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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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之後——論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意義

    Leon Pinsky 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

    佔領華爾街為美國的階級鬥爭開啟了新的篇章。在九月佔領華爾街邁入十年之際,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作為發展新左翼、開展反資本主義鬥爭、衝擊選舉政治和培養新一代鬥士的第一步,這場運動的重要性如今已經彰顯得淋漓盡致。

    佔領華爾街行動是美國自2008-2009年摧毀了數百萬人的生活的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抗爭。佔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發生在新自由主義對勞動者權益的三十年攻擊和工人運動的大退潮之後。但對奧巴馬在經濟衰退期間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的震驚,和對奧巴馬的幻想使鬥爭的發展延緩數年。在這幾年裡,數以百萬計的普羅大眾失去了工作和家庭,而銀行卻得到了萬億美元的救助;與此同時,勞工領袖和民主黨「左派」卻日以繼夜地確保人民放棄抵抗。

    在促成佔領行動的金融危機時期,美國的政治兩極化日益嚴重:奧巴馬勝選後,右翼煽動紅色恐慌和種族主義情緒,並聲稱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關於醫保的激烈辯論還有其他很多在整個美國引發了越來越多的憤怒。左翼和勞工運動缺席帶來的真空使得2009年成立的右翼民粹主義茶黨在輿論中成功上位。茶黨既反對銀行救助計劃,又反對救助普羅大眾的主張,預示了特朗普主義的崛起。

    風暴卷集

    在佔領開始幾個月前,南歐發生了反對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駕馬車」)的緊縮措施的鬥爭。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人民在中心廣場抗議,反抗超級富豪試圖讓勞動人民為危機買單的企圖。

    不過,最嚴重的社會爆炸是2011年初跨越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突尼西亞和埃及成為了抗爭的前沿。他們佔領廣場的鬥爭形式不但源於久遠的鬥爭傳統,還受到了南歐的啟發。中東和北非獨裁者的倒台重新點燃了全世界的希望,以西班牙反緊縮運動、希臘的數十次總罷工以及新左翼政黨的興起為標誌,歐洲的群眾運動星火燎原。

    在美國,引爆群眾情緒的第一個火花來自威斯康辛州長沃克(Scott Walker)。作為一位邪惡的茶黨共和黨人,他在2011年初就開始破壞該州公共部門的工會,大幅削減教育開支。於是,公共部門工會、年輕人和廣大工人開展了長達數月的鬥爭。在這次歷史性的反擊中,工人使用了歐洲和中東群眾的一些策略。成千上萬人聚集在州議會大廈前進行持續抗議,「佔領」州議會大廈,討論鬥爭應該朝著哪個方向發展。公共部門總罷工的想法得到廣泛支持,但工會拒絕號召總罷工,並將鬥爭方向轉向選舉。

    2011年春天,在紐約市,為了對抗億萬富翁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強加的緊縮政策,一小群激進分子聚集在一起,以大蕭條時期的「胡佛村」帳篷聚落為靈感,於金融危機時期在市內搭建帳篷,組成了「彭博村」。就這樣,他們的行動預言幾個月後的大規模抗爭。

    在鬥爭情緒高漲的背景下,反全球化雜誌《廣告剋星》於9月17日呼籲「佔領華爾街」。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範式」:「…… 令人興奮的是這種新穎的策略的務實與簡單:我們在各種線上與線下的集會中交談……我們將化整為零,喚醒想像力,以此走向未來的激進民主……最後,我們坐在一個具有獨特象徵意義的廣場上,佔領它。」雖然這個想法的局限性不久之後就會暴露出來,但毫無疑問,當時它引起了人們的共鳴。

    鬥爭航跡

    9月17日,數百人前往距離華爾街僅幾個街區的祖科蒂(Zuccotti)公園紮營。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活動人士在全國各地組織了街頭集會、抗議和占領活動。在紐約,第一周結束時有85人被捕。第二週結束時,紐約警察局圍堵了布魯克林大橋上的遊行群眾,700名抗議者在橋上逐一被捕。報紙頭版顯示,一名年輕男子被紐約警察局官員逮捕時,臉上有血跡。警方的暴行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許多年輕人來到紐約市,在祖科蒂公園搭帳篷或參加週末群眾活動。佔領華爾街運動得到了廣大紐約人的支持,每個週末都有數千人前往營地參觀。

