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盤納姆同志的一封公開信

托洛茨基
（1940年1月7日）

親愛的同志：

據人家報告我說，你對我那篇論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文章已發生反響，你已經表示不願和我討論辯證法，你表示將來只討論一些「具體的問題」。你又諷刺地補充一句話說：「我久已不談論宗教了。」我有一次曾經聽見麥克思·依士特曼發過這同樣的議論。

把邏輯和宗教等量齊觀，合乎邏輯嗎？

照我的瞭解，你的話含有的意思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辯證法屬於宗教界。這種主張表示什麼意思呢？辯證法，讓我再提一提吧，是進化的邏輯。正好比工廠中的機器間供給工具於一切部門一樣，邏輯也是人類知識各方面所不可或缺的。假如你並不是一般的將邏輯視為一種宗教的偏見（抱憾得很，我得說，反對派的自相矛盾的文章愈來愈傾向於這種可憐的思想），那麼你接受的到底是那一種邏輯呢？我曉得有兩個邏輯的體系是值得注意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形式邏輯）和黑格爾的邏輯（辯證法）。亞里士多德派的邏輯拿不變的客體和現象做它的出發點，現代的科學思想則從其發生，變化及分解來研究一切現象。難道你認為科學（包括達爾文主義，馬克思主義，近代物理學，化學等）的進步，一點也沒辦法來影響我們的思想方式嗎？換句話說，難道你認為在一個凡物皆變化的世界裡，只有三段論法仍舊不變和永存嗎？聖約翰福音書以這句話開始：「太初有道」，即是說起始就有理性或道（表現於道中之理，即三段論法）。在聖約翰看來，三段論法是上帝的文學假名之一。假如你認為三段論法是不變的，即，既沒有發生，也沒有發展，那麼，這就是說在你看來，它就是天啟的產物，但假如你承認我們的思想的邏輯形式，是在我們適應自然的過程中發展的，那麼請你不嫌麻煩，告訴我們，在亞里士多德之後到底是誰把後來的邏輯進展加以分析和體系化。如果你一天沒有分清楚這一點，我只好冒昧地認定：把邏輯（辯證法）和宗教等量齊觀，暴露你對人類思想的基本問題之極端無知和淺薄。

革命家不應反宗教麼？

我們姑且承認你那種狂妄之至的諷刺是正確的吧。但這也沒有把事情弄得於你有利。我希望這一點你會同意的，宗教把注意力從實際的引到虛妄的知識，從改良生活的鬥爭引到來世報應的虛偽希望。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無論誰如果不去作反宗教的鬥爭，就不配稱作革命家。那麼你根據什麼來辯解你的拒絕反對辯證法，假如你認定它是各種宗教之一呢？

你說，你久已停止考慮宗教問題了。但你停止只是為你自己。除你之外，還有別人。他們的數目很多。我們革命家從來不「停止」考慮宗教問題，因為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從宗教的影響中解放我們自己，同時也解放群眾。假如辯證法是一種宗教，人們又怎能放棄在自己黨內作反對這種鴉片的鬥爭呢？

或者你的意思是說，宗教在政治上無關重要吧？一個信仰宗教的人能夠同時又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和革命戰士嗎？你大概不敢作這樣輕率的斷語吧。自然，我們對一個落後工人的宗教偏見，採取極慎重的態度。假如他願意為我們的政綱而鬥爭，我們可以容許他做一個黨員；但同時，我黨卻應以唯物論及無神論的精神不懈的教育他。你如同意這一點，你又怎麼能夠拒絕作反對某一「宗教」的鬥爭呢？據我所知，這一「宗教」卻是你的黨中致力於理論問題的大多數黨員所堅持的。你顯然已忽略了這個問題的最重要一面了。

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中，有不少是個人已和宗教絕緣的，但他們的無神論只是供他們自己私人的消遣；他們自己保持這種思想，但在大庭廣座中他們卻往往主張人民最好有一個宗教，你對你自己的黨能夠懷著這種觀點麼？這一點能夠說明你之拒絕和我們討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麼？假如你當真如此，那麼在你輕蔑辯證法之餘，已表示你蔑視了黨了。

請你不要反駁說，我只根據你在私人談話中講出的一句話，又說，你並沒有想到公開反對辯證法唯物論。這不是真話。你上述那句傳佈迅速的話，只是一個例證。每逢有機會的時候，為了各式各樣的理由，你總是宣佈你對那構成我黨政綱的理論基礎的學說，採取否定的態度。黨內每一個人都已熟知這件事了。在你和夏克曼合作，發表於黨的理論機關報上的「退卻中之知識分子」一文中，已絕對證實你拒絕辯證法唯物論。難道黨沒有權利知道到底是什麼緣故嗎？難道你當真以為在第四國際內，一位理論機關報的編輯能夠自限於簡單的聲明：「我斷然排拒辯證法唯物論」──彷彿這是一個請抽一根香煙的問題：「謝謝你，我不抽煙」嗎？一個正確的哲學理論，即，一個正確的思想方法的問題對一個革命政黨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這正如一間良好的機器廠對生產具有決定意義一樣。借過去遺留的物質和智慧的方法尚能夠維護舊社會。但如果不首先把當代的方法加以批判的分析就能夠推翻這個舊社會和建設一個新社會，這是絕對不可思議的。假如黨連其思想的基礎都已弄錯了，那麼你的起碼義務便是指出一個正確的道路出來。否則你的行為便不可避免要被人解釋為一個文人學士對一個無產階級組織所採的傲慢態度，而這個組織卻畢竟是無法領悟一種真正的「科學」理論的哩。還能夠有什麼比這更壞的麼？

