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后,政府准备开始大型反攻
抵抗 社会主义行动
7月1日的大游行及占领立会行动后,反送中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上个月,群众抗议的规模和频率都创下历史纪录,令香港政府和国家机器处于空前危机,整个政府已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是立法会冲击事件改变了局面。尽管还未完全清楚局势会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但冲击行动让不知所措的林郑政府有机会站稳脚步,开始反击。
可以预见,中共独裁政权和香港强硬派右翼建制派会利用立法会冲击事件,开始猛烈的政治反攻。政府坚持不做出更多让步,一小部分年轻人因为斗争陷入僵局而感到绝望,所以采取冲击行动。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群众运动如何才能组织起来继续前进。
政府死不悔改,已经引发群众空前的怒火。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甚至感到绝望,为了这场斗争不惜牺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过去3周已有3位年轻人自杀并留下反对送中条例的讯息。人们担心还会有更多人自杀。
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掉入了警方的陷阱。可能是有中共煽动者挑唆示威者采取这种无计划的混乱行动,让香港政府和建制派借机发动最猛烈的舆论攻势,抹黑群众斗争。中共政权及其驻港代表和代理人一贯使用这种见不得人的阴谋手段。
冲击事件之后,政府很可能会更加强硬地拒绝运动的任何诉求,同时加强警察镇压。运动已经走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关键的转捩点。
社会主义行动相信斗争仍可以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胜利,但要胜利的话则需要更高程度的组织和协调,更民主地讨论战略、策略和目标,特别是要讨论采用群众罢工这一尚未用过的武器,开始发挥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力量。现在运动“没有领导”,但当前形势下运动迫切需要清晰的领导,从而让整个斗争采取能够致胜的战略。
史上最大七一游行
七一大游行有约55万人参加。尽管人数不及6月9日和16日,但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七一游行。群众已有些疲惫,而且怀疑就算再来一场巨大游行究竟能有多大效果,这种情况无疑是今次游行人数不及上月的原因之一。
政府继续无视五大诉求(撤回送中条例;独立调查6月12日警察暴力;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撤销对612冲突的暴动定性;林郑下台),令群众越来越沮丧,也越来越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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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和12日的示威之后,政府瘫痪了,直到七一前行政会议两周没有开会。建制派出现严重的公开分歧。“罪魁祸首”林郑则几乎两个星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直到七一才露面做例行演讲。
还不下台?
如果是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像林郑这样的政府几乎一定已经倒台了。可是在香港,尽管群众抗议已经让政府颜面尽失、毫无“合法性”可言,但林郑还在死撑。这种状况让群众和年轻人感到焦虑和沮丧:还需要做什么才能打败她?对于港府所服务的资产阶级来说,像林郑这样为人民所唾弃的政府最好下台,换上一个新的亲商政府,做出些许短期让步,以争取时间,瓦解群众运动。
但是香港资产阶级没有权力自行换掉负累般的政府,因为这项权力紧握在中共独裁政权的手里,而中共至少现在仍坚决不让林郑辞职,否则可能会开启一连串政治危机。
就像5年前的伞运一样,香港政治危机的异常之处来自于中共独裁政权。作为香港的最高统治者,中共拒绝在民主问题上做出任何、哪怕只是次要的让步,因为它害怕如果在香港示弱,会导致严重后果:在上层会加剧党内精英权斗,挑战习近平的“强人”地位;在下层会鼓舞中国群众斗争,挑战愈发恶劣的威权统治和经济紧缩。
暂缓修例当然是由中共拍板的。所以对于“绝不后退”的中共独裁政权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甚至罕见的一次局部败退。但是香港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中共一贯会耍手段:先做出一些假让步,拖延时间,等到群众压力消退后便立即开始无情反扑。
军事威胁
中共独裁政权正明显向香港加大压力。一方面是恐吓群众运动;另一方面震撼它在香港的走狗,让他们“冷静下来”。6月26日,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演习,但直到7月2日才由中国的《解放军日报》报导出来。这场演习一部份显然是出于“外国阴谋”论,想要告诉中共政权内各派别,在需要的情况下习近平会动用军队。另一方面如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的一名军事专家所说,也是公然以武力警告反送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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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阶段,中共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仍然非常非常小。虽然中共对香港群众的顽强斗争大为光火,但如果派军队占领香港,将会从多方面给中共造成致命危险。如果解放军攻入香港,在台湾就算是最亲中共的国民党政客也无法公开支持“和平统一”。
