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蘇聯
列·托洛茨基
李星 譯
蘇德條約與蘇聯的性質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使第四國際及若干左翼圈子內部再次爆發論戰：能否繼續稱蘇聯為工人國家[1]？對論戰本身不必大驚小怪。國際工人階級剛剛接觸第一個工人國家的首批實踐，對這一歷史現象，尚無任何成熟的研究成果。簡約地說，對蘇聯社會特徵的種種誤判——正如我們指出的——源於以政治綱領的理想標準偷換歷史事實的做法。具體實踐與綱領相背，不意味著事實駁倒了綱領；相反，它以反證法確認了綱領的正確。以蘇聯為例，我們揭示和分析的官僚蛻化，更鮮明地昭示了下列要點：工人國家應有的面貌；一定歷史條件下，或許有怎樣的扭曲；蛻變的延續會導致何種結局。理論標準與現狀的分離，要求我們不是拋棄標準，而以革命方式為理想狀態的實現而鬥爭[2]。在蘇聯，下一場革命的綱領取決於我們對蘇聯——作為客觀歷史存在——的政治評價，也取決於「工人國家」概念的理論標準。我們不必大呼小叫「完了，全完了！一切得從頭開始」，而應明晰闡述哪些現存的工人國家因素有望被挽救、保留與發展。
蘇聯工人推翻官僚專制的目標，是復興蘇維埃並剝奪今日當權者的統治地位。目前，第四國際的海外左翼批評者沒有（也無法）提出其它目標[3]。協助國際工人革命與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蘇維埃復興後的主要任務。上述任務，順理成章地要求保存蘇聯的國有制與計劃經濟，這就是全部論戰的核心。一批海外左翼試圖論證蘇德條約改變了蘇聯的國家性質。究其根本，這一論點是對共產國際昨日宣傳的隨聲附和。遵循這號無腦宣傳的邏輯，工人國家的歷史使命僅是捍衛帝國主義時期的代議民主；一旦蘇聯「背叛民主」與法西斯交好，即喪失了工人國家的頭銜。其實，與希特勒簽署和約的行經，固然讓國際無產者再度瞭解莫斯科集團的敗壞程度，以及後者對世界工人階級及組織[4]——包括共產國際——的輕蔑，卻未給更改蘇聯階級性質的判斷提供新基礎[5]。
政治分歧還是術語分歧？
對第四國際而言，蘇聯性質之爭與抽像的社會學興趣無關，而是為了落實現實政治任務[6]。為澄清真相，暫且假定官僚是「新階級」，現有蘇聯體制是階級剝削的特色系統。從上述概念出發，可得出哪些新結論？提醒讀者，第四國際早已承認勞動者革命起義推翻官僚專制的必要性。斷言官僚是剝削「階級」的同志，想必不會——也無法——提出其它號召。
蘇維埃復興後，生產力在各工業部門的分配以及經濟計劃的具體內涵會有大的更改。新的計劃，會由生產者自己的總體利益——而非專職官員的短期本位利益——來主導方向。由於這是一場推翻寄生寡頭但保存生產資料國有制的革命，我們稱它為政治革命。近來，第四國際的左翼批評者（奇立加、布魯諾等人）大聲疾呼，強調未來的蘇聯革命應是社會革命；好吧，讓我們嘗試更改術語，看看任務的核心是否因此有根本變化。
總體上講，第四國際的海外左翼批評者一直沿用我們的政治分析。從官僚層在蘇聯社會的地位、它與勞動群眾的相互關係直至莫斯科的國際角色，他們對第四國際的評價沒作任何重大補充。相反，他們全身心地依賴我們的分析，有時依賴得過了頭[7]。他們對我們的指責，僅在於第四國際「沒做出必要的結論」。當我們仔細端詳他們的結論時，卻看到一堆小孩子的賭氣把戲——拒絕把蛻化的工人國家稱為工人國家；把作威作福的幹部老爺稱為統治階級；宣佈推翻官僚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只要我們在字眼上予以讓步，他們會發現自己很被動，不知如何處理一個純屬口舌之爭的「理論完勝」。
重新檢驗自身立場
