的
現在就我的《1917年》一書進行的爭論（爭論過程表明，這本書僅僅是一個借口）提出了數不勝數的涉及事實、原則和個人的問題。我想在這裡就那些按我的理解觸及黨的利益的最大的問題作出說明。
1．說我打著隱蔽的「托洛茨基主義」旗號修正（修改、篡改）列寧主義，是這樣嗎？
2．說我從特殊的「托洛茨基主義」的視角為自己的《1917年》一書寫了前言，甚至為了貶低列寧主義而錯誤地說明了一系列問題，是這樣嗎？
3．說我的前言是一個「綱領」，說我總的來說把在黨內組建「右翼」作為自己的任務，是這樣嗎？
不言而喻，問題不僅在於我想說些什麼，而在於如何能說得明白。要知道，可以這樣來看待這一問題：托洛茨基並沒有有意識地力圖用托洛茨基主義取代列寧主義；對他的這種指責太沒有根據了。不過，托洛茨基不理解列寧主義或者列寧主義的某些重要方面，因此，托洛茨基儘管並不願意也並未使勁去做，實際上卻歪曲了列寧主義，為與列寧主義勢不兩立的集團提供了思想綱領。另一方面，也可以作如下假設或設想：過去的條件，列寧逝世後形成的嚴峻形勢，以及這樣或那樣的個人情況造成了一定的成見，以致在根本不存在「托洛茨基主義」的地方，或者至多在出現不可避免的基於布爾什維主義共同基礎的思想差異的地方發現了「托洛茨基主義」。
在這種情況下我對黨作的說明可以和應當達到什麼目的呢？
第一，我覺得應當把我想說的說清楚。第二，至少在十分重要的問題上消除曲解，如果有這種曲解的話。通過這種辦法至少可以設法消除出於誤會或帶成見的詮釋所造成的憑空虛構的分歧。光是這一條就能帶來巨大的好處，因為這有助於揭示，說我——有意無意地——用托洛茨基主義的特殊路線來對抗列寧主義這一主要的、有決定意義的指責，是否多少有一點兒嚴肅的切實的依據。倘若在消除各種誤會、個別錯誤、帶成見的詮釋等等之後，仍然發現存在著這樣兩條不同的路線，那麼，當然就不能掩飾這一極為重要的情況。黨應當竭盡全力，採取嚴厲措施來保證自己的革命方法、自己的政治路線、自己傳統的統一，即列寧主義的統一。如果這樣，某些指責我在推行特殊的、非布爾什維主義路線的同志卻發誓不予「懲處」，則是不正確的。然而我絲毫也不相信會有這種結局，儘管爭論已扯得很遠，儘管已經向全黨就我的書和我的立場作出了一定的解釋。
我這一說明的任務是，試圖證明把「托絡茨基主義幽靈當作黨的危險是沒有根據的」。不言自明，我不可能全部涉及近來撰文談「托洛茨基主義」和抨擊「托洛茨基主義」的同志所引用的數不勝數的論據、文字、語錄和暗示。這樣做既不合適也辦不到。我想，如果我從解釋我的前言的一些結論入手，對於問題的實質和對於讀者將更為有利，因為正是這些結論被說成「托洛茨基主義」最為突出或最為明顯的表現，並且恰恰因此成了當前整個這場運動的出發點。我希望就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來證明，我對十月革命的闡釋不僅遵循列寧主義的方法，而且與列寧就同一些問題的十分精確具體的評價和結論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也不能僅囿於這種解釋。問題在於，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指責本身，如果其依據僅僅為近幾年來我的聲明、言論和文章，看起來也是相當缺乏說服力的。為了使這一指責能有份量，有作用，還把我過去的過去的政治經歷即我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之前的革命活動也牽扯了進來。我認為有必要對這方面也作出說明。這就是本文的基本內容。
倘若我認為，我的說明會對爭論火上澆油，——或者有權決定本文是否刊登的同志直接並公開對我說出這一點，——我會放棄刊登此文，儘管蒙受否定列寧主義的指責令我心情十分沉重。我會對自己說，我只有等待，黨內生活較為平靜的時刻會給我機會，哪怕是遲到的機會，來駁倒錯誤的指責。不過，我感到，公開的說明——即就對我的基本指責作出答覆——在目前的時刻不會更加激化黨內的氣氛，相反會使之緩解，使問題適可而止。
確實如此。如果黨內確實存在反對列寧主義路線的托洛茨基主義路線，這可能就意味，這是不同階級傾向的初始鬥爭。那麼，任何說明都無濟於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清洗自身，才能存在。可是，如果托洛茨基主義實際上並不存在，如果托洛茨基主義幽靈，一方面是革命前的過去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列寧去世引發的多疑慮的結果；如果不從檔案中翻出托洛茨基致齊赫澤[1]的信之類就無法真的再現托洛茨基主義幽靈——那麼，公開的說明就有所助益，就可以消除積澱下來的舊成見，就可以驅散幽靈，就可以淨化黨內氣氛。這就是本說明的目的。
過去
上文業已述及：在爭論中把我的《1917年》一書的前言同我的全部活動聯繫了起未，把它說成是極力想取代列寧主義、成為黨的學說和黨的政治方法的「托洛茨基主義」的表現。
這樣來提出問題，就不得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把黨的注意力從現在和未來轉向過去。黨內經常引用舊的文獻，舊時論爭中說過的話，等等。在這些材料中，尤其是印發了1913年4月1日——即幾乎12年前——我寫給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孟什維克）杜馬代表齊赫澤的一封信。這封信不能不使每一個黨員產生甚為惡劣的印象，特別是對那些未曾經歷戰前僑居國外條件下派別鬥爭考驗的黨員來說更是如此，這封信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
這封信是在派別鬥爭特別尖銳的時候寫成的。現在再來談寫這封信的一些細節已經毫無意義。只要提一下造成寫信這一事實本身的原則性原因就足夠了。這種原則性原因就在於，我當時對孟什維克所持的立場大大有別於列寧的立場。我當時認為必須爭取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在一個黨內聯合起來。列寧認為必須進一步同孟什維克決裂，以期從黨內清除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的基本根源。很久以後，我曾經寫道：我的基本政治錯誤就在於，我未能及時看清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之間的原則性鴻溝。正因為如此，我未能理解列寧既反對孟什維主義又反對我本人所維護的調和主義路線的組織—政治鬥爭的意義。
那些使我在好些年中與布爾什維主義分道揚鑣，在許多情況下同布爾什維主義尖銳對立，水火不相容的深刻分歧，體現得最為鮮明的恰恰是如何對待孟什維克派的態度。我根據的是一種根本錯誤的前景，即革命的發展和無產階級群眾的壓力終究會迫使兩個派別走上同一條道路。因此，我認為分裂是使革命力量毫無必要地在組織上瓦解。而由於布爾什維主對分裂起了積極作用，因為列寧認為，只有通過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無情地劃清界線，才可能保證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性質（後來的整個歷史完全證明了這一政策是正確的），於是我的「調和主義」在許多劇烈的轉折關頭同布爾什維主義發生了敵對衝突。列寧反對孟什維主義的鬥爭必須再加上反對「調和主義」的鬥爭，後者常常被稱之為「托洛茨基主義」。所有讀過列寧著作的同志都知道這一點。因此，說有人在這個問題上「有所隱瞞」，這很可笑。現在，在事過境遷之後，我當然不可能再想去否定列寧對俄國「調和主義」的批判所具有的原則正確性和巨大的歷史遠見。俄國「調和主義」的基本特徵同國際中派主義思潮相似。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這對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黨黨員都是十分明確的和不容置疑的，況且黨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寫了不少文章，有過很多體會，檢驗和證明了許多東西，在這之後還來爭論這些問題，這一想法本身就是十分荒謬的。
如上所述，我反對「大分家」和分裂，於是就同列寧據以培養、創建並教育我們今天的黨的那些思想和組織方法一再發生嚴重衝突。當時，「列寧主義」一詞在布爾什維克派之中尚不存在。況且列寧也不會允許使用它。只是從列寧患病以後，特別是他逝世後，黨像是一下子概括出了列寧一生所體現的巨大的創造，才使用起「列寧主義」一詞。這個詞語當然並不同馬克思主義對立，不過，它包括了在列寧的領導下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豐富世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一切新貢獻。至於革命前，只有布爾什維主義的敵人才用「列寧主義」一詞來形容他們認為布爾什維克政策中最反面最有害的東西。當時在我這樣的「調和分子」看來，布爾什維主義最大的缺點是分裂活動、派別鬥爭、組織上的分家，等等。正是在這種含義上，我當時，在激烈論戰之時，使用過「列寧主義」一詞。現在，倘若問起一個沒有經驗、不瞭解情況的黨員：「請問，什麼是托洛茨基所說的列寧主義？」，隨後再向他讀一通對列寧主義進行派別攻擊的舊文章或舊書信，他當然會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這種做法未必正確。這是拿不瞭解情況作文章。現在，引用的這些話我聽了同其他每一位黨員一樣也覺得刺耳。只有看過過去的歷史亦即布爾什維主義同調和派的鬥爭史才能理解引用的這些話。而在那場鬥爭中歷史真理和勝利都完全屬於布爾什維主義。況且，列寧的全部活動經歷表明，只有接受他的歷史觀，他的目標，他的鬥爭方式和手段，才有可能理解他這個政治人物和有個性的人。評價列寧不能撇開列寧主義，評價列寧不能只說一半。列寧的政治形象排除任何模稜兩可。他用自己的方式迫使所有人或者與他同行，或者與他對立。因此，很顯然，對於意味著在革命的基本問題上模稜兩可的調和派，列寧的形象本身既格格不入，又在許多方面無法理解。為了工人運動虛幻的「統一」而去爭取社會民主黨各個派別的統一時（我當時認為是正確的），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在這條道路上同作為政治人物的列寧發生過衝突。
一個革命者只要未能正確對待黨的建設的基本任務及其工作方法，他就不可能正確、頑強並始終如一地參與工人運動。學說、口號、策略和黨組織的工作之間不建立起正確的相互關係，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政策。列寧在自己的聲明中不止一次雄辯地表述的正是這一思想，即認為我的革命思想或建議只不過是「空談」，因為我持調和主義立場，正在同構成無產階級運動基本核心的布爾什維主義發生矛盾。列寧說得對嗎？無疑是對的。
沒有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既不可能實現也不可能鞏固。因此，真正的革命事業只能是能夠有助於這個黨壯大、鞏固的事業。任何其他離開這條康莊大道的革命工作，都不具備對本身可靠性、成功性的內在保證，在許多情況下對當時的主要革命工作造成了直接損害。在這種意義上，列寧是正確的。當時他說，調和派觀點在為孟什維主義打掩護，從而往往會把革命口號、前景等等變成空談。列寧對中派主義的這一基本評價是完全無可置疑的。現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就此問題掀起爭論，是極其荒謬的。起碼就我而言，沒有看到有必要進行這場爭論。