另外,中美“冷战”一再升级,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战的范围,而且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也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这意味着,军事干涉香港可能会引爆2014年克里米亚那样的国际危机,或者更加糟糕。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会以香港问题为借口,推出更多反中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并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政府。对于中共来说,另外一个可能更严重的问题是香港群众的抵抗。香港的人口远超过克里米亚,而且就算中共军事接管香港,如何统治香港这一的问题也将成为中共的恶梦。
把斗争蔓延到中国
傀儡港府就算陷入重重危机(例如2014年梁振英政权曾短暂地濒临崩溃),都有中共这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后盾,这是现在香港群众感到沮丧的真正原因。
数百万示威者以及在网络论坛上热烈交流动员方法的数万年轻人越来越不知所措:这场斗争怎样才能赢?运动似乎用尽了所有方法。但是由于中共的存在,这场斗争是不对等的。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一直解释说,香港群众要想赢得真正的民主权利、打败政府的亲富豪政策,必须将斗争蔓延到中国,与中国日渐高涨的群众怒火(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怒火)连接起来。中国拥有5亿工人,而且近年来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愈发增多,他们让习近平和独裁政权真正感到害怕。
今天香港群众斗争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打破孤立于一城的局面、点燃全中国乃至更广阔的群众运动,从而和独裁政权“公平决斗”。如果香港的示威者开始打出口号、呼吁中国群加入对抗独裁政权的斗争,也很可能会掀起内地群众的巨大响应,对中共政权造成更大压力。
中港都面临着威权统治、警察镇压、持续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负担住房、年轻人没有前途的工作、富豪专政,而且中国的情况往往更加严重。
没有领导的运动
在本文撰稿之时,中共无疑正努力让跛脚港府和建制派装出镇静的样子,把握住立法会冲击事件这个“好机会”,反击群众运动。有报导称,负责香港事务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本周再次到达深圳,对林郑做指示。首先政府会发动暴风般的舆论攻势,大力“谴责”冲击立法会的“极端激进暴力分子”。警方正从6月12日之后的守势中恢复过来再度进攻,根据媒体和监控镜头拍摄的照片搜捕七一进入立法会的年轻示威者,而且会在未来的抗议中更强力镇压。
群众运动需要采取新方法来应对挑战。年轻人没有领导的、去中心化的自发行动目前已经取得很多成果。
在一些斗争中,群众的自发性和创意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一般来说,过去的所有群众斗争,无论成败,都表明,自发行动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斗争一开始,自发性能够发挥有力作用,但是当运动变得更加复杂时,当我们的敌人开始改变战略时,胜利的关键在于组织和清晰的斗争战略及纲领。
近几年“组织”被视为过时的想法,群众斗争中存在反组织的情绪,其原因很复杂。社会主义者已在其他文章里分析过这一问题。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斗争必须要有组织,必须要有平台让抗争者有组织地、民主地讨论如何前进。
香港眼下的斗争(尤其是年轻人)“没有领导”,起初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同时,的确许多年轻示威者认为“没有领导”是进行运动的好方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过去4年的镇压有至少48宗政治检控,数百名抗议者被告,超过100名抗议者被判入狱,而且较激进的泛民政党和非建制派团体受打击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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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不利的情况是,现在他们没有可控制运动的谈判对象,无法通过迫使领导妥协,以瓦解群众运动。就算刚好出狱黄之峰尽管备受媒体瞩目,但在运动中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需要怎样的斗争?
