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and Style
A Reply to Comrade Trotsky
科學與風格——回應托洛茨基同志
Wstdq 譯、呂楊鵬 校訂
親愛的托洛茨基同志：
你那封名義上寫給我的公開信著實是咄咄逼人，我承認，這讓我不太容易作出答覆。
在讀這封信的時候，我想起了一段時間以前與一個來自中歐的好同志之間的一次對話。我們在用知識分子的那種閒散隨意的方式討論在美感（或者說是對於美的感受）和政治行動的要求之間可能存在的衝突。他告訴我一個故事。
若干年前，他所生活的那個國家經歷了一次社會危機。群情激憤，近於暴動。一天早上，在這場運動到達高潮的時候，幾千工人聚集在首都的一個大廣場一側。我們的這位同志被指派領導一個工人小分隊。
深藍色的天空下，白色的晨曦把樓房的影子投射在整個廣場上。正對著工人，警察從廣場的另一邊魚貫而入，排成筆直的隊列，鮮衣怒馬，武器閃閃發光。一聲令下，在一個迅速的動作中他們拔出了軍刀，刀刃在陽光中耀眼奪目。第二道命令發出：向工人進攻。
形勢危急，我們這位同志必須立刻組織起有力的反擊。但是，被眼前場景的美所震撼，他的四肢僵直，喉嚨也哽住了，過了很久才緩過勁兒來。在之後的一整天中，雖然艱苦的戰鬥在持續進行——超過五十人戰死，數百人受傷，傷者中也包括我們的這位同志——但他還是忘不了那太陽、那影子、那片藍天、那些來回奔跑的馬和亮閃閃的軍刀。
同樣地，在這個言語的戰場上，儘管是街頭戰鬥的蒼白映像——卻也是不可或缺的思維火花，我應該聚精會神地整理好論點來對你的信（這封信實在是錯得離譜）發起反擊的時候，我卻發現必須先暫停一小會兒去感歎一下你所創造的技術上完美的言語結構、你的簡潔明快的文辭、你用熾熱的言語所表達的對於社會主義理想的不可動搖的忠誠，以及字裡行間時不時冒出的那些機智的隱喻。
一想到有義務把這漂亮的結構放到從兩個平淡無奇、毫無浪漫可言的燒瓶（邏輯和科學）中倒出的腐蝕性強酸中去，是多麼地令人不快和吃力不討好啊！
托洛茨基同志，在閱讀和思考這封信的時候，我回想起第一次認真關注你的文章的時候：那是一篇對於你的《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的長篇評論，發表在1932年7月號的《座談》雜誌上。我重讀了那篇塵封多年的評論。在那篇評論裡，我發現我也是被迫首先去討論你出色的文風，甚至是花了很大篇幅去分析。並且我還比以往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些在我看來是重要的事實：你對於證明、證據的觀念太過於文學化了，你自欺欺人地把勸說性的文辭當做了邏輯性的證明，把精彩的隱喻當做了論證。我相信，在你的書和文章裡表現出來的正是辯證法的奧秘：辯證法對於你來說是一種強化文風的手段，例如對比性的詞語、流暢的節奏和言語上的悖論，這些已經成為了你寫作方式的特徵。
托洛茨基同志，我不會試圖在隱喻的方面趕超你，假如這是一場文學競賽，那麼勝利的桂冠已屬於你。證據、論點、證明，這些是我僅有的武器。
概要一覽
現在我來總結你的論點：
關於你自己的立場，你堅稱：
a．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是正確的。
b．馬克思的社會學，尤其是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是正確的。
c．俄國是一個工人國家。
d．俄國政府在目前戰爭中的防禦策略是對的。
關於反對派的立場，或更確切地說，是關於你宣稱的表達了反對派觀點「精華」的伯納姆的立場，你堅稱：
1．伯納姆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黨人。
2．伯納姆拒絕辯證法。
3．伯納姆拒絕馬克思的社會學，尤其是馬克思的國家理論。
4．伯納姆否認俄國是一個工人國家。
5．伯納姆所實踐的政治是「棄權主義」的。
6．伯納姆拒絕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理論和方法。
但你並不僅限於這些個別的命題。你更加關心的是斷言這些命題中存在的某種聯繫。
關於你自己的立場，你又有如下這些附加的命題：
A．從辯證唯物主義出發，可以推斷出馬克思的社會學，尤其是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是正確的。
B．從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出發，可以推斷出俄國是一個工人國家。
C．從俄國是一個工人國家出發，可以推斷出俄國政府在目前戰爭中的防禦策略是對的。
關於伯納姆的立場，你斷言有如下聯繫：
I．從伯納姆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黨人出發，可以推斷出他拒絕辯證法。
II．從他對辯證法的拒絕出發，可以推斷出他拒絕馬克思的社會學，尤其是馬克思的國家理論。
III．從他對馬克思的國家理論的拒絕出發，可以推斷出他否認俄國是一個工人國家。
IV．從他對於俄國是一個工人國家的否認（以及命題1和命題2）出發，可以推斷出他所實踐的政治是「棄權主義」的。
V．從他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黨人和他對於辯證法的拒絕出發，可以推斷出他拒絕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理論和方法。
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我已經謹慎而公正地在這裡指出了你的核心論點。這18個命題組成了所謂「統一的看法」，而你譴責這個「統一的看法」在反對派的觀點中是沒有的。但是一旦這些命題被明確地表達出來，一旦它們離開隱喻和修辭的籠罩被擺到檯面上來，那麼很顯然，其中的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命題，需要分別得到證明。更重要的是，你的論點、你的「統一的看法」和「解釋」的結構，取決於所有這些命題都是正確的。即使是你最熱情的支持者，我想也不會狂妄到宣稱你已經證明所有這些論點都是正確的吧？
具體來說，這18個命題要麼是瑣碎的，要麼是無關緊要的，要麼是明顯錯誤的，要麼至少是未經證明的。要逐條說明這些會很累，而且沒有必要；每個同志都能自己拿著手中的材料去分析。在此，我把關注範圍限定在一些引發了特殊問題的論點上。
作為障眼法的辯證法
你寫道，「既然這個問題（指辯證法）已在派別鬥爭的過程中清楚的提出來……」多麼純潔、客觀而不帶個人色彩啊，托洛茨基同志！突然之間，辯證法就像班柯〔譯註：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中人物，被麥克白下令殺死，後以鬼魂顯靈，使麥克白暴露自己的罪行〕的鬼魂一樣，把它野性的面孔猛然塞進我們的政治中來，讓所有的懷疑者感到驚訝。唉，可是就像在所有的鬼魂事例中一樣，恰恰是人的手在操縱那個製造超自然現象的機器；那正是你的手，托洛茨基同志。就像所有優秀的巫師一樣，你把顯靈說成是另一個更高級領域的成果——「事件的邏輯」、「鬥爭的歷史過程」。但就像所有優秀的觀察者一樣，我們對這種技藝讚歎不已，對這種解釋則會付之一笑。