僅僅由於蘇聯性質判斷的分歧就慫恿組織分裂，會釀成大錯：現實鬥爭的政治領域，這些持不同觀點的同志與我們仍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對理論分歧——哪怕糾纏於幾個術語——視若無睹，則與政治盲人無異。抽像的術語紛爭遲早會長出活生生的實踐血肉，並形成截然不同的政治結論。細心的主婦不允許家裡積存蛛網垃圾，先鋒工人黨不能容忍原則領域的模糊、混亂與模稜兩可。需要保持整潔！
為了使論戰的思想上下文顯得更清晰[8]，讓我們回顧昔日圍繞蘇聯展開的辯論[9]。長時間裡，我們判斷國內政治反革命處於醞釀階段。通過把蘇聯蛻變進程與法國革命的反動時期加以對比，我們更深思熟慮、更確切地總結了國內官僚專制的演變特色，最終得出結論——蘇聯的政治反革命已告完成。由此，我們公開修正了自己的判斷，沒引起隊伍內部些微的慌亂。為什麼？因為第四國際的全體同志公開參與了對蘇聯政治進程的實質評估，一起目睹了莫斯科官僚及全社會的反動性日漸猖狂的後果。對我們而言，難點在於如何更合理地借用已知史例（比如法國革命高潮的終結）[10]剖析蛻變進程的本質。我希望，儘管第四國際的某些同志在試探「保衛蘇聯」一事的裂痕程度（下面會談及此事），我們仍能以對基本思路的明晰糾偏，保持組織團結。
腫瘤還是新的器官？
第四國際的左翼批評者屢次援引一條論據：與資本主義世界的一般工會官員及公務員相比，蘇聯當權派的差異甚大。由此，左翼批評者宣佈紅場的部長們與納粹酷吏相仿，各自代表新的強大社會構成。我們從未否定上述新歷史現象的存在。不過，既然左翼批評者進一步推論蘇聯官僚是個「階級」，就得承認後者有別於以往的有產階級，並提出自圓其說的理論。拿轉換字眼來變更國家的性質，顯然站不住腳。第四國際常把聯共政治局稱為「高等種姓集團」，以強調後者的封閉性、隨意處置無權者和狂妄自大等社會-精神特徵；這個群體自許「受命於天」，而勞苦大眾處於較卑賤的位置。但「高等種姓」的借喻式概念，也不具備嚴格的科學特徵。它的相對好處在於借喻性一望可知，沒人真以為莫斯科的高幹就是印度教祭司。舊的社會學術語沒有也沒法給這一新社會現象——不停的運動（蛻變）因而尚無穩定的表現形式——提供合適概念。至於第四國際，我們沿用「官僚」這一舊名詞，同時牢記它的歷史特殊性。眼下來說，這也夠了。
就蘇聯性質而言，國際共運碰到的學術與政治——而非嘴皮子——疑難如下：官僚層是社會肌體的臨時腫瘤，抑或將進化成具備歷史必要性的新器官？社會一時的畸形發展，是諸多歷史因素的「意外」（即暫時和例外）綜合影響的後果；社會器官——每個階級（包括剝削階級）都是類似器官——的形成，卻源自社會生產的深刻內部需求。假如迴避上述疑難，全部辯論等於無聊的口水戰。
官僚層：年輕卻腐朽[11]
簡約地說，各種統治階級的歷史存在價值，在於它所代表、引領的壓迫體系使生產力升高了一個台階。毋庸置疑，蘇聯現體制給經濟帶來強勁動力。但這一動力源自生產資料國有化與經濟計劃，而非幹部篡奪經濟指揮權的功勞。相反，現有官僚系統成了技術、文化進步的主要制動閥。不過，這個基本事實長期躲在時代的幕布後面：近20年蘇聯忙於借鑒、消化先進資本主義的技術與生產組織的最新成果。這個模仿、引進的階段，以各種方式與官僚的刻板氣質——對基層創意與倡議的窒息傾向——共存並彼此結合。經濟發展的層次越高，它的社會要求越複雜，官僚獨斷衍生的阻礙越不可忍受。兩者的經常摩擦會導致政治運轉的痙攣現象，迫使暴力機器有系統清除各生產部門最具創造性的人為因素。天長日久，老爺們徹底變身「統治階級」之前，便與社會發展處於針尖對麥芒的敵視狀態。一切紊亂在於今日的蘇聯官僚並不代表與自身有機相連、彼此親密無間的新經濟系統，而是工人國家的寄生者。
官僚的強大與覆滅：原由何在
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具備舊統治階級的諸般惡習，但與後者曾有的歷史使命無緣。蘇聯國家的蛻化，並非社會主義過渡通常規律的反映：相反，這一規律由於蘇維埃國家的社會經濟落後性以及資本主義包圍[12]，正遭受暫時（或曰例外）的挫折。消費品的短缺及全民搶購，使「社會憲兵」得以出現。「憲兵」手握分配大權，由於外部圍攻而獲得「國家衛士」的社會角色；他享有不可動搖的權威[13]，可以對國家進行雙料掠奪。