有教訓意義的例子

無論任何人，只要他熟知工人政黨內各派鬥爭的歷史，他便知道凡脫逃到機會主義陣營去的，甚至脫逃到資產階級反動陣營去的，往往以排斥辯證法開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視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中最弱之點，同時因為工人們鑒別哲學方面的不同較之鑒別政治方面的不同困難得多，他們又把這一事實加以利用。一切經驗的證據都在說明這一久已昭著的事實。而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實，看輕這一事實是不許可的，這一事實就是所有偉大和超卓的革命家──首要的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盧森堡，佛蘭茲·梅林格──通通都站在辯證法唯物論的基礎上。你能夠認為他們通通都不能夠區別科學和宗教嗎？在你這方面不是太過於驕矜自大了嗎，盤納姆同志？伯恩斯坦，考茨基和佛蘭茲·梅林格的例子最富於教訓意義。伯恩斯坦絕對排斥辯證法，稱之為「煩瑣哲學」和「神秘主義」。考茨基對辯證法問題保持冷漠的態度，略有點像夏克曼同志。梅林格是辯證法唯物論的孜孜不倦的宣傳家和辯護者，他幾十年留心一切哲學和文學的革新，不懈的暴露唯心論，新康德主義，功利主義，各式各樣神秘主義等的反動內容。這三個人的政治命運是盡人皆知的。伯恩斯坦以一個沾沾自喜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終其一生，考茨基由一個中間派變為一個庸俗的機會主義者。至於梅林格呢，他至死還是一個革命的共產主義者。

在俄國，三個極著名的學院派馬克思主義者，史特盧維，布爾加科夫，和培爾第埃夫均以排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開始，以走入反動陣營及正教教會終。在美國，依士特曼，雪尼·胡克及他們的朋友們利用反對辯證法來掩蓋他們從無產階級的同路人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同路人。諸如此類的例子也可以從其它國家引出許多。普列漢諾夫的例子表面上似乎是一個例外，實際只證明這法則。普列漢諾夫是一個非凡的辯證法唯物論宣傳家，但他一生都從沒有機會參加實際的階級鬥爭。他的思想脫離了實踐。1905年的革命以及往後的世界大戰把他拋入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陣營中，且迫使他在實際上放棄辯證法唯物論。在世界大戰中，普列漢諾夫在國際關係方面公然以康德的無上命令的主角身份出來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普列漢諾夫的例子只證明單單辯證法唯物論尚不足以使一個人成為革命家而已。

夏克曼反過來爭辯說：李卜克內西留下一本反對辯證法唯物論的遺著，這本遺著是他在獄中寫就的。在獄中，有許多古怪思想侵入一個人的心裡，因為無法與他人交往，所以這些古怪思想是不能遏止的。沒有一個人把李卜克內西認作一個理論家，他本人更其如此，但李卜克內西卻成了世界工人運動的英雄主義的象徵。假如美國的辯證法反對者有任何人於戰爭中表現同樣的自我犧牲及獨立於愛國主義之外，我們就尊之為革命家。但並不因此就解決辯證法的方法問題。

假如李卜克內西在享受自由時，他本人的最後結論究竟會怎樣，這是很難說的。無論如何，他在發表著作之前，他無疑要拿給他的更有學歷的朋友，即，佛蘭茲·梅林格和羅莎·盧森堡看的。他很可能早已聽從他們的忠告把這卷稿子丟到火中了。我們姑且承認他竟不顧那些理論上超過他的人們的忠告，決心發表他的著作。梅林格，盧森堡，列寧及其他人當然不會為這一件事提議把他開除出黨；相反的，假如有誰做出這種蠢笨的提議，他們一定要堅決反對。不過同時他們決不會和他成立一個哲學的聯盟，反而還會堅決的和他的理論上的錯誤劃清界限。

我們知道，夏克曼同志的行為卻完全相反。「你們將看到，」他說──而且這還是教導青年哩！──「普列漢諾夫是辯證法唯物論的一個出類拔萃的理論家，但他卻以一個機會主義者下場；李卜克內西是一個出色的革命家，但他卻懷疑辯證法唯物論。」這種論調歸根到底無非是說，辯證法唯物論對一個革命家是毫無用處的。夏克曼勉強從歷史中割出李卜克內西和普列漢諾夫兩個例子，把他去年那篇文章的思想加強和「加深」了，這一思想就是，政治不依靠方法，蓋方法由於天賜的不一貫性，是與政治無關的。夏克曼想靠錯誤地說明兩個「例外」來推翻整個法則。假如一個馬克思主義「擁護者」的論調是如此，那麼一個反對者還會說出什麼來呢？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至此就走到它的完全取消了；尤有甚者，走到一切理論和一切方法的取消了。

你提出什麼來代替

辯證法唯物論當然不是一種永恆的和不變的哲學。如果這樣想法，就與辯證法的精神相矛盾了。科學思想更進步的發展將無疑的產生一種更深刻的學理，而辯證法唯物論將只充作構成的材料加入這一學理中。但我們卻沒有絲毫根據，希望這一哲學的革命在沒落的資產階級政制之下來完成，即使不提這個事實：馬克思並非每年或每十年產生一個的。目前無產階級生死存亡的任務並不是重新來說明這個世界，而是把它從頭到尾改造。我們可以期待在下一個時代中，將產生一些行動的偉大革命家，但產生一個馬克思則難之又難。人類將來只有在社會主義文化的基礎上才感覺到有重新檢討過去的理論遺產的需要，而且將來無疑的不僅在經濟方面，即在智力的創造方面也遠超過我們。蘇聯波拿巴官僚統治之所以犯下罪惡，不僅因為它在生活的各方面造成一種不斷增長的不平等，而且還因為它把該國的智力活動貶入格別烏的無管束的蠢材們的深淵中。

但我們姑且承認，無產階級竟如是僥倖，出乎我們意想之外，在目前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中，產生了一個新的理論家或一群新的優秀理論家，他們將超過馬克思主義，而且特別是使邏輯超出唯物辯證法。不消說，一切前進的工人都要向這些新教師學習，而老人們也一定要重新教育他們自己。但此刻這還是未來的音樂。或者我弄錯了吧？或者你要叫我注意那些為無產階級用來代替了辯證法唯物論體系的著作吧？如果你手頭真的有這些著作，你就不會拒絕舉行反對辯證法鴉片的鬥爭了。可惜一種也沒有。你一面企圖破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權威，一面卻又不拿出任何足以替代它的東西。

