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我们刊登在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国际委员会于2021年2月23-26日会议讨论、修订、通过的《世界展望》文件。
ISA国际委员会
导言
自《“失序时代”的机遇与危险》文件最初起草已经过了 4 个月的时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文件中没有涵盖一系列的重要发展。不过，我们相信文件中所提及的主要趋势基本上被确认以及强化。
正如文件所指出的，“这样的结果表示大规模的两极化将会持续，而资本家们的制度将会进一步弱化”。2021 年刚开始，成千上万的特朗普和极右翼的支持者便冲击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令全世界的人们都感到困惑。这些事件了极大破坏美国资本主义的神圣形象，美国大部分统治阶级忍受了特朗普 4 年，但由于特朗普制造不稳定而无法再忍受他。冲击国会大厦此举导致一定程度上对于国家制裁极右翼、重新控制事态发展的某种支持，令特朗普在参议院遭遇第二次弹劾。
这些事件在加剧共和党内部矛盾的同时，也显示出特朗普核心投票基础的相对韧性，许多共和党议员并不希望疏远特朗普。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的到来既不会从根本上扭转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衰败，也不会扭转在资产阶级民主衰败中发展的、更加自信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极右运动带来的危险（这两种情况均以 1 月 6 日冲击国会山庄一事展现出来）。
毫无疑问，拜登新政府打算展现全新的变革形象，与特朗普任职的 4 年“划清界线”。特别是在国内议题，拜登所继承的经济和公卫危机的严重程度，迫使他要做的不只是改头换面。新一轮 1.9 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包括直接派钱、公共医疗投资和对地方政府的援助）证实了美国统治阶级已远离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是，拜登政府还讨论到在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上的 2 万亿美元支出，以及每个孩子每月 300 美元的补助，以消除影响 21%儿童的儿童贫困。世界经济论坛的《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美国在基础设施质量方面排名第 13。中国在与习近平的第一通电话后，拜登向参议员们警告说，如果如果美国不“加快”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中国将超过美国：“中国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解决交通、环境及其他的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加快速度。”
这些措施可以而且肯定会为拜登新政府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间，但不会解决危机核心的潜在结构性矛盾。但是，它们的确表明，从去年开始一直看到的大规模刺激和增加的国家干预措施本身是动态的，并且不会很快或容易地被总结出来，尽管纵观全球，这些措施的持久性和可承受性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的主导力量了解到，去年全球经济萧条的肆虐意味着经济的重要部分仍需干预予以支撑，而现在停止干预就会让经济完蛋，而不仅仅是激化本已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因此，我们认同《华尔街日报》最近社论中的立场：“新冠肺炎危机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更多的政府干预。”
考虑到去年世界经济出现有史以来最大和最广泛的衰退，影响了 93%的国家，很可能许多国家在 2021 年将经历某种形式的经济复苏，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恢复到先前的产量的增长水平或达到稳定的增长。新一波疫情和封城（欧元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形）或新一波金融危机（我们的文件已经解释过，它并没有消失）触发的多种因素，可能会让新一轮全球衰退或局部性衰退重演。全球经济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冠疫苗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性影响。
资产阶级内部的乐观情绪在最初去年秋天恢复，但之后他们开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为疫苗推出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混乱性已显露出来。市场的混乱、穷国和富国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制药公司追逐利润、各国统治阶级争取声望和利益，都阻碍了迅速、全球范围和有效的应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到 2 月 10 日，约有 130 个国家（约 25 亿人口）尚未注射第一针疫苗。但即使在欧盟国家，到目前为止，只有 4%的人口至少接受过一剂。彭博社的一项计算表明，以目前的疫苗接种速度，全世界需要 7 年才能达到群体免疫。
在新殖民地世界的许多国家，疫苗生产和分配缓慢，让新冠肺炎的新型、毒性更强、对疫苗具有抵抗力的变体的传播更具有空间。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这仍然可能危及已经作出的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可能会加剧地缘政治分化和去全球化的趋势。
疫苗在全球范围推出进程的混乱和效率低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与第一波疫情中个人防护装备、呼吸机和检测设备等短缺的情况一样，资本主义的疫苗接种危机使人们更加关注资本主义对生产和分配最必要的商品所施加的束缚。特别重要的是“疫苗民族主义”现象，已经导致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激烈冲突。欧盟威胁要在达成英国退欧协议后几天就破坏它。在迫于无奈重新开启利润追逐机制、并在经济上领先于竞争对手的动机下，各国统治阶级急于首先为“他们自己的国民”接种疫苗，这是与新冠肺炎作斗争的最大威胁之一，因为抗击疫情需要国际范围的控制疫情和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
即使要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疫症在任何情况下都在检验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持续的环境灾难的规模，及不断加剧的影响。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和医学专家交流过的环境研究员维达尔（John Vidal）最近警告说，由于动物自然栖息地的不断破坏，最严重的病毒威胁尚未到来，并敦促人类为比新冠肺炎更糟糕、死亡人数会达到“黑死病规模”、可能“几周之内席卷全球”的大流行做准备。科学界内部合理地讨论了这种情况，而这一事实使人们可以深刻了解这种制度固有的野蛮程度。
中美冲突必将加剧
拜登声称其外交政策将与特朗普南辕北辙。正如我们在文件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早期迹象表明，拜登政权与沙特政权的关系将恶化，而他将不得不为自己结束也门战争的竞选承诺“做点什么”（奥巴马政府在发动也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事实证明，恢复伊朗核协议的条件是一个政治雷区，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今年夏天结束了他的任期，而他要求恢复谈判前先减轻对伊朗制裁。
最近几周，人们对于民主党政府会宣布中美关系发生质的重置的幻想亦消失了。国务卿布林肯在确认听证会上说：“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是正确的。”尽管民主党政府不会采取直线的政策，但帝国主义之间的巨大对抗仍将继续存在并可能扩大。拜登曾承诺，在中国于南海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与中国的“极端竞争”以及在新科技上的僵持态势只会愈演愈烈，并席卷许多其他国家。
最近，已经有几笔贸易协议得以签署，但其细节仍需谈判——与 2020 年签署的中欧协议的情况一样，但该协议即使敲定也是会在 2022 年之前最终敲定，并且仍需得到欧洲议会批准。而且，这些贸易协议不能掩盖正在发生的相关国家之间日益分化的冷战情势。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争端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亚太经合组织 RCEP 协议签署后，争端几乎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当拜登政府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地区竞争对手之间的联盟时，拜登外交的“人权”叙述将显得很肤浅。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的莫迪（Narendra Modi）政权——其暴力试图镇压英勇、长达数月之久、广受欢迎、动摇了他的统治支持基础的农民叛乱，令其日益反民主的特征愈发突出。
由于需要在国内外战线上发挥实力，中共政权加大了对香港的镇压力度。1 月，中共进行了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最大规模的针对反对派人士的清洗，工人工会也遭遇打压。正如我们在文件中所评论的那样，“在这段时期内，ISA 需要就民主渴望和诉求进行具批判性的重新关注”。这一点在 2 月 1 日缅甸发生的军事政变中得到了一种新的、鲜活的表达方式，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寻求增强的国家暴力和专制统治必然会面对人民的激烈反抗”。正如《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所恰当地描述，将军们“在激烈的社会和经济动荡时期激起新的革命动力”，成千上万的青年和工人走上街头数日，在一场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中反击政变。最重要的是，在越来越多的罢工浪潮中，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作为独立的力量而崛起，罢工浪潮涵盖医生、教师、铁路工人、公务员、空中交通管制员，银行工人，铜矿工……一些警员受到了这一不断发展的运动的影响，在街头公开表达了他们对群众的声援。在海地，由于严重腐败的总统莫伊兹（Jovenel Moïse）靠行政命令执政超过一年，最近还利用所谓的政变阴谋掩盖了反对派并巩固了他专制的统治，成千上万的人于 2 月初在街上游行，高呼“打倒独裁政权！”。
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和年轻人加快了世界斗争的步伐，新的反抗几乎每天都成为头条新闻。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确定“青年幻灭”是 2021 年的主要全球风险因素之一。在自 1 月中旬以来震撼突尼斯的为期数周抗议、最近在希腊和土耳其爆发的学生抗议行动、俄罗斯的纳瓦尔尼（Alexei Nalavny）被捕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浪潮中，年轻人都走在斗争的前列，几乎无法再忍耐独裁、腐败和贫穷。但最近几个月的事态，证实了同样坚定的激进化影响了有组织的各部分工人阶级本身，工人阶级的这些行动通常由公卫和教育工作者带头——从英国到芝加哥、从巴斯克到玻利维亚，无不如此。
当然，在许多国家，由极右翼的新冠疫情怀疑论者动员的大量示威表明，反动派也有发展动员能力的危险。但是，这些抗议活动的社会基础主要由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主导，这在他们的纲领中也得到了表达：反对国家管制、要求“个人自由”，让人们继续做生意的权利，反对接种疫苗和跨国制药业，对科学持怀疑态度，助长反动阴谋论，有时甚至公开反犹。我们不能通过道德劝说、揭露他们是右翼分子，并力挺政府措施，来与经常领导这些抗议活动的右翼分子抗争，而应将动员反击右翼与从社会主义角度批判资本主义新冠肺炎抗击政策相结合。话虽这么说，这些抗议活动涉及的某些层面反映了非常混乱的反体制情绪，并且可能通过加深工人运动对这种示威的影响而赢得胜利。
统治阶级内的政治动荡和冲突也在不断加深。 1 月中旬，欧洲的荷兰、爱沙尼亚和意大利的三个国家政府在一周内下台，原因是统治阶级发现难以驾驭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急速发展。对建制政客、联盟和政党的日益不信任，将为构成反建制和反体制的势力提供新的机会。这可以表现为右翼的增长。例如，最近在葡萄牙的总统大选显示，在左翼（尤其是支持社会党政府及其对疫情的灾难性处理的左翼集团）得票急剧下跌的背景下，极右翼政党“够了！”（Chega）得以增长。但是，左翼也有增长，例如 2 月 7 日在厄瓜多尔举行的第一轮选举所显示的那样，群众行动让即将离任的右翼政府继任者惨败。前改良主义者科雷亚（Correa）总统的助手阿劳兹（Andrés Arauz）赢得了最多选票，原住民政党 Pachakuti 政党候选人佩雷斯（Yaku Perez）的支持激增出乎人们意料，并在遭遇选举舞弊指控的情况下，在第二轮中以微弱优势落败。这些结果是 2019 年 10 月群众起义的政治延续和表达。
在加泰罗尼亚，经过三年多的僵局，地区选举加剧了两极分化，极右翼政党“声音”（Vox）首次进入加泰罗尼亚议会，但左翼政党人民团结候选人（CUP）的得票也相比上次大选增长了50%。重要的是，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政党获得了过半票数；这与苏格兰民族党（SNP）在 5 月份大选中可能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一起，突显了文件中关于民族问题及其持久性的观点，这些问题是即将到来的危机的关键因素。