我在這一問題上的轉變始於帝國主義大戰開始之時。按照我從1907年開始不止一次發揮的整個估計，歐洲大戰應當能促成革命形勢。然而出乎我的預料，這種革命形勢卻導致了社會民主黨的徹底背叛。我逐步地重新考慮了自己對政黨和階級、革命行動和無產階級組織的相互關係所作的估計。在國際孟什維主義的社會愛國主義背叛行為的影響之下，我一步又一步地得出結論：不但必須同孟什維主義進行思想鬥爭（的確，我過去也有所承認，但不甚徹底），而且必須不調和地同它在組織上決裂。這種轉變並不是在瞬間完成的。大戰期間我的文章和講話之中還看得出有時不甚徹底，有時有所倒退。列寧在反對我的中派主義的種種表現時加以強調甚至故意加以誇大，他做得完全對。不過，如果把整個戰爭時期當作整體來看，則會一目瞭然：戰爭爆發時社會主義所遭受的驚人損害，成了我在一無例外的所有問題上由中派主義轉向布爾什維主義的轉折點。隨著我得出關於階級和政黨、理論和政策、政治和組織相互關係的越來越正確的即布爾什維主義的看法，對資產階級社會總的革命立場自然就補上了更有生命力、更為現實的內容。從我明確必須無條件地同護國主義作殊死鬥爭的那一刻開始，我就接受了列寧的立場。我曾視為「搞分裂」、「瓦解組織」的一切行為，都成了爭取無產階級政黨革命獨立性的力挽狂瀾且頗有遠見的鬥爭。我開始從新的視角，從布爾什維主義即從真正的列寧主義的視角來看列寧的政治方法和組織手段，以及他的政治個性和個人人格。只有成為布爾什維克，才能理解列寧並接受列寧學說。此後對我來說再也沒有出現過作為特殊思潮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問題。我再也沒有從「托洛茨基主義」的特殊視角來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說我入黨就是想用托洛茨基主義取代或偷換列寧主義的說法，是不正確的，而且是荒唐的。我是作為布爾什維克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有一次，列寧在談到區聯派同布爾什維克合併問題時問我，在我看來在我的志同道合者中還有誰可以進入中央委員會。我回答說，這個問題在政治上對我並不存在，因為我認為沒有任何能把我同布爾什維主義分開的分歧。
當然可以指責我過去對孟什維主義的評價不正確。這意味著指責我未能自1903年就成為布爾什維克。然而任何一個人都不能隨心所欲地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我經過漫長而又複雜的道路才接受布爾什維主義。我在走那段路時，除了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利益外，並沒有其他利益。我曾經同列寧主義作過鬥爭，當時我確信列寧主義錯誤地分裂了工人階級。許多年的經驗使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後，我便走向列寧主義。對自已經歷的這段複雜道路，我無疑負有政治責任。
然而當我1917年5月從美國回來並把自己交給布爾什維克黨來安排時，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以及所有老黨員對我整個的過去是完完全全清楚的。這一過去有過政治錯誤，可是卻沒有玷污我的革命榮譽的一點點的污點。如果說我走向列寧主義比其他許多同志晚，但是還可以說相當早，因為我作為列寧最親密的戰友之一參與了七月事件，參與了十月革命，參與了國內戰爭和蘇維埃時期的其他工作。有一次，我曾經說過（而這被算作我的一項特別罪過），我認為我走向布爾什維主義之路的可靠程度未必低於其他道路，我這自然是指知識分子的個人道路，而不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集體道路。我這樣說只是想說明，就一個人該對自己作出評價來看，我走過的道路使我永遠不變地接受了布爾什維主義。為了說明自己的這－思想，我惟一想援引的是一個歷史例子。弗蘭茨·梅林[2]，這位著名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走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晚，而且是在經過重大鬥爭之後。不僅如此，梅林起初向社會民主黨靠攏，後來又離開了它，只是最後才徹底參加了黨。在舊檔案中能找到梅林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粗暴言論和恩格斯對梅林的毀滅性評價。在黨內鬥爭中人們不止一次向梅林提及他的過去。然而梅林接受馬克思主義卻是徹底的，終生不渝的。他去世時是德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加米涅夫同志十分細緻地收集了列寧揭露我的立場錯誤的所有文字。加米涅夫同志把列寧在許多年論戰中的抨擊變成了對我的最終鑒定。然而讀者卻可能會產生這一鑒定是不完整的印象。例如，讀者據此完全找不到對如下問題的答案：我的前期（1914年前和1917年前）革命活動是否只有錯誤，或者其中也有使我接近布爾什維主義，走向並接受布爾什維主義的某些方面呢？不回答這個問題，對我後來參與黨的工作的性質就難以解釋了。與此同時，加米涅夫的鑒定還必然引出另一個純屬事實性質的問題。難道列寧說過和寫過的只有加米涅夫同志所收集到的這些嗎？難道列寧根據革命年代的經驗沒有作過其他評價嗎？難道現在，在1924年末，只向黨通報革命前的評價而根本不提及通過共同工作、共同鬥爭所作出的評價，這種做法是正確的、誠實的嗎？這就是每一位嚴肅的讀者不可避免會提出的問題。引用過去的文字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這些引文只能使人得出別有用心、充滿偏見的結論。
黨的作用
為了把我現在的某些觀點或者文章說成「托洛茨基主義」，並為此把它們同過去的錯誤掛上鉤，需要跳過很多事實，首先是跳過1917年。為此就需要事後再來證明，我不理解1917年的事態，我由於陰差陽錯才毫無保留地贊同了列寧的四月提綱，我不理解黨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我無視黨此前全部歷史的意義，等等，等等。而根據1917年的事件卻做不到這一點，因為我在這些事件中的所作所為，無論當時還是以後都沒有給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來指責我推行某種特殊路線。因此，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指責不能同這些事件以及我在事件中的所作所為掛上鉤，而是同我評論這事件某些教訓的文章掛上了鉤。這就是為什麼，對於指責我搞「托洛茨基主義」具有重大的，甚至可以說決定性意義的是如下問題：我在闡述1917年事件時曲解了列寧主義，用另一種同列寧主義格格不入的特殊傾向來同它相對立，這個說法對不對？因此，說我的《十月的教訓》搞「托洛茨基主義」的指責就成了基本的關鍵，由此把黨內出現「托洛茨基主義」危險的種種編造都聯繫在一起了。然而（實質就在這裡）這一把所有人為編造聯繫在一起的關鍵卻是一個靠不住的關鍵。只要認真看一下這個關鍵，它頃刻間就會灰飛煙滅。只有刻意吹毛求疵再加上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先入之見才能提供借口，把我的《十月的教訓》說成是背離列寧主義的傾向，而不是認真老實地對列寧主義的運用。這就是現在我就爭論的幾個主要問題想要表明的看法。
尤為令人驚詫，因此也就大錯特錯的是，竟然斷言我在敘述十月革命時忽略了黨的作用。然而前言的中心思想以及撰寫前言的立意，卻完全是承認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決定性作用。「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工具是黨」（前言第14頁）。我是以一系列國家戰後革命的失敗教訓為背景來闡釋這一思想的。我們的錯誤——我再說一遍，再重複一遍，由於我們過早地期待過大戰結束時歐洲無產階級的勝利到來——恰恰就在於，我們仍然未能充分估計黨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德國工人們無論在1918年還是在1919年都未能獲勝，因為他們沒有獲勝的基本武器——布爾什維克黨。我在前言中兩次強調指出，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時可以利用自己這個階級的一系列優勢，無產階級則只有用革命政黨來頂替這些優勢。
如果說自德國革命失敗後有過某種我一直在重複，在強調，並以十倍的執著在發揮的思想，那就是如下思想：如果無產階級沒有得到能保證勝利的真正革命政黨的領導，那麼哪怕最為有利的革命條件也不能使無產階級取得勝利。這就是我的梯弗利斯報告《在歐洲革命的道路上》（1924年4月11日）以及我的報告《東方的前景和任務》（1924年4月21日）、《五一節在西方和東方》（1924年4月29日）、《新的轉折》（《共產國際的五年》一書前言）、《我們正在經歷的是哪個階段？》（1924年6月21日）等等的主要思想。例如，上面提到的梯弗利斯講話在分析德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我說：「為什麼德國至今未能獲勝？我認為，回答只能有一個：因為德國沒有布爾什維克黨，也沒有我們在十月革命時所擁有的那樣一位領袖……黨也未經受我們黨所經受過的錘煉。同志們，這就是中心問題。歐洲各國的黨都應當學習這一經驗。我們大家都應當學會更明確、更深刻地領會並珍惜我們黨的性質、意義和本質，它保證了無產階級在十月的勝利和十月革命後的一系列勝利」。（《西方和東方》，第11頁），我再重複一遍，這是有關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尤其是去年德國革命失敗後，我所有的報告和文章的基本觀點，主導觀點。我可以引用數十段文字來證明這一點。能設想我在寫作《十月的教訓》時會忽然忘掉、抹殺或者歪曲從全部歷史經驗，特別是近十年來的經驗中得出的這一主要觀點，主要結論嗎？不，這是不可設想的。情況也不是這樣。根本不是這樣。恰恰相反，我通篇前言依據的就是我在梯弗利斯報告中所勾畫的中心思想：「我們大家應當學會更明確、更深刻地領會並珍惜我們黨的性質、意義和本質，因為是黨保證了無產階級在十月取得的勝利和十月革命後取得的一系列勝利。」當然，我沒有重新去論證這一思想，因為我認為十月革命的這一「教訓」是早就經過證明、經過檢驗了的，是毫無爭議、無可置疑的。不過，恰恰是有關黨及其領導的決定性作用的思想構成了我的前言的中心思想。為了證明這一點，就得把通篇前言再引述一遍，用黑體字把其主導思想標出來。很遺憾，不可能這樣做。我只能懇請感興趣的讀者手握鉛筆按上述視角去讀一下或重讀一下這篇前言，並且特別注意以下幾頁：第12、第13和第14頁，第41、第43、第46頁，「評論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一節（第57頁、這裡，我僅舉一例。在前言的結尾我批駁了近年來我國報刊出現的一個觀點，即認為英國革命「不必通過政黨，而可以通過工會」來進行。我就此在前言中寫道：「如果沒有黨，離開黨，繞過黨，只通過黨的代替物，無產階級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這是最近十年來的重要教訓。不錯，英國工會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強有力的槓桿。例如，在一定時斯的一定條件下它們甚至能夠代替工人蘇維埃，然而，它們之所以能夠起這樣的作用，不是由於把共產黨放在一邊，更不是由於與共產黨對立，而恰恰是因為共產黨的影響在工會中起了決定的作用。為了這個結論——關於黨對無產階級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義的結論——我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因而決不能隨便地放棄它或者輕視它」（第9頁）。對我的指責恰恰是，我放棄了或輕視了這個結論！經過上文說明，只舉出這一段引文即足以證明，強加給我的名之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傾向不僅同我的前言的精神和行文直接對立，而且同我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觀直接對立。用這種觀點來指出我忘記或有意不談我黨彼得格勒委員會在革命中的作用，這完全是一種不恰當的挑剔。我的前言不是在敘述黨的個別機構或組織的作用，也不是在闡釋事態的發展，而是試圖闡明黨在無產階級革命進程中的總的作用。我沒有列舉事實，我認為這些事實總的來說是眾所周知的。我根據的基本論點是黨（自然是指它的活生生的在起作用的組織）的領導作用。對於我在敘述時認為是不言而喻的事，我並沒有忽視，我也沒有避而不談。任何牽強附會，任何詭辯都推翻不了這樣的事實：對我的主要指責（即貶低黨的意義）是根本錯誤的，是同我實際所說、所論證的一切完全矛盾的。
