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事件的總結算

托洛茨基
（1940年4月25日）

他們不能預見

夏克曼和盤納姆寫道：「我們」預見到斯大林與希特勒的同盟。但搶佔東波蘭呢？侵略芬蘭呢？「我們」卻沒有預見到這些事情。這種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得「我們」非完全改變政策不可。

這些政治家受一種印象負累，彷彿斯大林需要與希特勒同盟，為的是兩人同滾「復活節的蛋」。他們預見到同盟（何時呢？何處呢？），但預見不到這同盟是為了什麼。

他們承認工人國家有權在帝國主義陣營中間耍手腕，有權同這個帝國主義訂約以反對那個帝國主義。這種條約的目的，顯然是為了保衛工人國家，為了取得經濟的，戰略的及其它的利益，若是環境允許的話，而且是為了擴充工人國家的基礎哩。墮落的工人國家，圖謀以它的官僚方法來達到這些目的，而官僚方法每走一步都要與世界無產階級利益相衝突。但是克里姆林宮圖謀在它與希特勒同盟之中取得盡可能多的利益──這之間究竟有什麼如此出人意外的，如此不可預見的呢？
我們那些倒運的政治家如果預見不到「這個」，那只因為他們不能將一個問題認真想到底。1939年夏天，克里姆林宮與英法代表團商談時候，就公開要求軍事控制波羅的海諸國。只因英法拒絕他這要求，斯大林才斷絕了談判。僅僅這件事，就明白指示德蘇協定至少要保證斯大林控制波羅的海諸國。全世界凡是政治上成熟的人，都要恰恰從這觀點來看這事情，自己問道：斯大林究竟將如何成就此事？他將訴諸武力麼？等等。然而事變進程，依賴希特勒多過於依賴斯大林。一般說來，具體的事變是不能預言的，但其大體方向，如事實所啟示，則並不含有什麼根本上新的東西。

由於工人國家的墮落，等到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將爆發時，蘇聯國力比英法的弱得多。斯大林與希特勒訂約，目的在於保障蘇聯免受德國進攻，以及一般地免得捲入大戰。希特勒奪了波蘭，需要在東邊保護自己。斯大林則得到希特勒允許侵佔了東波蘭，為了多得一些保障，防備希特勒進攻蘇聯西疆。然而結果蘇聯和德國相接壤了，因此德國勝利後進攻蘇聯的危險更加是直接的了，斯大林之依賴希特勒也就大大增加了。

瓜分波蘭的把戲要在斯堪的那維亞舞台上續演。希特勒一定會暗示他的「朋友」斯大林，說他計劃奪取斯堪的那維亞諸國。斯大林也一定會嚇出一身冷汗的。總之這事表示德國完全支配波羅的海和芬蘭，因而對於彼得格勒構成直接的威脅。斯大林又須想法多得一些保障，以防備他的盟友，──這次是在芬蘭下手。然在那裡他遇到嚴重抵抗。軍事行動遷延不決。此時，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要成為大戰場了。希特勒已經完成了突擊丹麥和挪威之準備，要求斯大林快點媾和。斯大林不得不中止他的計劃，放棄芬蘭蘇維埃化。以上便是歐洲西北角事變過程的顯明的要點。

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弱小國家

在世界戰爭條件之下，要從「民族獨立」，「中立」等等觀點來處理小國命運問題，那還是受帝國主義神話所拘束的。人家爭的是世界統治權。蘇聯生存的問題將順便解決。蘇聯問題今天還在戲台背後，但到了一個時候將搬出檯面的。至於那些小國和次等國，則它們今天就已操在大強國掌握中了。它們僅僅保著一種自由，而且是一種極有限制的自由，即他們還可以自己選擇他們的主人。

在挪威，兩個政府爭鬥了一個時候：挪威納粹黨政府，在南方有德國兵隊保鏢，而老社會民主黨政府，在北方，和他們的國王一起。挪威工人應當擁護「民主」陣營來反對法西斯麼？依照西班牙先例，初看時，似乎應當擁護的。事實上，那是絕大的錯誤。在西班牙，是單獨一國的內戰；外來的帝國主義強國干涉，本身無論如何重要，總是屬於次要性質。至於挪威，則是兩個帝國主義陣營間直接衝突，相互作戰的兩個挪威政府不過是帝國主義手裡的輔助工具罷了。在世界戰場上，我們不擁護協約國陣營，也不擁護德國陣營。因此我們沒有絲毫理由或借口來擁護挪威國內這個或那個臨時工具。