兩個原因——國內的落後與帝國主義圍困——讓專制官僚如魚得水；但在國際革命的勝利遠景照耀下，這些因素帶有臨時和過渡性。以複雜換算的手段進行推演，資產階級學者承認經濟計劃能讓美國國民收入快速增加兩百億美元/年。類似的社會改造既可滿足全體民眾的起碼需要，還能提供真正的舒適。與此同時，國際革命會終結官僚專斷趨勢的另一主因——外部威脅。原本消耗於軍事領域的巨大開支，轉而用來提升群眾的物質文化水平。雙管齊下之後，「憲兵」——社會產品的分配者——自然喪失了存在價值。至於蘇維埃政權，它會被普遍性合作公社的管理取代。上述歷史進步的過程中，那個陰鬱的理論假說——夾在資本主義與無階級社會之間的新剝削系統及統治階級的前途——將無任何位置可言。
假如社會革命遭遇失敗？
時至今日，世界資本主義的瓦解與有產者的政治破產已達極限，無法照舊存在下去。生產力必須有計劃地被組織起來，但誰來擔當主角：無產者或是大小「領導」組成的新階級：政客、管理者與高級技術人員？誇誇其談者聲稱歷史經驗證明無產者挑不起這付擔子。他們說，儘管存在社會革命的物質前提，無產者「沒能」阻止上次帝國主義戰爭。他們說，無產者「沒能」把資本主義社會引出死胡同，導致了戰後的法西斯主義狂潮。他們說，無產者「沒能」接手社會管理，使蘇聯變成了官僚獨斷的樂土。他們說，世界無產者眼睜睜看著西班牙革命被法西斯陣營和斯大林團伙聯手窒息，卻默不吭聲。最後他們說，帝國主義者正喧鬧地籌備新的決鬥，世界無產者毫無反抗。假如接受上述政治總清算（工人階級無力完成社會革命），很明顯，生產力的從速社會化必定由其它階級完成。誰呢？刨根究底的左翼批評者答道：取代腐朽有產者的官僚新銳，亦即世界範圍的未來統治階級[14]。
國際戰爭與世界前途
世界向何處去？急變的時局喝問我們。第二次大戰已為禍人間。戰爭本身不可動搖地證明，現有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社會無法原樣生存。戰爭對無產者開始了新一輪——或許決定性的——考驗。
假如新的戰爭——如我們堅信的那樣——引爆新一波社會革命，它將不可避免地消滅莫斯科的專制政權，並在新的（比1918年高得多的）工業與文化基礎上復興工人民主。篡權官僚是否「也是階級」的懸疑，跟著塵埃落地：新的革命突破證實了官僚蛻變僅是社會主義過渡的一次偶發症[15]。
假如戰爭以無產者的政治衰退告終，那就只剩一個前途：壟斷資本主義的持續腐朽，它與國家機器的空前融合以及代議民主——在它還倖存的地區——讓極權專制取代的前途。也就是說，萬一無產者不能把握管理社會生產的領導權，而讓世界繼續掙扎於腐爛泥潭裡，蘇式與納粹官僚專制的綜合裂變或許將誕生新的剝削階級。這會是一個衰敗、標誌文明末日的剝削制度。
假如起義勝利後的歐美無產者——步俄國工人後塵——無力維持社會管理，而屈服於特權官員，上述前途也會以類似形態降臨人間。那時，我們只得承認工人國家官僚篡權的根本病因不是文化落後與外部包圍，而來自妨礙無產者躍居統治地位的階級「天閹」症[16]。那時，我們必須回顧式地承認：今日蘇聯的基本特徵是新型國際剝削制度的前兆。
行文至此，我們已從蘇聯國家性質的字眼爭執偏離很遠。但批評者不必急於抗議：只有拉開一定歷史距離，才可深入剖析社會制度更迭的重大事件。徹底深思熟慮的歷史抉擇大致如下：要麼蘇聯現體制是有產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偶發症（當然極其可憎），要麼它是新剝削社會的初級階段；如果後一個推測更合理，官僚層自然會向新剝削階級演化。這種前景固然冷得可怕，但如若無產者真地不能擔負起社會進程賦予自己的使命，我們就得公開承認：建基於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社會革命綱領成了水月鏡花。官僚極權鐵蹄下的奴隸大眾需要返回以民主改良為目標的「最低綱領」，盡量保衛自己的日常利益。
然而，是否存在不可動搖或不可駁斥的證據，讓我們被迫放棄社會革命的前景？這是關鍵所在。