    許多人將佔領視為左派對茶黨的回應。與將經濟危機歸咎於移民和政府「過度社會主義化」的茶黨不同,佔領運動認為大銀行和社會上最富有的1%理應為危機負責,它讓剩下的99%形成階級鬥爭意識,明白99%應對現狀展開反擊。他們呼籲廣大群眾有組織地反抗日益增長的右翼威脅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普遍不公。

    這場運動很快蔓延到了全國各地。隨後,佔領運動發展出了社區會議,帶來了新的運動和鬥爭。在明尼亞波利斯,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在佔領家園運動(Occupy Homes)中保護勞動人民免受驅逐和迫遷,發揮了重要作用。

    佔領運動從當年的國際運動中汲取了許多靈感。威斯康辛州和紐約州的運動與迫使穆巴拉克倒台的群眾運動在群眾意識上有著重要的聯繫,威斯康辛人和紐約人集結在「像埃及人一樣戰鬥」的口號下。

    國際主義意識是一種強大力量,但運動人士並不總能從國際鬥爭中吸取正確的教訓。這體現了認真研究國際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的重要性。

    雖然這場運動熱火朝天,但要帶來真正的變化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在工人階級遭受了數十年挫敗、工會領導層右轉之後,新一代民主群眾運動戰士沒有創建戰鬥組織、領導層和綱領的現成參考。

    許多運動人士最初拒絕討論有關教育、住房和醫療保健的訴求,以為只需要有一個普遍的訴求(「我們是99%」),就可以贏得廣泛的支持。但實際上,他們藉此獲得的群眾支持大多是被動的。如果他們能圍繞日常問題,推動制度變革,那他們就能讓工人階級感覺到自己正在為一些實質的東西而戰,從而吸引到更多人。缺乏具體要求也意味著移民和種族主義等問題沒有得到廣泛認識——就這樣,我們錯失了一個反抗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反擊警察暴力的大好機會。

    除了缺乏具體訴求外,活動家也沒有民主地選舉領導層、建立對運動基層負責任的組織架構。這表示真正的領導者在街頭運動扮演著無責任角色。沒有選舉出來的領導,也就沒人有權代表運動,沒有提出民主決策平台。相反,決策必須基於數百人在經過數小時的疲憊對話後達成的共識,只要有任何一人反對就足以阻擋所有決策。小團體發起零星行動,各行動之間彼此基本上沒有協調,於是眾多浪費不起時間的勞動者望而卻步。他們看不到勝利的希望,也就不會爲此翹班甚至睡在帳篷裡。

    這些問題部分源於一些非民選領導人錯誤的無政府主義方法。他們認為佔領公共空間可以開啟新的民主社會形式(由勞動人民捐資),隨後運動就會自發傳播到其他領域。

    雖然一些左翼組織要麼譴責佔領運動,要麼成為被動的啦啦隊,但是我們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都積極參與其中。我們不斷提出訴求和建議,呼籲將佔領運動擴展到其他城市,並形成一個網絡來協調幾天的行動、戰略和計劃;呼籲參與者討論能夠將勞動人民組織起來的訴求;呼籲將運動擴展到學校、社區和其他有組織潛力的地方……許多最優秀的活動家與我們不謀而合,他們不僅僅希望只是每晚在廣場上一聚。

    我們還警告說,如果沒有明確的戰略,運動就會消亡。隨著冬天的臨近,許多人會收起帳篷回家;如果不能團結一致,市長們組織的警察鎮壓將不斷加強,削弱運動;我們還認為在資本主義內部建立替代社會的想法是一種根本錯誤的方法。這種想法並不挑戰資本主義,也沒有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因此運動無法前進。