2020 年以阿根廷堕胎权运动取得历史性胜利而告终，而波兰尽管去年秋天有着一场动摇统治精英的示威，政府在今年 1 月执行了宪法法院禁止该国堕胎的决定。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彰显了我们的文件所强调的事实：在整个世界中，进步和反动发展的延续，反动势力的进攻和自下而上的起义被新冠疫情危机极大地加剧、并加速发展，从而引发了群众意识急剧的转变，而这种情势也让我们的革命国际组织看到新的危险，以及壮大我们力量的机会。
1.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已经永久改变了世界，使资本主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重重危机，并给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严重冲击，影响全球。它极大地加剧了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势力──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冲突，这进一步阻碍了寻求“全球”对策的努力。
2. 造成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但新冠肺炎既不是反常现象，也不是“资本主义机器中的沙粒”。它是其矛盾的副产品──特别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环境破坏。从根本上讲，这种病毒在人群中的存在是对当前生产方式的一种控诉，是在警示资本主义正在使生态系统完全失衡，并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生物和环境的危害，使大量物种濒临灭绝、并威胁人类文明的存在根基。
3.病毒远不单是当前经济萧条的催化剂。疫情带来的影响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当中的成因成为结果，而结果又成为了原因，由资本主义危机力量触发的疫情，也反过来加剧了这些力量。
4.新冠病毒成为了加速器，加剧了原本存有因素的压力。这激发并加剧了步步进逼的衰退。这亦进一步增加了收入、性别及种族之间的不均。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已分崩离析。由于疫苗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限制亦被尖锐地揭示了出来。人类共存在同一星球、拥有共同未来的意识不断增加，助长了对于计划与合作思想的支持。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已让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调节”的观念完全破产。 “市场的无形之手”对其所释放的危机力量已经束手无策，被迫要进行政府干预，来拼命试图重新控制局势。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追求最大利润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这一尝试注定失败，最终只会使情况恶化。中国政府最初对疫情的灾难性失败，也突显了国家资本主义“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5.世界已经进入了全面不稳定的新阶段质变，全球和阶级关系被重塑，加速了所有先前存在的矛盾，同时又引发了新的矛盾。在各个国家或地区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暂时的稳定阶段，但革命和反革命的动荡这一过去 10 年的重要特征，将被大大放大。
6.这场危机正在给群众造成巨大的灾难，并为将来更大的灾难铺平道路。但这也令全球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和年轻人的意识发生巨大变化，为各大洲爆发源源不断的政治和社会动荡铺平了道路。先前由政治觉悟最高的少数人提出的问题，将越来越成为由众人关注的紧迫问题。这场危机已经动摇了许多既有的信仰，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整个抛弃，并就人类社会如何组织这一课题，引发了数十年来未见的大规模辩论。
7.今天人类面临的客观条件前所未有地急需民主计划和国际社会主义。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会有最终危机──除非工人阶级给予它致命的打击，否则它将继续使数十亿人遭受痛苦，进一步破坏环境，引发新的战争。
资本主义比 19 世纪及 20 世纪初的伟大马克思主义领袖想像的存在得远远更久。这个制度显示出极强的韧力，但也充满着压迫与浪费。不过，其长期的存在也积累了巨大的矛盾，远远比过去的领袖所设想的更为严重。现在这些矛盾互相影响碰撞，激发起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不解决的话，这会变成人类的危机。
对于未来，很难会看到任何稳定的阶段。但是资本主义不会自动消失，而是会利用不同方式来逃避这些锁链。统治阶级会疯狂左摇右摆，实行相互矛盾的政策，试图在过去找到解决方案，或是提出崭新的思想。他们会尝试改革、花费大额公帑、严厉紧缩、反动政策等等。
工人阶级及青年人将会很大程度低转向国际与合作的出路，并走向社会主义，来终结无尽不稳与苦难的笼牢。我们会面对间歇性的失落，但也会有巨大的运动和爆炸。过去 20 年只是个预演，工人阶级现正走出斯大林主义崩溃的阴影，并展望未来。21 世界的残酷现实，必须要废除资本主义才能从黑暗的未来拯救人来，迈向一个安稳、美好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世界。
到头来，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具有威胁性和爆炸性的时代的有意识介入，建立强大的革命政党和国际，并协助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仍然是针对这种病态制度的唯一解药。
自然界的代谢裂隙正恶化为万丈深渊
8.在健康和经济危机的背后，气候危机继续加深。现状来看，自 1979 年以来北极海冰萎缩了44％，自 1880 年以来海平面上升了 25 厘米，过去 10 年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上升了 6％（至 413 ppm），自工业化时代以来，平均气温上升了 1.2 摄氏度。到 2021 年 1 月，全球只剩不到 7 年的时间终止化石燃料排放，才有机会实现将暖化控制在《巴黎协定》设定的 1.5 度目标范围内这一目标。尽管如此，全球 87％的能源生产仍以化石燃料为基础。
9.2020 年间，由于封城和经济放缓，碳排放量下降了约7％。然而，最初对“大自然恢复”的幻想已破灭──2020 年创下了数个不祥的纪录。2020 年，大西洋出现了 29 次热带风暴，数量达 1851 年有记录以来最多；全世界 82％的海洋经历了至少一次海洋热浪。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数据，截至 12 月初，2020 年恐将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最热的年份，仅次于 2016 年。该报告还指出，2011-2020 年将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其中 2015-2020 年为最热的 6 个年份。
10.现在，“极端天气归因”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显示了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之间的明确联系。例如，史无前例的 2020 年西伯利亚热浪，造成永久冻土的融化，导致诺里尔斯克（Norilsk）灾难性的柴油泄漏。这次热浪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可能性比起以往至少高出 600 倍。
11.部分临界点可能已经越过了：今年的研究表明，即使实现了《巴黎协定》的目标，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盖仍将持续融化。去年发生的大面积森林大火造成碳排放增加 2.6％，与 2010 年以来的碳排年平均增加 1.4％形成显著对比，这正是一个正反馈循环开始的警讯。根据 WMO 的数据，到 2024 年平均温度相比工业化前恐将升高超过 1.5 度。
12.气候危机与其他生态方面的定时炸弹密切相关，例如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物种灭绝（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自 1970 年以来 68％的脊椎动物消失了，在最近 30 年中恐怕有 24％的昆虫消失了）。农业和工业对自然的损害，对于造成新冠肺炎大流行至关重要，而这种损害现已达到极端水平──陆地和海洋“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强烈影响”的地区非常少且越来越少。现在，9成的人类生活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据估计空气污染每年造成 700 万人死亡。
13.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代谢裂隙（metabolic rift）正恶化为万丈深渊，而这凸显了其背后的严重阶级分化。世界上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碳排放量不到最富有的 1％人口的一半。要遏止并因应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洞见，将在未来几年得到广大青年、工人阶级族群和工人的支持。
新一轮封城──对世界经济的沉重打击
1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2020 年 10 月 14 日版），新冠危机将对全球生活水平造成持久损害。IMF 预计全球经济将衰退 4.4%，这好于 6 月份估计的5.2%，但仍然是自 1930 年代初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甚至这些估计还是很可能过于乐观。IMF 的报告发表时第二波疫情还未全面到来。该报告发表后，部分封城和限制措施加剧，而疫情来临已有 6 个月，政府却仍无力保障安全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5.许多国家已经实行了宵禁。许多酒吧和餐馆关门，当中高达 1/3 将永远不会恢复营业。随着旅行禁令的实施，许多旅行社走向破产。一个人可以会见的人数以及行动自由都受到限制。各国想方设法力挽狂澜，试图将其医疗系统从崩溃中拯救过来。在捷克和其他中东欧国家情况尤甚。这些国家受第一波疫情影响较轻，但现正处于第二波的风暴中。多年来，大量的中东欧医护工作者都已经移民离开，主要是移居西欧，为的是工资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匈牙利的医生时薪仅 3 欧元，所以就算当局想以加薪 120％把他们派去国内其他地方工作，但都完全不能吸引到他们。
16.但即使在较富裕的国家，公共医疗系统也受到威胁。维持公共医疗系统是一项重点事项，但同时避免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也很重要，引用新任比利时总理的话说：“经济再也不能承受再一次全面封城”。在法国，有 25％的群聚感染来自职场，而学校是第二大主要感染源。统治阶级准备为他们的利益牺牲我们的生命，但是在许多国家，这种方法无法奏效，并最终导致新的封城（即使比第一波的限制措施宽松一些）。这让资产阶级大幅下调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普遍受此影响。
疫苗争夺战
17.另一方面，在撰写本文件时，第一代新冠疫苗似乎越来越有望在 2020-2021 年冬季成功开发。尽管这可以给世界经济带来些许喘息，并且资产阶级可能将其视为中短期内走出断续封城的解决办法，但我们必须强调，新冠疫苗既不能让世界经济摆脱新一轮大萧条，也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令疫情消失。此外，对传统政客的信任危机加剧了人们“怀疑疫苗”的倾向：在美洲到欧洲的几个国家进行的民调显示，这些国家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口不会在第一轮接种疫苗。但是，这不太可能影响资产阶级的整体做法，资产阶级的当务之急是减少死亡人数，以便完全恢复经济。
18.即使在西方国家，大规模量产和分配疫苗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充满问题和矛盾。同样地，中国、俄罗斯和西方资本主义以自己的人民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作为竞争战场的“疫苗外交”，有着非常明显的冷战色彩，让人联想到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太空竞赛。今年早些时候，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的束缚造成个人防护装备、筛检和呼吸机争夺战，已经表现出各资本主义政府的无能和混乱，并且将在寻求有效的全球疫苗接种计划中再次如此表现。
19.疫苗接种也将成为全球各阶级、国家和地区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焦点，而不平等日益严重正是世界局势的主要特征。生产、储存、运输和冷藏等因素已成为在新殖民地区提供和分配第一代新冠疫苗的阻碍。各国家和企业为了利益相互竞争，会干扰一切现有疫苗的快速有效分配，资本主义“计划”的极有限性将在未来几个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ISA 必须制定宣传方案和过渡纲领，其重点是需要大规模、普遍和免费的全球安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首先要满足全球一线工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上流和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加剧
20.IMF 承认，2020 年底，将有近 90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而世界银行则估计 1.5 亿人。这将使每日生活费不到 1.90 美元的人口占全球比例从 8.4％增长到 9.1％。过去的 20 年间所有所谓的减贫成就（主要集中在中国）都将被抵销掉。据乐施会称，在疫情结束之前，可能有超过 5 亿人陷入贫困。死于饥饿的人数可能多于死于疾病的本身。正如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所见，这或将导致围绕粮食问题的“面包抗争”。
