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法雷爾·多布斯^[2]

（1940年1月10日）

親愛的朋友：

在我寄給賴特翻譯的文章裡，我還沒有提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官僚保守主義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已經和你們就這個問題討論過一些了。作為一種政治傾向，官僚保守主義代表了特定的社會階層的物質利益，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特權工人官僚的物質利益，以及在蘇聯擁有至高無上的特權工人官僚的物質利益。想從多數派身上找到「官僚保守主義」的根源，這是荒謬的，如果不說它是愚蠢的話。如果官僚主義和保守主義不是由社會條件決定的，那就是說它們是某些領袖個人品格中的特徵的反映。這麼一來，問題就來了。果真如此的話，如何解釋派別的形成？是由一群性格保守的人組成的嗎？這種解釋是心理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例如，如果我們承認（我個人不會這麼做），坎農有官僚傾向，那我們就必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儘管有這種特質，多數派還是支持他，而不是因為有這種特質才支持他的。這表明反對派的領袖根本沒有觸及到派別鬥爭的社會基礎問題。

第二，為了詆毀我對坎農的「袒護」，他們堅持說我錯誤地袒護了莫利尼耶。我在政治性質和個人評價問題上也會犯錯，對此我絕不否認。但儘管如此，他們這個論據還是不夠充分。我從未支持過莫利尼耶的錯誤理論。換言之，這是他個人品質的問題：粗暴，散漫，他的個人財務問題。當時有一些同志（其中有費雷肯）堅持立即開除莫利尼耶。我當時堅持認為，組織應該對莫利尼耶採取紀律手段。但當莫利尼耶在1934年企圖用「四句口號」取代黨綱，在此基礎上另起綱領時，我跟要求開除他的人站到了一起。就是這麼一回事。有人可能會對我明智耐心地勸導莫利尼耶的做法有不同意見，但我當然不是出於莫利尼耶的個人利益，而是出於教育黨的利益才這麼做的——我們的各國支部從共產國際那裡繼承了一些劣根性，比如濫用開除、分裂或以開除、分裂來威脅人的手段。在處理莫利尼耶的問題時，就跟處理一些美國同志（菲爾德^[3]、韋斯伯德^[4]等人）的問題一樣，我往往是很耐心的。有時我能成功保持耐心，有時卻不能。但對待我們運動中的可疑人物持一種耐心的態度，對此我一點也不後悔。無論如何，我對他們的「袒護」，絕不是犧牲原則結黨營私之舉。例如如果有人提議開除伯納姆同志，我會積極地反對。但與此同時，我覺得有必要開展一場極其艱難的反對他的反馬克思主義觀念的思想鬥爭。

兄弟般地問候！

註釋：

^[2] 法雷爾·多布斯（Farrel Dobbs,1907-1983）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第二任全國書記（1953-1972），1934年加入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明尼阿波利斯卡車司機罷工的領導人，以及1930年代卡車司機工會的組織者。著有四卷本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車司機的系列著作：《卡車司機的造反》、《卡車司機的力量》、《卡車司機中的官僚》、《卡車司機的政治活動》。——譯者

^[3] B.J. 菲爾德（B.J.Field,1900-1977）曾是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1932年因違反紀律遭開除。在托洛茨基的說服下，重新被組織接納。又因在紐約旅館工人罷工中違反紀律遭到開除。隨後成為爭取成立革命工人黨同盟（League for a Revolutionary Wokers Party）的領導人。——譯者

^[4] 艾伯特·韋斯伯德（Albert Weisbord,1900-1977）曾是美國共產黨成員，1930年遭開除，1931-1937年是共產主義鬥爭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的領導。在坎農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史》中，韋斯伯德是一個極端分子，他宣稱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迫不及待地要求組建一個獨立政黨，進行群眾工作，而那時的任務是宣傳而非鼓動。——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