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法律无助解决大企业“干政”这个真正问题，反而赋予政府更大权力来审查告密者并限制反对派
这篇文章来自我们在澳洲的姐妹组织。它展示了社会主义者如何积极地反抗种族主义和打压民主权利的措施——无论这些打压从何而来。中国政府在海外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日益增强，导致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做出反应。中国政府为了自身的海外利益丶为了遏制“反中”活动，而在海外采取越来越多的监控与镇压措施，这的确已经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但各国反工人政府的反制措施，也是为了便于自己不民主地控制媒体和政局而打出的幌子。例如澳洲的右翼政府正在用“中国威胁”来强化他们自己进行审查和政治打压的权力。这种煽动反中种族主义的做法无异于玩火。这篇于2018年2月23日刊载于澳洲“社会主义者”网站的文章提出，我们需要国际主义和团结斗争，需要支持澳洲本地学生以及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共同反对他们本国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
反间谍法
基于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对中国政府干涉该国政治的担忧，澳洲政府正在向国会提出一系列“外国干预”法律。然而，这些法律无助解决大企业“干政”这个真正问题，反而赋予政府更大权力来审查告密者并限制反对派。
自由党提议禁止来自国外的政治捐款，要求代表外国利益的政治团体须向政府登记，并扩大反间谍法。
反间谍法修订后将允许政府将接触到“敏感”信息的记者和告密者定为刑事犯罪。他们只要接受到相关信息就要承担刑责。例如，如果有记者在难民拘留中心帮助告密者逃避政府对拘留中心工作人员的封口令，可以在新法例下被定罪。
禁止外国政治捐款不仅适用于政党，也适用于社运团体，因而限制海外普通民众对澳洲工人的支持和捐款，例如未来的公民权和工会运动筹款。社会主义者应该反对这一禁令，因为国际团结是劳工运动最重要的战略之一。
禁令重拾“红色恐慌”的陈腔滥调，企图让外国人沦为替罪羊。因为去年工党参议员萨姆·达斯提亚里可耻地接受了黄向墨的大笔金钱，自由党自此利用这一点试图取得政治资本，以打击工党。
黄向墨是一名中国富商，专为中共利益服务的组织“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达斯提亚里在拿了他的钱后，违背工党的政策方向，支持中共在南海的立场。
总检察长乔治·布兰迪斯说，新的法律针对像达斯提亚里这样的案件。但黄向墨向两大党都曾捐款，可见捐款禁令阻挡不了海外亿万富翁找到其他捐款的途径。
11月，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澳洲能源风电公司向昆士兰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联盟捐赠了40,000美元。捐赠后几天内，其中一名主席与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在执政联盟的一次活动中共进了晚餐。能源风电公司为中国黑龙江爱耐集电力有限公司全资拥有，但注册为澳洲业务。这表明，对富人来说，这一禁令是多么微不足道的障碍。
大企业“干政”
对工人来说，威胁就业丶降低工资和削减基本服务的不是“外国干涉”，而是大企业的干涉。这种干涉影响我们生活各个方面，并得到议会每个政客的支持。
2010年，时任总理凯文·拉德对矿业采取相对温和的征税政策，结果矿业的游说压力导致他被撤换。工党和自由党都接受大企业的捐款，新法的出台不会阻碍这种行为。政府推动此案例的目的不是停止金权政治，而是要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显示出比工党反对派更加强硬。
这并不是说统治阶级没有担忧中国政府的影响力。中美角力越来越激烈，使大企业处于两难：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是他们主要的军事盟友。澳洲统治阶级在向哪个方向倾斜是有分歧的，而中美政府都在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试图盯紧海外潜在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向中国在澳洲的学生施加压力。我们与我们的姊妹组织中国工人论坛（chinaWorker.info），之前曾报道过中共在境外实施的镇压行为，这是一个真正重大的问题。
然而，中共想要加强影响力的时候，大企业已经控制了澳洲政府。无论是通过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丶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还是萨姆·达斯提亚里，美国或中国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些新法律只会增强国家压制异见的权力。
我们必须反对用新的“红色恐慌”来妖魔化中国移民和留学生的企图。他们也是中共镇压的受害者。相反，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中共专政和澳洲统治阶级。国会内两方都充斥政治腐败，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劳动人民必须依靠自己的组织丶自己的筹资丶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领导层，以社会主义替代资产阶级两大政党所代表的大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