你試想像一個票友式的年輕醫生，他向一個用外科小刀的外科醫生大發議論說，近代解剖學，神經學等通通都是不中用的，它們中還有許多地方不清楚和不完全，只有「保守的官僚們」才能夠根據這些假科學來開刀施手術云云。我相信這位外科醫生一定請他的不負責任的同僚離開那間手術室。盤納姆同志啊，我們也不能示弱於那些嘲弄科學社會主義哲學的廉價諷刺的。相反的，既然這個問題已在派別鬥爭的過程中清楚的提出來，我們便要回頭向我黨的所有黨員，尤其是青年們說：當心資產階級的懷疑論侵入你們的隊伍中。緊記著，社會主義直到如今尚沒有找到較之馬克思主義更高的科學表現，千萬不要忘記，科學社會主義的方法就是辯證法唯物論。你們埋頭於認真的研究吧！去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和佛蘭茲·梅林格吧。這對於你們，比之研究那些論加農的保守主義的有成見的，無益的並且有點滑稽的論文，更是百倍的重要了。讓目前的討論至少產生這一個積極的結果，即，青年們設法把一個認真的革命鬥爭理論基礎嵌入他們心坎中吧！

虛偽的政治「實際主義」

但，在你的情形，問題卻不限於辯證法。在你的決議案裡說及你現在不提出蘇聯性質問題來讓黨決定，這表明你事實上提出這個問題，如果不是法理上，那麼，就是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提出來。只有嬰孩才不懂得這一點。這個提案還有另一個更荒謬和有害的意義。它表示你把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分開。而在我們看來，則問題的癥結正這一點上。假如不利用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就能夠給一個國家下一個正確的定義；假如不把這國家加以階級的分析就能夠正確的決定政治，那麼，問題就發生了：馬克思主義還有什麼用處呢？

反對派的領袖們雖然在蘇聯的階級性質上意見分歧，但在這一點上卻一致同意，即，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必須標上「帝國主義」的臭名，而蘇聯也不能受「無條件」的擁護。（非常豐富的政綱！）當敵對的「派系」在大會上直截了當的提出蘇維埃國家性質的問題（何等罪過啊！）時，你們已經事先贊成……不一致，即分投票。英國「國民」政府的大臣們已開了這一先例，他們就「贊成不一致」，即，分別投票，但英皇陛下的大臣們卻有這樣的好處，即，他們非常明白他們的國家性質，因而不妨在次要的問題上不一致。反對派的領袖們處境太不利了。他們竟容許自己在基本問題上盡量不同，為的是好在次要的問題上團結一致。假如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和有原則的政治，那麼我就不懂得無原則的結合有何意義了。

你似乎分明認為拒絕討論辯證法唯物論及蘇維埃國家的性質，而牢牢捉著「具體的」問題，你就盡了一個實際主義政治家的本分了。這種自欺皆由於你沒有十分熟習過去50年間工人運動內部黨派鬥爭的歷史之故。在每一次原則的衝突中，沒有一個例外，馬克思主義者總是讓黨完全看清理論與政綱的基本問題，他們認為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具體的」問題才找到其適切的位置和配比。在另一方面，各種各式的機會主義者，尤其是那些在原則的爭論方面已遭受幾次失敗的機會主義者，他們老是拿「具體的」行情性的估計來對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的分析，而這些估計，他們卻照例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壓力之下形成的。這種腳色的分擔已通過幾十年的黨派鬥爭保持下來。請准許我向你保證一句吧，反對派沒有發明什麼新東西。它在理論上贊成修正派的傳統，在政治上則贊成機會主義的傳統。

上世紀臨末之時，伯恩斯坦在英國受了盎格魯·撒克遜的經驗主義與功利主義──哲學中之最拙劣者──的影響，但他的修正義的嘗試，卻受了無情的排拒。因此，德國的機會主義者突然從哲學及社會學方面撤退。他們在會議上，在報紙上不斷叱罵那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獃子」，因為他們以一般的原則的考慮來代替「具體的政治問題」。讀一讀上世紀末及本世紀初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紀錄吧──你將眼見如法國人所說的le mort saisit le Vif（死者抓住活者），而驚奇不語了！

你並不是不曉得《火星報》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發展中所盡的偉大作用。《火星報》一開始就反對工人運動的所謂「經濟主義」及民粹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黨）。「經濟派」的主要見解就是認為《火星報》漂浮於理論方面，而他們「經濟派」則提議領導具體的工人運動。社會革命黨人的主要見解如下，《火星報》要創立一所辯證法唯物論的學校，而我們則要推翻沙皇的專制政體。我們一定得說，民粹派的恐怖主義者是非常認真地實踐他們的話的：他們親手拿著炸彈，犧牲他們的生命。我們和他們討論：「在某種情形之下，炸彈是一個極好的東西，但我們首先應該弄清楚我們自己的思想。」在全部歷史中最偉大的革命並不是由那一個拿著炸彈出發的黨，而是由那一個拿著辯證法唯物論出發的黨來領導的，這是一個歷史的經驗。

當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尚同屬一個黨的黨員時，大會前期及大會本身老是發生關於議事日程的猛烈鬥爭。列寧常常提議把沙皇皇朝的性質，革命的階級性質，我們所經歷的革命階段等問題，放在議事日程之首位。馬爾托夫和但，這兩個孟什維克的領袖總是反對：我們不是一個社會學俱樂部而是一個政黨，我們必須意見一致的不是在沙皇經濟的階級性質上，而是在「具體的政治任務上」。我是憑記憶援引這一點，但我不會有弄錯之虞，因為這些爭論在多年中再三復演且已有了固定不移的性質。我可以附帶說一句，我個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不少過錯。但我從那個時候以來已學了一點東西。

列寧總是向那些醉心於「具體政治問題」的人解釋說，我們的政治並不是行情性的，而是具有原則性質的；策略是隸屬於戰略的；在我們看來每一個政治運動的第一宗重要事就是引導工人由特別問題走上一般的問題，並把近代社會的性質及其基本力量的性質教給他們。孟什維克派常常就感覺得急需在他們的不穩定的結合中，借逃避的方法，來掩飾原則上的分歧，而列寧則相反，直截了當的提出原則問題。目下反對派反對哲學和社會學而贊成「具體政治問題」的論調，就是但的論調的過時的背誦。沒有一句新話！可惜夏克曼只當馬克思主義的有原則的政治已成陳舊不堪的檔案時才來尊重它。