「官僚集體主義」理論
納粹上台後，德國「左翼共產主義者」古·烏爾幫斯宣佈現存資本主義系統即將讓位給「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紀元。按照烏同志的邏輯，新時代的首批樣板是意大利、蘇聯與德國。不過，烏同志並未得出相應的政治結論。不久前，意大利「左翼共產主義者」布魯諾（原第四國際成員）提出資本主義會被「官僚集體主義」取代[17]——蘇聯等國的新官僚層是獨立階級，官僚對勞動者進行集體剝削，無產者已淪為極權剝削者的奴隸，諸如此類。
在自己的推論裡，布同志把蘇式計劃經濟、納粹與墨索里尼的國家干預以及美國「新政」混為一談。誠然，以上經濟模式確有共通之處；歸根到底，它們都反應了現代經濟的集體協作趨勢。十月革命前，列寧曾歸納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基本特點：生產力極大集中；壟斷資本與國家的融合；作為類似融合的後果，資本產生對政治獨裁的天然傾向。經濟中央化和加強集體協調等特性，既會影響革命政權的工業政策，也讓反革命政權有所考慮；這毫不意味可以把法西斯集權、蘇聯官僚蛻變和美式改良劃上等號。布同志捕捉到一個事實：由於無產者的政治被動，經濟集中的國際趨勢採取了「官僚主導的集體協調」[18]形式。這一事實無可爭議，但它的極限與歷史份量何在？對第四國際來說，社會進程諸要素的失衡互動，導致過渡社會於現階段出現變異，僅此而已；對布同志來說，這意味著獨立的社會形態，官僚則充當了統治階級。無論怎樣，布同志試圖把論戰從玩弄字眼的層次轉入宏觀的歷史走向探討。可惜，這反倒使我們更容易揭示他的錯誤所在。
與眾多極左派相似，布魯諾骨子裡視蘇聯官僚體制與法西斯獨裁為一家兄弟——莫斯科借鑒了納粹的政治恐怖手段；法西斯官僚暫且滿足於「有保留」的國家調控，但正走向並很快會實現生產資料的徹底國有化。前一個判斷無可置疑；後一個判斷錯以為納粹的「反資本主義」蠱惑等於剝奪大有產者的政治能力。「有保留」的經濟調節也好，「有保留」的國有化也好，它們與國有計劃經濟的區別，正如改良與革命的區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扮演著有產利益「協調員」的角色，局限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調節」措施且以軍工領域為主。克里姆林宮是另一番景象：由於——並僅由於——俄國工人完成了史上最偉大的財產關係變革，斯大林及同道有機會領導完整的經濟體。對這一深遠區別，絕無理由視而不見。
退一步講，即便蘇俄與德國各自的執政團殊途同歸，演變成同類的剝削社會（或曰「官僚集體主義」社會），這不能引導人類走出今日的社會困境。資本主義危機不完全來自私有產權的反動角色，還來自同樣過時的民族國家的束縛。即便一批法西斯政府分頭推行了經濟計劃，這些單獨存在的經濟系統無法「自動刪除」無產者的革命運動（這不以任何計劃的意志為轉移）；同時，各極權國家的爭霸戰也會延續乃至激化。持續的大戰會吞噬計劃經濟的附加成果，並摧毀現代文明的根基。在自己的架空作品裡，作家羅素估計某方勝利者會以極權鐵掌的壓迫一統全球；即便如此（這很可疑），武力維繫的「大一統」不會比凡爾賽條約確保的和平更穩固。頻仍的民族起義與流血鎮壓會導致新的爭戰，照樣使文明墜入墓地的墳坑。客觀現實——而非主觀意願——警示我們，只有國際性社會革命能帶領人類衝出死亡谷；否則，人類面臨野蠻時代的復歸。
無產者與自己的政治領導
工人階級與自身政治領導的互動聯繫，需要另找機會深入研討。本文只觸及這一聯繫的基本要點。那些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成天遲鈍地重複「政治是經濟的反映」一類經文，以為政治領導等同本階級的直挺挺「反映」。鬥爭實踐告訴我們，被壓迫階級的政治領導必然遭受統治者的精神感染。美國主流工會的頭目「反映」的與其說工人階級的利益與意志，不如說有產意志。選拔與教導一個有效抵抗有產思想壓力的革命先鋒，是異常困難的事。歷史演進的辯證法，尤其鮮明地表現於落後國家的無產者：若干條件的催生下，俄國無產者獲得最敏銳和富有遠見的領袖核心。相反，英國——資本主義文化的心臟——無產者擁有一個奴性和暮氣十足的政治上層。
