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法雷爾·多布斯的三封信

I

1940年3月4日

　　親愛的多布斯同志：

我在這裡自然難以密切關注反對派的激烈政治演變。不過，他們的表現，越來越讓人們覺得他們在急著自毀退路，這點我是認同的。伯納姆的文章《科學與風格》本身並不出乎意料。但沙赫特曼，阿伯恩及他人對這篇文章的默許是最令人失望的徵兆，這不僅是從政治和理論方面來說是這樣，而且從他們對黨的團結的真正想法來說更是如此。

目前我在這裡可以判斷，他們想以黨的團結為名製造分裂。沙赫特曼發掘出了，或者不如說是發明出了「歷史先例」。他說什麼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反對派擁有自己的出版物諸如此類的話。他只是忘記了黨在那時擁有幾十萬的成員，討論的任務可以傳達到這幾十萬成員那裡，並說服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下，討論是很難限定在內部小圈子裡的。另一方面，最終的決定權在於數十萬的工人，而非兩個小團體，這減小了黨的刊物與反對派的刊物共存的危險。美國黨人數相對較少，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黨內的討論已經極其充分了。雙方界線似乎足夠穩固，至少在下一個階段是這樣的。反對派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擁有自己的公開報紙或雜誌，目的不在於說服黨，而是提請外部世界對黨作出判決。

像社工黨這樣的革命宣傳組織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不可能比群眾黨更大。這種情況下，有兩個獨立的組織向外部世界提出了不同的理論、不同的綱領，不同的口號以及不同的組織原則，掩蓋了這種狀況的「團結」完全是虛假的，第四國際不應該、也不可能承認這種虛假的「團結」。在這種情況下，公開的分裂要比這種虛假的團結可取一千倍。

反對派還舉出了這樣的事實：在某些時候，在一些國家裡，我們曾同時擁有過兩個平行組織。但這種特例僅在兩種情況下能得到暫時的接受：兩個組織或其中之一的政治面貌尚未十分清楚，第四國際尚需時間來加以分析判斷；或是在雙方的具體分歧極其有限、但又十分尖銳（比如要不要打入法國工農社會黨等問題）的情況下，可以接受兩者並存的局面。美國的情況則與之截然不同。我們曾有一個具有嚴肅傳統的團結的黨，而現在有了兩個組織，其中一個組織，因其社會成分、以及外界壓力的影響下，在近幾個月裡，同我們的理論、綱領、政策以及組織方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

如果他們同意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和你們共事，你們可以期望通過共同的實踐來說服、爭取他們當中最優秀的成員。（他們也有同樣的權利期望說服你們）但是作為一個擁有自己的出版物的獨立組織來說，他們只能朝著伯納姆的方向演化。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第四國際絕不能給他們絲毫把柄，讓他們在工人面前為自己不可避免的墮落做偽裝。與之相反，在這種情況下，第四國際應該迫使反對派將他們的經驗與我們徹底劃清界限，我們不僅要保衛我們的旗幟，而且還要公開向群眾發出最強烈的警告。

這就是為什麼大會不僅有權且有責任提出尖銳而明確的二者擇一的原因：要麼選擇遵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真正統一（同時給予黨內少數派嚴肅而重大的保證）要麼就選擇在工人階級的講壇面前進行公開、明確、坦率的分裂^[1]。

致以最誠摯的問候！

W. RORK [列昂·托洛茨基]

附：我剛剛收到克利夫蘭大會關於黨的團結的決議。我的感覺是：少數派的普通成員不想分裂。少數派的領導對理論不感興趣，而只對純粹的新聞活動感興趣。在關於黨的決議的名義下，少數派的領導懷著使他們的追隨者參與分裂的動機提出了分裂黨的決議。決議說：「布爾什維克黨的少數派在一戰之前和戰爭期間」都擁有自己的公開政治雜誌。哪個少數派？什麼時候？哪家雜誌？這些領導為了掩蓋自己的分裂企圖，把追隨者帶上了歧路。

少數派的領袖的全部希望都在於他們的寫作能力。他們彼此保證他們的報紙肯定會比多數派的優秀。俄國的孟什維克派，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派別，擁有較多的知識分子和出色的記者，他們也總是抱著這樣的期望。但他們的希望落空了。要創建革命黨，光有一支生花的妙筆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有紮實的理論基礎、科學的綱領、一致的政治思想和堅定的組織原則。而反對派則反對這一切，它什麼也沒有。這就是我為什麼完全同意你的原因：如果他們想要將伯納姆的理論、沙赫特曼的政策和阿伯恩的組織方式提交給外界輿論來加以評判的話，他們應該用自己的名義，不要由黨或第四國際來承擔責任。