21.国际劳工组织（ILO）指出，2020 年第二季度全球流失了相当于逾 5 亿全职工作的岗位。最弱势、最低工资的工人、移工和非正规劳动者尤受其害。54％失去岗位的人是女性，而女性占全球劳动力不过 39％。官方的失业统计数字低估了灾难的真正规模。在经合组织（OECD）和新兴经济体中，约有 3000 万放弃求职的工人没有出现在官方统计数字中。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也不包括大量失业的农民工。据可靠的独立报导称，尽管有所谓的经济反弹，但中国仍有5000 万农民工失业。
22.很大一部分失业集中在中小企业。ILO 估计，全球约有 4.36 亿中小企业受到威胁。这场危机的其中一个结果是资本集中程度的飞跃提升。据估计，全球前 20％的“行业领头者”企业的市场估值增加了 3350 亿美元，而最末 20％的“低成效”公司则损失了 3030 亿美元的市场估值。同时，根据瑞银（UBS）的数据，自 2020 年 1 月份以来，全球亿万富翁（身家超过 10 亿美元）的财富增加了 27.5%，达到了惊人的 10.2 万亿美元。
23.很大程度地，低收入工人──当中许多为青年人、女性和被激进化的群体──在 2020 年受到了最严重的收入打击。高收入群组的收入反而增加了，他们往往也能安全舒适地在家工作，节省了通勤的费用等。最富有人士的财富在新冠疫情期间减少消费，累积了更多存款。在复甦期间，新冠疫情以来的贫富差距将会延续。在讨论各国内部情况，以及对比富国与穷国之间时，越来越多人提到“K 形复甦”──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甚至 IMF 也建议采用更累进的税制。OECD 起草了一项“蓝图”，旨在发起一场公司税的“革命”，目标征收 1000 亿美元，这将使公司税在各大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增加 4％。IMF 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警告说，危机后的复甦时期将是“漫长坎坷且不确定的”。发达经济体到 2021 年的经济规模，预计将比 2020 年初的估计值少 4.7％；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可能会缩减 8.1％─ ─这还是假设疫情在 2021 年受到控制的情况。IMF 补充道：“这些不均衡的复甦令全球收入水平趋同的前景更难实现”。
24.以上这些情况还是在有中央银行 8.7 万亿美元的注资，并使资产负债表增加了 GDP 的 10％下发生的。历史上，中央银行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人们担心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以应对过度的流动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2008 年，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介于 GDP 的 4％与 6％之间，但为了应对2008-2009 年的大萧条，其规模激增至 GDP 的 22％。但这并没有提升通货膨胀率，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所指，量化宽松注入金融部门的巨额资金绝大多数流入了投机活动，转化为资产（而非价格）的通货膨胀。另一个因素是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导致世界经济整体存在通缩走向。
25. 货币供应在各地不平均地增加，导致部分地区出现通胀，其他地区则经历了通缩。工人们面对失业与减薪的同时，美国的亿万富翁在疫情期间增加了 1 兆美元的财富。生产方面可获利的投资不足，导致金融刺激政策新增资金的很大部分流向了投机，进一步加大资本泡沫。这使得现时股市造好，股价在危机期间攀升到历史高位。正当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负担不起房租，楼价却持续上升（美国 12 月楼市年度升幅为 13%），因为房地产的投机者借助超低息购买新房子。半导体、铜矿（增加 25%）以及其他商品价格也在上升。
当开始解封并经济开始复苏时，这个平衡有可能会被打破。虽然不是即时的威胁，通胀的幽灵可能会未来数年重现。事实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欢迎有限度、受控的通胀，因为这能降低债务的价值。英美央行（欧洲央行也很可能会跟随）正调节通胀目标，变得更有弹性，并指出2%以上的通长率为“健康”，因为这符合预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由于工人工资往往跟不上通胀，他们的积蓄会受到打击，因此高通胀有可能引爆社会炸弹。通胀是很难控制的，如果超出理想水平，息率需要增加，并会影响堆积如山私人与公共债务的融资能力，有可能引发租金的雪球效应。
战后的凯恩斯主义最后导致了滞胀，当钜额的公共支出导致价格的上升，却不能刺激低迷的经济。凯恩斯主义幻想在没有全民就业下就不会出现通胀被证实为错误，同样失业率与通胀不会同时上升的经典理论也被否定。导致“战后凯恩斯主义终结”的力量，主要是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缺乏利润空间，最终使资本背离生产性的投资以及债务累累，这些问题都没在新自由主义下得到解决。固然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能够拖延时间，但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根本性矛盾找到解决方案。
26.金融崩溃的威胁根本没有消失。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警告许多国家的债务不可持续。在疫情之前，几乎有 20％的美国公司成为殭尸企业，靠无法偿还的贷款维生。一旦倒闭，恐将引起骨牌连锁效应。但是利率已经处于历史最低位，并且如上所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弹药已经耗尽。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Finance）表示，2020 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对 GDP 的比率跃升了 10％，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季度增幅，是上季度的 331％。公共债务以及家庭和公司债务正以惊人的速度激增。
27.公共债务的增长也引起了关于债务门槛的争论，这意味着当一国要支付的利息超过了其偿债能力，结果就是所谓的债滚债。据估计，各国债务与 GDP 的比率平均为 130％，但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际利率和增长数据。多年来，日本的公共债务一直超过 200％，而且不可持续。而数十年来，希腊的主要预算盈余一直在增加。
28.因此出现了一种幻想说，“只要”利率保持在低于名义经济增长水平，那无需维持盈余预算也可以靠经济增长逐渐摆脱债务。但是要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长时期内都忍住不让利率超过名义经济增长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是为了吸引额外的资本流入，或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虽然这并非紧迫的威胁）。只要有一个主要经济体禁不起诱惑，那么其他主要经济体也会效仿。
29.一些人则提出各种现代货币理论，基本上就是认为政府可以无中生有创造无限的货币，而中央银行则以无限期或非常长的期限（100 年）以零利率扩大其资产规模，以此为后盾。这是一个现代超级增强版的“印钞机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基于私有财产和国际范围内的劳动价值交换，这是一个危险的乌托邦。只有当商品和服务生产指数增长时，这种货币的倍增，才不会释放出高通货膨胀。不能充分反映实际价值的货币将在国际贸易和交换中被列入黑名单，迫使这些国家完全依赖其外汇储备。
从财政的正统理论到财政的抗争主义
30. 1930 年代的大萧条表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不奏效。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想法是，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有利于实现总体利益。基本上，凯恩斯（Keynes）赞成采取反周期的方法：政府应该在经济衰退是增加开支，并在经济复甦开始时撤出。小罗斯福采用了这种方法，目的是拯救资本主义。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做得不够，而是因为没有办法解决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革命、战争及其带来的破坏和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力量对比，使“新政”这一进程远远超出了凯恩斯的设想。美帝国主义在二战后的主导地位，确立了《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美元作为国际交易货币，加上斯大林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扭曲的存在以及阶级斗争，导致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部分新殖民主义世界中的国家建立起福利国家制度，以避免再次的革命。战后经济景气的结束（1973-1975 年）、滞涨和利润率下降，对于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好比 1930 年代大萧条对“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影响。
31.新自由主义最初出现时并非一套完整的体系。智利民众现在放弃了皮诺切特的宪法，而他的 1973 年政变，促成的力量对比让芝加哥学派能够在现实生活实验其灾难性货币主义政策。在其他地方，统治阶级经过了 5-10 年的阶级斗争，获得了信心和力量，将芝加哥学派的内容成为自身统治政策的核心。这在一些关键的国家（主要是英美）最终导致工人阶级的战略性败北。很快地，加上新的电脑与通讯科技所带来的可能性，为城市的更深发展与去地域化打开大门。当时这些阶级斗争都不能预先知道结果，但很明显，战后凯恩斯主义已遇上瓶颈，对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皆非出路。
32.货币主义是后来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政策。这个理论本质上视货币供应政策而非财政政策为主要调控经济的工具，主张由独立于民选政府的中央银行保证的货币供应，并认为对经济的政治干预是出于拉近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压力，却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货币供应的控制，也就是货币主义的精粹，目的是要稳定货币价值并且防止货币资金贬值，这也伴随着国家投资和企业税的减少。为了尝试克服资本过度累积的问题，资产阶级进一步探索更有利润可能的投资，以及其他增加利润率的方法。这些包括打击工资、工作待遇，以及打开外国市场的大门来出口自身的剩余资本和商品、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随着去管制化、金融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进行，新自由主义逐渐形成。斯大林主义崩溃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更强化了这一点。尽管有可能挑出某些特征，但新自由主义不应被理解为一套固定的规则，而应被视为一个历史阶段中演变的政策。
33.在 2007-09 年的危机中，许多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均被证明不足以阻止经济崩溃。政府不但没有对经济袖手旁观，反而更加大力干预。货币供应没有被限制配合经济的预期增长，而是透过央行降低银行息率和国债回购计划，让货币供应爆炸性地增加。公共债务不跌反升，打破了历史纪录。这些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相违背的政策，在当前的危机下一再被使用，现在更是质上的更大规模。今天，尽管存在新自由主义的生存危机，撙节、劳动市场弹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各个方面还远远没有消失。就算是在 1930 年代凯恩斯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威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权力下，对于工人阶级的打击也没有完全消失。罗斯福将增加的社会支出、基础设施工程和创造就业机会结合起来以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些临时措施都无法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并与残酷镇压工人斗争相结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集中，这次是有意地拣选赢家而非过去那种自由市场政策下“自然”发生的集中。从新自由主义转向另一种政策并不意味着不会设法将负担转嫁给工人，而是比起实施一套国际性的制度，宁愿实行国家范围内的紧缩政策。
34.例如，印度在实施自己的 200 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的同时，开始在疫情中推进私有化。提议进一步提高退休年龄。但是，自大萧条以来的经验表明，货币政策没有弹药可以应对当今如此严重的萧条。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在大约 10 年前是紧缩和正统财政理论的领衔倡导者，现在却建议各国大量举债：“首先，政府需要担心这场战争，然后才弄明白如何为战争提供资金。”IMF 估计，到 2020 年，各国将增加支出并削减规模惊人的11.7 万亿美元（等于全球 GDP 的 12%）税收！远远超过二十国集团（G20）最终同意的经济刺激方案（等于全球 GDP 的 2％）。这使《金融时报》的经济编辑吉尔斯（Chris Gilles）得出结论，正统的财政理论已被财政行动主义所取代。与上一次危机相比，一大例外是中国，中国在2009 年采取巨额刺激计划“挽救了全球资本主义”，但这次行动上却远远落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主要是由于债务激增（巨额刺激措施的遗产）减少了中国政权的政策选择。
经济政策的结构性转变