1914年7月爆發的歐戰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危機表面化，並使第二國際遭受重度腦震盪。二十五年過去，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無產者尚未錘煉出有能力履行時代任務的領導核心。不論怎樣，俄國經驗已證明錘煉一個類似的先鋒群體並非空想；話說回來，革命核心也非先天免疫任何社會病毒的金剛之身。那麼，作為客觀存在的歷史必要性，它（歷史必要性）能否打通國際無產先鋒的思想成長之路？換句話說，新的戰爭及社會大震盪——大戰必定催生及滋長類似的社會震盪——是否會誕生新的、有能力率領無產者奪取政權的革命先鋒？對上述疑問，第四國際——以自己的綱領宣言和政治存在——做出了肯定的答覆。相反，諸般偽馬克思主義派系——統統讓時局的險惡兆頭嚇得半死——異口同聲地叫嚷起來：舊政治領導的破產「反映」了無產者壓根兒沒能力履行自己的使命。很多人說得不太露骨，但他們全體——極左派、中派、無政府主義者、親蘇派和社民黨——都忙於把失敗的責任推給無產者，卻不肯解釋哪些條件的組合有助於無產者完成社會革命。
假如承認失敗的根源來自無產者的社會特性，那麼當今的困局便毫無指望。資本主義腐朽階段的無產者不會有數量及文化的提高，因此沒理由等待工人階級最終成熟，達到實現勝利需要的政治水平。第四國際眼中的形勢完全兩樣：我們清楚地看到勞動群眾抱有沖決——資產階級一手炮製的——血腥網羅的本質願望，這願望深刻而不可克服；我們看到無產者的既有政治領導的抱殘守缺和刺鼻的資產階級愛國氣味；我們看到無產者與腐爛領導層之間的極端對立。以上列出兩種觀點：第四國際的觀點與各色「社會主義」派系的觀點，它們不可調和。所有革命者必須做出選擇。
極權獨裁——尖銳危機下的臨時狀態，而非穩定體制
十月革命不是撞大運的偶然事件。它被預言很久，而事變證實了預言；惡吏專權的現狀也無法一筆勾銷那些預言，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從未設想過孤立的工人國家能長久支撐。領導十月革命之時，我們成天擔心工人國家會立即遭到扼殺，很少考慮遙遠的蛻化威脅；更準確地說，我們並未割裂地看待這兩種可能，它們彼此也沒有不可抗拒的矛盾：官僚蛻化至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轉向公開復辟。
究其本質，蘇式或德式極權統治只是過渡體制。總的來說，歷史上的公開獨裁都有一個源頭——空前嚴酷的社會危機[19]。尖銳到極點的危機不是社會常態。一定時期內，極權手腕可以壓服社會矛盾，但無力永遠保持自身統治。蘇聯社會發自內心地希望拋開壓迫自己的官老爺，不久前的大清洗即為最好證明。
說到清洗，布魯諾從中窺探到官僚演變為階級的證據，據說只有統治階級能如此廣泛地實施恐怖[20]。布同志忘了，帝俄的國家機器也非獨立「階級」，卻在滅亡前夜發動過大規模迫害。莫斯科政治清洗惡魔般的虛偽程度，只證明寡頭集團無法平穩演變為統治階級，並是它垂死的信號。波拿巴大家長隨時坍台之際，如果我們急著授予明日亡魂「獨立階級」的名頭，未免太滑稽了吧？只有清晰明瞭地擺出問題的本質，能讓同志們擺脫無聊的字眼實驗與浮躁的總結陷阱。
以國際革命和復興蘇聯為基本路線
想完成對國際無產者先鋒隊的革命性思想換裝，二十五年太短；想在落後的俄國保持工人民主，二十五年太長。為此，人類已付出代價——新的帝國主義戰爭，而無產者的時代任務尚待完成。二十五年裡，世界工人階級的一支偏師曾證明如何突破舊統治堡壘的缺口；他們的成功實踐，是未來勝利極寶貴的財富與保證。
