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全國委員會多數派的四封信
I
科約阿坎D.F.
1939年12月26日
親愛的朋友們：
我起先傾向於支持在《社會主義呼聲》和《新國際》上傳播討論，但我必須承認，你們的論證是非常嚴肅的，尤其是與伯納姆同志爭論的那部分[1]。
在特別討論委員會的監督下，《社會主義呼聲》和《新國際》不是討論的工具，而只是黨及其全國委員會的工具。在討論公報上，反對派可以要求與多數派享有同等的權利，但黨的正式出版物有責任維護黨和第四國際的立場，除非它們改變了這些立場。在黨的正式出版物上的討論，只能在全國委員會多數派規定的範圍內進行。這樣做的理由顯而易見，根本不需要證明。
對少數派的永久司法保障當然不是借自於布爾什維克的經驗。但它們也不是伯納姆同志的發明；法國社會黨早就在自己的章程裡提供了這樣的保證，這些保證條款在文學上完美得讓人嫉妒，完全符合議會黨派政治的精神，但卻從來不能保護工人免遭這些黨派的聯合鎮壓。
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織結構必須服從於革命鬥爭的積極要求，而不是服從於阻止其蛻變的消極保障。如果黨不再適合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即使有最明智的章程，它還是會蛻變。在組織問題上，伯納姆根本沒有黨的革命觀念，這一點從他在戴斯委員會[2]這個雖小卻意義重大的問題的政治領域上的所作所為就可以看出來。不管哪種情況，他都持一種消極的態度，就像在蘇維埃國家的問題上，他給予純粹的負面定義一樣。憎惡資本主義社會（一種消極的態度）是不夠的，還必須接受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切實際結論。唉，伯納姆同志卻並非如此。
我的實際結論是什麼？？
首先，對於將黨的綱領與任何未被黨接受的新觀點相提並論，以此來破壞黨的路線的企圖，必須在全黨面前進行正式譴責。
其次，如果全國委員會覺得有必要拿出一期《新國際》來發表討論內容（我現在不贊成這麼做），那就應該這麼做：要讓讀者看出黨的立場是什麼樣的，企圖修正黨的立場的那些人又持什麼樣的立場，還要讓讀者看出，最終具有決定權的是多數派，而不是反對派。
第三，如果出內部公報還不夠的話，那可能還要出一份專刊，用於大會的議程。
在討論中要絕對忠誠，但絕不能對小資產階級和無政府主義精神做絲毫讓步！
W.RORK [托洛茨基]
II
科約阿坎D.F.
1939年12月27日
親愛的朋友們：
我必須承認，你們來信中關於伯納姆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堅持要在《新國際》和《社會主義呼聲》上發表有爭議的文章的消息，在一開始使我感到驚訝。我問自己：他們到底有什麼理由要這樣堅持呢？那就是他們堅信他們的立場會遭到徹底拒絕。他們的論點十分粗糙，充斥著尖銳的自相矛盾，這讓他們不禁覺得正是多數派才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和道統。他們不指望能在理論鬥爭中獲勝；不僅是沙赫特曼和伯納姆，就連阿伯恩也肯定明白這點。那他們到底為什麼急於要求發表自己的文章呢？原因很簡單：他們急於在民主派的公眾輿論面前為自己辯白，急於向伊斯特曼、胡克[3]之流大喊他們反對派並不都跟我們一樣壞。這說不出口的需求，在伯納姆身上肯定更為迫切。在十月革命前夜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在許多面臨著護國戰爭浪潮的壓力的「國際主義者」身上，我們都可以發現相同的內心裡的投降。撇開所有的個人特點、偶然性或誤解和錯誤，我們就會發現這是我們黨內首次社會愛國主義的罪惡墮落。從一開始你們就正確認識了這事實，但在我看來，只有到他們表示要宣佈自己並不像「托派分子」那麼壞（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皮維爾派[4]等人都這麼做過）的時候，這一事實才完全清楚地暴露出來。
這種考慮是反對在這個問題上內給予他們任何讓步的補充論據。在特定的條件下，我們有完全有權對他們說：你們必須等待黨的裁決，在裁決公佈之前，不要訴諸於愛國民主派的評判。
我先前過於抽像地考慮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僅從理論鬥爭的觀點上考慮這個問題，從這個觀點上來看，我完全同意戈德曼[5]同志的「我們必勝」的觀點。但從更大的政治尺度來考慮，我們應該阻止愛國民主派插手黨內鬥爭，這樣反對派在討論當中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了，就像多數派那樣。在這種情況下，對反對派中種種不同的分子的考驗和選擇就會更加有效，結果也將更有利於黨。
恩格斯曾談過被激怒的小資產階級的情緒。在我看來，在反對派隊伍裡可以找到這種情緒的蛛絲馬跡。昨天他們中的大多數曾被布爾什維克傳統所吸引。他們從未將它融會貫通，但又不敢向它公開挑戰。但沙赫特曼和阿伯恩給了他們這種勇氣，現在他們公開地享受著被激怒的小資產階級的情緒。比如，斯坦利最近的文章和書信就給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他徹底喪失了自我批評能力，他當真以為自己腦子裡每一個新點子都值得印刷成書昭告天下，只要這點子是直接反對黨的綱領和傳統的。煽動小資產階級自滿情緒的膨脹，這是沙赫特曼和阿伯恩的一大罪過。
