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企业很乐意继续进行大规模破坏地球的森林砍伐，并低薪剥削工人，给病毒传播给人类铺平道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利润
Keishia Taylor 社会主义党（ISA爱尔兰支部）
尽管人类在医学、免疫学、病毒学和科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导致新冠肺炎COVID-19的病毒）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造成破坏。这种新型病毒起源于蝙蝠，但是中国农村的蝙蝠身上的病毒是如何导致致命的大流行的？这与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关系？
尽管新冠肺炎爆发最初是在武汉菜市场的穿山甲身上发现的，但有证据表明，自10月或11月以来，病毒可能一直在社区中悄然传播。SARS-CoV-2 是一种人畜共患病毒。这意味着它可以直接从蝙蝠身上或通过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考虑到2002年的SARS病毒就是由广东菜市场的果子狸传播的，可见菜市场仍然具有危险。
亚洲的菜市场交易各种活体的驯养或野生动物，这些动物会被关在彼此堆叠的密集笼子中，并经常在冷藏和排水不良的场所屠宰。极端压力的生存条件会削弱动物的免疫系统，同时各种物种与身上的病原体同处一室使得变异的病毒很容易从一种动物传播到另一种动物身上。
这些市场上的动物来自日益工业化的企业，以及小型农场和狩猎。这个利润高达760亿欧元（5,900亿人民币）的行业由于被认为有助于贫困地区人口就业而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穿山甲、蛇和果子狸之类的野生物种仅被有钱人当作奢侈品、滋补品和地位的象征来食用，普通劳动者是吃不到的。在微博社群平台上，“＃拒绝野味”等反对野生动植物交易的标签频频出现，也为打破人们对野味产品所谓的药用价值的迷信。肺炎疫情的爆发和公众压力导致中国政府制定了更多管制野生动物交易的法规，但就像2002年SARS疫情后的临时禁令一样，这些法令只限制了很小一部分的产业，而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些规模较大的野生动植物饲养基地往往位于人类社会的边缘，侵占森林和荒野。新病原体的出现往往发生在人类通过大企业和资本主义政府的形式大肆改造地形、破坏森林、发展农业、采矿、修建道路和居住地的地方。
扰动病毒生存环境
这些人类活动破坏了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这也扰动了病毒的生存环境，使病毒需要寻找新的宿主。蝙蝠和老鼠适应性最强，可以在生态系统变化中生存，成为新旧病毒的储存库。人类入侵原始森林使得这些野生动物及其携带的病原体得以与农场动物、农场工人和其他人类接触。
这次新冠病毒已经是过去26年中第六种起源于蝙蝠的主要流行病。这些病毒往往经由一系列养殖、驯养或狩猎的动物作为中间宿主，例如马（1994年，澳大利亚，亨德拉病毒）、骆驼（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症）、作为丛林肉被猎杀的黑猩猩（2014年，埃博拉［港台：伊波拉）病毒），猪（1998年，马来西亚，尼帕病毒）和果子狸（2002，中国菜市场出现的沙士）。我们本应该从中得到教训立刻采取行动。
但是相反，农业大企业很乐意继续进行大规模破坏地球的森林砍伐，并低薪剥削工人，让他们接触毒素和疾病，给病毒传播给人类铺平道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利润。
资本主义的基因中刻有获利的本能，这意谓著资本家必须不断征服或开拓新市场，不断扩展未知领域，直到把所有资源转化为商品和利润。
如果我们要预防未来的流行病，就需要对粮食生产进行彻底重组。我们必须保护自然栖息地，重新把栖息地野生化，从而把危险的病原体留在野外，并结束危险和不卫生的粮食生产和分配方式。我们必须禁止工业化的养殖场，这也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病菌耐药性的问题，显著降低新的疾病大流行的风险。我们需要公平地转型到安全的食品生产，并在全世界人口中公平分配，包括安全体面的工作岗位。我们必须结束食品生产中对动物的呕心和野蛮的虐待。
在全球资本主义下，资本家和政府绝对不会愿意采取降低利润的措施，当然更不会采取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来阻止粮食生产所带来的更多致命流行病。农业企业必须由劳动者监督下改造为民主的公有企业。
诸如食品等基本必需品的生产，只要掌握在不对的人手上就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全球性后果。这表示这些生产过程都必须由人们进行民主计划，以保证大多数人的需求可以满足，而不是放任给无序的“自由市场”。这个目标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但这个目标在利润挂帅的社会下不可能实现，只有在民有、民享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
参考
https://socialistreview.org.uk/455/what-makes-disease-go-viral
http://resolutereader.blogspot.com/2016/07/rob-wallace-big-farms-make-big-flu.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