我能夠理解，甚至是同情你在當前的爭論中對辯證法的依賴。你已經沒有什麼好寫的了，因為你每一個針對實際事件的預測都在第二天就被駁倒了，戰爭中每一周的發展都在接連摧毀你政治立場的支柱。但關於辯證法的論點倒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不管是一個世紀以前還是一個世紀以後。在那些空洞的概括中，沒有什麼平凡和麻煩的真相會來侵擾；沒有什麼樸實的觀察或實驗會來破壞它們超然的鎮定；那些安詳的詞句能夠一勞永逸地擺脫日常事件粗俗的觸碰。
我曾經參加過好幾次派系鬥爭，其中的一些很激烈，有一些也為你所關注，托洛茨基同志。辯證法那個時候在哪裡呢？你在那些時候怎麼從沒提到過我對於辯證法的拒絕所帶來的危險？這裡的不同是不是與在以前的爭論中我恰好和你站在同一邊的事實有關（在這些天的哲學氛圍下，這個暗示確實是俗氣到不合時宜的地步了）？這個猜測或許並不荒謬：假如存在萬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今天恰好與你及坎農意見一致，那麼我們是不是能說，辯證法就不會那麼惹眼地出現了？
托洛茨基同志，我認為你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之一。我過去是這麼認為的，那時我在多數觀點上都同意你；即使今天我在一些很重要的問題上不同意你，而且毫無疑問將來也不會同意，我還是這麼認為。作為一個包容的科學家，我的信仰並不是為我當下的派系利益服務的。但是你在歷史學與政治學中的成就並不能自動保證你在哲學、邏輯學、自然科學和科學方法的領域中也有同樣的才能。
我發現恩格斯在後面的這些領域中所寫的東西中有75%是混亂的，或在隨後的科學研究中變得過時了——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沒多少價值。在我看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並不覺得這是令人震驚的），恩格斯在這些領域中只是他那個時代的兒子，而那個時代屬於赫伯特·斯賓塞和托馬斯·赫胥黎，屬於那些推廣達爾文思想的人，他們認為自己通過對生物進化的假說做一個隱喻性的延伸就已經發現了宇宙之謎的終極答案。不過，恩格斯確實努力讓自己熟悉當時的哲學、邏輯學和科學，並且在寫作的時候運用了這些知識。
但你呢，提供給我們的不過是對恩格斯的老調重彈。你文章裡出現的最晚近的科學家是達爾文；除了亞里士多德，唯一「值得關注的邏輯學」是黑格爾的邏輯學——一百年前那位人類思想的頭號攪屎棍。托洛茨基同志，我們美國人要問：你在這些年裡去哪兒了？在黑格爾寫作之後的125年間，科學的進步已經超過了此前整個人類歷史進步的總和。同一個時期裡，邏輯學在2300多年的穩定之後經歷了一次革命性的轉型，在這次轉型中，黑格爾和他思想的影響完全是零。
你問我：「難道你認為科學（包括達爾文主義，馬克思主義，近代物理學，化學等）的進步，一點也沒辦法來影響我們的思想方式嗎？」但這個問題恰恰應該是向你自己提出的，而不是向我。我當然認為是有影響的（其中的一個方面就是表明了黑格爾式的辯證法完全是與科學無關的）。至於各門科學是如何影響思維方式的，即使在黑格爾這個反動的專制主義者的晦澀字句裡花上一輩子的工夫也找不到，這只能靠研究現代科學和數學並對它們加以謹慎的分析。
你用一種嘲諷的口吻不斷地要求我「那麼請你不嫌麻煩，告訴我們，在亞里士多德之後到底是誰把後來的邏輯進展加以分析和體系化」，「或者你要叫我注意那些為無產階級用來代替了辯證法唯物論體系的著作吧……」，聽來就好像這個要求是明顯不可能達到的以至於我會在它面前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這種嘲諷用錯地方了，因為這個要求是世界上最容易達到的。你是不是要我給你準備一份閱讀清單呢，托洛茨基同志？那會是很長的，從上個世紀中葉的傑出的數學家和邏輯學家的作品，到羅素和懷特海的里程碑式的《數學原理》達到一個高潮（現代邏輯學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然後向許多方向發散出去——最有成果的方向之一是由那些正在合作撰寫新的《統一科學百科全書》的科學家、數學家和邏輯學家代表的。就狹義的邏輯學來講，C.I.劉易斯的《符號邏輯研究》是一本出色的、但不簡單的入門書。但是，恐怕所有這些作品中你都不會找到一處對黑格爾的（或馬克思的）辯證法的引用，你在任何一個著名的當代科學家那裡也找不到這種引用。除了那些蘇聯科學家，此類引用對他們來說是性命攸關的事情，以及那些克里姆林宮的跟屁蟲，如J.B.S.霍爾丹之流。研究我所提到這些著作不會是枯燥乏味的，但恐怕即使我們完成了研究，我們也不會離回答俄國在戰爭中的角色這個問題更近一些。
你對於邏輯學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托洛茨基同志。你把邏輯學比作是一台機器或工具：「正好比工廠中的機器間供給工具於一切部門一樣，邏輯也是人類知識各方面所不可或缺的。」這個比喻是錯誤的。因為對我們的政治來說，可以比作機器或儀器或工具的不是邏輯學或「方法」，而是黨；這個黨，這個實實在在的黨，就是我們用來實現我們政治目標的工具。邏輯學僅僅在這個意義上對於人類知識是不可或缺的：邏輯學為可被理解的陳述規定了條件，因此我們一旦「侵犯」邏輯就會有說廢話的危險。但沒有人為了表述清楚或是做一個偉大的實證科學家就必須先懂得邏輯學這門科學——實際上，很少有人懂得邏輯學這個高度專業化的、而且在與實證知識分離之後變得有些無用的學科。對於邏輯學（「方法」）的清楚瞭解或許會幫助一些人表述清楚、成為一個更好的科學家（尤其在高度理論化的科學領域，這看起來確實是可能的）；但是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情況並不像邏輯學家所喜歡認為的那樣常見或重要。不然的話，邏輯學家為何還有那麼多失業的呢？
同樣，也沒有「不自覺的邏輯學家」之類的東西。我很驚訝地讀到你關於「不自覺的辯證法者」——你筆下的農婦和狐狸——的文字，希望這整個段落只是為了幽默。但我被迫承認你是認真的。根據你的推理，一隻癩蛤蟆——或者一塊石頭——一定是科學家，因為，確實，他們的行為都符合引力規律！成為一個科學家（而不是一個野人或一塊石頭）的條件不是他的行為能符合科學規律——所有東西都一樣符合——而是這樣一個事實：科學家懂得那些規律，並且不是「不自覺地」（不管這意味著什麼）而是相當自覺、有意識地。