W.RORK [托洛茨基]
附：我們身邊肯定潛伏有斯大林的特務，他們企圖激化討論，挑動分裂。因此必須對許多搞派別活動的「鬥士」進行審查。
W．R．
III
1940年1月3日
親愛的朋友們：
我收到了反對派的兩份文件[6]，我研讀了論官僚保守主義的那份文件，現在正在研讀論俄國問題的第二份文件。多麼可悲的文件啊！想在文中找到一句能表達正確觀點的話，或在適當的實際提出正確觀點的話，都很困難。聰明人，甚至是天才，站到了明顯錯誤的立場後，就愈來愈把自己推進了死胡同。
阿伯恩關於「分裂」的措辭可以有兩種理解：他想用分裂來恐嚇你們，就像他在關於打入的討論上[7]所做的一樣，或者他真的想進行政治自殺。在第一種情形下，他當然不會阻止我們對反對派的政治活動作出馬克思主義的評價。在第二種情形下，我們無能為力。一個成人想自殺，很難阻止他。
伯納姆的反動是對全體馬克思主義者的嚴峻挑戰。如果辯證法是宗教的話，如果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是正確的話，他怎能拒絕為將他自己的黨從這種毒品中解放出來而鬥爭呢？我現在正在寫一封致伯納姆的公開信[8]，會談到這個問題。我認為，第四國際的公眾輿論不會允許馬克思主義理論雜誌的編輯沉浸於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進行非常犬儒式的嘲諷。無論如何，我都要戰鬥下去，直到伯納姆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想在黨和國際面前被徹底揭露為止。我希望後天能寄出這封公開信，至少是俄文本。
與此同時，我正在寫這兩份文件的分析評論。他們在俄國問題上意見不一，對此他們也是同意的，對此的解釋，是我的評論當中最精彩的部分。
我正在咬緊牙根花費我的時間閱讀這些完全陳腐的文件。錯誤非常低級，以致必須努力記住馬克思主義ABC的必要內容。
W.RORK [托洛茨基]
科約阿坎D.F.
IV
1940年1月4日
親愛的朋友們：
我隨信附上一份超過兩周之前寄出的寫給沙赫特曼的信的復本[9]。沙赫特曼還沒有回復我。這顯示出了他的情緒，無原則的鬥爭把他推進了這種情緒。他與反馬克思主義的伯納姆結成聯盟，拒絕回復我寫的涉及這個聯盟的信。這件事本身不一定有多重要，但它必定是不健康的症候。這就是我寄給你們我給沙赫特曼的信的理由。
致以最真摯的祝福！
列·托洛茨基
科約阿坎D.F.
註釋：
[1] 全國委員會中的少數派要求在《社會主義呼聲》和《新國際》上發表討論的內容，這個要求遭到多數派的拒絕。——編者
[2] 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那時由眾議員馬丁·戴斯領導，稱為戴斯委員會（Dies Committee）。1939年10月托洛茨基受邀在委員會前作證。他將這次作證看作一次將共產主義觀點呈現給廣大聽眾的機會而接受了邀請。伯納姆在政治委員會中提議力勸托洛茨基拒絕這次邀請，如果他毅然前往的話，就要求社工黨公開批評他；該提議受挫。見《我為什麼同意在戴斯委員會上露面》，《托洛茨基文集（1939-40）》。——編者
[3] 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紐約大學哲學教授。在1930年代曾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是馬斯特創立的美國工人黨的領導人之一。1940年代成為口頭的反共者。——譯者
[4] 馬索·皮維爾（Marceau 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國教師、工會活動家、社會主義者、記者。他是全國教師工會（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動家，一戰期間堅持和平主義立場，戰後參加法國社會黨，成為黨內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 Revolutionnaire）領袖之一，1938年6月脫離社會黨，成立了工農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後流亡墨西哥，二戰結束後回國，重新參加了社會黨。——校對者注
[5] 艾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1897-1960）社工黨的領導人之一，托洛茨基在美國的律師。在1939-1940年的派別鬥爭支持多數派。1946年離開社工黨。——譯者
[6] 這兩份文件是《戰爭與官僚保守主義》，《在俄國問題的爭論上待解決的問題是什麼》。——編者
[7] 1936年最初幾個月內，當美國托派討論打入社會黨的問題時，阿伯恩強烈反對這個行動。——編者
[8] 這封公開信即托洛茨基後來在1940年1月7日寫就的《致伯納姆同志的公開信》。——譯者
[9] 這封信即托洛茨基於1939年12月20日寫給沙赫特曼的信。——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