說我在評價黨時不注意黨內群眾而只注意「上層」、注意領袖的斷言也同樣是不正確的。據此有人甚至扯到了什麼「英雄」和「群氓」的理論。然而問題的整個實質在於，我在界定黨在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總的作用並且以一種未必可再增添一分的斷然決然的態度來作出界定時，提出的是關於中央領導在革命時期的作用這個特殊的、局部的而又極為重要的問題。當然其中也包括所謂「領袖」的問題。在評述列寧在十月革命時期的工作時，我曾兩次指出，列寧在與一切動搖對抗時，其力量就在於他總是能在關鍵時刻依靠「做群眾工作的黨員」。如果我把整個革命問題或者哪怕把整個黨的領導問題都歸結為「領袖」問題，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但是，當我以馬克思主義關於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的論斷為基礎，作為一個專門的但又對革命極端重要的問題來提出關於黨的領導核心同全黨和工人群眾的相互關係問題，那麼，這樣提出問題就完全是合理的，而在去年德國革命失敗後，則更是雙重必要的。順便提一句，下文我還要談到這一問題。
不過，人們對我說，需要黨不僅是為了奪取政權，而且還為了保持政權，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為了在國際上縱橫捭闔。難道我這一點也沒有想到嗎？然而實質是，歐洲各國的黨面臨的還是十分繁重的奪取政權的任務。它們應當集中精力於這一點，致力於這一點。在奪取政權後會出現新的困難。我在此就可以有把握地預言，由勝利的武裝起義轉為必須放慢速度的「有機」工作將不可避免地在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黨內激發新的危機，即不滿的左翼的分離。當然，在不同的國家裡這種情況會各不相同。不過，這是下一階段的危險和困難。共產主義運動能夠對付得了。需耍的只是奪取政權。
說我在闡釋十月的教訓時無視我黨的過去即其大戰前和革命前的歷史，這一指責具有同樣的性質，即明顯不公正、十分牽強附會。不過我已經說過：我的行為必然導致如下結論：如果在前期，在準備階段，無產階級先鋒隊沒有成為真正革命的黨即布爾什維克黨，無產階級就利用不了最有利的革命形勢。這就是十月的中心教訓。其他所有教訓都從屬於這一教訓。黨不能為了應付一時之需而臨時拼湊起來，也就是說不能為了武裝起義才匆匆忙忙建立起來。戰後歐洲無產階級的經驗十分確鑿地表明了這一點。即使我一個字也未直接提及十月革命前的黨史，但光憑這一點也就完全充分地確定了這段黨史的意義。然而，我實際上已經十分具體而且確切地談到了使黨能在十月革命中和十月革命後發揮作用的發展條件。我在前言第62頁是這樣說的：「歷史保證了我們黨具有無可比擬的革命優越性。同沙皇制度進行英勇鬥爭的傳統，在地下條件下養成的革命的自我犧牲習慣和方式，對全人類革命經驗的廣泛理論研究，反對孟什維主義的鬥爭，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反對調和主義的牛爭，1905年最豐富的革命經驗，在反革命年代中對此經驗的理論研究，從1905年革命教訓出發來考慮國際工人運動問題——所有這一切，使我們黨得到了異乎尋常的鍛煉，具有高度的理論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氣魄。」這哪有「無視」黨或者其十月前準備工作的意思呢？不但前言的整個思路是在闡明黨的準備工作和鍛煉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決定性意義，而且對於使黨成為現在的黨的那些發展條件作出了完全準確、具體，儘管簡短卻幾乎十分全面的概括。不言而喻，我未在前言中講述黨的整個歷史。因為這本書的主題不是黨史，而是十月革命，即黨史中個特定時期。不過，我不知道有什麼能駁倒我對保證了黨「具有完全無可比擬的革命優越性」的發展條件的概括。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指責我「避而不談」布爾什維主義同我本人過去堅持的那種思潮的鬥爭，對於這種指責這一回完全可以加以拒絕，因為我考慮的畢竟不是在談此前的黨史，不是在談革命前反對調和主義的鬥爭，而是在談十月革命。然而連這個理由都沒有必要去談，因為列舉出使我黨經受異乎尋常的鍛煉，具有高度的理論上的洞察力和空前的革命氣魄的那些條件時，我指出的不僅有反對孟什維主義和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而且還有反對調和主義的鬥爭。
我從來都沒有暗示過有這樣的想法：即有過革命前那段歷史的布爾什維主義需要借助「托洛茨基主義」來改變自己的本質，相反，我卻直截了當地說過，布爾什維主義形成過程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是反對那些被稱之為托洛茨基主義而出了名的思潮的鬥爭。換言之，我說的與強加於我的截然相反。不說我貶低黨的作用，不說我無視黨在十月革命前空前的準備工作的意義和作用，編造再次出現托洛茨基主義危險就失去了其主要的根據。況且，我根本就沒有貶低過，也沒有無視過。上面已經引述了我的主要思想，而我的其他思想都是圍繞這一主軸而展開的。這裡，我要把這一思想再重複一遍：「我們大家都應當學會更明確、更深刻地領會並珍惜我們黨的性質、意義和本質，因為它才保證了無產階級在十月的勝利和十月革命後的一系列勝利。」（《東方和西方》第11頁。）這是列寧主義的觀點。我沒有偷換它，也沒有沖淡它。我是在捍衛它，鼓吹它。
「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
我們已經看到「托洛茨基主義」的黨的作用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不過，還採用了其他手法，而且是雙重的辦法來勾畫我對列寧主義的批判。首先，凡是我對加米涅夫同志和其他反對起義同志的「十月」立場的評論，都被說成是我以批判列寧當時的對手為幌子來反對列寧本人。指責我批判列寧主義的第二個手法是，說我直接描繪了列寧在十月革命中的「錯誤」以及我對這些錯誤的糾正。這個問題應當認真談一談。
加米涅夫同志同列寧在十月革命時的分歧的實質表現在哪裡呢？表現為加米涅夫同志主張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口號下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而列寧則根據已經展開的資產階級革命準備和號召無產階級率領農村下層群眾去實現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這就是十月革命時期兩種傾向的實質。列寧堅決反對加米涅夫的提法。他指出，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的公式已經過時了。他說：「不要向舊公式看齊，而要向新的現實看齊」。列寧問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這一老布爾什維克的公式，有沒有包括這種現實呢？」他回答說：「沒有。這個公式已經過時了，已經完全不適用了，已經僵死了。要使它復活是徒勞無益的。」[3]這是否意味著列寧簡單地「放棄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這一公式呢？不，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絲毫也未想把這一「放棄」強加於他。相反，我直截了當地說（第17頁），列寧同俄國社會民主黨從勞動解放社起就有的僵化的西歐派傳統正相反，他使得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這一公式在政治上體現出俄國歷史和俄國革命的特殊性。而且對他來說，這一公式如同其他所有的政治策略公式一樣具有能動的、有效的因而是具體制約的性質。它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我在前言中問道：在1917年革命的條件下實施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嗎？我堅持列寧的觀點，回答說：它曾以不想完全掌權的半政權工兵蘇維埃的形式實施過。列寧通過這瞬息萬變的現實認清了自己的公式。他指出，在當時的歷史形勢下，舊公式的實施只能這麼半半拉拉。而反對奪取政權的人則認為，我們應當「完成」民主革命。列寧回答說，按照「二月革命」的路線所能做到的一切均已做了，均已實現了；舊公式已經過時了；應當從現實的發展中推導出新的行動公式。列寧指責自己的對手說，他們未能按照在二月革命的條件下業已實施的形式來認識「民主專政」。早從四月初起，列寧就不厭其煩地解釋說：「現在誰只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誰就是落在生活的後面，因而實際上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種人應當送進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古董保管庫（也可以叫做『老布爾什維克』保管庫）」。（《列寧全集》俄文第1版第14捲上冊第29頁[4]）。列寧堅持重複說，他的對手們用過時的公式來同革命的需要相對立，從而「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舉手投降」。[5]這就是列寧對問題的提法。我則是按照原樣加以闡述。為什麼在十月革命這一十分重要的問題上我同列寧意見一致而未同加米涅夫同志意見一致，就成為對列寧主義的修正了呢？為什麼在對待十月革命的態度上的列寧主義觀點能容納曾同列寧截然對立的加米涅夫，卻要排斥曾追隨列寧的我呢？在這方面列寧主義一詞是否變得過於靈活，過於隨心所欲了呢？