新戰爭把無產者的未解難題放到更高歷史階段的天平上，予以無情檢驗。戰爭血火考驗著各現存統治制度的穩固，也全面測試無產者接管上層的能力。當今時代是否屬於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檢驗的結果將說明一切。假如出乎我們的全部預料，資本主義中心的任何地帶都沒有——在戰爭期間或戰後——出現十月革命的延續者；假如無產者到處充當尾巴角色[21]；就得直截了當地修正當今時代的性質，重新分析它的歷史動力。這一修正與亂插標籤無關[22]，而是對今後數十年——如果不是數百年——世界前景做出評價：人類步入了社會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遠途，還是走上了極權專制的衰亡末路？
迷信理論模型的批評者犯了雙重錯誤：他們慌張失措，以為極權的降臨不可阻擋；同時他們預言新型專制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長期狀態。顯然，如果已有鬥爭經驗的全部積累仍無法讓國際無產階級成為統治者，社會革命無從談起；不能幻想今後會有更優越的社會革命前提，至少沒人能歸納或預見到更好的條件。
第四國際的回答如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任何權利（如果不算失望與疲倦的「權利」）斷定無產者喪失了革命潛力，更無權勸告後者放棄成為統治階級。社會革命是經濟與文化體系最偉大的變革。這樣的背景下，二十五年歷史比一小時的生命更短；誰會由於一小時的不順，就背離自己一生學習和實踐追求的目標？一九零五革命失敗後的沉悶時期 (1907-1917)，我們的政治展望一直把俄國無產者顯示的驚人能力計算在內；身處世界範圍的反動時期，我們的政治展望應把十月革命中無產者顯示的能力計算在內。第四國際以世界革命為己任，我們的道路不會隨意改變；第四國際的路線，仍是國際革命及復興蘇維埃的路線。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
那麼，第四國際保衛蘇聯肌體的哪些元素呢？顯然不是與舊世界相近的部分，而是新生命的萌芽。在納粹德國，第四國際主張以起義推翻法西斯，這意味著同時顛覆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在蘇聯，砸碎官僚專制是保存國有經濟的前提。從上述立場出發，我們以保衛蘇聯為己任。
保衛生產資料國有制的戰鬥裡，蘇聯工人既要向寄生官僚開戰，也得防範私有化的民間傾向（比如集體農莊的富戶）。由於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既然推翻寡頭專制必須與保衛（十月革命贏得的）國內進步相結合，國際鬥爭中我們應採取類似立場。從「官僚集體主義」理論出發，一些左翼批評者宣稱納粹也熱衷於生產資料國有化，蘇聯的國有經濟並無私有化之虞。這一假想極為輕浮。希特勒對蘇聯的征服，意味著德資將收回革命後損失的在俄產業；納粹的許可下，英、法和比利時資本也將搶回原在俄產業；瓜分蘇聯工業的基礎上，納粹會與各西歐有產兄弟達成政治交易。最後，德資——蘇聯骨幹國企的未來大股東及食利者——會以東方的利潤餵養本土軍事機器。今天納粹是莫斯科之友，但只要——在斯大林協助下——取得西線的勝利，它明天就揮師向東。歸根到底，類似形勢下英國資本[23]將遵循與納粹相近的利益邏輯。
保衛蘇聯與階級鬥爭
對「保衛蘇聯」的諸多誤解，主要來自對「保衛」手段的誤會。保衛蘇聯不意味著與莫斯科套近乎，替後者——或它的盟友——的政策唱讚歌。在這件事（及其它事變）上，我們堅持國際階級鬥爭的邏輯。不久前，法國週刊《Que faire》寫道：由於「托派」對英法持失敗主義立場，他們必然對蘇聯也抱著失敗主義態度。換句話說：既然你們要保衛蘇聯，就先保衛它的帝國主義盟友吧！當時《Que faire》以為蘇聯的盟友是「民主陣營」；這幫健談的小資「國師」如何圓謊，我不清楚也無意深究，因為小資觀察政治的方法論廢物透頂。停止對——蘇聯到處勾搭的——各個帝國主義陣營採取失敗主義，意味著把交戰另一方的工人推向本國政府；意味著根本拒絕失敗主義原則。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下，放棄失敗主義等於放棄社會革命；以「保衛蘇聯」的借口放棄革命，會導致蘇聯的最終腐朽死亡。