對於芬蘭也應當採取同樣的看法。從世界無產階級戰略觀點來看，芬蘭的抵抗並不比挪威的抵抗更加是一種獨立的民族自衛行動。這點，芬蘭政府自己就證明得最明白，──它寧願停止一切抵抗，而不願完全變為英法美諸國的軍事根據地。次要的因素，如芬蘭或挪威民族獨立，保衛民主等等，本身無論如何重要，現在都已夾纏於那些無限強大得多的世界力量的鬥爭之中，而完全附屬於這些力量了。我們必須把這些次要因素置於度外，而依照根本的因素來決定我們的政策。

第四國際論戰爭的綱領，六年以前就已透徹回答這個問題了。綱領中說：「民族自衛思想，尤其與保衛民主思想相合一的情形下，最容易被利用去欺騙小國和中立國的工人（瑞士，尤其是比利時，斯堪的那維亞諸國……）」以後又說：「惟有小資產階級的蠢才（如羅勃·格林），從瑞士一個偏僻鄉村出來的，才能認真相信，他被牽入的世界戰爭，乃是保衛瑞士獨立的一種手段。」同樣愚蠢的其它的小資產者也幻想世界戰爭是保衛芬蘭的一種手段，幻想可以根據紅軍侵略芬蘭這類策略上的小事，來決定無產階級的戰略。

喬其亞與芬蘭

正如在反對大資本家的罷工之中，工人們時常連帶地，使那可尊敬的小資產者的產業陷於破產，同樣，工人國家與帝國主義作戰的時候，或尋求軍事保障以防備帝國主義的時候，即使這個工人國家是健全的和革命的，也要被迫侵犯這個小國或那個小國的獨立。國內的或國際的戰場上，階級鬥爭之殘酷無情，只能引起民主派庸夫俗子流淚，卻不會使無產階級革命家感傷。

蘇維埃共和國，1912年，曾強迫喬其亞蘇維埃化，那裡本是帝國主義進攻高加索時一個洞開的門戶。若照民族自決原則，則有好多話可說，來反對這個蘇維埃化。若從擴大社會主義革命陣勢的觀點看來，則軍事干涉一個農民國家，也是一個很成問題的事情。若因工人國家受了敵人包圍而圖自衛，則此強迫蘇維埃化就可以辯護的了：救護社會主義革命，先於形式的民主原則。

世界帝國主義在很長一段時間，利用這個強迫喬其亞蘇維埃化的問題，做動員世界輿論以反對蘇俄之借口。第二國際在此運動中佔領導地位。協約國圖謀準備一個可能的新的軍事干涉以反對俄國。

恰恰同喬其亞事件一樣，世界資產階級此次也利用了侵佔芬蘭事件來動員輿論反對蘇聯。社會民主黨此次也出來做民主的帝國主義之前鋒。那個驚惶奔馳的小資產階級的不幸的「第三陣營」則充當後衛。

然而這兩次軍事干涉之中雖然有顯明的相似之點，卻也有深刻的差異：現在的蘇聯遠非1921年的蘇維埃共和國了。1934年第四國際論戰爭的綱領說：「蘇維埃官僚政制醜惡駭人的發展，以及勞動者生活條件之困苦難堪，極度減弱了蘇聯對世界工人階級的吸引力。」蘇芬戰爭，明白而完全地表現出：在十月革命發祥地彼得格勒炮程所及之處，現時蘇維埃政策也無能施行吸引力了。但並不能由此推論出：必須把蘇聯放棄給帝國主義；我們只能斷定蘇聯必須脫出官僚分子之手而已。

「何處有內戰呢？」

「但芬蘭何處有你所允諾於人的內戰呢？」──那些反對派領袖說，他們如今成了「第三陣營」的領袖。我沒有允諾什麼。我只分析了蘇芬衝突繼續發展下去時一種可能的出路。佔據芬蘭若干根據地，和佔據芬蘭全國，有同樣程度的可能性。佔據若干根據地，必然以維持其它部分資產階級政制為前提。若是全部佔領，則必須實行社會變革，此非工人和貧農加入國內戰爭就辦不到。起初莫斯科和赫辛福間外交談判，指示人以企圖用對其它波羅的海諸國辦法來解決芬蘭問題。芬蘭的抵抗使克里姆林宮不得不訴諸武力。在廣大群眾面前，斯大林惟有把芬蘭蘇維埃化才能替戰爭辯護。顧錫寧政府之任命，表明等待芬蘭的將不是波羅的海諸國的命運，而是波蘭的命運了，──在波蘭，不管「第三陣營」那些業餘的專欄作家如何塗抹，斯大林不得不發動國內戰爭並改變財產關係。

