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約瑟夫·漢森

1940年2月29日

我親愛的喬：

如果沙赫特曼斷定我所引用的關於西班牙的信，不僅由他署名，而且坎農和卡特也署了名，那他就大錯特錯了。我當然沒有隱瞞其他人的簽名，因為根本沒有其他人簽名。正如你將在照片中看到那樣，在這封信上署名的只有馬克斯·沙赫特曼。

我在文章中承認，多數派的同志在不同問題上，也犯過沙赫特曼的錯誤，但他們並沒有把這些錯誤弄成一套體系，他們也從未把自己轉變為派別組織。而這就是全部的問題所在。

我引用了阿伯恩和伯納姆的口頭聲明，而沒有事先找他們「確認」一下，這讓他們倆憤憤不平。他們的意思是：我應該在這裡找來5個或7個中立人士，再配上幾個速記員，組成調查委員會，而不是發表這些所謂的聲明，讓他們倆負起完全的責任去證實或否定它。為什麼道德上的嗡嗡聲這麼可怕？伯納姆幾次將辯證法與宗教混同。是的，這是事實。但在這個特殊場合，伯納姆並未說出我引用的這個句子（就像給我的報告中講的那樣）。哎呀，多麼可怕！哎呀，布爾什維克的犬儒主義等等！

阿伯恩也是如此^[1]。 在他給我的信中，他明確表明他正準備分裂。但你們知道，關於分裂的事，他一句話都沒告訴戈德曼。一個不誠實的詭計！一個誹謗！等等。

我還記得，我那篇論道德的文章，一開頭就寫到小資產階級在驚慌失措時，就會冒出道德的汗水^[2]。現在這同樣的現象出現在我們自己的黨內。

我聽說，這幫新道德家翻出了老賬，說我在對伊斯特曼、以及在列寧遺囑^[3]問題上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多麼可鄙的偽君子！當時是伊斯特曼自己主動公佈這份文件的，而當時我們的派別為了避免過早的分裂，決定暫停一切公開活動。不要忘了這發生在英俄委員會之前，發生在中國革命之前，甚至是在季諾維也夫反對派出現之前。我們被迫採取策略以贏得時間。相反，三駕馬車^[4]意圖利用伊斯特曼公佈的遺囑，促使反對派流產。他們提出了最後通牒：要麼是我必須以自己的名義在三駕馬車起草的聲明上簽字，要麼他們就會立即展開關於這件事的鬥爭。反對派的核心一致決定，在這個關頭，這件事對我們極其不利，我必須接受這份最後通牒，在政治局起草的聲明上署名。只有小資產階級騙子，才會把這種政治上的不得已之事，轉變成抽像的道德問題，他們準備好宣揚：Pereat mundus, fiat justicia!（世界會毀滅，公義卻永存！）可他們在記錄自己的日常活動時，卻是十分寬大的。而這些人還以為自己是革命家！與他們相比，我們的老孟什維克倒是真正的英雄。

註釋：

^[1] 見托洛茨基1940年1月29日致阿伯恩的信。

^[2] 見托洛茨基著作《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3] 1925年伊斯特曼在《紐約時報》上公佈了列寧遺囑的全文，而且將它收錄進了他的著作《列寧去世以後》。
在杜威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托洛茨基給出了如下的解釋，否定了伊斯特曼那時的舉動：
「伊斯特曼未經與我和他人商量而公佈了這份文件，他利用這種方式激烈加劇了蘇聯、政治局裡的內部鬥爭，從而導致分裂的開端。我方努力避免分裂。政治局中的多數派要求我，命令我對這件事採取立場。那就是我在那時簽署的一份非常外交式的文件。」（《托洛茨基案例》，第429頁）——編者

^[4] 「三駕馬車」是指當時控制著聯共（布）大權的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人組成的聯盟。——校對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