你告訴我們：工人、無產者「天然地傾向於辯證的思維」。這些工人在哪裡呢，托洛茨基同志？在我看來你似乎在為辯證法做一個非常拙劣的廣告。我或任何其他人瞭解到的是在肯尼科特銅礦、美國鋼鐵公司的車間、貿易航線的船隻……等等這些地方的工人，不管世界上發生了些什麼，一如既往地信任約翰·L.劉易斯〔譯註：1920-1960年間任美國礦工聯合會主席〕、西特林、茹奧〔譯註：1879-1954，法國工人運動領袖，曾獲1951年諾貝爾和平獎〕和斯大林，一如既往地投票給民主黨或共和黨，一如既往地相信資本主義。我認為他們將轉變思維，或許就在不久的將來。但我發現他們的思想大多不是錯誤的就是混亂的。如果這就是你所說「辯證的思維」，我可以同意你。
在你新提出的那些關於辯證法故弄玄虛的評論中，你只嘗試了一次去提出一個支持辯證法的論點；並且這個論點在經過檢查之後被發現既是無關的，也是反動的。「所有偉大和超卓的革命家，」你寫道，「——首要的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盧森堡，佛蘭茲·梅林格——通通都站在辯證法唯物論的基礎上」；而許多從革命中逃走的人正是從攻擊辯證法開始的。這個武器和那個極端反動的武器不是一樣的嗎：我們的父輩都相信了，而他們的父輩和更早的祖先也都相信了，你還敢不相信嗎？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選擇社會主義這一邊的時候不是都必須與這種觀念決裂嗎？這種觀念即使是出自社會主義者口中也絲毫不會更合理些。
即使這個論點是對的——雖然實際上並非如此——也就是說，每一個革命者都相信辯證法而每一個反對革命的人都不相信它，這個事實本身（從心理學和歷史學的角度可能是有趣的）也與辯證法的真假或它在科學上的無意義性沒有半點關係。這是兩個類型完全不同的問題。
你自己是很能夠認清這個不同的，只要你不是在用派系的文辭來壓制真相；確實，你還常常很有說服力地堅持這一點。例如在分析莫斯科審判時，你（以及我們所有人）說明了那些被告人的認罪是不足信的，這可以依據現存的證據、這些認罪中的內在矛盾以及對於那個在大審判中達到極點的歷史進程的理解來進行證明。斯大林主義者的反應——從許多人的觀點看來是非常有效的——則是指出這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即他們確實都認罪了。我們說：這完全是一個不同的、獨立於這些認罪本身真假的問題；我們也提出了自己的關於他們為什麼認罪的假設，但即使這些假設是不正確的，這也和認罪時說的話的真假無關。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為什麼相信辯證法是一個留給心理學和歷史學檢查的問題，是一個獨立的問題。
但你對「誰相信什麼」的記錄，容我說一句，有一點不完整。你靠著文辭上的閃轉騰挪把李卜克內西不接受而普列漢諾夫卻接受辯證法這個難堪的事實給搪塞過去了。但孟什維克作為一個整體又怎麼說呢，托洛茨基同志？我一直讀到說他們即使與極端辯證的布爾什維克相比，也把等量的、甚至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寫作和保衛辯證法上了。而更加無法迴避的：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家又怎麼說呢，托洛茨基同志？關於辯證法的斯大林主義著作可以裝滿幾個書架，這點我可以對你做保證。同樣明顯的，還有那些宗派主義者。 你可曾知道，我們的同儕中對辯證法問題最為關注的是胡戈·奧勒爾？〔譯註：胡戈·奧勒爾，1903-1983，美國共產主義者，1937年與托洛茨基分裂〕（正是這個奧勒爾，想想吧，在政治爭論中攻擊我是反辯證法的這件事上，他是你僅有的前輩。當時我們在爭論是否加入社會黨的問題；不管怎麼說，那時你、坎農、甚至是賴特同志都沒能認識到你們和我的聯合陣營是失去原則的，而有原則的政治則要求你們應該和奧勒爾站在一邊，直到那個關於辯證法的「根本性的問題」得到澄清。相反，我們在「事態性的」、暫時性的、僅僅是經驗性的加入策略問題上團結一致。所幸，我們從那天起開始認識到了原則。）難道這還不明顯嗎，當我們的書店在新的衝動下開始宣傳關於辯證法的論著時，清單上大多是孟什維克、布蘭德勒分子〔譯註：海因裡希·布蘭德勒，1881-1967，德國共產黨員，1928年參與創建了「國際右翼反對派」在德國的第一個支部，傾向於布哈林，與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相對〕，甚至是斯大林主義者？……而且，沙赫特曼〔譯註：馬克斯·沙赫特曼，1904-1972，曾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第四國際成立早期的持不同政見者，認為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在托洛茨基死前離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晚年轉向社會民主主義，是美國勞聯-產聯主席的高級助手的顧問〕和阿伯恩〔譯註：馬丁·阿伯恩，1898-1949，美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又怎麼說呢，他們的辯證法並沒有妨礙他們和我一道走入歧途？現在我自然能理解了，所有這些叛徒對辯證法只會嘴上說說——「不是真正的辯證法家」。
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托洛茨基同志，那些貨真價實的（自覺的和不自覺的）辯證法家只不過是：那些在政治上同意你的人！
你責備我玩忽職守，因為我沒有拿起武器來反對宗教式辯證法的鴉片。好的，托洛茨基同志，我就來把我在過去十年裡寫的有關辯證法的文章和你反對宗教（或者支持辯證法）的文章做個比較；我懷疑，我們在反對麻醉品的責任上都是罪人。
然而，你把辯證法提上了議程。很好，我就來和你辯論。但是只有在我最近的文章（《絕望的政治》）中給出的兩個條件得到滿足的時候，我才會這麼做，那就是：第一，你要通過確切地闡明辯證法的法則和原理來搞清楚我們所辯論的是什麼。我再重複一遍，我不打算和你玩文字遊戲。第二，我們討論辯證法，而不是把辯證法當做讓黨和整個國際脫離於我們當前政治議題軌道的障眼法。
我並不認識辯證法，但如你所說，辯證法卻認識我。很明顯，如果坎農在大會上擁有多數，這個認識就會是迎頭一擊，形成一個決議，把對於辯證法的接受增加到黨的綱領基礎中去——如果我正確地理解了你的話，你在這一點上甚至在接到我的挑戰之前就已經回應了我。我不知道應該說這個計劃是荒唐還是令人震驚。讓我以一種非正式的、中立的方式問一下：不管辯證法有什麼優點，你是否已經喪失了理智，以至於想像這樣一個問題能夠通過目前這種派係爭論、然後再通過一次大會上的投票——而且，這場投票的結果將會由一些其他議題上明確的派系分野來決定——而得到解決？但或許我能回答我自己的問題，因為用這樣的方式來解決這樣的問題還是有一點道理的——過去二十多年的歷史教會了我們如何作出哪怕是二加二等於五的決議。