為了引導人們得出十月革命期間這樣一種完全出人意料、令人難以思議的列寧主義和反列寧主義的對立，就需要把問題說成這樣：是我把加米涅夫等人的布爾什維主義徹底性看成是他們的錯誤；是我說：「看，就是這些同志確實按列寧的公式一直堅持到底，才最終淪為小資產階級革命的俘虜。」但我從來沒有說過十月革命時反對列寧的人的錯誤是他們「徹底」運用了列寧的公式。不，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沒有像列寧那樣來對待列寧的公式；他們沒有認識到這一公式在現實中的特殊矛盾；他們不理解1905年公式的過渡階段性質；他們說的是列寧的話，卻把背得爛熟的公式同對現實的研究對立了起來，換言之，他們沒有像列寧那樣來理解列寧的公式。列寧本人就是這麼認為的，並且對這一錯誤作了透徹的分析。
同樣為了達到把我（確切地說，是列寧）對加米涅夫同志等人的批評變成我對列寧主義的批評這一目的，需要從我1909年寫的文章而不是1924年寫的前言之中摘取引文。我在1909年寫的文章中談到過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這一公式在革命特定階段有可能顯露出自己的反革命特點。不錯，1909年我曾在羅莎·盧森堡的雜誌上這樣寫過。該文已收入我的《1905年》一書。1917年以後，該書曾經用俄文和多種外文多次再版，從未見任何方面的人士提出過質疑或者反駁，因為大家都知道，看該文應當考慮到撰寫文章的時代條件。不過，不能把1909年一篇論戰文章中的一段話硬塞進1924年寫的一篇前言中去。關於這段1909年寫的文字完全可以說，我撰寫的時候並不清楚我對之提出質疑的這一公式對列寧只具有階段性、準備性的意義，而不具有獨立的意義。這樣指責我是對的，我接受這種指責。然而要知道，恰恰是加米涅夫同志等人試圖違反列寧的意願把這一能動的公式變成教條，並把它同正在發展的革命需要對立起米。恰恰是列寧對他們解釋說，他們的這種立場阻礙了革命的必要發展。我僅僅是扼要地且用十分緩和的形式複述了列寧的批評和評價。怎麼能由此得出修正列寧主義的結論呢？既然非要把「托洛茨基主義」同這一件歷史早已勾銷的事扯到一起，那就只能說：托洛茨基在前言中贊同列寧關於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的提法；然而托洛茨基根本不提他放棄不斷革命這一老公式；由此將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托洛茨基根據1917年革命的經驗按列寧的精神來闡釋自己的老公式。這就是在這一問題上所能得出的惟一結論，即使如此，也不是根據未提及歷史已勾銷了的不斷革命問題的那篇前言，而是通過把這篇前言同我反映不同政治發展階級的舊著作比較才得出的。這一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對我來說，所謂不斷革命這一公式的根本是，深信俄國革命以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將不可避免地以社會主義專政而告終。正如我上文論及的，如果說中派策略傾向使我離開了布爾什維主義並同它對立，那麼，俄國革命必然將政權交給無產階級這一根本政治信念又使我同孟什維克對立，並使我歷經所有階段投入布爾什維主義陣營。不過，這與我們現在所談的問題不是一回事。無論怎麼說，我反對那種說列寧或者布爾什維克黨在深信自己的公式錯了之後接受了「我的」革命公式的看法，因為這種看法十分可笑，是強加於我的。
然而，我不得不預先承認，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引用20年來不同時期的文宇，隨心所欲地把它們拼湊在一起，特別是把我從來沒有說過的活強加給我，那麼只要願意，就可以在用托洛茨基主義偷換列寧主義這一點上得出任何結論。眾所周知，在這場爭論中「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這一公式最吃香。我認為，不下十位作者（發言者就更多了！）一個接一個地把這一錯誤的政治公式算到了我的頭上。然而我不得不說明，題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那份著名傳單是1905年夏由僑居國外的帕爾烏斯[6]撰寫的。當時我匿居在彼得堡，同他根本沒有聯繫。這份傳單由帕爾烏斯個人署名在國外印刷，在俄國沒有任何人翻印過。我任何時候對帕爾烏斯這一簡單化的公式都不負任何責任。正是在這一時期我撰寫過一系列傳單，其中較為重要的都是在巴庫布爾什維克秘密印刷廠印製的（1905年夏）。此類傳單中有一份是專門寫給農民的。在現在大都能查找得到的我的這些傳單中，沒有一份要「跳越」民主革命階段。它們都提出了立憲會議和土地革命的口號。諸如此類的錯誤在批判我的文章中不勝枚舉。然而沒有必要就此再多費筆墨。要知道，問題並不在於我個人在自己政治發展的不同階段上是如何表述革命的前景和任務的，而在於我現在，在1924年，對列寧依據與十月革命進程的內在聯繫對基本策略問題的提法所作的分析是否正確。
在這一方面，沒有人指出過我有任何錯誤。在對十月革命進行理論闡釋時我完全依據列寧主義，正如在實施十月革命時我始終同列寧走在一起一樣。
某一位作者竟然想得出說我是……按照蘇漢諾夫[7]的提法來評價十月革命的，與此相矛盾的是他卻援引了列寧那篇評論蘇漢諾夫著作的著名文章。一凊二楚：托洛茨基主義在反對列寧主義！這位可敬的作者卻大錯特錯了。1923年2月5日，即在我們得知列寧的評價之前很久，我就曾致函《真理報》編輯部，其中是這樣評論蘇漢諾夫那本書的：「最近我翻閱了已出版的蘇漢諾夫《革命札記》的一卷。我感到應當給予這本書以毀滅性的評價。很難設想還有更厚顏無恥的知識分子自我中心主義的醜惡表現……他（蘇漢諾夫）起先拜倒在克倫斯基[8]腳下，在左邊又抓著策列鐵裡[9]和唐恩[10]的胳膊肘，向他們灌輸高尚得不得了的生活方式，而後來……又向布爾什維克灌輸正確的革命行動方式。當七月事變後列寧隱蔽起來時，蘇漢諾夫為自己的高尚簡直傷心得不得了。他蘇漢諾夫從來也沒有這樣過」……等等，等等。當時，在《真理報》上曾出現過按我這封信的精神寫成的書評，甚至把信的一部分也引進了書評中。讀者由此可以看出，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傾向於「按照蘇漢諾夫的提法」評價革命。
列寧主義和「布朗基主義」
現在，我們必須來談一談一項既用心險惡，又論證拙劣的指責：我竟然把列寧描繪成「布朗基[11]主義者」（！！！），而把自己幾乎描繪成從列寧的布朗基主義手中拯救革命的人。只有由於爭論而一葉障目才能說得出這樣一種指責。
然而是什麼成了引起這種關於「布朗基主義」的無稽之談的由頭呢？
9月召開民主會議的時候，列寧從他藏身的芬蘭向中央委員會提出建議：包圍正在舉行民主會議的亞歷山大劇院，逮捕會議參加者，佔領彼得保羅要塞，等等。在9月還不能以彼得堡蘇維埃的名義實施這一計劃，因為蘇維埃組織還未真正布爾什維克化，還不適應這一計劃，因為軍事革命委員會尚不存在。我在自己那本書中有關列寧的九月建議是這樣寫的：「這樣提出問題，是因為本來打算通過黨的途徑並以黨的名義來準備和完成起義，隨後由蘇維埃代表大會來總結這一勝利。」某些同志不知為什麼卻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我把列寧的九月建議看成布朗基主義（！！！）。我完全不明白，這跟布朗基主義有什麼相干？布朗基主義應當是極力想以不依靠工人階級的革命少數派的名義去奪取政權的主張。然而要知道，1917年9、10月間形勢的根本實質是，勞動人民的多數站在我們黨的一邊，而且這一多數還明顯地在不斷增加。因此，當時的問題是，使多數人擁護的黨中央委員會承擔起武裝起義的組織工作，奪取政權，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從而使已發生的革命合法化。就這一建議侈談什麼布朗基主義，這就是荒謬絕倫地歪曲基本政治概念的含義。起義是一門藝術：起義的任務允許有幾個解決方案，其中一些可能是較為成功的，另一些則是不那麼成功的。列寧的9月建議無疑有其長處：可以使敵人措手不及，不可能組織起可靠的部隊轉入反攻。9月建議的缺陷就在於，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不僅使敵人措手不及，而且也使部分工人和衛戍部隊也措手不及，引起他們的惶惑，從而削弱我們的攻擊力。這個問題很重要，但純屬實際問題，同布朗基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原則矛盾沒有任何關係。眾所周知，中央委員會沒有採納列寧的9月建議，在就該問題表決時我同所有的人持同樣立場。這裡的問題並不涉及對整個發展方針的總的確定，並不涉及布朗基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矛盾，而是涉及對起義完全實際的、在相當程度上是技術性的條件的具體估計，而起義的政治前提則確已存在了。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提到，列寧當時不得不「從地下」來估計彼得堡形勢的純粹實際條件。我的這句話激起了完全出乎預料的抗議。然而在這一點上我也只不過是重複了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本人就此說過和寫過的話而已。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他曾「安慰」某些在大會的前夕因立場極「左」而遭到他嚴厲痛斥的匈牙利同志。他寫道：「當我自己流亡國外時，我曾幾次採取『過左』的立場。1917年8月，我也流亡國外，曾向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過一個過『左』的建議。這個建議幸而遭到斷然拒絕。流亡國外的同志常常採取『過左』的立場，這是很自然的。」[12]我們看到，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把自己的建議稱為過「左」的，並且用他流亡國外來解釋他的「左」傾。因此，我在這個問題上僅僅是闡述了列寧的看法。
況且這一被中央斷然拒絕的建議對事態的發展起了正面作用。列寧懂得，當時缺少的不是小心翼翼，謹慎從事以至橫加阻攔的態度，因此他盡量施加壓力，要求每一個和所有的黨的負責工作人員都把武裝起義當作刻不容緩的實際任務。列寧的9月來信同布朗基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是他影響黨的整套措施的一部分，是適當的，它促使大家更具體、更堅定、更勇敢地對待起義問題。