35.我们认为，这是资本家经济政策发生结构性转变的一个体现。当然，在很多方面，我们所面临的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组织中，就像其他重大事件发生时一样，这些情况会丢出问题供我们澄清、思考和讨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石是了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以便更好理解发展过程。与我们所经历的现况最接近的时期是 1930 年代的大萧条。当下的政策转向并非纳粹式的国家指令资本主义，也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这也不是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那是建基于战后重建、基建更新、将产能转向普遍量产、战后美帝国主义的怪异主导地位，使其能够确立GATT、美元主导及马歇尔计划，还有苏东集团的替代制度的存在以及工人在战后的激进化与（部分地呈现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这与 1930 年代实施的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干预方法相似。当然，所有的比较都是有缺陷的，更深入的研究也会发现当中有诸多差异。
36.这项政策只是暂时性的吗？新自由主义会在短暂的中断之后像大萧条后那样很快恢复吗？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国家干预只是暂时的经济措施。但这还不是现阶段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这项政策会直接应用吗？不，我们会看到波折，看到它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实施。但是鉴于所有这些差异，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将朝着加强国家干预（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方向发展，而对减少赤字的经典“新自由主义”教条将不那么重视。资本主义现在是陷入多病缠身的状态。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易发性，是导致其政治合法性、稳定、自然环境和医疗卫生处现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导致了资本主义史上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之一。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政客们纷纷不知所措，急切希望找到出路。美国今年的联邦赤字达到 3.13 万亿美元，占 GDP 的15.2％，是 2019 年的 3 倍多，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公共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是自 1946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表示：“现在不是优先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做太多事的风险小于做得不够多的风险”。 《新闻周刊》向 12 位经济专家询问了他们对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建议。反覆听到的这个词是“花钱”，或者像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花钱，要花很多”。资产阶级的工具箱被证实不足以解决 2008-09 年的危机，而现在的钜额借贷与印钞也只会为未来带来更多问题。
37.欧元区 19 个国家的预算赤字总额将达到 1 万亿欧元，相当于占欧盟 GDP 的 8.9%，比 2019 年高出 10 倍。但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说：“显然只要有必要就应维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援，并且必须避免『悬崖效应』。” 裕信银行（UniCredit）的瓦利（Marco Valli）说：“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财政手段支持经济，并减少……长期损失。”由于欧盟内在的结构性错误――资本主义无力克服民族国家的局限性的结果，这些讯息往往被置若罔闻。价值 7500 亿欧元的历史性“恢复和弹性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使恢复工作相互促进，与欧盟预算一样，仍在“讨论中”。德国已经宣布计划在 2021 年将预算赤字减少 GDP 的 4.25％，法国也计划减少预算赤字。尽管德国政府内部就如何规避甚至取消德国宪法的债务制衡进行了讨论，但这仍然给欧盟蒙上阴影。这可能是由于欧元区的公共债务激增了15％，到 2020 年底达到预计的 GDP 总量的 100％。
38.欧洲央行 9 月份对第四季度恢复 3％的预测，立即加剧了有关是否结束因应疫情紧急采购计划的争论。该计划实际上规避了禁止欧洲央行直接为政府融资的规则。欧洲央行甚至购买了希腊政府债券。但是，由于第二波疫情，因此更可能出现两次衰退（第四季度的增长已修正为-2.3％）。预计欧洲央行在 12 月将进一步将其紧急债券购买计划增加 5000 亿欧元。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克服欧洲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
39.萧条助长了离心趋势――在现有国家内部，甚至在整个欧盟内部更是如此。这可能导致新的危机，类似我们在 2010 年代所遇到的那样。英国与欧盟所达成的贸易协议，代表了英国正式脱欧，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过去 4. 5 年来导致谈判胶着的任何关键问题。未来很可能会再次爆发经常性的外交和经济纷争。英国是当中的输家，但欧盟也被削弱了，他们要担心其他成员国中再次冒起的反欧盟情绪（过去一度减少），特别是由于欧盟对于疫苗分配问题的差劲表现，包括与英国相比。就亚斯利康（AstraZeneca）出口的纷争问题，显示了协议文件的脆弱─ ─双方都随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部分内容。在协议签署 5 个星期之内，欧盟无知地威胁要动用第 16 条，能够凌驾北爱尔兰议定书的所谓保障机制，并再次使南北爱尔兰之间的边境问题浮上水面。这是宗派主义紧张局势升温，本来该议定书被相当大群体的新教徒人口视之为迈向“经济上的统一爱尔兰”的重要一步。我们已经看到对于码头人员的要胁勒索，而当地的亲英派也发起运动要求启动第 16 条。加上其他广泛的发展进程，北爱“和平进程”能否以现存模式继续下去成为了问题。譬如，议定书必须要在北爱议会中每 4 年投票通过一次，因此这个问题在未来将持续争吵下去。就贸易、国家援助和捕鱼问题方面也可能会随时爆发小型冲突。
过渡到“失序时代”的时期
40.在这一阶段，IMF 或任何其他主要的国际机构都没有提出迅速放弃财政支持的主张。这既不现实也不理想。就像 1930 年代大萧条或 1973-1975“石油危机”一样，这种萧条表明过去几十年的主流政策已达到极限。它的延续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与往常一样，国家被要求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然后用改革（或用 IMF 的话说“协助调整”）来挽救它。但是这些拯救措施的规模将是巨大的。疫情和由此引发的萧条将使经济体的全球化程度降低、数字化程度提高、不平等加剧。办公室工作人员将继续至少部分在家工作。在可能遭遇衰退的部门工作的许多人最终将永久失业。这样的过渡时期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过去的要素与新的要素并存。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关键是看进程发展以及前进的方向。
41.一个根本性地不同的新时期成形之前，需要反覆测试，要从力量对比、战争或代理战争以及最终的阶级战争中进行检验，其结果尚不确定。德意志银行在 9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反映了这一点，该报告宣告了全球化 40 年的终结以及新的“失序时代”的开始。该决议下一节专门讨论帝国主义紧张局势，涉及新的但又不同的“冷战”、去全球化、国际制度的瓦解、贸易战和经济保护主义。足以说，疫情和经济萧条都极大地推进了这一切。
42.中国摆脱了封城，重启了经济，而其主要竞争对手仍饱受疫情肆虐。由于担心其全球市场份额，美国统治阶级感到恐慌。同时，鉴于与西方国家之间激烈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共政权也毫无疑问在数据上作假，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夸大其经济数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中国季度 GDP 数据的可信性，例如，第一季度的实情可能是衰退不只 6.8％，而第三季度的增长 4.9％则可能是夸大。习近平的立场受到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死灰复燃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这也加强了操纵经济数据的动机。
43.中国仍有限度的复甦，是由国家支持的基础设施支出以及对个人防护装备和居家工作设备的强劲出口需求所激发。房地产投资增长了 5.6％。复甦中缺少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消费需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 年的前 9 个月，人均消费支出下降了 6.6％。虽然自 9 月以来，消费部分恢复，但这主要是基于中国富裕的消费者在奢侈品和度假方面的支出，而较贫穷的人仍然受到疫情造成的失业和收入下跌的损失。一项估计显示，最贫穷的 60％的家庭在上半年损失了约 2000 亿美元的收入。至关重要的是，今年前 9 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仅微不足道的 0.8％，这一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有作假、真是增长率应为负数。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褐皮书》首席经济学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表示，由于第三季度消费和投资实际上都处于负值，“GDP 变化将接近下降 5％，而不会增长 5％”。这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多年来经济一直在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又未能赶上高收入经济体从而陷入困境──作斗争。
44.虽然中国经济可以避免大多数较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 GDP 严重下跌，但中共仍然面临自毛泽东执政的最后一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最差的增长表现。对全球市场和增长源的激烈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美紧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2021-2025 年的“五年规划”甚至没有首次规定年度 GDP 增长目标。这表明统治集团更为不确定、谨慎。可能在 3 月份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该计划加盖橡皮戳之时，便可能 GDP 目标，但一切都还不确定。在其他方面，新五年计划显然是“冷战经济”的另一种体现，旨在集中精力建立国内消费并加速建立更强大的科技基础来抵抗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习近平“双循环”的主要特征）。一位参与该五年计划编制的中国官员评论说，该计划的内容“的三成是美国所致”。它首次包括有关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部分。
政策改变将无法解决根本原因
45.政策的改变将无法解决众多潜伏的弱点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早已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财产关系模式，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财产关系模式已从促进发展变成扼制发展。很久以前，生产发展已经达到需要民主计划、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公共控制和实现资源公有制的阶段，但这与资本主义制度对利润的渴望背道而驰。虽然 IMF 和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对基础设施和研究的公共投资将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但这不足以减缓经济崩溃。它既不会解决与积累过多有关的盈利危机，也不会导致私人投资的繁荣。
46.经济脱钩和去全球化将进一步加速。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20 年 5 月），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在 2020 年减少了 42％，从 2019 年的 1.5 兆美元下降到约 8690 亿。这使 FDI 回到 1990 年代的水平。这个跌幅在发达国家比起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相比 2008/9 年的大衰退更少了 30%。虽然这个严重跌幅是由于疫情，但 UNCTAD 认为全球 FDI 的弱势将会在 2021 年持续，最快要到 2022 年才会恢复。在 2002 年至 2011 年之间，世界贸易总量以年均 5.7％的速度增长对世界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4.1％）产生净贡献。及后，世界贸易已成为世界产出的负累。2020 年 10 月，IMF 预计全年世界贸易将萎缩 10.4%，而 2021 年世界银行则预计萎缩 9.5%。视乎疫情的发展，大部分预测认为当各个经济体重新开放后，2021 年的全球贸易将有 5-8%的增长，但当中仍然存有许多下行风险，而且恢复量也不足以弥补过去的损失。