W. R

II

1940年4月4日

　　親愛的多布斯同志：

你收到這封信時，大會已在進行中。分裂是否不可避免，對此你們或許有了明晰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伯納姆的問題就失去了它的意義。但是在少數派作出讓步的情況下，我允許自己堅持先前的主張。為全國委員會的討論和決定進行保密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但並不是唯一重要的大事，在現況下甚至不算最重要的。大約40%的黨員相信阿伯恩是最優秀的組織者。如果他們留在黨內，你們就不得不給阿伯恩機會，讓他來表現出自己在組織問題上的長處，或是讓他自己妥協。新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會的第一個決議應宣佈，除了全體委員會或它的正式機構（政治委員會或書記處）之外，無人有權洩露全國委員會的內情。接下來書記處應制定具體的保密規則。如果做了這一切準備，還是發生了洩密的話，就應該進行正式調查，如果是阿伯恩的過失，就應該對他進行公開警告；再有其他過錯，就應把他開除出書記處。這樣的程序，儘管有暫時的不利，但終究比將阿伯恩，這位紐約的組織者冷落於書記處之外，即脫離書記處的實際控制更為有利。
我完全明白你們對目前的書記處感到滿意。如果分裂發生的話，它或許是人們所想到的最好的書記處。但如果團結得以維持的話，你們就不能只讓多數派代表組成書記處。也許你們應該組成一個五人書記處——多數派三人，少數派兩人。

如果反對派猶豫不決，最好用非正式的渠道讓他們知道：我們不僅願意在政治委員會中，而且願意在編輯委員會內保留沙赫特曼的成員資格，；我們甚至願意將阿伯恩選入書記處；諸如此類的其他辦法我們也願意考慮；我們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少數派轉變為獨立的政治派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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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到了勒布倫^[2]於國際執委會的文章。多麼獨特的一個人！他們認為，此時在資本主義垂死掙扎的時期，在戰爭及即將到來的地下活動的形勢下，應拋棄布爾什維克的集中主義，擁護無條件的民主。何等的顛三倒四！但他們的民主純粹是個人意義上的：我想幹嘛就幹嘛，別管我。勒布倫和約翰遜，是作為特定組織的代表，按照特定的原則被選入國際執委會的。他們都拋棄了原則，完全不顧自己的組織。這些「民主主義者」扮演了放浪不羈的自由作家的角色。如果我們能召開一次國際會議的話，他們肯定會遭到最嚴厲的指責，被開除出國際。他們自己也不懷疑這一點。與此同時，他們還以為自己是不可免職的古羅馬元老院議員——這還是以民主的名義呢！

就像法國人說的那樣，戰爭時期，我們必須採取戰時手段。這意味著我們必須使第四國際的領導班子適應我們各個的真實力量關係。這要比自我標榜的不可免職的元老院議員更為民主。

如果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的話，你們可以引用這幾行文字，作為我對勒布倫文件的答覆。

III

1940年4月16日

　　親愛的多布斯同志：

我們也收到了你和喬的關於大會的來信。據我們在這裡判斷，你們盡了一切努力來維持黨的團結。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反對派仍要付諸分裂的話，這只能讓每個工人看見他們是何等地偏離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原則、對黨的無產階級多數派懷著何等的敵意。我們有更多的消息時，會對你們決定的詳情作出更準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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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注意另一篇文章，即格蘭德就符號邏輯問題——伯特蘭·羅素等人的邏輯——寫的那篇反對伯納姆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筆調非常尖銳，如果反對派還留在黨內，伯納姆還留在《新國際》的編輯部裡的話，或許應該把這篇文章改得「友善」一點。但對符號邏輯的描述是非常嚴肅有益的，在我看來，對美國讀者特別有用。

韋伯同志也在他的文章的重要部分當中寫到了同一個話題。我的意見是他應該將他這部分的內容擴充為獨立的文章，仔細闡述這個話題，投給《新國際》。我們現在應認真、有條不紊地繼續進行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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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姆的小冊子^[3]非常優秀。這是真正的工人領袖的作品。哪怕這次討論除了這篇文章之外，什麼都沒產生的話，那也是值得的。

向你們所有人致以最友好的問候！

註釋：

^[1] 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很久之前就應該提出這樣的二者擇一，但不幸的是，執委會並不存在。—— 列·托

^[2] 勒布倫（Lebrun），本名馬裡奧·佩德洛薩（Mario Pedrosa，1900—1981），巴西政治活動家，文藝評論家，曾參加巴西共產黨，1929年因傾向托洛茨基主義被開除出黨，此後投身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曾代表拉丁美洲的托派組織參加了第四國際成立大會，併入選國際執委會。——校對者注

^[3] 這裡指的是坎農的《為爭取成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The Struggle for a Proletarian Party）。——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