最後，我要回到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疑問。我將承認你的「進化的邏輯」，從量變質變到對立統一，從最遠的星星一直到你筆下辯證的農婦煮湯和狐狸吃肉。那麼現在，托洛茨基同志，求求你向我們所有人解釋一下：從所有這些東西或其中的一些東西之中，究竟是怎麼樣得出我們正在進行中的政治爭論的答案的？這可是一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階段中關於我們運動的戰略導向的爭論啊。你在回答這個問題上的無能——而且你也不會有能力回答——證明了你引入辯證法是一種逃避，一個為那些粗心的人設下的甜蜜陷阱。
什麼是基本問題？
一個長期流行的幻覺認為，「基本問題」是關於上帝、自由、不朽、宇宙、實在、神創一類「大詞」的。教會一直渴望能維持這個幻覺，這些虛假的問題在科學的領域之外，因此就能夠被稱為是教會的專屬領地，只有教會才能回答這些人類的基本問題。托洛茨基同志，從你攻擊反對派「忽略了基本問題」之中，我得出的判斷是，你也是這個幻覺的犧牲品。
既然你和坎農像哈德曼、奧勒爾、穆斯特和傑克·阿爾特曼一樣，都認為我是一名教書匠，那麼我就要利用這個自由來稍稍談一下我的從教經驗。很多來到我的哲學導論課程中的學生都曾經模糊地聽說哲學是處理「基本問題」的；而他們選這門課的目的就是希望聽到對這些問題的「答案」。讓他們感到驚訝且沮喪的是，他們發現自己的注意力被轉向了一組相當不同的主題：他們學著去對他們的信念保持批判性，以及如何去驗證這些信念；他們知道了有意義的陳述和廢話之間的區別；他們學習如何去澄清問題和如何去回答問題——當問題可以被回答的時候；他們知道了科學是如何發展的，以及科學事業意味著什麼，什麼是一個假設，假設是如何被證明或推翻的；他們知道了大量的「基本問題」其實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問題，而只是情感的需要——以及圍繞著這些詞彙的強烈感情是如何長期被教士、哲學家和暴君所利用來達到愚民和反動的目的。一些學生很討厭他們所學的這些，覺得從他們對於這門課程的期望來說是被欺騙了（他們期望的實際上只是對於他們受傷和迷失方向的感情給予語言上的安慰），而不再選第二學期的課。但另外的學生，而且我認為是學生中的優秀分子，逐漸意識到他們是在從一片迷霧中達到陽光，而且他們找到了新的自信，就像那些從酒醉中清醒過來的人一樣。
並沒有「普遍的」基本問題，托洛茨基同志。在每一個系統化的知識領域裡，都有一些特定的原則從那個領域的觀點看來是基本的：要麼是在邏輯意義上，即基礎公理、前提假設和那個領域的邏輯結構所依據的一般原理；要麼是在工具意義上，即那個領域所服務的引導性目標或目的。但就我們可能提到的每一個領域而言，都有著不同的「基本問題」。
與我們當前辯論相關的唯一的基本問題是政治的基本問題——我們大概不是作為一群數學家或一個藝術學派而組合起來的。政治的基本問題是由這些東西組成的：核心目標，以及被認為是實現目標所必要的一些最重要的手段。這還不明顯嗎？為了繼續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成員，第四國際中的我們必須贊同我們的核心目標，即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必須贊同我們認為是實現目標所必要的最重要的手段：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社會、黨的建設等等。什麼手段是「重要的」，我們必須在多大程度上贊同這些手段？這個問題我們不能預先回答。只有經驗才能告訴我們，而且所要求的贊同的限度可能隨著時間而變化。經驗已經表明，人們如果在諸如這次關於革命道路和議會道路的爭論中所涉及的達到社會主義的手段的問題上有不同觀點，就不能在這同一個政黨中待很長時間；與此類似，經驗還表明，當他們在諸如一個工黨的問題上有不同觀點時，他們還是能夠在同一個組織中繼續待下去。
我們的基本綱領（而且這個分析對任何政黨都適用）確切地說就是關於我們的核心目標以及被認為是實現目標所必要的一些最重要的手段的陳述。舉例來說，正是這一綱領實際上決定著成員的資格並且指導著我們的活動。此外，為了滿足每一天或甚至每一年的實際活動的要求，基本綱領由一些被認為是更不重要或更臨時性的手段（如工黨、新政等）的引導性陳述所補充。這些儘管也是黨的指導原則，具有約束性，但並不必得到所有成員的贊同，也不必構成成員資格的條件。
但應該怎麼對待馬克思的社會學（國家理論）和辯證法呢？因為正是基於聲稱伯納姆拒絕了前者及伯納姆所承認的對後者的拒絕，你才譴責反對派「漠視了基本問題」。
首先，說我或任何其他的反對派成員拒絕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是完全搞錯了。我們只是不同意你對馬克思國家理論的解釋和運用，但我們所有人都從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出發進行分析。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把絕對正確的解釋權交給單獨一個人的？反對派的所有人都不同意你運用這個理論對俄國在當前戰爭中角色的解釋；我們中的一些人（例如，卡特和我自己）更是認為這個理論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上的運用需要得到澄清。但我們中沒有人否認這個理論（儘管很自然地，在我這裡，我只是把它當做一個假說，而不是神啟的教條）。除了我對於這個理論的堅持之外，你認為還有什麼能讓我把我的專欄命名為「他們的政府」——一個早在我加入第四國際的運動之前就已經選擇的名字？
然而，國家理論不是政治的「基本問題」，就我已經解釋的那種意義上來說。如果它是根本性的，那也是在另一層面上的：已經很清楚地證明了，從任何其他的假說出發，我們都不能前後一致地達到那些寫入我們基本綱領的許多條目中的結論（拒絕走議會道路、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無產階級專政等等），而所有其他的國家理論都會導向不同的（並且錯誤的）關於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手段的結論。這樣，接受我們的基本綱領似乎就會在邏輯上導致接受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儘管這可能不是對每一個人、在每一個階段上都是清楚的。但是，就政治來說，綱領以及它所帶來的經驗性後果才是國家理論的根本，而不是國家理論是綱領的根本。
但說辯證法（即使辯證法不是科學上無意義的——但實際上它是）是政治中的基本問題卻是毫無道理的。對於政治來說，關於辯證法的觀點並不比關於非歐幾何或相對論物理學的觀點更加根本。通過聲稱辯證法是政治中的根本，你從你這邊、伊斯特曼從他那邊，都類似地陷入了同一個庸俗且有破壞性的幻覺，我在這章的開頭已經指出了這個幻覺。