與此密切相關的，還有一段十月革命時非常重要的插曲，這就是克倫斯基調走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圖謀，我提及這段插曲並不是因為對此又有什麼新的補充，而完全是因為，我對這段往事的敘述使加米涅夫同志有借口把事情說成是當時我用自己的「正確」政策對抗了列寧的「錯誤」（布朗基主義的）政策。我不想再去重複所有那些針對這一問題作出的令人厭惡透頂的結論和暗示。我重新讀了一遍自己前言的相應部分，當然，我早就確信，文中絲毫也沒有強加於我的那些東西。不過，我在前言中卻找到了重要得多的東西：文中有一處完全明確、斷然地排除了就我在彼得格勒衛戍部隊一事上有「特殊」戰略計劃問題進行胡編亂造的可能性。請看，前言是這樣說的：「我們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掌權以後，只是繼續並加深了兩個政權並存的方式。我們主動地檢查了關於調走衛戍部隊的命令。這樣一來，我們就利用合法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傳統和方式掩護了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實際起義。不僅如此，我們在宣傳中使奪取政權這一行動形式上遷就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發展和加深了已經形成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傳統，從而明確了蘇維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個俄國舉行布爾什維克起義。」（第50頁）因此，這段話無論如何也不是以個人名義，而是以黨的名義（「我們布爾什維克」）說的。況且後來圍繞衛戍部隊的鬥爭發展也決不是出於哪一個人的計劃，而是由於我們從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那裡承襲下來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制度。克倫斯基想調走衛戍部隊；而按照慣例未經蘇維埃士兵部同意就不能這麼做。司令部提請士兵部主席團審議，而布爾什維克已經牢牢掌握了士兵部，於是出現衝突；衝突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對十月革命十分重要的後果。因此，我所描繪的有關衛戍部隊的情況完全符合實際的事態發展。然而還不僅如此。我好像有意要排除加米涅夫同志編造謊言的可能性，在下文又直截了當地說：「如果說我們那次『詭計』百分之百地成功了，那並不是因為這種詭計是一些要避免國內戰爭的自作聰明的戰略家故意想出來的，而是因為它是妥協主義制度解體的條件及其出現的嚴重矛盾自然造成的。」（第51頁）因此，此處的「詭計」一詞被加上引號，是為了表明這不是某個人的主觀的詭計，而是由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所造成的關係客觀發展的結果。前言直截了當地說，這並不是「自作聰明的戰略家故意想出來的」。因此。不但上述說明是用黨即其在蘇維埃的代表的名義作出的，而且還直接而明確地說明，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個人的計謀或者個人的花招。那種說我在這個問題上貶低列寧來抬高自己的政策的斷言到底有什麼根據呢？一點根據也沒有。列寧身處芬蘭，當然不能在這一事件剛發生時就發現和瞭解它，並且在事態發展的所有階段都跟蹤研究它。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列寧能及時而詳盡（即依據個人的觀察）瞭解彼得格勒衛戍部隊事件，他對革命進程的擔心可能會小一些。然而不言而喻的是，即使這樣也絲毫不妨礙他不斷增強他已經施加的壓力。他要求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前奪取政權無疑是對的。而且正是多虧他的這一壓力，這一點才真的實現了。
「配合形式的國家」
十月革命期間分歧的焦點是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問題。不能徹底理解列寧對這一問題的提法，自然就無法理解十月革命期間的分歧。然而我現在想通過一個目前在爭論中起首要作用的例子來揭示，許多同志指責我背離列寧主義，其實他們對列寧所知甚少，對列寧關於奪取政權問題的提法也不甚了了。
在前言中我順便提及，《論時局》一信的作者們反對奪取政權，因為不得不持類似於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當時的領袖希法亭在1918～1919年德國革命時所持的立場。希法亭曾建議，把蘇維埃納入民主憲法。我的這一對比，曾遭到格外嚴厲的批判。對我的指責首先是，說我完全錯誤、甚全「居心不良地」把加米涅夫同志的立場同希法亭的立場扯到了一起；與此同時，還向我一再論證說，列寧也主張過把蘇維埃同立憲會議結合起來，因此，我又修正了列寧主義。還指責我說，我不理解當時那個過渡關頭，當時黨在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但同時並沒有摒棄立憲會議。最後，還揭發我說，我本人在鼓吹爭取蘇維埃政權的同時也說過要召開立憲會議。然而如同在其他所有問題上一樣，主要的指責是，我把列寧的立場同希法亭的立場扯到了一起，因此就是修正列寧主義，貶低列寧主義。讓我們看看是否是這麼一回事吧！弄清這一極為重要的情況將有助於澄清1917年的分歧問題。
其實，黨當時既爭取蘇維埃政權，又為召開立憲會議而鬥爭。當時一個最為普及的宣傳口號就說，蘇維埃不奪取政權，立憲會議就召開不了，即使召開了，也會成為反革命工具。列寧和黨正是這樣提出問題的：通向立憲會議之路不是通過臨時政府和預備議會，而是通過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專政。立憲會議不應是預備議會的擴大版，而應是工農國家的組成部分。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反對奪取政權的人把對立憲會議的期望與列寧的起義道路對立起來。他們一再論證說（見《論時局》一信），資產階級「不敢」破壞立憲會議」沒有能力在立憲會議選舉中作弊。他們還論證說，我們黨將在立憲會議中成為擁有將近三分之一席位的強大反對派。這使他們設想出這樣的前景：「蘇維埃已經根深蒂固（？），不會被消滅……就連立憲會議在自己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蘇維埃。立憲會議加蘇維埃——這就是我們所要走向的配合形式的國家機關。」因此，這種配合形式國家就是，政權通過臨時政府、預備議會和由其召開的立憲會議仍舊留在資產階級手中。我們在立憲會議中起反對派作用，同時仍然是蘇維埃的領導政黨。換言之，這是一種繼續兩個政權並存的前景。而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在一定時期內在存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職業跨階級妥協主義分子時才可能出現。而當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佔多數，而在立憲會議中佔少數的條件下，則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
不言自明，列寧的立場與此毫無共同之處。他曾經說過：首先奪取政權，然後再召開立憲會議，如果有必要，再把它同蘇維埃配合在一起。列寧的立場同《論時局》一信作者們的立場有什麼區別呢？區別在於革命的根本問題：政權問題。在列寧看來，立憲會議也好，蘇維埃也好，都是同一個階級或者非有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村貧民）聯盟的機關，立憲會議同蘇維埃配合的問題對列寧來說具有組織－技術性質。在反對列寧的人眼裡，蘇維埃代表著一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貧民），而立憲會議卻是各有產階級的機關。只有出於某種幻想，即指望無權的蘇維埃會成為「一支對準資產階級的太陽穴的手槍」，認為資產階級將使其政策「配合」蘇維埃，才可能採取這種實行配合形式的方針。這就是同希法亭立場的相似之處。希法亭在其最為「左」傾的時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提出將蘇維埃作為向有產階級施壓的工具即作為不開槍的手槍而納入憲法！
或者所有上述這一切還不清楚？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對於我們大家最具權威的見證人和闡釋者是怎麼說的。讓我們看看列寧是怎麼說的。如果批評我的人能及時而認真地這樣做，他們就可以不完全地把讀者弄糊塗。讓我們打開第14卷[13]，在《給同志們的信》（10月16～17日）中能找到以下一段充滿真知灼見的話：「我們可悲的悲觀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永遠不能自圓其說。拒絕起義就是拒絕把政權交給蘇維埃，而把一切希望和期待都『交給』『答應』召開立憲會議的善心的資產階級。惟有在蘇維埃掌握政權的條件下，才能保證立憲會議會召開，才能保證它的成功，難道這還難以理解嗎？這一點，布爾什維克已經說過幾千遍。從來沒有人試圖駁倒它。這種『配合形式』是大家都承認的，但是現在有人以『配合形式』為托詞拒絕把政權交給蘇維埃，而且偷偷摸摸地幹，不敢公開否認我們的口號，這是什麼行為呢？能找得出議會用語來形容這種行為嗎？有人一針見血地回答我們那位悲觀主義者說：『是一支沒有子彈的手槍嗎？』如果是這樣，那就是公然投奔了李伯爾[14]、唐恩之流，因為他們千百次地宣稱蘇維埃是『手槍』並且千百次地欺騙了人民，因為蘇維埃在他們的統治下簡直等於零。如果是『有子彈的』手槍，那這也就是起義的技術準備，因為子彈要弄到手，手槍要裝上子彈，而且光有子彈是不夠的。或者是投奔李伯爾、唐恩之流，公開拒絕『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或者是起義。中間道路是沒有的。」（第271～276頁）讀到這段振聾發聵的文字，使人感到列寧簡直像是對當前這場爭論在發表自己的見解。列寧沒有等到任何人再就此作出解釋就指出，在配合形式的提法下有人「偷偷摸摸地」推出同列寧他所捍衛的思想截然相反的政治思想。可是，當我在自己的前言中用極為溫和的形式重複列寧對在兩個政權並存的基礎上「配合形式的國家」的評述時，批評家們卻提出，我打著列寧主義的旗幟在偷偷摸摸地推行……「托洛茨基主義」。這豈不是咄咄怪事？！難道這不正是揭露了在黨內製造「托洛茨基主義」危險的全部奧秘？如果「托洛茨基主義」一詞（就其舊的、戰前的含義而言）是指調和本質上無法調和的傾向，那麼，無疑理論上可以把不奪取政權的配合形式的國家歸結為上述含義的「托洛茨基主義」。只不過推行這種「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是我。現在也不是我在事過境遷之後以它來反對列寧。
我想並且希望，現在問題一清二楚了。至少我不能講得再清楚了。誰也不能替列寧講得比列寧本人更清楚。要知道，有人指責我說，連共青團員都發現了我的錯誤。唉，共青團員們緊隨某些老同志之後發現的只是，在十月革命的基本問題即政權問題上對列寧著述研讀得很差或者領會得很差。
能結束我們整個爭論的列寧這段關於「配合形式」的文字，是10月中旬即起義10天之前寫出的。列寧後來回過頭來還談過這一問題。1917年12月26日，即在我們引用的《給同志們的信》發表兩個半月之後，十月起義早已過去，列寧以徹底的理論透析力表述了革命馬克思主義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政權已經由蘇維埃執掌了。列寧如果沒有絕對的必要性，從來不願人為地挑起業已平息的分歧。然而，12月26日，即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列寧卻認為有必要再來談一談這一有爭議的問題。列寧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對這個問題是這樣說的：「凡是直接或間接想從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通常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框內來考慮立憲會議問題，而不考慮到階級鬥爭和內戰，那都是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和轉到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布爾什維克黨的少數領導人因為不能正確評價十月起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犯了這種錯誤。革命社會民主黨應盡的責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這種錯誤。」（《列寧全集》第15卷第53頁[15]）
