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00万留守儿童的“中国梦”在哪裡？
大胡，中国劳工论坛
来自云南一个贫穷山村的小学生王福满在网络上引起轰动。王福满每天往返学校要走九公裡，网上几张照片拍到他到达学校时脸颊通红、头发上结满了冰，因此他被人们称为“冰花男孩”。在老师拍下这几张照片的当天，室外气温是零下九度。
王福满的贫苦并不是个案。他的照片立即引发了关于中国贫穷问题（尤其是农村贫困）的激烈讨论。中国的政权及其庞大的媒体控制机制竭力扭曲这个故事，甚至说从王福满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努力与坚强”。 政府说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克服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的亲资产阶级政策制造了极度严重的贫富差距，令广大的农村地区陷于贫穷与落后。
在2000-2015年间，政府关闭了四分之三的（也就是超过30万所）农村小学。地方政府负担着60%的教育开支，但他们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地产交易和基建计划，因为这能够推涨当地的GDP，同时也填满当地资产阶级精英和贪腐官员的钱包。让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不能仅仅归咎给地方政府的腐败（尽管这无疑是真实的）。
大规模关闭学校
由于村庄裡的学校被关闭，许多学生每天上学不得不走很远的距离，或者要上寄宿学校。这就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校车超载，高昂的费用导致辍学率上升，以及农村寄宿学校成为一个新兴产业。根据彭博社(2015年4月6日)的一份报告，这些寄宿学校经常是肮髒、拥挤的，有如贫民窟一般。报告称:“飢饿和孤独很常见。”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平均比非寄宿学校的学生矮3釐米。
尽管中国法律规定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但实际上许多农村儿童在义务教育结束前就辍学了。完成高中教育的农村学生更是不到一半，而城市裡则达到90%。
在过去4-5年裡，中国各地的教师发起了数百次抗议，要求政府提高他们的工资并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障金。低到令人震惊的工资和退休金以及导致大批教师离开农村学校。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一些规模最大、组织最好、最坚定的工人抗议活动都是由教师发起的。”当然，就像中国的其他群体一样，法律不允许教师组织真正的工会。
令人震惊的微薄工资和养老金导致大批教师离开农村学校。这也是推动过去15年大规模学校关闭计划的另一个因素。很多情况下，一个学校或者一个班级有太多学生，却没有足够的老师和资源。
因此，以利润为导向的紧缩政策和资金不足使得农村教育陷入了危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将教育支出增加到GDP的4%（全球平均水平是4.8%），但许多省份和地方政府仍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留守儿童
“冰花男孩”王福满是中国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之一。他们的父母去往更富裕的城市工作，有时甚至是数千公裡以外的地方，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这些孩子是由亲戚、邻居或寄宿学校抚养长大的。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成年人来照顾他们。对于这些儿童来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在哪裡呢？
2014年黑龙江省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几乎一半的“留守儿童”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而在城市中，这一比例为30%。一些非政府组织在陝西省调查发现，当地农村儿童普遍患有营养不良、肠寄生虫和贫血等疾病。它们认为许多农村儿童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学习。这些疾病是贫穷的结果，而且会对儿童的大脑和认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许多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留下;他们都移居到城市裡去了。这样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来承担农业的负担。王福满的老师贴出的其它照片显示，王福满因为帮助祖母种地，手上佈满了老茧。
留守儿童的艰难处境与中国巨富精英和“共产党”高官的子女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政府尖锐地攻击“西方价值观” ，但这些享有特权的年轻人很可能会被送到国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例如中国亿万富豪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国外。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报道说（2017年2月6日），中国处级或以上的官员有超过80%将他们的子女送到外国上学。
2.8亿农民工
王福满等农村儿童的不幸遭遇是中国所谓经济奇迹的残酷一面。中国所谓“经济奇迹”是靠疯狂压榨超过2.8亿农民工才实现的。农民工占中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同时，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分化劳动群众，并令农民工受到最野蛮的剥削。
移民在他们工作的城市裡即使在那裡生活了几十年，也几乎没有普通居民的地位。他们没有权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城市学校，没有资格买房，而且他们的低工资也负担不起高昂的房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只占16.4%和18.2%。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差距。今天，中国的亿万富豪（按美元计）占全球36%，甚至比美国还多。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最贫穷的25%的家庭(超过3.4亿人)仅拥有全国1%的财富。