共產國際的「保衛蘇聯」與昨天的「反法西斯」統戰一樣，都以拒絕獨立階級立場為前提。「敬愛領袖」呼來喝去的國際跟班堅持認為無產者——各種條件下、以各種名義、但始終不變地——充當著一個有產陣營反對另一個有產陣營的幫手。出於逆反心理，某些同志表示他們無意充當莫斯科及盟友的工具，所以拒絕保衛蘇聯。很不幸，這類姿態說明上述同志理解的「保衛蘇聯」與機會主義者基本一致，而沒有從無產者的立場去思考保衛蘇聯的實質。保衛蘇聯也好，支持殖民地解放鬥爭也好，解決其它政治任務也好，都不等於追隨某帝國主義陣營對抗競爭者。第四國際主張各國——無論宗主國或殖民地——無產者以階級鬥爭的手段落實上述任務，不如此即不能自覺地捍衛本階級利益。
我們不以國士自居。無論在資本主義世界或蘇聯，我們都是（各國統治者）的不妥協敵人。我們的「保衛蘇聯」不通過有產政府或蘇聯當局之手，而完全依靠對群眾的革命熏陶；我們將向工人解釋蘇聯社會的哪些部分值得保衛，哪些部分必須消滅。這樣的「保衛蘇聯」不會創造神跡，但第四國際並不自吹菩薩轉世。暫時，我們是革命陣營的少數派。在實踐中我們應幫助同情我們的左翼工人準確評估政治進程，為本階級的普遍革命覺醒打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才能實現工人革命的戰略任務。
保衛蘇聯與準備國際革命互相吻合。保衛蘇聯的任何方式，都無權違背革命利益的總前提。從社會革命的角度看，保衛蘇聯是服務於戰略任務的戰術任務，兩者的關係並不矛盾。
新佔領土
目前，紅軍新佔領土前途未卜。傳媒報道異常混亂，各方的心理戰使我們難以分辨謊言與事實。無論如何，某些領土會併入蘇聯。莫斯科以何種形式接納這些地區，與蘇聯的前途關係極深[24]。
暫且假設——按照與德方的約定——莫斯科不會侵犯新佔領土的資本主義私有產權，滿足於納粹對資本家的「督導」模式。「一國兩制」的讓步[25]具有深刻的原則特徵，並可能成為蘇聯制度新階段的起點，順理成章，它會使我們對蘇聯的階級性質做出新評價。
不過，另一種假設更接近實際：莫斯科將剝奪新占土地的大有產者，並推行生產資料國有化。這種可能不取決於官僚的社會主義忠誠，而因為蘇聯的總理部長們不願也不能與被佔領土的舊統治者分享權力及連帶特權。我們可以找到相似的歷史先例——借助軍事獨裁，拿破侖·波拿巴終止了法國革命進程的發展；但法軍攻入波蘭後，他簽署了「取消農奴制」的法令。這一改良與波拿巴是否同情農民熱愛民主無關，而來自波拿巴獨裁依靠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而非封建所有制）。波拿巴的蘇聯同行不依賴私有產權，而以——剝奪大有產者前提下的——生產資料國有制為靠山，這意味著紅軍攻佔波蘭會清除當地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使新佔地區與本土保持財產關係的一致。
從自己的社會本性來說，「剝奪剝奪者！」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措施。在新佔領土，這一剝奪會以軍事-官僚方式進行，並伴隨著對當地群眾基層倡議的呼籲（沒有起碼的群眾參與，無法建立穩定的後資本主義制度）。毫無疑問，類似呼籲會被迅速壓制下去，以確保官僚機器對（剝奪有產者的過程中）覺醒群眾的壓倒性優勢。這是新佔領土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為了給蘇德聯盟瓜分波蘭的行動打掩護，莫斯科一直在耍弄國內及世界工農，已把共產國際各支部折騰得奄奄一息。對無產先鋒來說，衡量本階級利益得失的最高標準不是某個地區財產關係的孤立變革（儘管這種變革極重要），而是世界無產者的覺悟和組織性的起落，以及有組織工農保衛既有社會進步與迫使有產者繼續讓步的能力是否提高。從這個決定性視角出發，莫斯科的內外政策保存了舊有的反動性，繼續扮演著國際革命的絆腳石角色。
