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代的發展告訴我們，政變的幽靈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還沒有消失。
Danny Byrne／Marcus Kollbrunner
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今年9月11日是我們大陸歷史上一個重要事件的50週年紀念日。這不是一個慶典，而是對一個非常黑暗的事件的紀念：血腥、殘暴和罪惡的政變粉碎了民選上台的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左翼政府，挫敗了推動其政府上台的無產階級革命萌芽。在獨裁鎮壓的漫漫長夜中，被革命鬥爭喚醒的希望遭受了恐懼和痛苦。
智利9/11政變在國際上也是轉折點。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獨裁政權在政變的廢墟上崛起，對工人階級的權利和生活水平實施了一系列打擊，成為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典範，並以新自由主義的名義像油污一樣蔓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但是，在我們紀念這個事件的時候，我們的任務不僅僅是哀悼。馬克思主義者研究歷史是為了照亮現在和未來的道路。在分析50年前的這些事件時，我們清楚地看到，智利革命的問題及其失敗對於我們這些渴望在2020年代開啟的失序新紀元中成功組織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鬥爭的人來說，充滿了非常有相關性的經驗教訓。
危機與失序的時期
上世紀70年代和我們今天都屬於「永久危機」的時代——其特點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多次爆發。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陷入了被稱為「停滯性通脹」的全球性經濟危機，這代表著二戰後推行的主要經濟政策的衰竭。失控的通貨膨脹和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引發了新一輪階級鬥爭，工人和民眾起義遍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包括歐洲的多個革命和革命前局勢。
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反而是相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智利人民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使阿連德上台執政，並領導了一場革命運動。正是這場運動實現了40%以上的經濟國有化，並有可能取得革命勝利，從而為南美洲中心地帶的社會主義革命打開大門，這讓以美帝國主義（如今高喊民主和自由）為首的9/11政變主角們感到恐懼。
今天，世界資本主義的前景與當時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們看到，自1973年以來一直為資本家們提供良好服務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已經衰竭，他們正在尋找新的經濟政策來抵御世界大蕭條的危險。除了深刻而嚴重的經濟危機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無窮無盡的其他危機。進入2020年代，全球帝國主義將人類和地球拖上了一條血腥戰爭、飢餓、壓迫和不平等的道路，同時還面臨著無止境的氣候和環境危機。
而工人階級和全體被壓迫者的回應也並沒有遲緩。近年來的社會起義浪潮已經蔓延到世界上的每一個地區。誠然，我們的運動還沒有達到智利革命英雄們的水平，但新一輪持久浩大的階級鬥爭的可能性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2023年以來，我們看到巨大的罷工浪潮席捲全球，從韓國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從法國到南非。反動伊朗政權對婦女的屠殺和殘酷壓迫引發了一場革命運動，這場運動是全球女權鬥爭浪潮的一部分，至今仍生機勃勃，並有望繼續下去。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看到這些運動發生了重大轉變：工人階級的鬥爭方式（尤其是大規模罷工）和組織越來越多地走到了前列。
當然，在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最近都受到群眾運動的影響。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一再爆發真正具有起義元素的社會運動。秘魯群眾在2020年挫敗了一場未遂的體制政變，並在2023年重返街頭，與推翻卡斯蒂廖（Pedro Castillo）的反動政變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而就智利本身而言，當2019年10月的運動對失敗的「民主」轉型下的皮諾切特主義的邪惡遺產提出挑戰時，統治階級對革命的恐懼突然又回到了他們的頭腦中。
2023的政變
2020年代還讓我們看到，政變的幽靈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肯定沒有消失。秘魯的親帝國主義寡頭推翻卡斯蒂廖後不久，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的三權廣場（Praça dos Três Poderes）就被博索納羅派的暴徒團伙佔領，他們拼命想做特朗普在2020年做不到的事——即推翻總統選舉的結果。同樣，哥倫比亞的反動勢力也在等待機會，企圖密謀將進步派的佩特羅（Gustavo Petro）從總統職位踢下。