47.只要资本主义存续，无论采取什么政策，富人总能受益，并以穷人为代价。正如我们尼日利亚的一位同志最近指出的那样，当原油价格上涨时，燃料和电力价格随之上涨。但是，考虑到尼日利亚的炼油厂在十多年前就停止了运作，并改以进口成品油，当原油价格下跌时，出售原油所得的收入减少也导致燃料和电力价格上涨。同时，尼日利亚最大的石油公司 Seplat Petroleum 在 2020 年上半年向股东派发了其利润的 132％。
48.在全球范围内，公司用股息和回购向股东分配收益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 2010 年至 2019 年之间，在标准普尔500 指数中上市的公司平均将 90％的利润支付给了股东。乐施会发现，标准普尔全球 100 指数中 25 家获利最高的全球公司计划在 2020 年向股东支付其净利润的 124％，而在疫情之前的 2019 年，这一数字为 103％。
49.托洛茨基在他的过渡纲领中指出，“新政”只有在资产阶级成功积累了不可估量财富的国家才有可能实行。在许多较贫穷的国家中，这种情况是不会如此贯彻始终地落实的。尽管如此，某些国家会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行更多的改变或限制，特别是当资产阶级感受到或惧于来自群众运动的压力。例如，莫迪 10 月份的新刺激计划旨在刺激消费者需求和基础设施项目的额外公共支出，而巴西政府每月的紧急救助计划自 4 月以来已向 6700 万贫困人口发放了现金。尽管总统博索纳罗对疫情处理极为不当，但这是他在 2020 年下半年支持度上升的重要因素。现在，他的支持度再次下跌，这是由于卫生危机的恶化和经济援助的结束。当局正面临压力，需要维持对于最基层某程度的经济援助，纵使宪法对于公共开支的限制。
50.IMF 称，大约有一半的低收入经济体有债务违约的风险。当中大多数国家的状况比 2008-2009 年大萧条之前要糟糕得多。他们的债务大多以美元计价（美元升值而成为了一种保险），进一步增加了还款负担。 20 国集团（G20）批准暂停债务，该债务于年底到期。IMF 和世界银行的领袖发表了雄辩的演讲，并向 80 个国家提供了紧急融资，但这些都与撙节有关，正如欧洲债务与发展网络所描述的那样，撙节“更狠、更快、更广泛”。在这些国家中的 59 个国家中，按照 IMF 规定，未来三年的撙节政策规模将是 2020 年新冠肺炎一揽子计划支出的 4.8 倍。间接税对穷人的影响更大，至少 40％国家要增加间接税。削减公共服务占威胁削减总数的 3/4。尽管如此，到 2023 年，56 个国家的债务水平仍将上升。当我们在大部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见到某程度的保护主义时，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即随着对生态系统的更多利用和破坏，以及更多难民的产生，进一步向帝国主义敞开大门。随着中国成为主要债权国，债务重组谈判与帝国主义竞争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复杂，赞比亚就是一例。这些国家只有免除债务才能避免再度失去十年。这对于群众所造成无尽恶梦般的政治影响，包括现阶段世界各地爆发反抗、更大规模的斗争，以及左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新自由主义”、左翼民粹政治人物和势力的崛起，还有各种反动威胁，譬如军事政变、右翼民粹、宗教与种族冲突。
中美冲突
51. 崛起的中国帝国主义与衰落的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之间的中美冲突，不仅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崛起之类的事态发展的结果，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持续。
52.但是特朗普时代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加剧的紧张情绪反映在煽动性的言辞中。他的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谈到美国为保卫自己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他在 7 月进一步宣称：“若现在不采取行动，中共将腐蚀、颠覆自由社会努力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旧有与中国的盲目接触政策根本不起作用。我们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决不能回到这种作法。”美国的言论与中国“战狼”外交官的言论相吻合。习近平最近利用中国参与朝鲜战争 70 周年来煽动反美民族主义：“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
53.现在，人人都在讨论著新冷战。当中很重要一点，要指出当前新冷战的主因跟斯大林主义崩溃前的旧冷战完全不同。过去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新冷战反映的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更广泛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人并不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总体政策。
54.现在这是一场全面冲突，全球疫情和经济萧条加剧了这一冲突。贸易战很重要，但目前还不是关键问题。在中国经商的成本和风险的增加以及特朗普政权的压力正在让美国和中国经济的“脱钩”加速。这个过程实际上始于 12 到 15 年前，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制造商开始将中国迁往其他东南亚国家。鉴于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更全面的脱钩将需要很多年，但这是发展趋势。
55.美国商会报告说，在过去两年中，约 40％的美国公司已将制造工厂迁出中国或正在考虑这样做。商会还报告说，今年只有 28％的会员公司将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低于 2016 年的 81％。
56.但是，不仅美国，而且日本和台湾等其他美国盟国也在敦促本国公司从中国撤离。日本已经向 87 家公司支付了转移生产的费用（《华盛顿邮报》，7 月 21 日）。
57.越来越多的大型美国公司被迫紧追美国帝国主义的广泛利益：顾问公司丝绸之路合作伙伴（Silk Road Associates）首席执行官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表示：“如果您要供应给Google 或 Facebook，需要证明产品不是中国制造的。”此外，随着西方政府采取行动阻止中国的投资、企业收购，并阻止养老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投资中国股票，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金融法规。到 2021 年底，将要求超过 200 家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遵守美国会计准则，这可能会引发一波中国退市潮。这场初期的“金融战”是中共政权努力建立数字货币的主要动力，该数字货币是规避以美元为基础、为美国提供了独特的权力地位的全球支付系统的手段。
58.中美冲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华为作为中心的 5G 技术主导权争夺战。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政府虽然手法拙劣，但还是成功地让华为 5G 技术退出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法国也施加了变相禁令的限制。最近，瑞典也加入成为禁止或严重限制华为的欧洲国家之一。不过，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的德国，暂时顶住了这个压力。根据欧亚集团的说法，将华为列入黑名单标志着“对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公司的致命打击”，也是中国政权在当前冲突中遭受的最大挫折。拜登政府可能会审查华为禁令的某些方面，但由于其战略性，该政策不太可能被撤销，而先进的技术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主要战场。
59.然而，各国之所以能够与美国达成一致立场，并不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压力或说服力，而是反映出其他主要大国出于其自身原因，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也对其利益构成威胁。他们目睹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扩张、其军事力量的建立以及不断提高的警惕性所施加的无情外交压力。中国人同时还需要出口其过剩的工业能力，但显然在利用“一带一路”来发展一批在这场全球霸权冲突中依赖/与其联盟的国家。
60.中国、美国和其他大国正在竞争开发和保护新技术。这场竞争不仅在 5G 领域，而且还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量子计算等领域。这意味着增加国家干预。我们可以看在新冠疫苗开发的竞争中，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公然利用制药业来促进自己的国家利益。这种冲突升级的一种较隐晦的后果，就是各国争夺全球技术标准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并行技术无法相容和衔接。这些不相容的科技及其伴随的生产程序，将只能在全球经济的某些特定区域内使用。
61.所有这些都表明全球综合供应链出现部分崩溃──这个趋势将导致其被不同的大范围地域供应链取代：东亚为最大的供应链、北美为次、德国和东欧为中心的第三。台湾制造业巨头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最近宣布：“过去全球化集中在少数国家的世界工厂现象不会存在，未来朝向区域化生产和区域制造体系发展。”
62.这一进程的特点是，在经过长达 8 年的谈判后于 11 月启动了由 15 个成员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是其中的推手。从地域上讲，RCEP 可谓“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议”，无疑是在中美贸易战和当前危机期间中国政治日益孤立的背景下，中共政权的外交胜利。但从经济角度来讲，RCEP 相当“浅层”和“有限”。它是一个远不及欧盟或《美墨加协议》（USMCA，前身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那样成熟的贸易集团，因为这是在当前条件下可以实现的最大限度。印度是亚洲第三大经济体，于 2019 年退出 RCEP 程序。RCEP 的推出可能会促使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再次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前身为 TPP），特朗普于 2017 年带领美国退出该协议。CPTPP 是一个更深层的资本主义经济集团，专门设计用来排挤中国。
现时世界经济的地域化，其逻辑是试图增加各自地域集团内的剥削程度，资本家希望以此来弥补世界经济分裂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代表大国会更尝试对小国进行剥削，当然还有整个工人阶级，就如我们在欧盟内部的南北分野那样，以及欧洲国家（尤以地中海国家最为严重）过去 10 年的紧缩政策攻击。不过，这有着其政治极限，一方面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有来自工人阶级的反抗。我们看到在欧盟内部，德国及其盟友政府对希腊、意大利、英法等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另外还要面对工人阶级的运动，特别是法国“黄背心运动”期间及之后。我们也看到NAFTA（现为 USMCA）内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裂痕，墨西哥的奥夫拉多尔（AMLO）当选为墨西哥总统后，该国的血汗工厂爆发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这些血汗工厂的普遍程度，正是 NAFTA 下剥削增加的直接后果。欧盟和 NAFTA 的情况，将同样（甚至更加严重）地出现在 RCEP。我们不难看到各地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并且主要 RCEP 国家（如印尼）内部的斗争将如何对落实 RCEP 的协议条文造成政治阻碍。
去全球化加速
63.这是对基于资本、贸易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重大转变。再次强调，我们并不是在说全球化将被完全扭转。自从贸易帝国兴起以来，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就一直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这不是一个持续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到 19 世纪末，全球化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然而在一战后则进入了一段长时期的去全球化，到了 1930 年代更出现非常高程度的保护主义。
64.保护主义和“全球秩序”的崩溃在 1930 年代达到顶峰。对于民族国家认识的强化反映在战间期。但由于一系列特殊因素，资本主义制度在的最终衰落在二战后得到暂时扭转。自 2008 年以来，资本主义再次进入严重危机阶段。全球化进程这次很可能不会像 1930 年代那样深入，但是已经在逐步重塑世界关系。
65.美中两国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现在它们已成为去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体现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以及打破全球一体化供应链的趋势。
世界资本主义正陷入在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生产与贸易是世界性地进行，但其政治制度却仍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过去几十年，这个矛盾之所以能够部分地化解，是因为世界商品、服务、资本（包括金融资产）市场的总体增长。全球化不断加深，这是因为基本上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从中受惠。然而现在局势正向另一方向发展：世界的大饼不再变大，而是在缩小。追求利润越来越是个零和游戏。