第四國際對莫斯科及共產國際的總評價，不等於無視下列局部事實：新佔地區的生產資料國有化屬於進步措施。對此必須公開承認。假如納粹明天向東開戰，以恢復波蘭東部的「文明秩序」，先進工人必須拿起槍桿子保衛克里姆林宮在當地推廣的新財產關係。
按既定方針辦[26]
生產資料國有化是進步措施。但它的進步性帶有相對意義，常取決於其它因素的綜合影響。以「社會主義改造」為掩護，官僚專制和政治寄生團伙拓展了所轄領域，或許有助於提高自身威信。更可怕的是，自上而下的官僚改造會刺激繞過社會革命、希圖以手腕權謀和外部救兵取得勝利的幻想；這一潛在惡果，遠比波蘭得到的幾條進步措施影響深遠。使生產資料國有化（從新佔地區到本土）成為真正意義的進步——即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必須打倒國內的當權者。蘇聯政治革命勝利之前，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將保持全部既有政治效力。新的事變沒有令我們措手不及，只要準確直白地做出解釋即可。同志們有責任理解一個事實：蘇聯的特性及自身國際地位一直含有強烈的自我矛盾。我們不能躲在字眼魔術（「工人國家」——「不是工人國家」）後面逃避，必須直面事實，從現實矛盾及社會關係出發制訂政策。
莫斯科的短視官僚不能承擔任何歷史使命。對蘇聯統治者的軍事擴張，第四國際從不抱幻想[27]。我們支持出現一個獨立的蘇維埃烏克蘭；假設白俄羅斯工農希望建立獨立的蘇維埃，第四國際會堅決站在他們一邊。在蘇軍新佔地區、第四國際將最堅決地參與剝奪地主資本家、土改和建立工農代表委員會。那裡的同志將保持自身政治獨立，參與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的競選並為這些機構的徹底獨立地位而鬥爭；這些同志們將向工農群眾進行革命宣傳，包括拒絕信任莫斯科當局及新貴走狗的宣傳。
納粹東進後，在保持對蘇聯寡頭專制的政治態度的前提下，第四國際會把抗擊納粹——作為具體時刻的緊急任務——放到首位。「不把推翻斯大林的任務讓給納粹！這是我們的使命！」會是革命工人的相應口號。軍事鬥爭期間，革命工人將最大限度地與紅軍戰士建立同志關係；棒打德軍的同時，我們會以革命宣傳揭露斯大林的罪惡，為推翻他做準備。
第四國際「保衛蘇聯」的政治原則，可用如下口號表達：「社會主義萬歲！國際革命萬歲！打倒斯大林！」，這與當權派的保命哲學——「保衛祖國！保衛斯大林！」——有著雲泥之別。為使群眾不致把兩種立場混為一談，必須準確和清晰地推出符合具體局勢的口號，澄清保衛什麼、如何保衛與保衛誰等基本原則。只有清楚瞭解自身任務，我們的口號才能避免群眾的慌亂不解。
結論
目前為止，第四國際沒有任何基本理由改變對蘇聯的原則立場。
戰爭通常會加快各種政治進程的流速。或許蘇聯的革命復興會早日到來，但也能加快徹底蛻變。有必要不先入為主地仔細觀察戰爭給國內生活帶去的變化，及時得出政治結論。
在新佔地區，我們的任務總體上與國內任務相同；不過，時局的壓迫使它們以極尖銳的形式出現，對我們更深刻理解國內政治革命起了清醒劑作用。
我們的口號必須讓工人清楚瞭解第四國際為何保衛蘇聯（生產資料國有制和計劃經濟），以及蘇聯政治革命的對象（寄生官僚及共產國際的幫兇）。
時刻不忘總原則——推翻蘇聯官僚的鬥爭服從於保存生產資料國有制的任務，而保存生產資料國有制服從於國際革命的任務。
1939年9月25日（發表於1939年《反對派日誌》79-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