我屢次詳細說明，如果芬蘭戰爭不匯流於大戰之中，如果斯大林不因為外來的威嚇而後退，那麼他一定要實行蘇維埃化芬蘭。這件工作本身比蘇維埃化東波蘭困難得多。在軍事觀點上更困難些，因為芬蘭準備得更好。在民族觀點上更困難些，因為芬蘭具有長久的民族鬥爭傳統，要求脫離俄羅斯而獨立，而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則本是反對波蘭的。在社會觀點上更困難些，因為芬蘭資產階級以自己的辦法，創立了一個農業的小資產階級，而解決前資本主義的土地問題。然而斯大林若戰勝了芬蘭，仍然能夠或多或少得到芬蘭工人和小農之助而推翻已存的財產關係。

那麼斯大林為什麼不實行這個計劃呢？因為資產階級輿論大動員起來反對蘇聯。因為英國和法國認真考慮軍事干涉問題。最後──次序居後，並非重要性居後──因為希特勒不能再等待。英法軍隊出現於芬蘭將直接危害於希特勒的斯堪的那維亞計劃，這計劃本是立足在陰謀和突擊之上的。陷於兩面夾攻──一面協約國，一面希特勒──的地位，斯大林於是拋棄了蘇維埃化芬蘭，而限止於佔據若干戰略上的陣地。

「第三陣營」（驚惶奔馳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那些人物，現在雜湊了一種議論，認為：托洛茨基從蘇聯的階級性推演出芬蘭有國內戰爭；既然無國內戰爭發生，那就表明蘇聯不是一個工人國家了。事實上並無需要從蘇聯的社會學定義，用邏輯方法，「推演出」芬蘭有可能的國內戰爭；──只消根據東波蘭經驗就夠了。那裡發生的財產關係的顛覆，僅能由十月革命產生的國家來完成。克里姆林宮寡頭政治，為了在特殊條件之下求自保，不得不在波蘭進行這種顛覆。並且沒有絲毫理由可以懷疑，在相同條件之下，他們在芬蘭也會重演這個事業。我所指明的，只此而已。但在鬥爭過程中，條件改變了。戰爭同革命一樣，常常有突然的轉變。紅軍方面一經停止軍事行動，芬蘭國內戰爭自然談不上了。

每個歷史診斷都是有條件的，診斷愈具體，則依賴於條件者愈多。診斷並非開支票，可於某年某月某日兌現。診斷僅僅指出事變發展的一定趨勢而已。但還有他種力量和傾向與此趨勢同起作用，到某一時候開始佔據支配地位。那些要求準確預言具體事變的人，請求教於占星家罷。馬克思主義的診斷只能幫助確定方向。我屢次聲明我的診斷是有條件的，是許多可能的演變之一種。芬蘭暫時走上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命運，而非東波蘭的命運，像這種第十等的歷史事實，現在若要緊緊抓住如同救命的岩石，那只是沒出息的學究們做的事情，或者──「第三陣營」的領袖們做的事情。

保衛蘇聯

斯大林之進攻芬蘭自然不僅僅是為了保衛蘇聯。蘇聯的政策是受拿破侖主義官僚所領導的。這些官僚首先關心的是自己的權力，自己的威望和自己的進款。他們保衛自己比保衛蘇聯精明得多了。他們保衛自己，不惜犧牲蘇聯，不惜犧牲世界無產階級。這一點，在蘇芬衝突全部發展之中表現得太明白了。因此我們不能直接地或間接地替侵略芬蘭負絲毫的責任，這個侵略不過是拿破侖主義官僚政策鏈子當中單獨一環罷了。

與斯大林團結一致，辯護他的政策，分擔他的責任，如三倍無恥的共產國際所做的，──這是一件事情；向世界工人階級解釋，無論斯大林犯了多大罪惡，我們絕不能容許世界帝國主義粉碎蘇聯，重建資本主義，化十月革命國家為殖民地，──這又是一件事情。這個解釋也就是我們保衛蘇聯的根據。

那些看機會的失敗主義者，即那些失敗主義的冒險家，他們允諾於協約國干涉時改變他們的失敗主義政策為保衛主義政策，以此圖謀解除他們的難題，──然而這是可恥的遁辭。依照一個記秒鐘來決定政策，一般說來本是不容易的，何況在戰時條件之下。當蘇芬戰爭最緊張的幾天，現在知道，協約國參謀部曾決定：惟有用空軍炸毀穆曼斯克鐵路這個辦法才能認真而迅速地援助芬蘭。從戰略觀點上看，這是完全對的。協約國空軍干涉和不干涉問題，懸於一發。「第三陣營」的根本立場似乎也掛在這根頭髮上搖擺。但我們一開始就認為必須依照戰爭中根本的階級陣營來決定立場。這是可靠得多。