如上所引，列寧認為，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恰恰是在有關「配合」形式國家的爭論中暴露出的錯誤，是自己應盡的責任。在起義勝利兩個月以後，他認為有必要用相當嚴厲的語調作出這樣的提醒。然而，我們卻看到，對於某些同志，這一提醒的含義卻有一半被忘卻了，一半被歪曲了。可是，在國際範圍內——因而也包括我們——時至今日這一提醒仍有著十足的威力。要知道，所有的共產黨要經歷的都還只是實際推翻民主國家的階段。這一任務是極端艱巨的；老的民主國家則要比我國更困難一千倍。在形式上所有共產黨人都站在「否定」形式民主制的基點上。然而要知道，這還未能解決問題。還有最主要的一點：用革命方式來推翻已經化作民族習性的民主制，切實推翻它。資產階級民主輿論的壓力在這條道路上會作出最猛烈的反抗。這一點應當事先就明白並估計到。這種反抗不可避免地也會進入共產黨的內部，導致其內部出現相應的集團。勿庸置疑，同資產階級民主制「妥協」的最流行、最標準、最典型的形式正是如下思想：「配合形式的國家」——繞開起義並繞開奪取政權。這自然是由於整個形勢，全部傳統，階級間各種相互關係所導致的。這就是為什麼需要「警告所有的人」都要提防這種不可避免的危險，對於缺乏鍛煉的黨來說這一危險可能是致命的。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告誡歐洲同志：「看，在我們俄國，儘管我們的黨是卓越的黨，民主制的幻想雖然有所克服，但在關鍵時刻仍然控制了優秀革命家的意識；在你們那裡這種危險還要大得難以估量；對此應有所準備；要研究十月革命的經驗；要思考十月革命的經驗及其全部革命的具體細節，把它化作自己的血肉！」作出這種警告並不意味著要取代列寧主義。不，這將意味著全心全意地為列寧主義服務。
季諾維也夫同志發問說：反對奪取政權的十月革命前和革命時的反對派是右的集團，右傾思潮或者右翼嗎？對這麼一個看來根本不成其問題的問題，季諾維也夫同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回答完全是形式主義的：因為布爾什維克黨堅如磐石，所以它在十月革命時就不可能有右翼。可是十分明顯，說布爾什維克黨堅如磐石並不是說其內部從未出現過右傾思潮，而是說它一直能成功地克服右傾思潮：有時同它們一刀兩斷，有時加以化解。十月革命時期亦然如此。看來，這一點無可爭議：既然在革命時機已成熟時黨內發現有反對革命的反對派，那麼，這是右翼反對派而不是左翼反對派。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能僅限於對反對派作心理評述，說「動搖」、「懷疑」、「猶豫不決」等等。要知道，這種動搖具有政治性質，而不是其他別的性質。要知道，這種動搖是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相對立的。要知道，這種對立是經過理論論證，打著政治口號的。對在關鍵時刻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黨內反對派怎麼能不作政治鑒定呢？為什麼必須放棄政治定性？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當然，可以從心理角度和個人角度來提出問題。譬如，某一位同志是偶然地還是非偶然地置身於反對奪取政權的反對派之列？我根本不想涉及這一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與對黨的發展的各種傾向的評價無關。一些同志參加反對派幾個月，另一些同志則參加幾個星期，這一事實只具有個人履歷意義，它不影響對立場本身的政治評價。這一立場反映了當資產階級社會上空密佈致命危險的那個時期資產階級輿論對黨的壓力。列寧斥責反對派代表人物，說他們對資產階級「必然」表現出樂觀主義，而對革命力量和無產階級的能力卻表現出「悲觀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下冊第276頁[16]）。只要大致翻閱一下這一時期列寧的書信、文章和講話，任何人都能亳不困難地得出結論：貫穿這些著述的一條紅線是，把反對派定性為右傾，它反映了在奪取政權之前時期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政黨的壓力。而且這一定性還不僅僅局限於同右傾反對派作直接尖銳鬥爭的時期，許久之後列寧還重申過這一點。例如，1918年2月末，即十月革命已過4個月之後，在同左派共產主義者「殘酷」鬥爭時，列寧把十月反對派稱作「十月的機會主義者」。當然可以攻擊這一評價：難道在堅如磐石的布爾什維克的反對派中還可能有機會主義？然而既然是政治評價，這樣一種形式主義的理由自然落空了。這一政治評價是列寧作出的，是經列寧論證的，而且是全黨公認的。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要對它打上問號？
為什麼對十月反對派作正確的政治評價很重要？因為它具有國際意義；它在將來才會充分顯示其意義。這裡我們遇到我國十月的一個主要的教訓，現在，在取得德國十月的反面教訓之後，這一教訓又有了新的、巨大的份量。在每一次無產階級革命中我們都將遇到這一教訓。
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許多困難中有一個完全特定的、具體的特殊困難：它是由黨的革命領導的任務所產生的。在鬥爭急劇轉折之際，正如列寧多次說過，即使是最革命的政黨也可能落後，把昨日的口號或鬥爭手段來與新的任務和新的需要對立。然而再也沒有比導致無產階級必須武裝起義的轉折更為急劇的轉折了。這時才出現了黨的領導之間、黨的整個政策之間和階級的作為之間不相符合的危險。在「正常」條件下，即在政治生活進程相對緩慢的時候，這種不符合儘管會造成損失，但不會造成災難。而在出現尖銳的革命危機時期，恰恰沒有時間去消除這種不相符合，或者說，冒著炮火去取齊戰線。革命危機最為尖銳的時期，就其本質而言，常常是轉瞬即逝的。革命領導（猶豫、動搖、等待時機……）同革命客觀任務間的不相符合有時會在幾個星期甚至幾天之間導致一場災難，導致喪失掉多年工作準備好的成果。不言而喻，領導同政黨（階級、整個形勢）間的不相符合還可能具有相反的性質：這就是領導超越了革命發展，把懷孕4個多月當成了十月懷胎。1921年3月德國提供了這種不相符合的最為明顯的例證。當時黨內的「左派幼稚病」表現得淋漓盡致，其結果是盲動主義（革命冒險主義）。在將來，這種危險也完全是現實的。因此，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總結的教訓將一直保持其效力。不過，去年德國的經驗卻極其直觀地向我們展示出完全相反的一種危險：時機成熟了，而領導卻落在後面。領導剛剛趕上形勢，而形勢又發生了變化：群眾紛紛後退，力量對比已急劇惡化了。去年德國的失敗當然存在其本國的許多特點，但是，也存在表明普遍危險的深刻的典型特點。這一危險可以稱之為革命領導的危機。無產階級政黨的下層接受資產階級民主輿論的壓力要少得多，但是黨的上層和中層的一些人士將不可避免地在關鍵時刻或多或少地屈服於資產階級的物質恐怖和思想恐怖。對這一危險不能視而不見。當然也不存在對付這一危險的萬能的解救辦法。不過，同這一危險鬥爭的第一步——是弄清它的根源和實質。每一個共產黨內，在「十月」時期都出現了右傾集團（或有所發展），一方面反映了極大的客觀困難和危險，另一方面反映了資產階級輿論的瘋狂壓力。右傾集團的本質和含義即在於此。正因為如此，各國共產黨內恰恰在動搖和猶豫最為危險的關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種動搖和猶豫。在我們這裡，這種動搖和摩擦性質最輕。這才使我們有可能實現十月革命。德國共產黨的情況卻截然相反。它們那裡的革命時機已經被錯過，而黨內危機十分尖銳，以致必須全面更新黨的整個領導機構。各個共產黨在自己的「十月」時期大概會處於上述兩種極端之間。使革命領導的必然危機變得最小，這是每個共產黨和整個共產國際最為重要的任務之一。要達到這一點，就只有領會我們的十月經驗，領會我們黨內十月反對派的政治含義。
現今的問題
為了從對過去的估價和教訓轉到現今的問題，我首先談一談一項具體的但格外猛烈而尖銳的指責。這項指責簡直出乎我的意料。
某一位批評者甚至說，我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把紅色恐怖的「責任」（？！？）推給了列寧。說實在的，這種想法意味著什麼呢？看來，這種想法認為，有某種必要推卸對作為革命鬥爭工具的恐怖手段的責任。然而怎麼會出現這種必要的呢？我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心理上對此都無法理解。不錯，通過革命、宮廷政變、陰謀等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政府總是感到有必要用忘卻的帷幕遮蓋住自己取得政權的條件。用暴力手段攫取了政權的資產階級政府在站穩腳跟，有所鞏固並且自身培育出必要的保守素養之後，總是把粉飾、偽造自己「不合法」的過去，抹掉對所採用的血腥暴力的回憶當作自己工作的必要組成部分。可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怎麼竟然也會有這種需要呢？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已經存在7年多了，我們甚至同最保守的英國政府保持著外交關係，接待有爵位稱號的大使們，但是我們絲亳也不放棄那些使得我們黨執掌政權並且作為十月革命的經驗已被納入世界革命運動武庫的方法。我們現在如同在為了拯救革命而不得不採用革命暴力方法時一樣，也很少有理由放棄或避而不提我們曾經採用過的這些方法。不錯，我們接待有爵位稱號的大使，我們允許私人資本流通，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出現了蘇哈列夫卡[17]輿論。當然，全俄蘇哈列夫卡雖然不得不服從於蘇維埃政權卻總是在嚮往用極端「非法的」、「野蠻的」手段奪取政權的蘇維埃政府能有所改觀，能變成真正「文明的」、「可敬的」的民主政權亦即保守的資產階級政權。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不僅我國尚未成熟的資產階級，而且還有國際資產階級，都將很樂意寬恕蘇維埃政權的「非法」出身，因為他們相信我們自己也不會再加以提及。然而既然我們絲毫也不想改變自己的階級本質，既然我們仍毫不動搖地以革命的態度對資產階級輿論嗤之以鼻，我們就沒有任何必要否認自己的過去，去「推卸」自己對紅色恐怖的責任。那種想把這一責任推卸給……列寧的想法是非常不光彩的。誰能把這一責任「推卸」給列寧？列寧本來就承擔著這一責任。對十月革命，對變革，對革命，對紅色恐怖，對國內戰爭，——對所有這一切列寧在工人階級面前，在歷史面前都承擔著責任，而且將「永生永世」承擔著它。或許這裡說的是過分措施和過火行為？可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革命會沒有「過分措施」和「過火行為」呢？這個簡單的道理列寧曾經對那些因為4月、7月和10月的過火行為而大驚失色的凡夫俗子講過多少遍啊！是的，什麼也不能解除列寧對紅色恐怖的「責任」，什麼都不行，誰也做不到。即使那些過於巴結的「捍衛者」們也做不到。紅色恐怖是革命的必要手段。沒有紅色恐怖，革命就可能夭折。有多少次革命由於勞動群眾的意志薄弱、猶豫不決和心慈手軟而夭折了。即使我們的黨，儘管經受過以前的鍛煉，也保留著心慈手軟和革命麻痺大意這些因素。任何人也沒有像列寧那樣事先就深思過革命的難以置信的困難，其內在和外部的危險。任何人在革命前也未曾那樣明確地認識到，不鎮壓有產階級，不採取歷史上最嚴厲的恐怖措施，無產階級政權在被敵人四面包圍的情況下就永遠無法堅持下去。列寧一點一滴地灌輸給自己最親密的戰友們，再通過他們並同他們一起灌輸給全黨和勞動群眾的，正是自己的這一認識和由此而產生的頑強鬥志。我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談到的正是這一點。我描繪了列寧如何在革命初期觀察到處存在的漫不經心、麻痺大意和面對重重危險和災禍的盲目自信，時刻教導自己的戰友們，只有改變自己的性格使之變得更為嚴厲，並且用紅色恐怖之劍武裝自己，革命才能得救。我在回憶文章中談的就是這一點。就是列寧偉大的洞察力，就是偉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毫不留情的革命精神——同時他有著個人的偉大人性。想從我的話裡找出另外的意思，想從中發現有把對恐怖的責任「推給」列寧的意願，這只能是政治上的愚蠢和心理上的齷齪。