贫困在农村尤为普遍，但在城市中也存在，尤其是在政府新建设的城镇之中。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1亿人口转移出农村地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提高居民收入。
但在许多情况下，城市化进程让贫穷的农民失去了收入来源。新城市的物价要比农村高得多，但却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等待这些搬迁家庭的往往是失业或不稳定的就业。政府只不过改变了贫穷的形式。
政府推动城市化，主要不是改善穷人生活，而是为了把居民吸引到过去十年疯狂建设的数十座鬼城，从而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称“减贫”是他未来五年任期和“中国梦”的关键工作。他承诺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时，消灭贫困。根据官方数据，现在只有4300万中国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之下。但是这个贫困线非常低，只有每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时才会被视为“贫困”。
所以一些批评者嘲讽这是“数字扶贫”。设置很低的贫困线当然可以获得令人惊叹的宣传效果，但却无法改变数千万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
驱逐“低端人口”
去年11月，北京的一个农民工聚居的地区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伤，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为名，开始大规模驱逐和拆除农民工居住区。成千上万的人被要求离开北京，在寒冷的天气裡，他们没有住宿、补偿或其他援助。许多人在这次驱逐行动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警察甚至禁止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组织为被驱逐者提供食物和住所。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清洗”运动以残忍的方式进行，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激烈批评。政府和媒体声称这些措施针对的是“低端人口”，令批评更加勐烈。
北京的大规模驱逐行动，与其他城市的规模较小的行动类似，是为了清理旧平民区，然后重新建设高档住宅，从而让房地产公司和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像北京这样房价高昂的城市中，农民工不得不居住在拥挤、不安全、狭小的房屋裡。北京现在是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揭露了当局真正的面目:傲慢，贪婪，对穷人充满了阶级蔑视。
中国政府承诺将改革户籍制度，但他们并没有废除户籍制度，而是引入了“户口2.0” 。虽然有一些小修小补，但仍然限制穷人迁移。较不发达和吸引力较低的“三线”和“四线”城市将放宽户籍限制，以吸收来自农村的部分人口，但最富有的“一线”和“二线”城市将会收紧政策，从而限制“低端人口”。
王福满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共当局竭力控制舆论，官方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王福满一家以及他的学校和同学所得到的慈善捐助上。一个商人甚至给了王福满的父亲（一个建筑农民工）提供了一份离家更近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和孩子住在一起。
国有企业和共青团捐赠了资金、冬季服装和供暖设备，并得到媒体的广泛宣传。王福满的故事感动了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捐出了超过220万元。
“慈善”捐款
这些慈善捐助或许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但是慈善并不能消灭贫穷。贫穷时现在这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社会制度只能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行动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人知道，这些捐助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王福满一家手裡或者被用来减轻贫困。
政府部门和企业迅速搭上这股慈善潮，为自己树立良好形像。对于像共青团这样富裕的官方组织来说，这点捐赠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些资金是公共资金，应该被投入到教育和其他服务中，而不是用展现政府的“慷慨”。政府是希望掩盖自己制定反工人阶级政策的责任，这些政策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这些措施包括将大笔公共资金浪费在华而不实的基建项目上，而且这些项目往往有利于裙带资本家。
政府及其各个政府部门都在提供“慈善”，但与中国的大规模贫困相比，这根本起不到实际作用。劳动群众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充分的教育开支、提高教师工资、停止关闭学校、以及在群众的民主控制下大幅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农民工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留守儿童的苦难必须终止。这需要立即取消户籍制度，大幅增加医疗、教育、养老金等方面的财政开支，从而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现代化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也需要向富豪们征收重税，并没收中国数百万间空置住房以供大众使用。
只有社会主义的政策，也就是将经济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空置之下、终结资产阶级剥削，才能根除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