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日中午，社会主义行动在深水埗街站宣传时，遇到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城巴司机阿赵（化名），于是约了他作一个访问。这天他受访时，刚完成了大厦立案法团的义工工作。他在城巴工作已经快踏入第13个年头。阿赵也许只是个生活平淡的工人，但从他的言谈里却最能体会基层在今天社会受到的委屈。
访问者：丽芬（社会主义行动）
受访者：阿赵（城巴司机）
丽：你可否自我介绍一下？
赵：我现年 54岁，已经做了城巴司机差不多13年，我是一个有五名子女的父亲。我是1997年后入行，之前是驾驶“拖头”，我是70年代来香港的，已经在香港超过40年。
丽：你对于城巴的工作有什么评语？
赵：公司的福利和薪金制度令同事之间产生摩擦。我是1997年后入职，属于“新制”，当时我的底薪是7,074元。13年后今天的底薪也只是调升至11,000元。我超时工作一小时只有70元，而旧制度的司机却有100元，新入行司机更只有60几元。底薪内亦有“跳分”制度，同事每做满一年得一分，每一分是170元，换句话说我的底薪是经过3次“跳分”，但旧制同事却有10次“跳分”机会，新入行的司机虽然开始底薪只有大约9,400元，但他们反而有5次“跳分”，所以他们的底薪可以比我更多。福利方面，“旧制”司机可享24次看医生的福利，但我只有10次，令同事之间产生矛盾。另外，虽然薪金差不多每年都会调升，但非常缓慢，每年我只有数百元的升幅。
丽：你在城巴工作有什么压力？
赵：我们只靠底薪并不足够生活，我们还有一部分工资是称作 “酬金”，包括在司机在路上的安全奖、城巴专利奖、总共大约是3,200元，但这是要建基于司机工作的质素之上，所以如果表现良好，我总工资大约会有14,000元。“酬金”是非常重要，但是公司却要将它连结至我们的福利，例如我如果身体不适要请病假，公司会扣减“酬金”，现在社会怨气越来越重，乘客很轻易会投诉司机服务，或有交通意外，扣减“酬金”之余，司机更可能要入狱，令我们生活压力很大。现在物价上涨，普通午饭也是40元，幸好自己不需要“供楼”，否则负担更大。
丽：你在城巴服务多年，你对公司服务巿民有什么看法？
赵：我认为公司不断削减成本，令服务质素下降，牺牲的是巿民的安全。例如公司会要求验身不合格，或快将退休的司机转做兼职，就可以逃避验身的成本。当巴士司机工时长，我年轻时也经常超时工作至每日15小时，但现在年纪大所以我回复每天工作8小时，反而现在会留给新入行的年青人，因为新入行的年轻人如每天工作12-13小时，他们可以每月有15,000元左右。但很多司机也捱病了，肠癌、鼻烟癌、肺癌也有，有些司机也因病死亡，也是因为公司限定1小时食饭时间，时间仓卒大家也变得饮食不太健康。现时有很多乘客投诉巴士 “脱班”变得越来越严重，在司机的角度看，问题是因为公司对巴士司机的保障不足，例如工作量过大、年轻人也不愿入行。恶性偱环下，司机都宁愿请病假也不愿上班，导至“脱班”。
丽：之前发生“占领”事件，对司机有什么影响？
赵：老实说“占领”事件对司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流量被拖慢以至班次会删减，工作量减少，司机反而更舒服了。但可能对某部份想超时工作的司机，公司会因应情况删减班次，对他们来说可能赚少了。但我是支持民主的，因为现时社会气氛变得暴躁，由董建华开始后到现在梁振英管治，不断制造社会自相残杀，政府刻意制造攻击支持民主人士的言论，很难怪年青人出上街头抗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