在资本日益扩张下，必须要找到可图利的地方，也就是向海外投资和售卖商品。资本主义无法扭转时间回到四五十年前，世界贸易（特别是资本输出）相比今天仍为很低水平那样。
日益紧张的军事局势
66.中美冲突在军事方面也有所升级，南海和东海以及台湾都是主要的爆发点。南海拥有大量渔业以及油气储量，但更大的问题是这里是个战略要点。谁控制南海，谁就控制着西太平洋，而中国则在积极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统治。
67.中国试图在各种小环礁上建立军事基础设施，制造既成事实来合理化其“九段线”的宣称领海。中国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但该国在军事上总体上仍比美国弱得多。中国的理论似乎是美国必须覆盖更大的领土，以此可以将部队集中在西太平洋。尽管中国在南海扩张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它却以与在南海宣称拥有相同海域的其他国家日益对抗为代价，并将这些国家推向了美国一方。例如，菲律宾在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领导下更靠拢中国，并威胁要取消与美国的一系列军事协议后，但现在又改变了立场，允许美国回归。
68.另一个引爆点是台湾，中共和中国民族主义永远不会接受台湾成为“独立”国家、与西方或“反华”集团合作。美国目前正以今年几十年来最高级别的官方访问来更积极地推动与台湾的关系。甚至有人猜测特朗普可能在他感染新冠肺炎之前就已经计划过一次访问。而中国空军采取了越来越挑衅性的姿态，战机定期侵入台湾的领空。
69.就如在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边界上所发生的那样，无论是南海还是台湾，都可以看到冷战正逐渐转向热战。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由于核武器的关系，中美或中印之间就这些问题进行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即使是“小规模”战争也将是非常危险的，并具有巨大影响。并可能在国际上引起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冲突加剧了矛盾
70.中国在 5G 等方面遭遇了一些挫败，并且在全球舞台上比一年前更加孤立。因其在疫情之初未能遏止爆发，随后还掩盖疫情，中共政权的声望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在残酷的封城之后，中国确实大致成功地控制了疫情，与欧美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经济可能是唯一正成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尽管增长疲软，中共在今年取得了经济增长。现在中共正在东南亚和新殖民世界其他地区积极运用“疫苗外交”。
71.我们的材料指出，中国帝国主义崛起与美国帝国主义衰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双方也会因此遭到削弱。冲突的某些方面的原动力是来自希望摆脱国内问题，就像特朗普一再提到“中国病毒”一样。中共政权的言论还旨在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并将工人斗争等社会抗议活动的爆发归咎于“境外势力”。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煽动民族主义都会给进一步挑衅带来危险的压力。
72.中共独裁深怕抗议和革命进程，中共领导层内部就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发生了尖锐分歧。一个反对习近平的派系试图将中美冲突降温。中共独裁的残酷（比如对香港、新疆和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以及中美冲突，都是大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来源和结果。
73.在美国，政治两极化非常巨大，工人运动与对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抗议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特朗普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自己的支持基础，但随着美国内部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恶化，而统治阶级试图分化社会斗争，这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在中国，由于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控制，这些过程相对不易看出，但以年轻人为首的群众正在急剧激进化，其中一种表现是对“毛泽东主义”的支持有了大幅度增长，但这种“毛主义”与过去相比却有着重大差异。中国许多年轻的“毛派”（在中国算一种概略称呼）与其他国家的毛派非常不同，中国“毛派”并不支持中共独裁统治和中国资本主义。
其他的帝国主义紧张局势
74.世界关系的一个与日具增的特征是，主要帝国主义大国与区域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日益加剧。中美冲突只是主要一例。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冲突是它们的代理人发动的。
75.在地中海东部，一个长期的纷争走向了新的紧张方向。北约的两个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海军就天然气勘探权问题发生了对峙。以色列、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法国支持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反土耳其立场。尽管这次没有擦枪走火，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76. 10 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在亚美尼亚飞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Nagorno-Karabakh）爆发了武装冲突，亚美尼亚遭受重大损失。阿塞拜疆政府得到了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支持，而俄罗斯则在亚美尼亚设有军事基地。这是自从前苏联解体以来两国间最大的冲突，虽然很难得出确切数字，但估计已有超过一千人丧生。双方在俄罗斯的调停下达成停火，俄国并派遣“维和”部队以监督新的控制线。
77.尽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议不是新问题，但已成为具有更广泛地区野心的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代理人冲突，土耳其近年积极意图将自己发展成为区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对于土耳其和俄罗斯而言，内部经济问题和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是加剧军事冲突的原因。埃尔多安政权的外交政策某程度是建基于平衡不同的帝国主义利益，特别是美俄两国。他不但与希腊发生冲突，而且在叙利亚和利比亚问题上与俄罗斯对立，而且也与法国和欧盟在利比亚内战中分别支持不同的势力。土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竞争也算是最激烈的冲突之一。阿联酋利用其石油财富来支持埃及塞西（Al-Sisi）独裁统治，反对土国支持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利比亚的哈夫塔（Haftar）部队。
78.更不用说也门正在进行的战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朗与中东其他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广泛冲突。在非洲，特别是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这种冲突也很严重。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也牵涉其中。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之间在提格雷（Tigray）的战争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的稳定，造成饥荒和数百万人逃离。这揭穿了资本主义的宣传，称埃塞俄比亚由于其经济高速增长是其他贫穷国家的榜样。这种模式是建立在独裁和帝国主义剥削之上的，对群众没有好处。
离心倾向的扩大──民族问题
79.虽然新冷战是削弱和破坏全球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平衡的主要动力，但整个地球上正在出现着更大的“离心”倾向（趋于分离），从中体现出尖锐的民族问题──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合法性的严重危机困扰着现有资产阶级秩序的所有支柱，甚至威胁到一些最古老、最成熟的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
80.大萧条中，我们已经见到民族问题的爆发，这些问题在前一个时期至少一直处于蛰伏状态，而以前存在的问题则严重加剧，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位居前列。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危机缓和了一段时间，但它们仍然是定时炸弹，危险丝毫没有消除。现况表明，在 2020 年代，民族问题方面出现了新的、可能更具爆炸性的动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战争、内蒙古的抗议与中共的镇压、埃尔多安政权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镇压和对库尔德斯坦南部库尔德工人党的新一轮军事进攻、以及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 Front）与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停火 30 年后重新开战，都证明了这一点。
81.在西班牙，“自治区”的领土模式是西班牙资本主义从佛朗哥主义拙劣“过渡”的一一个体现，目前正处于生存危机中，并且在整个疫情中一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在加泰罗尼亚，2017 年爆发了有着革命元素的抗议运动，数百万人无视残酷的国家镇压，主张其自决权。而 3 年后的现在，宪法危机则全面爆发。数十名曾经的部长和运动领袖因组织全民公决的“罪行”而逃亡海外或坐牢。
82.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将给西班牙带来比欧洲大多数国家更为沉重的打击，这不仅将为加泰罗尼亚新一轮的危机和群众斗争奠定基础，而且还可能开拓民族国家的新战线。伊比利亚半岛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危机。巴斯克自治区处于第一波疫情的震中，汽车行业自发发生的罢工迫使米其林、西亚特（SEAT）和其他地方不愿接受的老板关闭工厂。最近几个月，卫生和教育部门工人也进行了罢工。
83.在英国，约翰逊近几个月常被称为“英格兰首相”，这并非毫无根据。经济危机、新冠肺炎和脱欧等的一系列因素加速了“联合王国”分裂的趋势。在苏格兰，民调始终显示支持独立比反对独立者多 8％，逾 75％的年轻人支持苏格兰独立。在北爱尔兰，人口变化带来的这些因素，加上要求就爱尔兰边境问题进行公投的压力，当地出现爆发严重宗派冲突的危险。在不同民族冀望的互相冲突下，“和平进程”是否能完全实行成为了问题。
84. ISA 坚持与民族问题有关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介入的骄傲传统──运用灵活的方法，立足于工人阶级领导下争取所有人的民族权利的原则，同时争取最大程度的工人团结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是进入新时期的重要资产。理解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固有的革命潜力，作为伟大的阶级斗争的动力和催化剂，是至关重要的。同样，有原则的国际主义抵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施加的压力。
85.另一方面，尚未解决的国家问题也可能助长残酷的冲突，目前高加索地区、中东部分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是这种情况。许多地方存在着“巴尔干化”的危险和国家暴力分裂的趋势，例如在也门、利比亚或最近的埃塞俄比亚。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压力、外国势力的干预以及工人运动的软弱或退步都是加剧这种冲突和倾向的因素。社会主义者应提出应对方案，敏锐争取建立阶级团结、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暴力，并统整阶级诉求。
斗争与意识：激烈的 2010 年代
86. 2019 年被许多新闻媒体誉为“全球抗争之年”，是全球斗争的高峰。尽管疫情最初中断了这一趋势，但在 2020 年中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起义标志着群众运动的恢复，但再次受到疫情和新的经济萧条的影响。白罗斯群众反对卢卡申科政权的示威、泰国和尼日利亚青年的空前抗争、伊朗的夏季大罢工浪潮、黎巴嫩和智利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复甦、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的大罢工──随着革命过程的发展，所有这些已经证实了这一时期的广泛的不满与爆炸潜力。
