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詹·坎農[1]
1939年10月28日
親愛的吉姆：
你10月24日的來信使我弄清楚了兩件事：（1）一場非常嚴肅的思想鬥爭已不可避免，在政治上也需要這一鬥爭；（2）如果這次思想鬥爭跟分裂、清洗、開除等等行為的前景聯繫起來的話，那它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極端有害的。
例如我聽到古爾德[2]同志在一次黨員會議上宣稱：「你們想開除我們。」然而我不清楚另一派對此的反應如何。就我而言，我會立即最強烈地抗議這種猜疑。我會提議設立一個特殊的檢查委員會，以便核實這種斷言和蜚語。如果多數派中的某人發起這種威脅，我個人會支持進行批評或嚴重警告。
你們有著許多新黨員和未經教育的青年。他們需要通過大事變來進行嚴肅的教育性的談論。如果在一開始他們的想法糾纏於個人的出醜，即降級、聲望掃地、不合格、從中央委員會中除名等等的前景中，那整個討論會充滿怨恨，領導層的威信會受損。
相反，如果領導層針對小資產階級的唯心觀念和組織偏見展開一場無情的鬥爭，而與此同時保證給討論本身以及少數派以一切必要的保障，結局就不僅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勝利了，領導層的威信也會得到很大的增強。
「上層在分歧問題上的調和和妥協」當然是一種犯罪。但我個人會向少數派的上層建議，就討論的方式和相應的政治合作訂立協定（如果你們願意，也可以說它是妥協）。例如，（a）雙方杜絕討論中的威脅，人身詆毀等行為，（b）在討論中，雙方履行守信，合作的職責，（c）每一個錯誤的舉動（威脅或威脅傳聞，或所謂的威脅傳聞，辭職等等）都應該當作特定事實經過全國委員會或特定的檢查委員會的調查，而不是將它帶到討論中去等等。
如果少數派接受這樣的協議，你們就有可能使討論遵守紀律，並能掌握主動權。如果他們拒絕這樣的協議，你們就可以在每一次黨員會議上向少數派提出你們的書面提議，作為對他們抱怨的最好反駁，以及「我們的體制」的好榜樣。
我認為上次大會的失敗在於時候選得太差（時機還不成熟），變成了一場流產[3]。在大會後的某個時候真正的討論會來臨的。這表明你們在聖誕節前後免不了要開一次大會。公投的主張是荒謬的。它只會導致各地方組織的分裂。但我認為，多數派可以在上文講過的協議中，向少數派提議：根據兩個平台（platform）召開一次新的代表大會，向少數派提供一切組織保障。
召開大會耗費巨大，但我看不到有任何別的方法能解決目前的討論和由此產生的黨的危機。
約·漢森[托洛茨基]
附：每一場嚴肅而尖銳的討論肯定都會導致某些人離隊、脫黨乃至被開除，全黨應該通過事實邏輯認識到：即使領導層的動機是最好的，這些仍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但它們並不是領導層的目的，也不是整個討論的出發點。依我看，這就是整個問題的要點。
J.H [托洛茨基]
註釋
[1] 在1973年之前的版本中，這封信被意外地漏印了。 ——編者
[2] 內森·古爾德（Nathan Gould ）社工黨全國委員會成員，青年社會主義同盟的全國書記，在1940年的分裂中支持少數派。——譯者
[3] 社工黨於1939年7月初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大會成了兩個未來派別之間關於組織問題報告和新的全國委員會的組成的初步鬥爭的場地。——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