如果我也像某些批判我的人那樣無端惡毒懷疑，我滿可以說：不應當在我這裡尋找「新經濟政策」傾向，而恰恰應當在那些竟然想要否定紅色恐怖的人那裡去尋找。倘若蘇哈列夫卡那幫傢伙中有誰真的相信了諸如此類的指責，並且因此想入非非，那麼，這只能說明，是指責我的人造出了蘇哈列夫卡問題上的托洛茨基主義幽靈——然而這決不意味著我同這一幽靈有什麼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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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蘇哈列夫卡——國內的也好，僑居國外的也好——提出的證據總的說來應當慎之又慎。當然，形形色色的敵人都對我們的每一個分歧、每一場爭論悲劇興高采烈，都竭力擴大每一絲裂縫。不過為了從他們的評價中得出某些結論，就需要驗證：首先，他們是否明白他們所說的事，因為只有有頭腦的敵人的嚴肅、務實、確鑿的評價才具有對症的作用；其次，他們是否是為了煽起我們的分歧、對爭論火上澆油才專門炮製自己的評價？對待僑民出版物尤應如此，因為僑民出版物沒有自己的直接政治任務，沒有大量讀者，主要利用蘇聯報刊上對它們見解的反響投機。
我舉一個我覺得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我們的報刊曾經報道說，在去年爭論期間孟什維克的《社會主義通報》[18]雜誌把極大希望寄托在「反對派」或其個別人士身上。我未核對過這種消息，不過完全可以設想，像唐恩一夥那種畢生寄希望於資產階級民主化的、有洞察力的現實主義者，現在把滿懷希望都寄托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孟什維克化上。不過我完全偶然地翻閱了孟什維克右翼的《曙光》[19]雜誌第7期，看到斯捷·伊萬諾維奇[20]的文章對唐恩一夥寄希望於布爾什維克黨蛻變所作的如下批評：「或許他們（唐恩一夥人）對這個反對派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情況。然而倘若他們知道的只是眾所周知的情況，那麼他們不會不知道，正是在俄共內的反對派中有最空想的專政擁護者，最死硬的正統專政派。其影響才表現為最近的左派瘋狂大爆發、反新經濟政策路線等等。單憑行動綱領的字句，如何才能恰恰從這種『十月』正統派中區分出『由於自己的地位，對準備民主地取消專政事業能……起相當大作用的人士』呢？行動綱領認為，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在工人運動不斷發展並導致階級覺悟的壓力之下』實現。然而這完全是不著邊際的假設，而且未待它被納入行動綱領就已被生活所推翻。在一連串有時甚至提出政治要求的罷工風潮的影響下，俄共反對派要的是強化專政、資產者的血和實行新方針。生活表明，反對派是專政的最死心塌地的煽動者，而行動綱領卻要從中區分出民主分子來。與行動綱領大相逕庭的生活是多麼不合理啊！」（第197頁）
我滿懷正常的厭惡才在探討我黨內部問題的著述中引用了這個孟什維克白匪騙子文章的一段文字。我決沒有想從上述引文之中得出什麼政治結論；只有一點除外：對境外僑民的反響和議論要多加小心！對信手拈來的歐洲資產階級報刊的議論要多加小心！考慮敵人的見解從來都是有益的。然而這要批判地做，不能賦予敵人以超出他們實際所有的洞察力。我們不會忘記，資產階級總是在盲目議論他們根本理解不了的、構成我們工作主要內容的問題。我們不會忘記，世界資本主義報刊在整個蘇維埃制度時期不止一次地宣稱，列寧在努力把俄國重新納入民族保守主義軌道，但是「左翼」在阻撓列寧，被點出姓名的「左翼」分子有時是布哈林，有時是季諾維也夫，有時是本文作者。除了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專政任務一竅不通，這種議論難道還能顯示出別的什麼嗎？決不能這麼辦：我們先是用自己有失公允、牽強附會的指責把望眼欲穿的資產階級報刊引入歧途，然後再把其中對我們言論的歪曲反映當作頗有說服力的資產階級評價。我們這樣做就是把我們自己炮製的那個幽靈的幻影當成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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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家們，特別是季諾維也夫同志為了使引用舊著的文字拼湊而成的「托洛茨基主義」幽靈多少具有某種現實性（轟動性）提出了——誠然，採取的是最為泛泛而且模稜兩可的形式——現行國內政策問題。我從未就此類問題挑起過任何爭議。季諾維也夫同志就此類問題也未能提得出任何具體的意見衝突。我的前言根本未給討論此類問題提供任何口實。我在任何場合都未對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定提出過異議，而且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嚴格加以貫徹。然而總是把我的前言的背景說成是去年的爭論，而不是德國革命的失敗。正因為如此，我的前言才成了提出我的整個「路線」問題的借口。
季諾維也夫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在他看來可以把我的路線說成是反黨路線的罪狀。
我似乎極力想削弱黨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我決不能接受這指責。為了使這一籠統的問題能談得十分具體，我想提一下，近來中央通過一系列決定重新斷然決然地反對由黨的機關來替代地方蘇維埃政權機關。這一決定是否會削弱黨的作用呢？不，正確執行這一路線只能加強並且強化黨的作用。不在而喻，在這一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實際的意見分歧。然而就是對這樣的純實際的意見分歧季諾維也夫同志也沒有舉出任何新的例證，因為在我們的工作實踐中並不存在這樣的分歧。
我還根本不能接受另一項指責：說我極力想把黨變成派別和集團的總和——就像英國工黨那樣。這種斷言的似是而非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不論我對十月教訓的理解正確與否，根本不可能把我有關十月革命的書看成派別集團的工具。我沒有給自己提出也不可能提出這樣的目標。以為在一個群眾性的執政黨裡根據歷史評價就能組織起「集團」來，這種想法十分荒謬！
我不想去談諸如「專家」、財政、國家計劃等等問題，因為我完全沒有發現這方面有什麼可供「爭論」的材料，而且從未為重新提出這些問題提供任何借口。
最後，還有我對農民估計不足的問題，據說這是我的錯誤——真實的和虛構的——的主要根源。我不想再談過去，因為這會讓我們鑽進死胡同。我不想多說我的布列斯特—裡托夫斯克錯誤是由於期望德國革命運動能更快地發展，而不是由於「忽視」農民（我沒有估計到農民會參加革命戰爭而造成的）。然而對於現在和未來，我認為必須談一談這一基本指責，模糊不清卻一再提出的指責。
不過我在這裡不能不指出，庫西寧[21]完全隨心所欲地歪曲布列斯特—裡托夫斯克史實。照他的說法是：我去布列斯特—裡托夫斯克時帶了黨的指示（一旦提出最後通牒就簽約），卻自作主張地違背這一指示並拒絕簽字。這一謊言簡直不著邊際。我去布列斯特—裡托夫斯克時只帶有一個指示：盡量拖延談判，而一旦提出最後通牒，就爭取緩期並返回莫斯科參加中央決策。只有季諾維也夫同志一人提出給我立即簽約的指示。但是這一建議被其他所有人投票否定了，其中包括列寧的一票。當然，大家都同意，繼續拖延談判會使條約的條件更為不利，但是都認為，宣傳上的所得會大於所失。我在布列斯特—裡托夫斯克時是怎麼做的呢？在真的提出最後通牒時，我爭取到了暫時休會，回到了莫斯科，然後由中央來作出決策。不是我自作主張，而是根據我的提議，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決定不簽署和約。全俄黨的會議多數與會者的決定也是如此。我最後一次回到布列斯特—裡托夫斯克時帶有黨的完全明確的決定：不簽署條約。這一切完全可以根據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加以核實。庫西寧粗暴地歪曲了布列斯特—裡托夫斯克史實。不過我還是認為，他並非出於惡意，而是由於不明底細，又不知就裡。
首先需要駁斥一個似是而非的想法，即認為「不斷革命」這一公式對我來說是某種偶像或信仰的象徵，我由此推導出自己的一切政治判斷和結論，而同農民有關的問題則更是如此。這種說法根本沒有絲毫真理可言。自從我為了弄清未來革命事態發展進程而寫了關於不斷革命的文章以來，業已過去許多歲月，革命也發生過了，蘇維埃國家也已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認為我現在對待農民的態度是由對某一年我關於俄國革命發展設想的理論回憶所決定的，而不是由我黨的集體經驗和我個人的經驗來決定的，這種想法難道是嚴肅的嗎？要知道，後來有了——而且我們都得到了教益——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克倫斯基政府統治、土地委員會、農民代表大會、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作鬥爭的時期；有了在斯莫爾尼宮不斷舉行士兵代表集會，我們在會上為爭取影響武裝起來的農民而鬥爭的時期；還有了布列斯特—裡托夫斯克和約的經驗，當時老布爾什維克們雖然同「不斷革命」毫無關係，他們領導的黨的相當一部分人卻指望打一場革命戰爭，他們使得全黨通過錯誤汲取了頗多教訓；有了紅軍建軍的時期，當時黨以一系列經驗為基礎創建了工農軍事聯盟；有了餘糧收集制並由此出現嚴重階級對抗的時期……後來黨又奉行針對中農的方針，這一方針逐步導致黨的方針發生相當大的變化——這自然還在同一個原則基礎之上；後來又完成了向糧食自由買賣和新經濟政策的過渡——並且造成了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難道可以在天平的一頭放上我們大家共同享有的這一宏大的歷史經驗，另一頭放上不斷革命這一老公式，把這個公式說成是處處、時時、在一切條件下都使我對農民估計不足？這樣做不對，也不符合實際。我斷然決然地反對這種對不斷革命公式的神學式態度。這一公式本身反映了早已過去了的一個發展階段。重又搬出並誇大這一公式無非是因為否則就難於論證今天的「對農民估計不足」並炮製出「托洛茨基主義」的幽靈。