87.两名意大利学者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大流行和危机对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影响正在引起“公众不满的潜在情绪，以至于可以预期疫情后时期的社会冲突将大大加剧”。全球风险咨询公司维里斯科枫园（Verisk Maplecroft）的一项分析类似地预测，疫情的经济冲击加上现有的不满情绪构成了一场“完美风暴”，这使得“大规模抗议将不可避免地频繁爆发”。这些研究仅证实了 ISA 对这一新危机的分析，疫情放大了疫情前时期已经积累的阶级紧张局势，并且是更具爆炸性和快速步伐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孵化器。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群众的情绪将发生急剧变化。
88.资产阶级分析师指出，面包暴动是 2010-2011 年中东和北非革命的催化剂之一──考虑到世界粮食价格已连续数月上涨，成千上万人丧失生计，这一警醒很是明智。很难准确地确定哪个因素或场合会导致爆炸，何时爆炸；但这就是全球范围内弥漫的愤怒和沮丧的程度，从腐败丑闻到国家暴力，任何显然偶然的问题都可能在几乎任何地方引发爆发。
89.正如马克思曾解释过的那样，人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过去传承的情况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包括在全球普遍缺位的、在大部分工人阶级中有信誉且以他们为基础的左翼政党。到目前为止，当前的历史事件仍在加速，并以主观因素的弱点结合了从前一个历史时代继承下来的相当明显的“致命弱点”。
背后的关键趋势，在于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发展，以及来自工人阶级和反抗运动由下而上的爆发。反对运动的组织和意识正在增长，但由于缺乏强大的主观因素做为其发展平台或“温室”，使其未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意识亦正在发展，而有时候会出现戏剧性的改变。但现时总的来说，大部分国家的工人阶级仍未形成为拥有自身的阶级意识，并未完全或有意识地主导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
自大衰退与多国实行的紧缩政策以来，爆发了许多重要的斗争和事件。这些能让人一窥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不过，虽然事态正向前发展，总体来说仍不足以在大部分国家出现质上的突破，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能否组织起自身的力量来建立并维持强大而不断发展的群众性左翼运动。缺乏强大政治运动的突破，限制住了部分群体的意识，这亦导致部分国家在疫情阴谋论之前已经出现混乱。最终，社会的某些事件，特别是斗争，会整体地将意识推往前，但在部分国家的工人阶级中这可能会有矛盾、两极化、复杂的情况，部分人会向前走，但也会有人受到右翼民粹主义等所影响。
不过，制度的内在不稳定，使得各个因素都在不断变化，因此很重要地我们不能有僵化、过于简化的立场。表面上，社会有时看似陷入僵局，不同力量互相抵消。虽然不同的矛盾因素一直存在，但同志过去会更惯于特定阶段下客观条件导致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交替出现。今天，我们需要理解到正面和反动发展可以同时发生。我们需要强大、清晰而有纪律的政治，不能被负面因素所困惑，一方面处理它们，但同时要把握好出现的机会。我们要展示出反动的鞭子一直都推动着最好、最先进的意识向前，而我们在未来数月、数年能够在这些重要部分中赢得关键成果。
强大主观因素的缺乏，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认为爆炸能由下而上爆发。战斗性公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缺乏，可意味着影响民众的议题不受左右而进一步恶化民生。正如被压着的弹簧必然大力反弹，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愤怒也会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关于这些爆炸的性质如何。在有些情况下，我们看到如火车轨迹般的爆炸，坚韧地向前发展。在其他情况，爆炸会毫无先兆地发生，但也可能一闪即逝。这些都有着特定的潜能，并能对社会意识和条件待在质上的改变，包括建立出新的工人阶级组织或为其打下根基。在准备工会及新左翼组织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全面地看到女性、性别、气候变化、无组织工人、社区及青年人的斗争，明白到他们对于政治组织和工人阶级整体的影响。
90.然而，工人阶级在进入 2020 年代之际，已经经历了超过十年、几代人中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沉重打击。这十年中，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群众抗争甚至革命起义，所有这些都在千百万人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使资本主义（特别是其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及其政党和机关的权威严重受损。据《2020 年全球和平指数》计算，在过去十年中，世界各地的骚乱增加了 282%，总罢工增加了 821%！
91.对那些所谓的“Y 世代”（24 岁至 39 岁）或者“Z 世代”（16 至 23 岁）来说，情况则更是如此，资本主义“常态”被等同于永久的经济不稳定和环境灾难。许多 “Y 世代”在上一次经济衰退期间和之后进入职场，现在又受到另一次更残酷的经济衰退的打击。即使在新冠病毒灾难之前，年轻一代一方面对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越来越没有记忆，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地厌恶资本主义。尽管仍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以及要如何实现存在着意识混乱，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对于社会主义理念持开放态度。
92.经过了今年的危机，年轻世代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质疑。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委托研究公司 YouGov 进行的调查发现，美国 Z 世代中对社会主义的支持从去年的 40%增至 49%。 根据同一份报告，60%的 Y 世代和 57％的 Z 世代支持“完全改变我们的经济制度，脱离资本主义”：仅在短短一年就分别增加了 8%和 14%。 疫症流行导致年轻世代中出现了比过去几十年还要高涨的政治激进化程度，甚至老一辈的也受到影响，开始认为这个社会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世界各地的发展是互相关连的。根据研究公司 EKOS 的投票，所有年龄组的73%的加拿大人表示，当新冠肺炎危机结束后，他们期望“我们的社会要进行广泛改变”。 青年人作为今年许多群众运动的鞭策者，他们的情绪和意识可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并能定调和启发工人阶级其他部分的思想、议题、诉求与斗争，并影响工人阶级整体的发展。
93.就算说当前的危机在其早期阶段乍看起来几乎“中止了政治”、将群众斗争隐藏了起来，也带来了恐惧、混乱和对于各国政府的某种“有利因素”，这一初期阶段也不会持久。许多国家的工人发起野猫式罢工，是 “民族团结”言论不可持续和空洞的早期征兆。
94.在表面之下，这场危机大大增加了民怨爆发所需的因素，使之有可能爆发公开的阶级冲突和群众运动，民群众意识将普遍高于前十年的运动。在疫情之前其他激进化和斗争的主要议题（性别与种族压迫、环境破坏等），也远远未有消失，而是被大幅增强了，让这个爆炸性的组合更会随时走向爆炸性起义。
95.当然，如果认为事情将会直线发展，或在世界每个地方的各个层面都以均一的方式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群众斗争的动力不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没有能够推动群众斗争的政党、领导和方案，疲劳、挫折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96.主观因素本身并不是群众运动乃至革命爆发的先决条件。即使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自发的斗争也可以夺取暂时的胜利，或者迫使统治阶级后退、作出部分让步──最近几个月我们多次看到这一点。但是，这种自发性最终会达到极限，如果这些运动不能使自己达到更高的、更有组织性的水平，包括接受一个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计划，统治阶级就会收回这种让步。
97.尽管前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的前政府已被去年 10 月的抗争推翻，但他仍被委以领导新内阁的任务，这一事实不仅反映了该国资产阶级精英所面临的政治僵局，而且也反映了该运动的缺点，即未能提出自身基于阶级的替代方案。在最近的一些运动中，“意外人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马里群众抗议活动中的伊玛目马哈茂德·迪科、白罗斯抗议活动中的流亡反对派领导人斯维特拉娜·季哈诺夫斯卡娅，或被吉尔吉斯斯坦抗议活动推上总统宝座的前囚徒萨迪尔·贾帕罗夫，都说明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处于真空状态。
98.此外，几乎在所有地方，工会领导层都或多或少地煞停了工人的斗争，并抑制了对资本主义在工作、工资和条件方面的新攻势进行认真的集体抵抗的潜力。这未能阻止部分国家爆发重要的工业斗争，包括美国、法国和印度。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今后残酷的经济震荡和大规模失业的幽灵，有时会对阶级斗争的动态造成惊人的影响。大规模的经济困境在没有明显的集体回应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绝望行为、个人恐怖、无组织的暴动或社区、教派或部落暴力的爆发，在新殖民世界更是如此。
99.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和全球经济危机也大大加速了全世界（特别是年轻人）精神健康恶化的趋势。人与人之间的孤立、学校的关闭、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减少、失业、经济上的焦虑和气候灾难的担忧加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对 7 个国家的 3500 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中，超过一半（51%）的受访者表示，疫情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专家们都警告说，其中一些影响将是长期的。另一个特征是社会的健康问题。在美国及加拿大部分地区，人均寿命（特别是男性）正在下降。当中的重要因素，是鸦片类药物导致的死亡的大幅上升。2020 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导致的死亡人数比新冠肺炎好要高。各国政府继续以犯罪的制度治疗精神疾病，一方面拒绝为病人提供充足而安全的药物，另一方面警察时常袭击甚至杀害精神病患者。
100.在香港，去年的群众斗争遭遇严重失败，在中国政府及其傀儡港府加紧镇压的背景下，恐惧和士气低落悄然而至。军事冲突的爆发和民族主义矛盾的加剧，也会影响群众的情绪，割裂阶级斗争的浪潮。在一些运动中缺乏浓厚的工人阶级印记的情况下，“冷战 ”的态势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可导致民众对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其中一个势力产生幻想，认为其可以抗衡最直接的敌人——这反映在一些政治混乱中，譬如所谓“奶茶联盟”——香港、台湾和泰国的青年抗争者将目光投向 “民主”的美国，反对专制的中国和泰国统治者。
101.然而，平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不是单纯的“零和游戏”；尽管有各种复杂的因素，我们还是应该找出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过程的主导特征是什么。从一般意义上说，尽管提到的矛盾和地球上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但毫无疑问，疫情大流行和新的世界危机有助于推动阶级意识向前发展，而不是相反。虽然从比去年更低的起点重新开始，但在许多情况下，斗争还是沿着同样的道路进行。
102.当前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社会波动的节奏，即阶级斗争的上升和下降、革命和反革命发展的交错时期，已经大大加快。斗争的地理重心的转移也是如此，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速度加快。在世界范围内，阶级不平等的程度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以至于统治阶级在控制群众的基本运动方面的任务越来越像一个消防员在努力扑灭不断增加的火灾。
103.虽然在许多运动中，对于工人阶级在实现真正变革之角色的认识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明显地工人阶级行动和方法已经形成了其中的一些运动──印尼、南非和白罗斯等国“大规模罢工”的回归就是证明。就连《少年时尚》杂志最近也承认，阶级意识在各大洲都处于上升的曲线上，并且受到疫情和锁国的影响而得到提升。虽然我们意识到它们不可避免的起伏和目前的政治局限性，但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群众反抗、革命和阶级之间的冲突加剧，以及在支持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力量的增长方面更大的飞跃，将是未来十年的主要特征之一。
104.群众斗争的过程、胜利和失败也是一种累积的经验，从中可以吸取经验和得出结论。比如最近伊朗的罢工浪潮，不同行业之间的协调程度就很独特，各行业工人同时停下工作、相互声援，其中包括来自 54 间石油、天然气和石化设施的工人。这显然是基于从前几轮反政权斗争中总结出的战术经验。一个国家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上的情况。