盤納姆同志啊，由你的嘴來請求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轉到「具體的政治問題」，特別失禮和不相宜，因為不是我而是你提出蘇聯性質問題，正因為你提出來這個問題才迫使我提出決定國家的階級性質的方法問題來。不錯，你已撤回你的提案。但這種派別鬥爭的手段沒有一點客觀的意義，你是從你的社會學的前提得出你的政治結論的，雖然你現在已暫時把這一前提收入你的手提箱子裡。夏克曼則沒有任何社會學的前提也得出同樣的政治結論：他在遷就你。阿本則設法為他的「組織的」結合從隱匿了的前提及缺乏前提之間取利。你以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的資格處理問題；夏克曼及阿本則充當柏拉圖式的馬克思主義者。誰更壞，這是不容易斷定的。

目前討論的辯證法

當我們碰到這個外交陣線掩蓋了我們反對者的隱匿的前提，與缺乏前提時，我們「保守派」自然回答：只有你們清楚說出你們用為出發點的階級前提是什麼時，討論「具體問題」才能有效果。我們並不勉強自限於討論你們在這次爭論中人工選定的那些題目。假如某人提議，我們把蘇聯艦隊入侵瑞士，或布倫克斯（紐約猶太區──譯者）一個妖巫的尾巴的長度，當作「具體」問題來討論，那麼我想我得事先提出這幾個問題來，如：瑞士有海岸嗎；到底有沒有妖巫呢？

每一次認為的爭論，都由特殊的，甚至偶然的問題發展到一般的和基本的問題。某一次爭論的直接原因和動機，在大多數場合只有象徵的興味。具有真正政治意義的只是那些在爭論發展中發生的問題。某些知識分子，急於控告「官僚的保守主義」，和表現他們的「機動精神」，在他們看來，關於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國家性質，集中主義的問題的提出，好像是「勉強的」，爭論好像己走入一個「錯誤」方向去了。但問題的關鍵正在這裡：爭論有其自己的客觀邏輯，這一邏輯並不與個人和集團的主觀邏輯相符合。爭論的辯證的性質就是因為它的客觀過程乃由敵對傾向的活生的衝突，而不是由一個預定的邏輯計劃來決定。爭論的物質的基礎就在於它之反映不同階級的壓力。這樣，目前社會主義工人黨內的爭論就與整個歷史進程一樣，按照辯證法唯物論的法則而發展──不管你應允與否。盤納姆同志，這些法則是逃避不了的。

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與反政綱的「實驗」

你一面控告你的政敵為「官僚的保守主義」（這只是一種心理學的抽像，因為你並未指出特殊的社會利益來做這種「保守主義」的基礎），一面又在你的文件裡要求以「批判的實驗的政治──一句話，科學的政治」（見32頁）來代替保守的政治。這種浮誇的說法初看起來，是無害又無意味的，但它本身就是一個充分的暴露。你不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你不談無產階級的政治。你卻來談「實驗的」，「批判的」，「科學的」政治。為什麼這種矯飾的，故意隱蔽的字眼在我們的隊伍裡那樣陌生呢？我告訴你吧。盤納姆同志，這就是你遷就資產階級輿論，而夏克曼及阿本又來遷就你的遷就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廣大社會中，已不再是時髦東西了。而且假如某人一提起馬克思主義，上天不容，他就要被認作一個辯證法唯物論者了。最好還是避免這種聲名狼藉的字眼吧。用什麼代替它呢？啊，當然用「科學」，甚至用大寫字母冠頭的科學嘍。而且每一個人都曉得科學是以「批判」和「實驗」為根據的。它自有它的音調，那樣堅實，那樣寬容大量，那樣非教派，那樣教授派頭的！人們帶著這個公式便能夠進入任何民主的大雅之堂了。

請你再讀一遍你自己的意見書吧：「為了代替保守的政治，我們必須提出勇敢的，隨機應變的，批判和實驗的政治──一句話，科學的政治。」你當然認為這一點是盡善盡美了，但這個公式正是一切小資產階級經驗派，一切修正派及（最後而又重要不稍減的）一切政治冒險家拿來對抗「狹隘」、「有限」、「教條」和「保守」的馬克思主義的啊。

蒲豐（Buffon）曾說過：風格如其人（The Style is the man）。政治術語不僅如其人而且如其黨。術語是階級鬥爭的要素之一。只有無生氣的書獃了才無法懂得這一點。在你的文件裡，你不僅極力刪除──不錯，不是別人，正是你，盤納姆同志──辯證法和唯物論之類的名詞，你甚至把馬克思主義這個名詞也刪掉了。你特別如此。你是個講求「批判」，「實驗」的科學的人。你選用「帝國主義」的名詞來描寫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也正出於同樣的道理。這一革新因為造出了較少「教派」，較少「宗教性」，較少苛刻的公式，即你和──啊，真是巧合──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所共通的公式，所以使你和第四國際的太窘人的術語分道揚鑣了。
你要實驗嗎？但恕我提醒你一下，工人運動有長期的歷史，它並不缺少經驗，而且如果你更歡喜實驗，那它也不缺少實驗。付出這樣高價買來的經驗己結晶在一個明確的學說中，這個學說就是你那樣小心避免提起的馬克思主義。黨未給權利你去試驗之前，它先有權問你：你用什麼方法呢？假如一個人沒有融合貫通過去工業發展及過去無數實驗的必需結論，亨利·福特一定不肯答應他在他的工廠裡實驗。而且工廠中的實驗室尚小心地和大量的生產隔絕。如果巫醫在工人運動領域中實驗，那就更難容許了──即使他偽托「科學」的旗幟來舉行。在我們看來，工人運動的科學就是馬克思主義。不知名的社會科學，以大寫字母冠頭的科學，我們通通讓給依士特曼及其朋輩去處置吧。