你錯了，托洛茨基同志。反對派非常關心基本問題，但只是政治的基本問題。我們政治的基本問題大致被表述在了第四國際和黨的綱領中。我們提議修訂那個綱領的一個條款，就像我們以前曾經修訂過其他條款那樣；但我們提議從綱領中最基礎和根本性的條目的觀點開始去修訂：世界社會主義的核心目標和我們共同認為實現那個目標所必要的關鍵手段。
托洛茨基同志，你吸收了太多的黑格爾，他那個僵化的、極權主義的觀點認為有一個封閉的宇宙，其中每個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相關聯，單單一粒微塵的毀滅就意味著整體的消亡。我反對哲學中的極權主義，就像反對國家或黨派中的極權主義一樣。
說我們拒絕馬克思的社會學是錯誤的；說我由於拒絕辯證法而忽視基本問題也是錯誤的。當你試圖支撐你在「基本問題」上搖搖欲墜的基礎時，更是錯上加錯：你編造故事說反對派在關於當前戰爭的事件上採取了一個前後矛盾的立場，這個立場隨著過去事件的每一個變化而變化，你還說「芬蘭的任務」與「我們在波蘭問題上的立場」是有分歧的等等。並不是我們，而是你們，托洛茨基同志，尤其是坎農，才是自從這場戰爭開始以來把整個黨以及我們出版物的讀者搞糊塗的人。而你本人，則有一連串讓人困惑不解的立場轉變，這只能顯出你的理論在面對事件時的無助。讀了那期《呼籲》的任何人都知道這是再明顯不過的。在我們這邊，從這場戰爭開始後不久，我們就清楚地看到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以及俄國在其中的角色，而且一貫從同一個戰略導向出發來分析事件。這個我們稱之為第三陣營的戰略是基於我們的根本目標的。我們沒有在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及芬蘭之間做出原則性區分；但你和坎農派、戈德曼派的人卻是這麼區分的，從而一周接一周地發出自相矛盾的分析和指令。你們不得不這麼做，因為你們的核心戰略導向——保衛斯大林主義的國家和它的軍隊——現在已經與我們運動的根本目標發生了直接衝突，而你們則在嘗試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同時兼顧這兩者。
你對「基本問題」的呼籲和你關於辯證法的文章性質是完全相同的：把注意力從危急的政治議題轉移出去的障眼法。
科學的無名性
托洛茨基同志，你對我所堅持的科學的中立性、無名性大加嘲弄。你覺得最滑稽的是我們的意見書提倡「勇敢的、隨機應變的、批判和實驗的政治——一句話，科學的政治」。你評論道，「帶著這個公式便能夠進入任何民主的大雅之堂了。」在這一點上，我不想有任何的誤解，也不想給誤解留下任何空間。
你覺得這些形容詞是「矯飾和故作深奧的」。它們到底矯飾和故作深奧在哪裡呢，托洛茨基同志？這只是些每個小孩都認識的詞。
這些詞是否描述了科學，托洛茨基同志？而且如果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一部分，它們是否也描述了馬克思主義？你是覺得少了「馬克思主義」這句神奇的咒語麼？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的號召在哪些方面澄清了這場爭論？這場爭論的主題是，在目前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是何種政治。而對我來說，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意味著「科學的政治」；如果不是這樣，我就會拒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
但是，這裡隱藏著的東西可能比我們已經揭示出來的更多。
你所理解的科學，以及這種科學所表明的真理是不是有一個名字，叫做 「無產階級」科學和「無產階級」真理——階級科學和階級真理？
如果我說的沒錯——而且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就不能理解你的嘲笑——那麼在我們之間確實有一道鴻溝。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我所支持的科學和真理都是匿名的、無名的。它們不是被某個人、某個團體或某個階級所獨佔的，而是一項人類共同的財產；在它們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科學所揭示的真理對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對摩根和坎農、對羅斯福和布羅德是一樣的。自然地，人們的個人心理和社會利益（很明顯，這包括他們的階級利益）可能對他們發現或承認這些真理構成障礙，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但這些真理本身只是基於證據，而證據則是對所有人開放的。
你站在一個錯誤的立場上，托洛茨基同志。「階級真理」的理論是柏拉圖哲學王的道路，是先知、教皇和斯大林們的道路。對他們這些人來說，只有被選定的人才能知道真理。這與社會主義、與一個真正人性的社會是背道而馳的。
你對我們運動中的年輕同志提出了許多警告。讓我在這個清單上增加一條嚴厲的警告：小心啊，同志們，當任何人或任何理論告訴你們有一個人或一群人獨佔了真理或得到真理的方法的時候，一定要警惕啊。
「我不抽煙……」
「通過反對派一切搖擺和震動，有兩個一般的特點（雖則它們是互相矛盾的）像一根引線一樣從理論的絕頂貫通至極瑣屑的政治插話……第二個一般的特點與第一個密切相連，這個特點就是拒絕積極參加的傾向，自絕於世的，迴避主義的傾向，自然嘍，這些傾向都是掩藏在極端激進的詞句之下的……」
又是一陣文辭的狂風，籠統的風格在這裡反覆被一句妙趣機智的短語所支持：「謝謝你，我不抽煙。」
不加懷疑的人可能從這段話排山倒海的語氣裡覺得這裡至少有一個真正的觀點被樹立起來的，會有大量的證據、證明展現在我們面前來證實這種文辭。但分析的顯微鏡能夠揭露出：只有兩個事例被拿來作展示，而沒有更多的了；這兩件事是被單獨挑出來的，而且和其他幾百件構成了反對派成員作為個人或作為一個群體的政治路線的事情完全無關。反對派在實際政治活動中是「迴避主義」的，這是因為：（1）伯納姆反對托洛茨基出席戴士委員會〔譯註：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2）反對派在芬蘭-俄國的衝突上對雙方都持反對態度。即使這兩個特定的指責都被證實了，當它們和那個大得沒邊的總體結論相比較時，我只能借用哈爾王子看到福斯塔夫的賬單中大量的葡萄酒和一丁點麵包時的話：「啊，該死！只有半便士的麵包，卻要灌下這許多的酒！」〔譯註：莎士比亞劇作《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結尾處情節〕