已得陣地不可送給敵人

失敗主義政策並非懲罰某一政府以前犯的這個或那個罪惡，而是從階級關係做出來的結論。在戰爭中，馬克思主義路線並非建立在抽像的道德和感情之上，而是建立在某一政制與其它政制相互比較之社會的估價之上。我們擁護阿比西尼亞，並非因為阿比西尼亞皇帝政治上或「道德上」優於莫索裡尼，而是因為保衛落後國家以反對殖民地侵略，乃是對於世界勞動階級大敵人帝國主義之打擊。我們保衛蘇聯，與莫斯科「皇帝」政策並不相干；我們從下面兩個根本理由出發：第一，蘇聯的失敗將供給帝國主義以新的資源，並能多延資本主義社會好幾年殘喘；第二，蘇聯社會基礎，若是清除了寄生的官僚主義之後，還能夠保證經濟上和文化上無限量的進步，至於資本主義社會基礎則除了繼續腐爛以外沒有其它的前途了。

最能揭破那些喧鬧的批評家的假面具的，就在於：當斯大林毀滅布爾什維克黨，絞殺西班牙無產階級革命，借「人民陣線」和「集體安全」的美名出賣世界革命時候，他們仍舊認為蘇聯是一個工人國家，仍舊認為必須保衛蘇聯；可是這個斯大林一經侵入「民主的」芬蘭，帝國主義民主國資產階級輿論（他們掩蓋並贊成斯大林對於共產黨員，工人和農民所犯的一切罪惡）一經大聲叫喊反對，我們的那些革命家就立刻宣佈：「是的，這是不能容忍的！」那些革新家跟在羅斯福屁股後頭對蘇聯宣佈一個道德的禁運。

那個博學巫醫盤納姆的推論，以為我們保衛蘇聯就是保衛希特勒。這個邏輯乃是小資產階級蠢笨思想之最好的小標本，這種思想企圖強納矛盾的現實於平面的三段論法範圍之中。布勒斯特和議後，工人們保衛蘇維埃共和國，這是擁護霍亨佐倫麼？是呢，不是呢？第四國際論戰爭的綱領，曾詳細解釋這一問題，其中確定地說：蘇維埃國家和這個或那個帝國主義國家訂了條約，絕不束縛這個國家內革命黨的行動。世界革命利益超出於單獨的外交結合之上，無論這外交結合本身是如何未可非議的。我們保衛蘇聯時，比盤納姆一夥人更加認真地反對斯大林，反對希特勒。

不錯，盤納姆和夏克曼並不寂寞。雷翁·朱奧，有名的法國工賊，也氣憤於「托洛茨基派保衛蘇聯」。他不氣憤，誰氣憤呢？但是我們對於蘇聯的態度，正是我們對於法國「總工會」的態度：我們保衛它，抵抗資產階級的進攻，雖然它受了雷翁·朱奧一類的流氓所領導，他們每一步都欺騙工人，出賣工人。俄國孟什維克派也在叫喊：「第四國際走入死巷去了」，因為第四國際仍然承認蘇聯是個工人國家。這些老爺自己就是第二國際黨員，第二國際是受那些有名的工賊如惠士曼和萊昂·勃倫領導的，他們於1936年6月出賣了一個特別順利的革命局勢，因之使目前的戰爭成為可能。孟什維克派承認第二國際屬下的政黨為工人黨，卻不承認蘇聯為工人國，為了官僚叛徒站在蘇聯頭上。說謊夾著無恥和犬儒主義。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作為一個社會層來說，同勃倫，朱奧，西特冷，托馬塞士等相比，不更好些，也不更壞些。二者中間不同的，僅僅在於斯大林等人利用又削弱社會主義發展的有生氣的經濟基礎，而勃倫等人則緊緊攀住資本主義社會的完全腐敗的基礎。

必須認為工人國家是從無情的歷史試驗室裡產生出來的，而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教授拿指頭挖鼻子沉思之中想像出來的。革命者的責任在於保衛工人階級已有的勝利品，即使這勝利品受了敵方力量壓迫變為畸形。凡不能保衛舊陣地的人，永遠征取不到新的陣地。

1940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