我知道你已經和依士特曼爭論過，在某些問題上你的見解非常好。但你和他討論，只把他當做你自己一黨一族的代表而並不是把他當作階級敵人的一個代理人。在你和夏克曼同著的文章裡你清楚的暴露這一點，因為你臨末出人意外的邀請依士特曼，胡克，黎昂斯及其它人，讓他們利用《新國際》的篇幅來發表他的意見。你甚至還不顧慮一下，他們可以提出辯證法的問題來，迫你要打破你的外交式的沉默。

去年1月20日，在這次爭論老遠之前，我在給夏克曼的一封信裡，主張急需要留心斯大林黨的內部發展。我寫道：「這將十倍重要於邀請依士特曼，黎昂斯，及其它人發表他們個人的大作。我有點兒奇怪，何以你把篇幅讓給依士特曼最近那篇無足輕重和自驕自大的文章。他可以利用哈拔雜誌，近代月刊，常識雜誌等。但你親自邀請這些人來玷污《新國際》的並不很多的篇幅，我絕難理解。這種爭論的存續只能引起若干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興趣，但不能引起革命分子的興趣。我堅決認為把《新國際》和《社會主義呼聲》稍加改組是必需的：更遠離依士特曼，黎昂斯等，更接近一下工人，而且在這一意義上，更接近一下斯大林黨。」

夏克曼在這些場合照例是不在意和漫不經心地作復的。後來因為你們邀請的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拒絕邀請，這個問題便實際上算是解決了。但這一插話是值得密切注意的。一方面，你，盤納姆同志，受夏克曼支持而邀請資產階級民主派送友誼的解釋文章來刊印在我黨機關報的篇幅上。另一方面，你仍然受夏克曼支持而拒絕和我討論辯證法和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這不是表示你和你的盟友夏克曼一道有點兒親近資產階級的半反對者，而背向你們的黨嗎？阿本好久以前就下了結論，認為馬克思主義固然是值得尊崇的學說，但一個好的反對派結合則更真實得多。此刻夏克曼也失足滑倒，拿聰明的大話來自慰。但我覺得他的心裡有點兒悲慼。我希望到了某一點，夏克曼將重新恢復精神，又開始向上爬。希望就在這裡：他的「實驗」派別政治將至少有利於「科學」。

「一個不自覺的辯證法者」

據人家報告我說，夏克曼利用我談及達爾文的話來做他的藍本，稱你為一個「不自覺的辯證法者」。這種曖昧的恭維只有極微小的真理。每一個人在大多數場合多多少少總是不自覺地成為一個辯證法者。一個管家婆懂得某一定量的鹽可以把湯調得可口，但加多一點鹽便會弄得不合口味。因此，一個目不識丁的農家婦女在煮湯時也聽命黑格爾的由量到質的轉變的規律。諸如此類的例子可以從日常生活中引不勝引。甚至動物也不僅根據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還根據黑格爾的辯證法來得出它們的實際結論。因此，一個狐狸發覺走獸和飛禽是營養的和適口的，一瞧見一個野兔，一個家兔，或一隻雞，狐狸便下個結論：這是屬於適口和營養一類的特別生物，於是──追逐這個肉餌。我們在這裡便發現一個完滿的三段論法，雖然我們可以預想得到，狐狸從沒有讀過亞里士多德的書。但當這同一狐狸碰到第一個體積比它大的動物，比方，碰到一個狼時，它很快便下結論：量轉成質，於是翻身逃之夭夭。狐狸的一雙腳分明具有黑格爾的傾向，即使不是充分自覺的傾向。所有上述的事情順便證明我們的思想方法：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兩者都不是我們的理性的獨斷的構成，而是自然本身的真實的互相關係的表現。照這一意義看來，宇宙就滲透了「不自覺」的辯證法。但自然界並沒有就此停頓不前。自然的互相關係經過不少的發展，才翻譯成狐狸及人類的自覺的言語，才使人類能夠概括這些自覺的形式並把它們轉變為邏輯的（辯證法的）範疇，因此才產生更深入探討我們的世界的可能。

支配著自然和社會的辯證法諸法則，其近代最完備的表現乃出自黑格爾和馬克思之手。雖然達爾文沒有興趣來鑒定他的邏輯方法，但他的經驗主義──一個天才的經驗主義──在自然科學方面達到了最高的辯證的一般化。就這一意義說來，達爾文就像我在我的前一篇文章所說的，是一個「不自覺的辯證法者」。但我們之推崇達爾文並不是因為他不能瞭解辯證法，而是因為他雖然有其哲學的落後性，卻向我們說明了物種的起源。我們還可以指出這件事：恩格斯雖然和馬克思一樣，立即讚揚自然選擇學說的偉大性，但他非常不滿意達爾文方法的狹隘的經驗主義。達文爾卻相反的，唉，終其生仍對馬克思社會學的意義不識不知。假如達爾文在報紙上出頭反對辯證法或唯物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用雙倍的力量來攻擊他，不讓他的權威來庇護思想上的反動。

夏克曼稱你為一個「不自覺的辯證法者」，在這句律師的辯詞裡，所著重的一定是不自覺這幾字。夏克曼的目的（也是一半不自覺的）就是想貶低辯證法唯物論的聲譽來保護他和你的聯盟。因為實際上，夏克曼是無異說：一個「自覺」和一個「不自覺」的辯證法者沒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不必為此爭吵。夏克曼就這樣想毀壞馬克思主義方法的信譽。

但甚至還有更壞於此者。在這個世界裡有許多不自覺或半自覺的辯證法者。他們中有些非常高明的應用唯物辯證法於政治方面，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方法問題。如果攻擊這樣的同志，分明是腐儒的愚蠢。但說到你就不同了，盤納姆同志。你是一個理論機關報編輯，而這個機關報的任務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的精神來教育同志。但你卻是辯證法的一個自覺的反對者而並非是一個不自覺的辯證法者。縱使你像夏克曼所堅稱的一樣，在政治問題上追隨辯證法得到成功，即，縱使你天賦有一種辯證法的「本能」，我們仍然不得不開始和你鬥爭，因為你的辯證法本能，像其它個人的品質一樣，不能傳授給別人，只有自覺的辯證法才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讓整個黨都得到。