但還是讓我們考慮一下這兩個事例。
沒有一點理由可以認為戴士問題和兩個爭鬥的派系中任何一個的總體政治綱領有關。再一次地，你從一個極權主義的觀念出發，即把所有事物和所有事物聯繫起來，而且用的是鐵一般的紐帶。全國委員會反對派的成員在這個議題上有分歧；在我們的成員中，人們表達出來的態度跨越了派系界限，分佈在兩個方向上。在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眼中，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一定是很正常的，而且——如果假設有一個明顯的正確意見的話——錯誤也只是被簡單地理解為錯誤。
但我很驚訝地看到，托洛茨基同志，你居然這麼不明智，以至於把當前背景下這個短暫的痛苦時期拔高為一個否定全體反對派的論點！
你的推理方式很令人好奇。在保持革命原則的同時利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作為一個言論平台，這不是一個辯題，而且在我們的成員中也從來沒有引起爭論。但你從這裡進一步推論說接受戴士的邀請是正確的；而且，不管結果如何，這個決定都是正確的，而對它的反對都是違背了革命性政治的證明。你在這裡的推理非常類似於你在關於辯證法和國家理論的關係上所運用的那種。
但我們的原則並不認為努力利用每一個資產階級的議會機構總是正確的。那會是一個徹底荒謬的解讀。我們在原則上並不排除這樣的行為，例如我們走上法庭去反對一個工人階級的對手；但我們在運用這個原則性的許可上卻是非常謹慎的：我們會參加議會，但絕不是什麼樣的議會都參加。有時我們會抵制一個議會，你對此一定是記得的。這個原則只是讓這個問題繼續保持開放；具體的決定總是基於對具體形勢與我們的政治目的有何關聯、以及對什麼戰術在給定的條件下能最好地服務於這些目標的估計。
當黨的委員會接到戴士委員會的邀請時，問題就是去估計一下，相比於我們的目標，這會產生什麼結果；這裡沒有關於原則的問題。伯恩同志和我作了一個估計；黨的委員會中的其他人和你，則作了另一個估計。
誰是對的呢？人們在當時是不可能很確定的——這部分只是一種猜測。但在我看來，現在人們能夠確定了，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作出判斷所需的實際結果。我已經做好了準備，實際上非常想要（就像我在紐約的會員大會上說的）被證明是錯的。但不幸的是，伯恩和我被證明是比我們自己想像的還更正確。
事實是，戴士不費吹灰之力就贏了。對於任何一個觀察實際事件而不是抽像教條的人來說，這都是很明顯的。
實際結果是：
首先，我們被迫向我們的成員和同情者說了一個卑劣的謊言。這個謊言以《呼籲》上的一篇回應扎克的社論的形式出現，假裝我們已經因為種種原因而改變了對於戴士委員會的觀點，而事實上這只是因為托洛茨基被要求去作證。
進一步的後果是，通過與那個邀請以及其後的退出有關的宣傳，我們實際上把這個委員會及其目的，把那些曾經現身在這個委員會的叛徒給部分地洗白了；你可能會說，我們使這個委員會在激進工人的眼裡變得合法化了（不是在民主黨人眼裡，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早就很滿意這個委員會了）。而且我們也在自己的宣傳中顯出了一副玩世不恭的機會主義者的做派 。
假使你真的出現在了委員會上，這可能也會被你的證詞所抵消——然而，在仔細看了委員會的議程以及它的傳播程度之後，我依然保持懷疑。但你不這麼看。你真的認為你在《呼籲》上的聲明和這份聲明的區區幾千個讀者能夠補償所有的損失？
（你在這裡的推理方式和對胡克、伊斯特曼的邀請有關的問題上採取的方式是一樣的，參見我們的文章《退縮的知識分子》的結尾部分。沙赫特曼和我有充分的智慧去理解我們的對手中沒人會有勇氣去接受邀請——我們在這之前就已經仔細討論了問題。當你讀這份邀請的時候，你由於錯看了我們正在對付的那些人，於是突然迸發出一陣恐慌，並且驚慌失措地寫道我們正在把雜誌的領導權交給民主黨人。經驗證明了我們是對的，而你卻搞錯了。而現在你竟敢指責我們缺乏政治頭腦！）
至於你指責的迴避主義的第二個具體表現——我們對當前戰爭的政策。你說我們「退出了鬥爭」，「不參預這種下流勾當」。在這裡，你的文辭和你的內容同等地背叛了你，托洛茨基同志。你在戴士委員會事情上的推理是一種我此前很少碰到過的特殊類型；但你在這第二件事上的推理則是從一個非常有名的類型上得來的。當用來攻擊那些第三陣營的支持者時，這是一種沒完沒了的指責，指責前者是反動派。我們在1914年到1918年間的文章裡發現了多少次這樣的指責啊！而今天它又一次遍地開花了 。在這個國家，《新領袖》算得上技藝高超的模仿者，並且我尤其推薦查爾斯·耶魯·哈里森的專欄，那是一個精心操縱的絕佳典範。哈里森極其猛烈地抨擊「和平主義者」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以及所有其他的「空想家」——你可能就是從他那裡借用那些詞彙的。他喊道：現在你必須要選擇立場了！不能再躲在你的象牙塔裡了！確實，他採取了曼海姆的立場而你則採取了斯大林的立場。但你們兩人在躲到工人視線之外的努力上卻聯合一致，而工人則是值得社會主義者忠誠的唯一一方：這正是第三陣營的立場所在。不，托洛茨基同志，我們並沒有退出鬥爭，也沒有提倡退出。但我們很關心我們將和誰一起鬥爭，以及為了什麼而鬥爭。我們不會和格柏烏一起戰鬥去拯救克里姆林宮的反革命。
對那兩條為了支撐你華而不實的迴避主義指責而編造出來的「證據」，就說到這裡。
但拿這樣一個指責來攻擊當前的反對派、尤其是我，則是——尚且不說你舉的這兩個事例——用最溫和的話來說，是荒唐的。我可以直言不諱地說，在黨的所有領導成員中，迴避主義的指責對我是最不適用的。實際上，我在黨內是因為努力找辦法去參加幾乎任何能在政治領域露面的事情而臭名遠揚的：從勒德洛（Ludlow）修正案到各種選舉活動；從「火腿和雞蛋」活動到各個勞工黨派；從各種會議到反納粹示威。如果有什麼指責能夠真正來反對我的話，那就——這確實有一定的正當理由——恰恰是迴避主義的反面。不像坎農和柯克蘭，我不是那種能夠誇口說自己從來不犯政治錯誤的人。但我的錯誤不是迴避主義的錯誤。即使是我在過去一年中的最大的一個錯誤——在汽車業的政策上，也是堅持我們必須參加其中的一個大會（馬丁的那個），而反對最初的柯克蘭-克拉克政策，這一政策要求抵制兩個大會。
況且，我在這個方面也不是反對派領導成員中的例外，而是其典型代表。在過去的幾年裡，所有要求積極參與到各種行動中去、並反對坎農-戈德曼-勒威特的消極、否定道路的提議實際上都是來自反對派。這一區別大多已經寫進了黨的檔案。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YPSL，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的領導人的檔案在這方面最有啟發性。這個迴避主義的指責，就像你的其他指責一樣，只是你用豐富的想像力從你自己的錯誤理論中創造出來的噩夢的產物，而與現實無關。