运动在无意识中出现一种“分工”。民阵发起了69、616和71游行,做了大部分联络媒体的工作;网络群组里的年轻人则提出和动员激进抗议,以及和当局直接对抗。
这种“分工”存在很多问题。它的出现是由于现实群众组织薄弱(这是香港民主斗争长期以来的特点)。一般来说,在世界各地,群众组织程度和当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例如工会)的传统实力直接相关,正如近几年大多数国家的工人组织都受到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打击。香港工会和工人组织的规模很小,严重影响到当前的斗争。
民阵和泛民政客公开说自己不想领导更具战斗性的青年的行动,也不想为之负责,只是向他们提供支持。这也反映出泛民“领导”和政党的权威已经减弱,尤其是在伞运无果而终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打压之后。民阵发起的616游行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但在那之后,民阵尽管完全认同运动需要升级,但也承认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做。
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国家机器的面前,展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创造力和勇气。但他们经常认为组织大型游行不属自己的范畴,所以最好把后者留给民阵和泛民去做,这就是所谓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确,许多年轻示威者认为游行没那么重要,因为接连的大规模游行也未能打败政府、实现民主变革。年轻人并没太大兴趣组织政治团体,反映出无意识的行动主义及无政府主义。
泛民和年轻人都不想将双方的活动凝聚成一个更有力且更有组织的整体。不幸的是,尽管许多年轻示威者视去中心化为优势,但去中心可能导致运动零碎化,甚至可能在某一阶段造成严重分裂,因此会越来越妨碍运动前进。简单来说,运动需要领导。
我们不是指像伞运时那样自上而下强加的领导。年轻人有理由去厌恶泛民政客和民阵,因为泛民没有民主、开放的架构。但现在群众运动需要的是真正战斗性的领导,而这样的领导需要通过组织基层活动者、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
民主的讨论和计划
年轻的示威者通过加密通讯软件,匿名地连结起来。他们害怕如果在现场被认出真实身分或者被监控镜头拍下,会被警察逮捕。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因为港府已经在引入内地的镇压手段。数年来,中国内地越来越多的抗争工人不再公开选举代表,因为这些代表会第一个被逮捕、解雇。
在愈发威权的社会,年轻人不得不得采取这种措施。但是采取半地下的组织方式、隐藏抗议者的身份,并不代表自发的、即兴的、无计划的行动足以打败有中共独裁政权支持的傀儡港府。
所以当前迫切需要充分地、民主地讨论推进运动所需的方法、策略和政治目标。只有建设起群众组织,才能够进行这样的讨论以及在出现分歧时进行投票。尽管一部分年轻人认为网络聊天群组可以成为民主的辩论和讨论的平台,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当许多涉及不同问题而且不连贯的讯息同时出现在眼前,根本无法进行有组织、有架构的讨论,因此最终也无法达成清晰的行动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网路投票不是基于民主讨论,因此反而会让示威者更加混乱。
现在则需要在所有学校、职场和社区建立反送中委员会,向所有想要积极参加斗争的人开放,以民主的方式运作。尽管反送中游行都是由民阵主办的,但现在民阵也承认也不知道斗争可以如何继续、如何升级。我们认为运动的各支力量(例如民阵、工联会、学生和青年团体、以及其他相关组织或个人)应该号召参加运动的所有团体或个人举行一天的会议,讨论如何更有力地组织斗争,建立民主的委员会,大量招募自发的示威者参与,从而民主地制定运动战略和策略。
组织真正的一日政治罢工
战略要想成功,关键是举行一日的政治罢工。直到现在反送中斗争还没有过真正的政治罢工,这是一个明显的疏漏之处。首先应该诚实地讨论,分析为什么虽然有许多人谈到罢工,但并没有组织起真正的罢工。
香港工会的软弱和局限性不是秘密。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如何才能鼓励大批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如何才能把运动当前的诉求联系到工人和专业团体日常面临的问题:全球最长的工时、实际收入停滞、私有化、公共服务崩溃、政府拒绝实行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有组织的工人站到运动的第一线,瘫痪经济哪怕只是一天,并警告政府如果不满足群众的诉求,工人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那么能够迫使强硬的政府退让。正是因为没有这样有力的工人行动,今天的斗争难以前进。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例子表明,大规模工人罢工是对抗威权政权的决定性武器,例如上个世纪的南韩、南非、巴西以及现在的苏丹。
69游行之后,突然有许多人开始谈论罢工,这很大程度上仍是自发的。不幸的是,职工盟和教协几乎没有提供任何领导或指引。直到69游行时,社会主义行动仍然是唯一一个呼吁总罢工的组织,而且我们为此在各场示威中派发了总共超过35,000张传单。