辯證法和戴士先生

縱使你有一種辯證法的本能──我不打算斷定這一點──它也幾乎被學院的習性和知識分子的傲慢所窒塞了。我們說一個工人有階級本能，就是因為他比較易於接受用辯證法來處理問題。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談不到這樣的階級本能了。一個與無產階級截然分開的知識分子只有自覺地克服他的小資產階級精神，才能夠瞭解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可惜夏克曼和阿本卻盡力把你這一條路攔住。他們支持你，他們是給你幫了倒忙了，盤納姆同志。

你受了你的聯盟支持（這個聯盟可以稱之為「派別放縱同盟」），你犯了一個大錯又一個大錯：在哲學上，在社會學上，在政治學上，在組織方面。你的錯誤都不是偶然的。你處理每一個問題，總是使它孤立起來，把它從其它的問題的關聯中，又從社會因素的關聯中，割裂開來，而且使它脫離了國際的經驗，你缺乏辯證法的方法。不管你的全部教養如何，你在政治上處理問題卻像一個巫醫。

在戴士委員會的問題上，你的神靈顯現，其清楚不下於在芬蘭問題上。我的意見是贊成利用這個議會團體，你答覆我說，這個問題不應由原則的考慮來決定，而應取決於某種特別情形，這種特別情形有你個人才曉得，但你又不肯說明它，讓我把這種情形告訴你吧：這就是你對資產階級輿論之思想上的依賴。雖然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各部分，對資本主義政制（包括戴士委員會）負全責，但它為了這同樣的資本主義利益，卻迫得羞顏答答地使人不去注意這個政制的太赤裸裸的機關。這簡直是一種分工合作！一種陳舊的，但仍然繼續有效的欺詐手段！至於那些被你含糊談及的工人們，他們中有一部分，而且一個非常大的部分，像你一樣的受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影響。但一個普通工人如果不沾染了工人貴族的偏見，他一定欣然歡迎每一句勇敢的革命說話拋在階級敵人的臉上。用作交戰場所的機關愈是反動，則工人也愈是暢快。這一點已為歷史的經驗所證明。戴士本人也及時的驚嚇和退縮，這就證明你的見解多麼虛偽。迫使敵人狼狽的潰退總勝於不戰而銷聲匿跡。

但說到這點，我瞧著夏克曼滿臉怒容的站起來，用抗議的姿勢來制止我：「反對派不替盤納姆關於戴士委員會的見解負絲毫責任，這個問題並沒有黨爭性質」云云。這點我全懂得。彷彿在這個例子裡，也要有那樣無聊透頂的事情，要整個反對派出來贊成抵制的策略似的！只要反對派的領袖（他有意見，且公開表示意見），走出來贊成抵制就夠了。假如人們談論「宗教」已不合你的時宜，那麼，讓我招認吧，我認為迴避主義（Abstensionism）被人算作最革命的政策也已不合整個第四國際的時宜了。在這個例子裡，你除了缺乏方法之外還暴露出分明缺乏政治的聰敏。在某種情形中，一個革命家乘敵人突然打開門戶一躍而出以及極力利用時機，本來是用不著從長討論的。照我的意見說來，我認為必需要替那些和你一道大談其反對參加戴士委員會的反對派中人──他們的數目並不少──開一門初級專修科；以便向他們解釋革命策略的起碼真理，這些策略和知識界的假裝激進的迴避主義無絲毫共通之點。

「具體的政治問題」

反對派最弱的地方恰好就是他們以為特別強的地方──即日常的革命政治方面。你們整個反對派處理偉大事變之無能最清楚的表現於波蘭，波羅的海各小國及芬蘭問題中。夏克曼一開始就發現一塊點金石：在淪陷的波蘭中，造成一個同時反對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暴動。這個主意是絕妙的；只是太可惜夏克曼沒有機會把它實現而已。東部波蘭的前進工人可以正當的說：「在一個受軍隊佔領的國家裡來一個同時反對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暴動，也許從布倫克斯方面準備是很方便的；但這裡，在本地，卻比較困難。我們很想聽一聽盤納姆和夏克曼答覆這個「具體的政治問題」：「我們在現在和未來的暴動之間怎樣辦呢？」同時，蘇維埃軍隊的司令部已號召農民和工人去奪取土地和工廠。這一號召為武裝力量所支持，它在被佔領國家的生活中盡一個很大的作用。莫斯科的報紙已擠滿了工人和貧農的無限「熱情」的報告。我們應該而且必須懷著正當疑心來看這些報告：內中不乏謊言。但對事實閉上眼睛卻是不能容許的。清算地主和驅逐資本家的號召不會不喚起那些受窮迫和受摧殘的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工農的精神的，他們把波蘭的地主看成為雙重的敵人。

孟什維克黨人是和法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不是和第四國際站在一起的，但在他們的巴黎機關報上卻明白的述說，紅軍的前進同時也發生了一個革命迭起的浪潮，這個浪潮的反響甚至深入羅馬尼亞的農民群眾中。特別加重了該機關報的消息的意義的，就是孟什維克黨人與猶太協會領袖，波蘭社會黨及其它仇視克里姆林宮而逃出波蘭的組織都有關係。因此，我們向東部波蘭的布爾什維克說過這樣的話時，我們是完全正確的：「你們必須和工人及農民站在一起，站在最前線，進行反對地主及資本家的鬥爭；不要脫離群眾，不管他們的幻想如何，正好比俄國群眾雖尚未打破他們對沙皇的希望，俄國革命家並不因此脫離他們一樣（1905年1月22日血的星期日）；在鬥爭的過程中教育群眾，警告他們不要對莫斯科懷著天真的幻想，但不要脫離他們，站在他們的陣營裡作戰，設法擴大和加深他們的鬥爭，並使鬥爭帶有最大可能的獨立性。你們只有照這個方法來準備未來推翻斯大林的暴動。」波蘭事變的進程已完全證實這一指示，這一指示就是我們從前一切政策，尤其是在西班牙的政策的繼續和發展。