對證據的裁定：命題5，如同命題3、C、II、III、IV……：未經證明，而且是錯誤的 。
主要問題是什麼？
在我們黨和第四國際成員中造成分裂的主要問題不是辯證法、社會學和邏輯。用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是一種逃避或欺騙。我關於這些寫了這麼多，其實也是很不耐煩和不情願的。
當前爭論中主導性的、根本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涉及到整個第四國際，另一個僅與社會主義工人黨有關。
第一個是核心的政治問題。這已經被事件的進程和這場討論所澄清和簡化了。它所關注的是第四國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前階段下的戰略導向問題。這個問題是每一個黨員都能清楚理解的，沒有任何來自黑格爾和辯證的狐狸的混淆。
每個積極而嚴肅的政治組織的實際政治活動通常都是由被稱為戰略焦點的東西所支配的，鼓動和行動的主要部分都圍繞著這一軸心進行。例如，人民陣線針對斯大林主義運動在數年內構建了這樣一個焦點、一個軸心：共產國際的鼓動、行動、提議、分析和它的支部就圍繞著這一戰略核心。對我們的運動來說，在好幾年裡，傾向於第二國際的定位一直是這樣的一個焦點。
今天，在第四國際中有兩個傾向。這一分歧是因為存在著兩個極為不同的戰略導向、兩個支配我們實際政治活動的樞軸。
托洛茨基-坎農提出了保衛斯大林主義官僚制的戰略，因為那是更小的惡。托洛茨基-坎農關於他們的政策說了些什麼是無關緊要的，這是實際行動的問題。這個焦點支配了他們的具體提議、他們的鼓動、他們對事件的解讀、他們的預測（並不總是如此，也並不前後一致，但總體上來說，這已經足夠決定實踐的方向了）、他們鼓動的力量（例如在《呼籲》中）等等。讓任何一個黨員在他心中回想一下過去幾個月的事件，讓他讀讀黨的刊物和內部文件、回想一下演講和委員會上的提議，他自己就會看到對這個隱含的戰略導向的理解是如何提供一個清楚的模式來使各種事件變得明白易懂的。
反對派，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上的（因為這場爭論當然已經傳播到我們黨以外了，這也是應該的），則提出了第三陣營的戰略。任何一個黨員只要類似地回顧一下反對派在這一時期的行動，他們的提議、演講和文章，他們對於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解讀，他們的重點和強調，自己就會類似地看到對這個相反的戰略導向的理解是如何提供一個適當的模式和引導的。
這個在戰略導向上的衝突是核心的政治問題，沒有別的。一旦這個關鍵被領會了，做出一個決定對於黨和第四國際的成員來說就不難了。托洛茨基-坎農在論戰中的言論有百分之九十五能夠按照它們的真實內容被估價：無關緊要、消極逃避、掩人耳目。當前派系鬥爭的最大特點不是在所爭論的問題上的困難——這個問題不同尋常地簡單和直接，而是在理解什麼才是問題上的困難。這個困難是由托洛茨基-坎農導致的，他們站在一個毫無希望的立場上，自己沒有可以站得住腳的優勢，於是就被迫用他們所有的派系能量去試圖阻止黨員們看到什麼才是問題。
第二個核心問題是關於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體制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在《戰爭與官僚保守主義》這份文件中詳細說明了。對這份文件還沒有人做出回應；而且可以預見，未來也不會有任何嚴肅的回應。
這些就是問題。我們運動的發展方向有賴於對它們的回答。
道德準則和論戰
托洛茨基同志，在你介入當前爭論的過程中，你已經造成了如此嚴重地不利於第四國際的損害，對我來說，我相信第四國際無法從中存活。我是有意強調說你的損害是「不利於第四國際」的；從反對派的更狹隘的派系利益角度看，這些打擊並沒有達到你想要的效果；反對派的人員增加了，而且他們的決心由於這些打擊的緣故而增強了，只有坎農的追隨者才驚慌失措。
你造成這些損害既是直接地、以你自己的名義，也是間接地、通過把你顯赫的名字給坎農腐朽的小集團當做一個幌子。
你選擇去維護一個錯誤的理論和一項錯誤的政策；而且為一個由不入流的官僚組成的玩世不恭的小集團充當法官。沒有人能夠既選擇這條道路又希望去避免它的後果；如你最近的文章和信件所證實的那樣，這些後果正在一步步地把你淹沒。
事實只會摧毀一個錯誤的理論；因此你被迫去逃避事實，並且把它隱藏起來。
逃避事實指的是：你有計劃地不去著手處理實際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是由反對派提出來的，更是由戰爭的現實提出來的。你不擇手段地把辯證法拖進來作為論戰手段。你沒完沒了地討論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除了我們黨正在面臨的實際問題之外。
隱藏事實指的是：你避而不談甚至連斯大林主義者、孟什維克、宗派主義者和其他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也公開宣稱信奉辯證法。你從來沒有就已經成為斯大林的省份的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的主權關係說過一個字。你未能就坎農對於戰爭的政策中的變化和矛盾說過一個字，就如表現在自從波蘭事件以來的委員會投票和《呼籲》的文章中的那樣。你在反對派提起的針對坎農小集團的具體指控上保持非常圓滑的沉默。
在這場鬥爭的最初開始時，你沒有做出一點點努力去弄清反對派的立場；在每一個階段，你也沒有作出任何努力去驗證坎農和他的追隨者轉交給你的任何一份報告。在你的文件裡你一次也沒有嘗試去公平地陳述反對派的立場，而是一成不變地給出一個精心歪曲的解釋——相反，我們總是最小心翼翼地努力表明你的確切立場（恰恰是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讓全體成員真正受到教育）。類似地，在更廣的範圍內，你歪曲了戰爭中正在發生的事情。你在俄國問題、馬克思的社會學、哲學上給我強加了一個立場，而這個立場卻和我實際持有的立場沒有一點相似之處，而這點你也是很明白的。在你的公開信中，你嚴重地歪曲了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之間關係的歷史，以符合你當下論戰的目的。