    市長彭博​​​​​​​​​​​​​​在10月份首次嘗試封鎖祖科蒂公園的嘗試以失敗收場,是因他發出的最後通牒即將到期之前,AFL-CIO(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呼籲工會成員保衛公園。這使得紐約警察暫時退讓。

    在奧克蘭(Oakland​​​​​​​),一個1500人的大會呼籲於11月2日在全市範圍內舉行總罷工,以回應警察的野蠻鎮壓。他們的強烈反應迫使市長公開宣布減少警察人數,允許佔領繼續進行,並允許工人休假參加罷工。

    11月2日的罷工使奧克蘭港停擺,並鼓舞了12月12日由ILWU(國際碼頭與倉儲工會)和占領運動的活動家在西海岸共同領導的歷史性港口罷工。

    雖然一些工會支持11月在奧克蘭舉行的罷工,但許多保守的工會領導層並不支持。他們並沒有發起動員,僅僅鼓勵他們的成員請病假參與活動。一場真正的全市大罷工可以對事件產生歷史性影響,並激勵數以千萬計的人組織起來並通過工會進行反擊。

    11月15日,由彭博領導的市長網絡協調了對全國各地營地的襲擊。在此之前,聯邦調查局已經協調當地警察和國土安全部對運動進行了大規模監視。公開的文件顯示,​​​​​​​佔領運動被視為「國內恐怖主義」威脅。

    抗爭復活

    佔領運動對美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它表達了人們對不平等增長、工人權利受損、出發大蕭條的銀行與救助他們的政客沆瀣一氣的憤怒。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通過行動證明,群眾不會屈從於緊縮政策和止贖,並將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激烈反抗。

    這是一場激勵住房活動家積極打擊房屋止贖、激勵學生對抗學費上漲、激勵教師和家長反抗削減和私有化教育資源的“教育改革”的鬥爭。

    一些有遠見的資產階級政客試圖把佔領浪潮為自己所用。民主黨紐約市長候選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2013年的競選活動中以「雙城記」為口號。社會主義替代則指出需要將對企業權力的挑戰帶到政治領域,並呼籲佔領華爾街運動在2012年在全國範圍內派出200名獨立人士參選。2012年,社會主義替代以身作則,​​​​​​​派出佔領西雅圖的領導者薩旺特(Kshama Sawant)​​​​​​​參選華盛頓州議會,作為公開社會主義者身分的她拿下了歷史性的得票;2013年,我們乘運動之勢再次參選,成功讓薩旺特​​​​​​​贏得了西雅圖市議會的席位;2014年,我們建立運動首次在主要城市贏下了15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這是第一個全國性的選舉突破,表明左翼可以獨立於民主黨之外贏得議會鬥爭。

    在2011年和2012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社運分子反對參加選舉。一方面這避免了運動被民主黨收編,但同時也打擊了工人階級政治。2016年,許多運動的主要組織者蜂擁幫助桑德斯的總統競選活動。作為佔領運動在政治上表達了對不平等、緊縮和新自由主義的憤怒,為桑德斯的兩次競選奠定了基礎;但可悲的是,桑德斯將這場巨大的政治熱潮禁錮在了民主黨內部。

    在之後十年裡,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MeToo浪潮以及自2018年共和黨執政的州的教師抗議以來勞工鬥爭的重建等標誌著群眾運動的歸來,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發展到1970年代以來最高的水平。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都經歷了歷史性的增長。而且即使是侷限在民主黨的框架裡,也已經有數十名民主社會主義者當選。

    在西雅圖,在右翼與統治階級猛烈攻擊BLM運動,並試圖以不民主的方式將薩旺特​​​​​​​從市議會中罷免。而許多十年前因佔領而變得激進的人都在應對這種攻擊的鬥爭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我們應該對佔領運動的遺產給予應有的重視,並從其失誤中吸取教訓。如今,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組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工人階級將在全國範圍內定期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組織社會運動,捍衛自己的權益並爭取更美好的未來——一個由億萬人民而非億萬富翁掌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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