既然波蘭與芬蘭的情形沒有原則的不同，我們沒有理由改變我們的指示。但反對派本來已不瞭解波蘭事變的意義，現在卻想來捉住芬蘭，當做一個新的救命錨。「芬蘭什麼地方有內戰？托洛茨基談什麼內戰。我們在報紙上一點也看不出」云云。芬蘭問題在反對派看來，彷彿在原則上和西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問題不同。每一問題都是孤立的，而且都是割離一般的發展方向來看的。反對派給事變的進展弄糊塗了，他們每一次都想拿某些偶然的，次要的，暫時的和行情性的情形來支撐自己。

反對派大嚷芬蘭沒有內戰，是不是表示如果內戰真的在芬蘭爆發，他們就採取我們的政策呢？是不是呢？如果是，那麼，反對派就因此駁倒了它自己對波蘭的政策，因為他們在波蘭不顧什麼內戰，而一味拒絕參加事變，靜候一個同時反對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暴動。盤納姆同志啊，你和你的盟友們分明沒有把這個問題想到底。

至於我關於芬蘭內戰的斷言，到底怎樣呢？在軍事衝突剛開始時，人們一定會忖測莫斯科正想經過一次「小小的」懲罰的征討，來促成赫辛福政府的改變以及同芬蘭建立像其它波羅的海國家一樣的關係。但泰利約基的顧錫寧政府一委定，便證明莫斯科有另一些計劃和企圖。後來電文又報道一枝芬蘭的「紅軍」產生了。當然，問題只涉及由上面成立的小隊伍。顧錫寧的政綱發佈了，第二次來電又發現貧農們分配大領地。從這些電文的整個意思看來，它們表示莫斯科方面有組織一個內戰的企圖。當然，它是一個特別型的內戰。它不是自發地由民眾的下層發生的。它並不是在一個受群眾擁護的芬蘭革命黨領導之下舉行的，它是由外面用刺刀引起來的。它受莫斯科官僚操縱。所有這些事情我們都曉得，我們討論波蘭時就談到這些事情。但它確乎是一個內戰問題，是訴之下層，訴之貧民，並號召他們去沒收富有者，去驅逐他們，去逮捕他們等的問題。對這些行為，除了名之為內戰外，我不知道其它還有什麼名稱。

「但是芬蘭畢竟沒有爆發內戰呀，」反對派的領袖抗辯說，「這就表示你的預言並沒有實現。」我答覆道：因為紅軍戰敗和潰退，芬蘭的內戰當然無法在孟納興的刺刀之下爆發。這個事實不是用來駁倒我而是用來駁倒夏克曼的一個論據，因為它證明在戰爭的頭一階段，當軍隊的紀律很強固的時候，要想組織暴動，還要加上兩面攻擊，從布倫克斯方面著手較之從泰約基容易得多。

我們沒有預見紅軍第一批出征部隊的失敗。我們也不能預見克里姆林宮及被克里姆林宮砍了頭的軍隊的上層，愚蠢和士氣敗壞到什麼程度。但這裡所牽涉的只是一個軍事插話，它不能決定我們的政治路線。假如莫斯科在它第一次不成功嘗試之後，完全停下來，不再進一步攻芬蘭，那麼今天在反對派心目中認為把整個世界形勢弄模糊了的問題就要從議事日程中抹去了。但這件事卻很少機會。另一方面，假如英、法、美以斯堪的那維亞為根據，用軍事力量來援助芬蘭，那麼，芬蘭問題就沉沒於蘇聯與帝國主義各國的戰爭中。在這個場合中，我們一定得預先說一句，甚至反對派的多數人都會想起第四國際的政綱的。

但在目前，反對派卻並不注意這兩個不同變化，不是蘇聯停止進攻，便是蘇聯與帝國主義各國的戰爭爆發。反對派只注意蘇聯入侵芬蘭這一個孤立的問題。好得很，就讓我們拿這件事做出發點吧。假如第二次進攻（這是可以假定的）準備得頗好，也進行得頗好，那麼，紅軍向該國推進將再度把內戰放在議事日程中，而且在規模上將比之在第一次可恥的不成功的嘗試時大得多。因此，只要問題本身尚留在議事日程上，我們的指示仍舊完全有效。但假如紅軍進攻芬蘭順利而內戰也在該國爆發了，反對派提出什麼高見來呢？反對派顯然一點也沒有想這一點，因為他們是過一天算一天。看見一件偶然變故算一件，捉牢一些插話，死釘著某篇社論上的斷章零句，滿足於發洩同情和反感，因此便替自己造出一個政綱的贗品。經驗主義者與印象主義者的弱點往往在他們處理「具體的政治問題」中，暴露得最清楚。

理論的迷惑與政治的迴避主義

通過反對派一切搖擺和震動，有兩個一般的特點（雖則它們是互相矛盾的）像一根引線一樣從理論的絕頂貫通至極瑣屑的政治插話。第一個一般的特點就是缺乏一個統一的看法。反對派領袖們使社會學和辯證法唯物論分離。他們又使政治學和社會學分離。在政治一方面，他們又使我們在波蘭的任務和西班牙的經驗分離──使我們在芬蘭的任務和我們在波蘭的立場分離。歷史轉變成為一系列例外的事變：政治轉變成為一系列即興文章。我們在這裡按照「分解」這個詞的完滿意義，發現馬克思主義之分解，理論思想之分解，政治之分解為其構成的要素，經驗主義及其共養兄弟──印象主義從上到下支配著。盤納姆同志，這就是思想上的領導落在你這個辯證法反對者，這個不以經驗主義為羞的經驗主義者身上的緣故。

通過反對派的搖擺和震動，還有第二個一般的特點與第一個密切相連，這個特點就是拒絕積極參加的傾向，自絕於世的，迴避主義的傾向，自然嘍，這些傾向都是掩藏在極端激進的詞句之下的。你贊成在波蘭推翻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芬蘭則推翻斯大林和孟納興。而在未推翻之時，你同等的排斥雙方，換言之，你退出鬥爭，連內戰也在內。你之舉出芬蘭沒有內戰只是一個偶然的碰巧的論據。假如內戰爆發了，反對派將不打算注意它，正好比他們不打算在波蘭注意它一樣。否則他們將聲明，因為莫斯科官僚的政策是「帝國主義」性質的，所以「我們」不參預這種下流勾當。反對派在口頭上拚命追求「具體的」政治任務，實際上卻置身於歷史進程之外。盤納姆同志，你關於戴士委員會的立場確乎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同是這種迴避主義與迷惑的傾向的明白表現。你的指導原則仍然一樣：「謝謝你，我不抽煙。」