這些歪曲也以它們自己的形象繁育了後代。在你的文章《社會主義工人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反對派》中，你在芬蘭發現了一場根本不存在的內戰。然後，在以後的文章中，你試圖爬出你自己挖的大坑，辦法是通過否認你曾說過你已經說過的話，通過給它另一個含義，這個含義與包含在你的第一個聲明中清楚的詞句中的含義不同。你給「阿伯恩集團」在共產黨裡發明了一個起源，而且即使現在這已經被無可爭議地否決了，你也沒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拋棄這個發明。你寫到了反對派在芬蘭問題上的決議，「至於怎樣『計及』這三種情形（在芬蘭和俄國），這個決議案一點暗示也沒有」，但決議緊接下去就概述了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你對一個錯誤理論的辯護驅使你離開了真理；你對一個官僚小集團的辯護迫使你採用這樣一個小集團的方法。在我們運動的歷史上，比起在那封署名為「羅克」（在「報刊界」）的信中把反對派清清楚楚地與「斯大林主義的影響」聯繫在一起的腳注，何時有過更臭名昭著、更無緣無故的誹謗？比起你對阿伯恩（他可是把整個一生獻給了這個運動）的嘲笑，其根據只是在坎農小集團的流言蜚語中錯誤地歸於他的一句話，哪裡還記載過更不忠誠的嘲笑？
你的罪過甚至比你理解的更嚴重，托洛茨基同志。你用刻薄的態度兩次譏笑沙赫特曼想要在「布朗克斯區」〔譯註：紐約市最北端的一個區〕「進行革命」。在這裡，你不只是表現出一種指向反對大城市的常見的反動的地方主義。你知道「布朗克斯區」在這個國家還有什麼更深的含義嗎，托洛茨基同志？你知道對幾乎每一個美國人來說這都不僅意味著是一個紐約人，而且是一個猶太人嗎？你是不是天真到認為我們的黨——是的，甚至是我們的黨——是對來自這樣一種聯繫的影響完全免疫的呢？你現在使用的武器有一個令人害怕的特性，那就是容易走火。
你把流言蜚語和傳播醜聞的做法歸到了反對派身上。這不過是從你漫不經心的理論中所做的另一個「推論」而已，你的理論是：反對派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喜歡搞流言蜚語；所以反對派就散播流言。現在我不會假意地說在一場長期的派係爭吵中有哪一邊能完全避免一定數量的個人流言；說長道短似乎是一個相當普遍的人類特性。然而，說反對派利用流言蜚語作為一種方法就完全錯了，就像你說的其他那麼多沒有任何證據的話一樣。不是反對派，而是坎農小集團運用流言蜚語，把它當作一個工具、一個在鬥爭中的手段，以及更有甚者，當作一個首要的手段。一段時間以來，甚至在當前的派系鬥爭開始以前，這個小集團就通過傳播最卑鄙的個人流言來有計劃地敗壞它的追隨者的品性。時至今日，這已經成了他們的看家本領。
我發現極有啟發性的是，你的那封公開信是圍繞著三條小道消息的——自然，所有都是未經驗證的流言——這三條流言分別指向我本人、阿伯恩和沙赫特曼。這就像是一些症狀。事實是：你的《公開信》儘管有著虛偽做作的推理和華而不實的文辭，實際上只是坎農小集團的陰溝式流言的一個典型、一次極精緻的演繹。把你《公開信》中所有無關緊要的東西除去之後，這封信可以歸結為：沙赫特曼是一個小丑般的、膚淺的布朗克斯區知識分子；阿伯恩是一個狡猾、奸詐的陰謀家；伯納姆則是一個教授。你在這些主題上進行「辯證的」歪曲，坎農的攀附者們則提供了多汁的餡料來把它們做成一道如此美味的傍晚咖啡的配菜。
這些無休止的指責是從何而來的呢：「學院派」、「學校長凳」、「教授」、「書獃子」、「民主沙龍」……？我以前經常碰到這種東西，托洛茨基同志，那是在政治鬥爭中；而且毫無例外的是，這都標誌著反動。
請別試圖告訴我坎農小集團的流言蜚語甚至是以某種扭曲的形式代表了「無產階級普通黨員」的一種「健康的」和「進步的」反應。對於這些流言的發起人，以及他們離成為「健康的無產者」有多遙遠，我們再清楚不過了。我承認，無產階級在不信任小資產階級上做得很好，其中就包括知識分子和教授。當這是一個關於人事、關於組織的領導人選的問題時，尤其是這樣。但這一點也沒有減少像你這樣的狡猾地訴諸於這種情緒來作為你攻擊我們的立場、我們的論點、我們的政策的核心焦點的行為的反動性質。在實際鬥爭的背景下，這種訴諸反大城市、反知識分子偏見的論調只會有反動的效果；它們迎合了落後的地方主義，以及敵視理論、甚至是敵視政治的偏見。而且這些效果在當前這場爭吵結束之後仍然會感覺得到。是的，它們會在幾個月甚至幾年裡折磨著你，那時，坎農勢力當中已經在發生的政治解體就會達到成熟。或許甚至連你也會被人發現是一個知識分子和一個大城市人，托洛茨基同志。
坎農小集團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它那些口才很好的發言人——已經深深地陷入玩世不恭的泥潭中，除了爭奪選票之外就沒有別的觀點了。這種態度在接受這一原則時表露無遺：「怎麼都行！」他們的行動符合這一原則。謊言、誹謗、流言、告發、自相矛盾、野蠻行徑、假裝憤慨、就像有個演員在掌握開關似的時有時無的花言巧語……怎麼都行！我很擔憂地觀察著這些表現，比如在紐約市的大會上。這不單單是敗壞了坎農小集團的成員本身。許多同志在紐約市大會的過程中跑來對我說他們「在派係爭吵中確實在學習很多有關政治的東西」；唉，坎農、柯克蘭、勒威特和戈登教給他們的經驗是「怎麼都行」的經驗，你對此則聽之任之。
你嘗試著用兩種手段來消除所有針對你「方法」的批評：你說所有提到方法的人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在政治原則的戰場上失敗了。你說任何反對的人都是從上帝或康德式絕對命令或「小資產階級道德準則中沒完沒了的行為規範」的角度出發來反對的。這有時是對的。但我不打算出於害怕被稱為一個小資產階級而對你現在所使用的方法表示沉默。我的道德規範不是從宗教或康德那裡得來的，而且我們已經用論點和證據來駁斥了你當前的政治政策，我想你應該不至於連這些都要反對，希望我們之間的爭論可以就此畫上句號。
是的，我既從道德也從政治上去判斷一場政治鬥爭。社會主義是一個道德理想，善於反思的人們會通過一個道德行為來慎重地選擇它。冰冷而清醒的科學分析說服我相信這個理想決定了需要有一個適當的道德準則來支配那為了它而進行的鬥爭。就如我們說當黑人被奴役時白人不可能是自由的。同樣，一群依賴謊言、背叛和誹謗行事的人，是不可能建立一個基於真理、自由和精誠合作的社會秩序的。有一個錯誤的政治政策是危險的，但這未必是致命的：因為政策是可以被改變的，如果一種批判性的、民主的和忠誠的風氣佔了上風，當經驗使改變的需要變得明確時，政策就會被改變。但如果行動的最初起源被污染了，這就會是災難性的。
你結束你的信時用了一種奇怪的語調，托洛茨基同志。
「假如，」你對我說，「我們和你能夠根據上述的原則得到一致的意見，那麼，我們對波蘭、芬蘭，甚至對印度，就不難找到一個正確的政策。同時，我立誓幫助你進行反對任何官僚主義及保守主義的表現的鬥爭……」
在過去這幾個月的事件面前，你應該能理解為什麼這樣一個誓言對我來說沒什麼份量。至於在原則問題上的一致意見：對我來說，這種一致要成為可能，只有一條路——當我確信我的原則是錯的，而其他人是對的。而那些隱喻，即便是莎翁的妙筆寫就，也不足以讓我信服。
1940年2月1日
譯自《保衛馬克思主義》（In Defence of Marxism,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