列寧在關於工農檢查院的文章中寫道，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成為黨的分裂根源的主要政治危險，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這兩個基本階級分裂的危險，它們的合作無疑是保持並發展十月成果的絕對必要條件。如果從兩個基本階級利益的角度來看待這種危險性，那麼可以這樣說：只有保持工人和農民物質利益的一定平衡，才能保障蘇維埃國家的政治穩定。執政黨要在不斷變化的條件下來建立這一平衡，因為國家的經濟水平在變化，兩個股東各自對共同事業的投資在變化，私人資本從他們手中竊取的份額在變化，兩位盟友各自從共同勞動中獲取的股金在變化。在這種條件下，對農民的實際估計不足或輕視農民究竟表現在哪裡呢？這表現在：在兩位盟友中起領導作用的無產階級通過黨極力盡可能快地確保自己的基礎，工業，或者提高文化，卻過分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這就可能導致政治分裂，其首先發難者則可能是農民。我們不止一次把這樣一種急躁的狹隘傾向——它已經有所表現——概括為行會傾向、工聯主義傾向，而不是共產主義傾向。不能把今天無產階級在總的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問題——這一問題當然極端重要——置於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條件的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之上。應當認為，我們大家都贊同這一點，而且不是自昨日始。
然而我們大家都完全明白的還有另一點。這就是這一分裂的歷史危險有可能從相反的方向出現。倘若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即無產階級為了保持聯盟而不得不承受過大的粞牲，如果工人階級在幾年內得出結論，認為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專政它不得不作出過多的階級自我犧牲，那麼，這也會從另一端來動搖蘇維埃國家。
我們現在談到了無產階級和農民分裂這一歷史危險的兩個結果，當然不是因為我們認為這一危險是現實的，迫在眉睫的。不是的，我們之中沒有誰會這樣認為。我們是從歷史前景上來探討這一危險的，其目的在於更正確地確定今天的政策。完全無可置疑的是：這一政策只能是靈活的，需要十分謹慎地探查河底，留心淺灘，不敢旁騖地觀察兩岸——右岸和左岸。同樣完全無可置疑的還有，在現今階段，利益平衡被破壞首先會有損於農村，對此在經濟上在政治上都要嚴肅考慮。
上述一般設想都首先關係到發展工業的問題及這一發展的速度。
如果說蘇維埃國家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那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則以國家工業和運輸業為基礎。蘇維埃國家沒有社會主義專政，就是沒有「靈魂」的軀體。它不可避免會發生資產階級蛻化。然而工業作為社會主義專政的基礎依賴於農民經濟。不過這一聯繫是相互的。反之，農民經濟也依賴於工業。在這兩個組成部分之中，工業是較為能動的（向前運動的、推動的）因素。蘇維埃政權能向農村施加的最強大的影響是通過工業和運輸業的渠道進行的。其他影響方法本身也很重要，但仍然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不正確增強國家工業的作用，不強化它對農村的組織影響，其他所有措施都終將無能為力。
城市和農村都在關心工業的加速發展。不言自明，工業的發展速度不取決於我們的美好願望。這存在客觀制約：農民經濟的水平、工業本身的裝備、流動資金、國家的文化水平，等等。試圖人為地跨越這種制約，當然會遭受嚴酷的報復，遭受打擊的。一頭是無產階級，另一頭是農民。然而工業滯後於國家經濟發展的危險也並不會更小，因為由此不可避免會造成商品緊缺和零售物價高昂，而這又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私人資本大發橫財。社會主義積累和工業發展的速度不是任意的，因此，從另一方面來說它不僅受到已知的最大值而且也受到已知的最小值的限制。這一最小值直接由國內的私人資本的競賽和國外的世界資本的壓力所決定。
我們整個發展中出現的危險具有兩面性。工業不能過於冒進，否則工業可能會缺乏國民經濟基礎。然而滯後也同樣危險。工業發展遲緩，喪失時機，每一次都意味著同它競爭的私人資本的增長，農村富農的增多及其對農村經濟、政治影響的增強。工業的滯後意味著力量對比變化由城市向農村傾斜，而在農村內部，則貧苦農民向新蘇維埃型富農傾斜。這種重心的偏移削弱了無產階級，必然會使得無產階級今後為了維持工農聯盟而不得不進一步在經濟上、政治上作出讓步。然而非常明顯，倘若如此，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內容就會喪失殆盡。
因此，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在千百萬小商品生產者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出現的所有困難和危險，我們所有困難合在一起和其中的每一個，都總是如上文所述具有兩面性，而不是一面性的。過分追求工業發展高速度如同工業發展速度過慢一樣是危險的。
我希望，這些想法都完全無可爭議。或許可以指責說這些想法過於空泛。不過那種說對農民估計不足的指責要更為空泛、模糊，而且極端片面。「估計」農民不能對其本身就事論事，而應當放在階級動態平衡的框架內迸行。世界上不存在事先設定的數學公式，說協調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利益可以直走到哪一條界線，在哪裡必須止步。需要通過經常的、積極的機動來確定方針並且摸清形勢。然而這種機動對我們黨來說過去和將來都不是無原則的隨波逐流（如同孟什維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所設想的）。我們的機動，經濟的也好，政治的也好，都屬於這樣一整套措施：借助它們，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得以保障無產階級專政，因而也能保障進一步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這就是我們的最高標準。
一而再，再而三地片而提出關於「對農民估計不足」的指責尤其有害，因為它必然會造成完全毫無根據（這不言而喻！）的擔心，以為這僅僅是改變方針——由社會主義專政轉向農民工人民主——的理論準備。這當然是胡說八道！我們的黨保持著實行機動的完全自由，並且自上而下地由對社會關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綱領團結在一起。這是我們大家必須萬眾一心、徹底履行的列寧的一條主要遺訓。我們也一定能加以履行！
1924年11月
來源：《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6卷
[1] 齊赫澤，尼·謝·（1864—1926）——孟什維克領袖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1918年起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政府首腦。後流亡國外。
[2] 梅林，弗·（1846—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領袖和理論家之一，德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歷史學家、政論家和文藝學家。
[3] 《列寧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8、144頁。
[4] 《列寧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8頁。
[5] 《列寧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44頁。
[6] 帕爾烏斯，亞·李·（1869—1924）——19世紀90年代末至20世紀初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工作，按近左翼。俄國第一次革命期間在俄國，同托洛茨基一起提出「不斷革命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軍火生意。
[7] 蘇漢諾夫，尼·（1882—1940）——俄經濟學家和政論家。1903年起是社會革命黨人，1917年起是孟什維克。二月革命後任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是《新生活報》主編之一，十月革命後在蘇維埃經濟機關工作。著有多卷本《革命札記》。
[8] 克倫斯基，亞·費·（1881—1970）——俄社會革命黨人。二月革命後任司法部長、陸海軍部長、臨時政府總理、最高司令等職。後流亡國外。
[9] 策列鐵裡，伊·格·（1881～1959）——孟什維克領袖之一。1917年任臨時政府郵電部長和內務部長。1918年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政府首腦之一。後流亡國外。
[10] 唐恩，費·依（1871—1947）——孟什維克領袖之一。1917年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2年被驅逐出境。
[11] 布朗基，路·奧·（1805～1881）——法國工人運動活動家，空想共產主義者。主張通過政治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革命專政。但把希望寄托在少數革命家的密謀上。
[12] 行文有誤：此處所說建議是9月而不是8月提出的。《列寧全集》第2版第51卷第28頁。
[13] 《列寧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95頁。
[14] 李伯爾，米·伊·（1880～1937）——崩得領袖之－，孟什維克。1917年任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15] 《列寧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66頁。
[16] 《列寧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95頁。
[17] 蘇哈列夫卡——莫斯科蘇哈列夫卡廣場上的市場，在國內戰爭期間是投機商和糧販進行黑市活動的中心，1920年12月13日封閉。
[18] 《社會主義通報》是馬爾托夫在國外辦的孟什維克雜誌，1921年起在柏林—巴黎—紐約出版。
[19] 《曙光》——孟什維克的出版物，1922～1925年在柏林出版。
[20] 波爾土蓋斯（伊萬諾維奇），斯捷·（1880～1944）——俄孟什維克，政論家。
[21] 庫西寧，奧·威·（1881～1964）——芬蘭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蘇共中央書記、主席團委員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