自然，任何人，任何政黨，甚至任何階級都能夠一時迷惑起來的。但談到小資產階級，尤其是碰到大事變的時候，迷惑是一種無法逃避的，又可以說先天的狀態。知識分子企圖用「科學」的言語來表現他們迷惑狀態。反對派的自相矛盾的政綱反映小資產階級的迷惑表現於知識分子的誇大言語中。它一點也沒有無產階級的氣味。

小資產階級和集中主義

在組織方面，你的見解正好比在理論和政治方面一樣是圖式的，經驗的，非革命的。有史托爾堡其人者，手執明燈，追尋一個理想革命，這個革命不發生什麼過火且擔保不發生特爾米多和反革命；你也來找尋一個理想的黨內民主制，這個民主制永遠擔保每一個人都能夠把腦中忽然想到的說出來和做出來，又保證黨不致發生官僚的墮落。但你忽略了一件小事了，即，黨並不是自由個性出風頭的場所，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只有一個勝利的革命才能夠防止黨的墮落，又防止無產階級本身及近代整個文明的墮落。你沒有看到，我們的美國支部並非病在太過集中──甚至談起它就可笑了──而是病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過於濫用和曲解民主制了。這就是當前危機的根源。

一個工人整天時間消耗在工廠裡。他留給黨的鐘點比較少。他在會議裡只專心想知道一下最重要的事情：時局的正確估計及政治結論。凡是以最清楚最精確的方式做出這種估計和結論並跟得上事變的，就是他所尊崇的領袖。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喪失了階級地位的分子，和無產階級隔離而生長於一個人工的和閉塞的環境裡。他們有許多時間來涉獵政治或其代替物。他們專找毛病，互相交換關於黨的「上層」發生什麼變故的種種蜚短流長。他們常常找到一個領袖，這個領袖則告訴他們一切「秘密」。討論問題是他們的天性。不管有多少民主他們總是不滿足的。他們替他們的舌戰找尋四度空間。他們成了煩躁不安的人，他們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中，他們用鹽水來止渴。你們想知道反對派的組織嗎？它就是瘋狂的追求黨內民主的四度空間。實際上它的意思就是使政治埋沒於討論中；使集中制綱領埋沒於知識分子集團的無政府狀態中。只要有幾千工人參加黨，他們將叫那些小資產階級無政府派嚴守秩序。愈快愈好。

結論

我何以寫信給你而不寫給反對派的其它領袖呢？因為你是這個聯盟的思想上的領袖。阿本同志的派別因為缺少一個政綱和一支旗幟，它永遠需要掩護。有一個時候夏克曼來做掩護，後來又來了毛斯特和史辟托，現在又輪到你，和遷就你的夏克曼。我認為你的思想是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的表現。

這封信的口氣在某些同志看來也許太尖利了。但，我自認我已盡我所能，力求克制了。因為，我們碰到的問題畢竟不多不少，恰恰是企圖排斥、取消和推翻我們運動的理論基礎，政治原則及其組織方法的呀。

阿本對我前一篇文章的反響，據人家報告我說，他竟說出這一句話：「這就是分裂的意思。」這樣的一個答覆是足以證明阿本對黨及第四國際缺乏忠心；他是一個小圈子人物。但分裂的恫嚇不會驚倒我們，以致不敢把不同意見加以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在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問題不是分裂而是教育黨。我堅決的希望下次黨大會將無情的擊退那些修正主義者。

我的意見認為大會必須明白宣佈：反對派的領袖們因為使社會學和辯證法唯物論分離，又使政治學和社會學分離，他們已脫離了馬克思主義，而成了小資產階級經驗主義的傳達機構。黨一方面要堅決的，充分的重新確認它之盡忠於馬克思主義學說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治和組織的方法，嚴行責成它的正式刊物的編輯部發表和辯護這一學說和這些方法，另一方面將來黨當然可以把它的刊物的篇幅提供給那些自認能夠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有點新增補的黨員。但它絕不容許同馬克思主義玩捉迷藏的把戲和對它作輕率的嘲侮。

一個黨的政治有一種階級性。對國家，對政黨，對思想傾向如沒有一種階級的分析，則無法定出一個正確的政治方向。凡是企圖憑一個一個的偶然變故且脫離蘇維埃國家的性質來決定對蘇政策，黨必須斥之為庸俗的機會主義。

資本主義的解體在小資產階級中產生嚴重的不滿，且驅使它的下層走向左方，因此這一解體打開廣大的可能性，不過同時它也包含很大的危險。從小資產階級方面來的外來分子，第四國際只用得著那些完全與他們的社會過去決裂，且堅決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的人。

這種理論上和政治上的轉變，必須跟著就和舊環境來一個真正的決裂，並和工人建立密切的聯繫，尤其是跟著要為無產階級的黨，參加徵收和教育無產者的工作。從小資產階級環境中出來的外來分子，如果證明不能安定在無產階級的環境中，那麼，經過一定時期之後，就必須把黨員資格改為同情者的地位。

沒有經過階級鬥爭試驗的黨員，千萬不要放在負責任的地位上。一個從資產階級環境中來的外來分子，不管多麼能幹和多麼忠於社會主義，但在他成為一個導師之前，他首先必須到工人階級中學習。青年知識分子千萬不要擔當知識青年的首領，應該送到外省住幾年，送到純粹無產階級的中心地做艱苦的實際工作。
黨的階級成分，必須配合階級政綱。美國第四國際支部不變成無產階級的黨，就無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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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納姆同志！假如我們和你能夠根據上述的原則得到一致的意見，那麼，我們對波蘭，芬蘭，甚至對印度，就不難找到一個正確的政策。同時，我立誓幫助你進行反對任何官僚主義及保守主義的表現。照我的意見說來，這就是結束當前危機所必需的條件。

布爾什維克的敬禮！

L·托洛茨基1940年1月7日於考約奧康．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