由于一些新闻稿和社交媒体帖文造成的误解,海外媒体以为香港真的发生了罢工。的确,一些小商铺在6月12日或其他示威的日子停业,但规模非常小。民阵起初号召三罢,然后又取消。直到6月16日200万人游行之后,民阵才在最后一刻重新号召三罢集会,而且根本没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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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职工盟就罢工行动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其实也不是真的发动罢工。职工盟发言人说,工人应该请求雇主放几小时的假,让他们去参加集会。这并不是罢工!职工盟的这种做法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工人自己,而工人一对一和雇主谈判时是最无力的。真正的罢工应该是统一号召下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所以需要领导。当大批群众真的开始考虑罢工时,工会干部却没有正确处理罢工问题,没有给工人提供任何真正的领导,令问题更加复杂,而且也导致运动中越来越多人认为罢工“太困难”、“不切实际”。
冲击立法会
也只有考虑到运动的这种领导真空,才能正确理解七一那些年轻人冲击立法会、布入警方圈套的错误。
政府试图利用冲击事件误导、震吓群众,重新巩固自己的力量、发起反击。运动需要对此做出回应。现在还不清楚政府的反击能走多远,因为它被过去一个月的群众斗争大大削弱,还没有恢复过来,但如果运动越迟做出有力回应,政府就会越自信。
泛民说冲击事件的责任不在抗议青年。泛民的做法是对的,而且值得称赞。责任完全在于林郑政府、中共独裁政权和警方。他们毫不退让,而且过去4年的残酷打压也引起一部份年轻人生出绝望情绪。
毫无疑问,冲击事件是警方给年轻人设下的陷阱。中共及其在香港国家机器内的走狗过去多次策划过类似的煽动,试图陷害、分裂民主斗争。当晚9点警察撤出立法会,实际上就是在“请君入瓮”让示威者进入。许多评论人士,包括警队前高级指挥官和安保专家,都质疑警方的行动。而且在7月2日凌晨4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卢伟聪就匆匆否认这是陷阱,反倒令人更感到怀疑。
一名警队前指挥官对路透社说:“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府会做出这么大退让,在那种情况下把议会交给煽动者和顽固示威者”。
立法会入口被打开几个小时后,示威者才开始进入立法会。年轻示威者没有清晰计划,所以犹豫不决。按现在已有的消息来看,进入立法会似乎只是由不超过200名年轻人讨论决定的,而且当中大部分人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进入立法会。一些人认为他们可以点燃一场港版太阳花运动(2014年台湾学生和青年占领立法院24天),但是他们完全误判了形势,因为就算是进入立法会的示威者大部分也不支持长期占领。
立法会内的记者报导说,示威者热烈地(有时是激烈地)讨论下一步要做什么(《Hong Kong Free Press》,7月3日)。“许多决定是由一些小团体做出的,没有统一的协调人。示威者被告知,他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有示威者贴出告示,禁止破坏书籍和文物。示威者在喝了立法会里的饮料之后还留下了钱。有人在立法会讲台上悬挂港英旗帜,但很快被拿下来,这再一次说明示威者内存在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的许多口号(例如真普选)能够得到群众广泛支持,但是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冲击行动给运动造成的伤害。
需要群众组织
冲击事件的关键教训是,运动需要真正的组织。评价任何行动、方法、策略的标准是,看它们能否推进群众斗争、提高群众的斗志和政治觉悟。
这不是责备青年示威者,而是认知到,尽管六月多次大规模的动员令人惊叹,但运动存在严重弱点。尤其重要的不足是年轻人缺少真正的群众组织,而工人阶级组织也很薄弱。
有些人认为缺少组织是一个优势,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障碍。自发性的力量不是无穷无尽的,因为群众运动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有曲折和危机。我们需要群众组织,需要民主选举的领导层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从而预测敌人的诡计并打败他们。今天香港缺少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战斗性的工人群众政党。这样一个政党能够开始填补群众斗争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真空。
社会主义行动活跃在香港的反威权斗争中,争取群众支持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现在这个残酷的腐败制度。为了打败林郑政府,运动也需要挑战资产阶级富豪的权力,因为林郑政府就是服务于这些富豪的利益。从97主权移交一开始,香港富豪就和中共沆瀣一气,坚决反对民主选举,并借助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攫取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如果说那些富豪过去担心送中条例会损害他们的财富和人身安全,那么现在他们更担心群众抗议给他们的利润造成的影响和威胁。他们想要香港尽快恢复“稳定”(实际上是指镇压)。
为了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抗港府和中共政权,我们需要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将年轻人和群众当前的迫切诉求(反对送中恶法、警察镇压和中共逐步扼杀香港局部的政治自主)联系到根除住房危机(香港18-35岁的年轻人有四分之三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英国是四分之一)、贫穷、医院危机以及其他社会问题。这需要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将银行和大公司从富豪和中共“红色”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将社会资源公有化,交给工人和劳动群众民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