從這個意義上講，智利政變和整個拉美的資本主義歷史教訓對我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資產階級的這種制度並不民主，如果統治階級感到他們的統治受到威脅，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攻擊、破壞甚至廢除我們所擁有的為數不多的民主權利。我們的階級不能依靠這個制度的機構，而只能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當我們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並擁有有能力和意願調動自身力量的組織和領導層時，我們的力量就會更勝一籌。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我們可以動員和組織這股力量，不僅抵制資產階級主義政府的侵略，而且建立一個新的、真正民主的制度，其基礎是一場社會革命，從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手中奪走權力軸心，奪走他們對財富和關鍵經濟部門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一場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革命。
改良主義的失敗
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還有另一個也在1973年智利事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改良主義。近年來，針對體制危機和右翼政府的鬥爭浪潮推動了很多進步和左翼政府在拉美當選。反對新自由主義右翼政客馬克里（Mauricio Macri）的鬥爭令基什內爾主義（Kirchnerismo，一種帶有民粹主義元素的「中間偏左」意識形態）在阿根廷捲土重來。智利反對右翼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的運動促使來自學生運動的左翼人士博里奇（Gabriel Boric）當選。在秘魯，教師工會領袖卡斯蒂廖面對前獨裁者的女兒、右翼的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最終當選。在巴西，博索納羅落選，盧拉第三次連任。在哥倫比亞，佩特羅的當選確保了左翼在國家層面的首次勝利。
然而，由於無法突破制度的限制，所有這些政府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危機。即使是卡斯蒂廖等有著較為激進綱領的政府，也很快違背了礦產資源國有化的承諾，但仍無法避免右翼控制的國會發動政變。
盧拉和佩特羅試圖通過將中間黨派和右翼黨派納入政府來保證「執政能力」，但這種方法總是以選舉承諾為代價。佩特羅在上任伊始就宣稱要「發展資本主義」，發展那個被他譴責為將地球帶入了環境破壞的「不歸路」的制度。
面對不利的力量對比，捍衛這種「務實」政策、做「可能」的事，只會導致進一步的失敗。然而，在國家機構中似乎存在的不利力量對比是可以在街頭改變的，這是一個鬥爭的問題。然而，工運領袖和主要左翼力量恰恰缺乏對我們階級維護自身的能力的信心。這些政府降低了人們對真正變革的期待和希望，最終導致了運動和鬥爭的士氣低落和動搖。
改良主義左翼維護資本主義國家的體制（資本主義國家的任務恰恰是維持這一不公正體制的完整），而不是為與這一體制不可避免的必要決裂做好準備，這就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這正是阿連德犯下的一個大錯，他鼓吹捍衛「合法性」，結果卻讓皮諾切特本人進入他的政府，以安撫軍方，因為他不相信軍方會把憲法當成廢紙。在巴西，我們今天看到的是，2016年批准了針對前總統迪爾瑪（Dilma Rousseff）的議會政變的最高法院（STF）是如何被譽為抵御極右翼攻擊的衛士和堡壘的。
所有這一切都因推行適應制度的小變革政策而加劇，這些政策試圖成為資本主義的最佳管理者，而不是為了根除危機。我們看到阿根廷費南德茲（Alberto Fernández）政府的政策的局限性，它試圖管理危機並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達成新的協議，但這並不能解決危機，只會使危機更加惡化。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超過了100%，貧困現象日益嚴重。同樣，在巴西，盧拉政府提出了一項新的預算政策，維持了支出上限的新自由主義邏輯。
這一政策帶來了一種危險，那就是在國際上日益壯大的極右翼會佯裝把自己為「反體制」，儘管他們的綱領是用反動政策野蠻地攻擊我們階級的權利，從而捍衛精英階層。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左翼調低自身綱領，僅僅捍衛制度本身的情況下發生的。
要阻止右翼和極右翼的威脅，就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的獨立鬥爭，挑戰制度的極限。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佩特羅被視為許多左翼人士的榜樣，因為他沒有簡單地接受對其改革的「反對」，而是改組了政府，並號召人們舉行示威遊行。但這些示威活動不能僅限於向各黨派施壓，迫使其接受讓步（這是值得歡迎的），並向恢復「常態」敞開大門。在以危機為特徵的無序時代資本主義中，沒有「正常」可言，尤其是依附於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邊沿地區。
1973年，隨著智利「工業帶（Cordones Industriales）」——工人階級替代機關的雛形的形成，我們看到了一絲可能。如果我們階級中所有被剝削和被壓迫階層面前有一支政治力量來將鬥爭進行到底的話，皮諾切特的政變本可以通過動員我們階級中所有被剝削和被壓迫階層的全部力量來阻止。但是，這只有在獨立於維護這一制度的機構和政黨之外，並且在擁有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綱領——即社會主義綱領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這是我們今天鬥爭的重要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