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行动 报道
法院裁定，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五项控罪成立，合共判入狱七年半，并要向政府归还涉案的1,118万。新地前联席主席郭炳江则判囚五年，违款50万元。新地前执行董事陈钜源判囚6年，罚款50万，6年内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雄生被判囚五年。
经过了两年调查后，这宗“世纪贪污案”终于落幕，许氏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级的阶下囚官员。
收受利益多年 生活挥霍无度
许仕仁2000至03年担任积金局行政总监期间，接受免租入住市租每月16万的礼顿山一相连单位。许仕仁亦隐瞒与新鸿基地产洽谈顾问合约，及获得新地旗下财务公司的两笔分别为90万及15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
2005年3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串谋时任政务司司长的许仕仁优待新地以换取850万元。
金额最大的是零七年底，在2007年底透过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雄生，收到1,118万元，而款项非来自新地联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联，并相信是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港澳办主任的廖晖。
两年前，在西九文娱艺术区的招标项目中，其中一间参与单一招标的公司，是长实及新鸿基地产合资的财团“活力星”。许仕仁在2003年曾于新鸿基地产任政治顾问，但于2005年7月上任后，正式接手整个西九发展计划，涉及利益冲突。
据传媒报道，许仕仁生活极为奢华，每月领取8万元长俸，非常懂得享受生活，曾饲养多匹马，每月花数万元买红萝卜、干草饲料予他拥有的马匹。他有一次在日本酒店消费10万，又到伦敦看歌剧，行程用了15万。他也曾在港丽酒店的意大利餐厅，一顿饭便花了33,000元；用42,000元买一只Bvlgari名表；花逾10万元到日本旅行等。
“法治公义”彰显了吗？
这场判决远不是彰显了什么法治公义，反而审判揭露了法院的阶级本质。整场贪污案涉及的款项高达1,900万，一个普通工人劳碌一辈子也赚不到，判刑数年根本过轻。
权贵犯法有一堆社会“名人”为他求情，包括前特首曾荫权、港大前校长徐立之、前工商局局长周德熙、前立法会议员刘千石。法院会因为求情者的资产阶级社会地位而加以重视。曾荫权的求情信当然写得落力，难道他不怕下一个就是自己吗？
此外，法官的判词也自揭了其骨子里的阶级不平等。裁判官麦机智称赞许仁是最优秀的政务官，在1998年采取“救市”行动，因此减刑9个月。我们应该反问，作为政务官的身分，本已高薪厚禄，贪赃枉法理应罪加一等，为何因此反而减刑？何况，所谓“打大鳄”的救市行动有救过人吗？有减轻过金融风暴为多数人所带来的痛苦吗？这可以叫为社会贡献吗？
廉署无力反贪 贪污日增
两年前，前特首曾荫权被揭发接受富豪款待，以低价租住“深圳李嘉诚”之称的黄楚标在深圳的6,000尺豪宅，乘搭重庆首富张松桥的私人飞机往泰国布吉及日本旅游。未来曾荫权也有可能面临刑事起诉。事件引起了大众关注香港贪污状况，根据“透明国际”公布2014年环球清廉指数，香港得分则连续3年下跌，排名17。
但今次许仕仁案件并不代表廉署更有决心肃贪倡廉。廉署有足够证据起诉许仕仁及郭炳江是偶然性的，因为新地集团内部爆发家族内斗，有传郭氏第三子郭炳湘与廉政公署一度达成协议，为案件提供证据。
此外，廉署在官员面前多是无牙老虎，尤其今天香港的贪污已上升至特首层面。在雨伞革命期间，特首梁振英被揭发涉嫌秘密收受澳洲企业五千万元酬金。但除非梁振英下台，丧失其政治权力，否则廉署并不可能调查此案。因为特首就是廉署的直属上司！
但即使如此，梁振英还是要收复廉署的。最近，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惠珠获委任为廉署的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主席。谭惠珠是梁振英的政治盟友，有着其身不正的纪录。1990年，她同时出任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及区议会四职，后来被揭发持有“先达的士公司”的大量股份，且未作申报，跟交谘会主席的公职，有严重利益冲突。事后，她更涉图借跟无线高层的关系向记者施压，干预新闻自由。
打破资本操控政治的局面
现行制度下，银行家和投机者透过资金流动或股票期货牟取暴利，坐拥公权力的政客自然会想分一杯羹。拥有无限金权的资本家必然可以绕过这些“法治”的制肘，廉政公署大部分情况下是无牙老虎。
香港特首的年薪约482万元，政务司司长年薪也达429万，比起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更高。所谓“高薪养廉”这句骗人口号，只是合理化资产阶级官员享有经济特权。社会主义者认为，任何政治代表只应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
解决问题的核心是，要打破资本权贵的权力，将他们的企业帝国收归公有及民主管理。董事们应该由工人和消费者透过民主群众组织选举产生。审核机构不能依靠资本家左手查右手的机制，而改由工人、失业者、小商贩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公仆的支出。贪污的浊水只能被工人群众的行动清除，建立新的基层工人群众政党，由领取工人薪金水平的政治代表出任公职，才可打破资产阶级政党操控政治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