105.几十年来，全球化的影响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沟通的大规模发展，为新的主要国际主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 虽然它没有组织这种本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并且可以找到其他国家的灵感和经验教训的倾向，但它是最近运动的决定性，并促进运动的快速传播。 这种大流行病学和经济危机具有足够的普遍性，比 2008 年的经济衰退更彻底全球化，这更具解释，这是一个更具解释的，今天任何问题都无法在纯粹的国家框架内解决它。 当统治阶级正在加紧强化民族主义时，国际合作和跨境工人的统一和斗争将继续在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年轻人──反映在去年全球气候罢课运动，还有今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全球反种族主义运动。ISA 及其支部所发起的行动，基于日益增长的国际主情绪，就像我们对东地中海冲突或苏丹和以色列之间的 “正常化”协议的回应那样，可以作为这些层次的引雷针。
认为这个制度已经坏掉并且毫无未来的感觉达到了一战后以来的新高，而群众斗争在全球也不断增加，包括 2019 和2020 年的爆炸性运动。与此同时，替代现行制度的新社会的样貌，以及如何实现它，仍然是十分不清晰。另外有关联的，是前工人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化，还有工会过去几十年来的角色，导致群众对于组织的准备仍然非常低。
只有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胜利与广泛阶层的经历，才能克服这个障碍。
学校和医院：社会的火药桶
106.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卫生和教育工作者在维持现有和培训未来劳动力方面的战略重要性得到了极其突出的体现。
107.在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去工业化，医院是凝聚了最大劳动力的工作场所之一。正如《国际医疗服务协定》在危机的早期阶段所指出的那样，卫生保健、社会护理和其他护理工作者在工作中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同时又得益于特别程度的公众同情，他们的愤怒和信心都得到了增强，并在世界各地开展了激进的罢工行动，其中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许多非洲国家。法国在新冠疫情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的在卫生工作者的游行提出口号“掌声结束后，现在要为动员让路”，这反映了人们基本上都不耐烦与破坏医疗部门的资本主义政客算账。虽然在新一波疫情中，这种趋势可能会被加大的工作压力暂时淹没，但一旦疫情趋缓，这种趋势会再回归。
疫情也在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矛盾的阶段下爆发：由于社会发展的模式，越来越多人依赖医疗或社会部门。社会的老龄化、工作与生活条件的恶化，对工人阶级和青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贫穷、无家可归的情况正不断增加。因此医疗部门在社会中的位置与重要性越来越大。同时在经济危机下，资本家们积极打击工人阶级历史上所赢得的成果，并希望为私人资本打开医疗和社会部门的大门。这些都让医疗和社会部门成为了今天阶级斗争必争之地。全世界我们在这个部门都可以看到最具战斗性的阶级斗争。新冠疫情只会加速这个过程。因此，我们国际和所有支部需要制定战略，面向医疗和社会部门的工人。
108.这场疫症还把教师及其工会推到了关于如何安全地重新开放学校的辩论的前沿。学校和大学的关闭影响了全世界 10 多亿学生，由于这些关闭对其他工人阶级产生的雪球效应，资产阶级的一根喉中刺。同时，它们也深深地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增加了个别家庭的负担，特别是加重了妇女肩上的压力。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种情况大大加强了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自信心，使教育部门成为未来斗争中另一个可能的战场，我们已经看到法国 2020 年 11 月的教师 “卫生罢工”。
109.在英国，最大的教师工会 NEU 自疫情开始以来，会员数急遽新增了 5 万多人，新增数为多年来的最高纪录。在美国，2009 年经济大衰退期间，公众对工会的支持率只有 48%，但现在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根据 2020 年 7 月至 8 月盖洛普的最新民调，其支持率为 65%。
如果工会运动所面临的形势在不同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他们的领导层准备好战斗——或者被迫这样做，这些数字确实能说明工会在这个动荡时期巩固其队伍的潜力。然而，经济萧条的程度、许多国家的大规模裁员以及阶级分化的加剧也意味着，惰性、调和和背叛（这是工会领导以改良主义为基础的方法之副产品）也会更快地转化为工会会员人数的严重下降，并使整个工会陷入危机。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分裂或建立新的、可能更激进的工会组织。 这使得革命社会主义者在帮助建立和领导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会运动方面的工作在这个关头变得更加关键。但是，这也需要社会主义者有巨大的灵活性，不能让传统的工会掌握在官僚机构手中，同时要参与发展新的工会结构的任何重大突破，同时，还要为各工会的工人阶级联合行动提出具体建议。
110.去年处于斗争前线的部门也是女性化严重。受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部门也是如此，如零售业、酒店业和家政工作。爱尔兰零售企业 Debenham 的工人长达数月的斗争就是一个例子，工人阶级妇女被推到了全世界抵抗资本主义冲击的最前线。拾起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到的一条线索，从尼日利亚到白罗斯，妇女在今年的群众运动中也发挥了前线作用。在泰国，她们在青年的群众斗争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谴责男女工资差距、强奸文化、限制性堕胎法和女性身体的商品化。
111.在这场危机中，妇女面临新的经济压力，她们的生育权利受到攻击，基于性别的暴力全面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就与基于性别的压迫直接有关的问题进行斗争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席卷印度各地，抗议北方邦一名达利特（印度种性中的贱民）女孩被残酷奸杀的运动再次突出表明了这一点；在土耳其，夏天有数千名妇女在几个城市走上街头，反对杀害妇女和家庭暴力，这是自该疫情开始以来最重要的示威活动。
112.但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导致重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在波兰有着最生动的体现。右翼的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对堕胎权的正面攻击，在处于疫情和封锁状态下激起了该国自 1980 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四年前的运动期间相比，反抗情绪明显更坚决、更广泛、更具政治性。一种 “萌芽 ”状态的总罢工出现了，如果工会领导层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正式的罢工。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罢工使政府完全措手不及，动摇了政府的根基，迫使政府部分的退让。
113.在国际上进行了多年历史性的妇女斗争之际，正值妇女权利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退，这一事实清楚地暴露了改良主义思想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的失败，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妇女得出革命的结论。
美国的戏剧性发展
114. 今年由桑德斯澎湃的竞选运动掀起序幕，而且比 2016 年更为左倾。桑德斯的竞选运动对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建制派展现出重大威胁，他们采取了激烈的行动防堵桑德斯，并提名没有号召力的拜登。桑德斯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停止了抵抗，使左翼进步工人及青年在整年的极度危机中失去了有效的领导。不过，桑德斯运动中关键元素的支持度依然没有减退。
115. 当我们看到此后事态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特朗普恶劣地应对疫情令这个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国家，有数十万人不幸过世。者并对国家长远的粮食供应有灾难性的影响。近几个月，估计有三分之一有小孩的家庭面临粮食供应不稳定，这些情况的发生显露了现实世界的丑陋面──世界的严重不平等，不稳定性以及美国公共医疗面临的灾难性状况。
116.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重生是因为上述状况的直接影响促使的。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青年抗争，由非裔青年带领，反对种族主义及因资本主义而持续严峻的未来。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使反动势力暂时倒退及对群众意识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运动亦缺乏一个清晰的领导、方针、民主结构及策略去赢得明确的成果。这样使本可以在运动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的桑德斯的屈服更为恶劣。大城市中的民主党人能够消耗最个运动的能量和利用在这个运动之中部分极左派的错误，而这也使特朗普能够乘虚而入。
总统大选的结果
117. 特朗普的败选受全球数以亿计的人欢迎及获得解脱，客观地亦是对右翼民粹主义及极右势力在国际上的一个显著的挫败，民众克服了令他们远离投票站的威吓的尝试：公然地在多个州份遏止选民投票，特别是针对非裔和拉丁裔选民，以及特朗普残酷地威胁会窃取选举。统治阶层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想让资产阶级民主被进一步受削弱，并利用社交媒体严格地保护选举的“公正”和点票程序。
118. 但是，尽管特朗普对于疫情有着灾难性回应，他的得票率亦对工人运动拉起重大警号，假如我们未能在下一个时期建立一个民主党以外真正的左翼替代选择。
119. 正如我们的美国支部在其材料中的解释，特朗普赢得那些认为经济是首要议题的民众广泛支持，在这个前提下，他亦赢得全美 40%的工会成员的支持。我们一方面强烈反对那些将问题简化为“白人种族主义”的分析，然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确正在于白人工人阶级及中产当中巩固种族主义的支持基础。
120. 但同一时间，白人工人阶层总体上支持拜登的比例比 2016 年的希拉里略高，这表示桑德斯本来能够达成的成果，假如他成为总统候选人，而不是那个无法回应工人阶级中的任何部分，以及公开反对国有化的医疗保险系统（全民医疗保健）与绿色新政的拜登。
121. 这样的结果表示大规模的两极化将会持续，而资本家们的制度将会进一步弱化。共和党建制受到特朗普的牢牢控制，并且在短期内没有重新夺回控制权的直接方法。但是共和党存在深层次的矛盾，是能够在下一个时期的某个时间点促使分裂并成立出一个更清晰地表明极右立场的政党，特朗普现时正在利用选举后的时期进一步围绕选举被盗窃的论述以巩固他的支持基础。
122. 这个发展将会是危险的，但它对左翼的发展来说亦充当“反革命的鞭子”。民主党内各派系之间的分歧已经完全显露出来，“温和派”攻击众议员科尔特斯（AOC）与左翼，指控他们导致了该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失利。同一时间，科尔特斯及“小队”（Squad，科尔特斯及另外5 位左翼民主党众议员组成的小组）在众议院的影响力增强并能够维持权力平衡。
123. 数以百万计的人，特别是年青人，面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机、继续扩大的气候灾难、以及对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压迫的斗争，变得激进化起来。自 1970 年代以来，左翼的政治替代选择在美国并没有比现在更大的客观发展空间。重建战斗性工人运动的潜力清楚地于 2018 年的教师抗争以及之后的反抗浪潮中展现。
124. 欠缺的因素，是左翼的领导者和主要人物，如科尔特斯，仍然在沉迷于留在民主党内，他们只会抱怨着自己不受民主党领导层所重视。但在下一个时段随着危机进入新的时期，他们将会面临更巨大压力要求他们与拜登对立。
拜登政府于国内的展望
125. 拜登说他会“增加开支”以解决危机，这听起来是进取的。但这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邦储备系统敦促美国政府实行的。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增加开支以及作出为工人阶级带来重大助益的长远政策性质不同。这样的长远政策基本上没有出现，尽管他可以推翻特朗普破坏环境法规和限制移民的行政命令，使他的“蜜月期”能够稍稍延长。同一时间，民主党领导的地方政府准备对社福计划展开大规模的削减。
126. 但之后两年不会是 2008-10 的翻版，当时奥巴马在百万人失去家园的时候选择救济银行，工人运动和左翼拒绝反抗。群众对奥巴马曾经有过巨大的幻想，但对于拜登则没有。群众将抵抗以免重蹈十年前的覆辙。我们不能确切地确定工人阶级和青年与拜登政府之间的冲突会在何时或以何种方式发生，但是可以绝对确定会有很多潜在爆发点，例如对大规模迫迁的威胁、反抗削减州及城市预算的斗争、右翼最高法院反对堕胎权的威胁。这次尝试使用跟奥巴马相同的新自由主义剧本，将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
127. 但是如果工人阶级和左翼未能引起形势以及提供清晰的替代方案，则变相会在之后几年为极右翼势力提供很大的增长空间。正如我们说过，特朗普主义之后可能会出现更加危险的现象。
拜登政府与外交政策
128. 我们需要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拜登的施政于何等程度上将会代表国际关系的“重启”。拜登将迅速采取措施，至少在言辞上，将新政府与特朗普区分开来。他将会重新加入美国刚刚正式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更广泛地说，他将重新参与特朗普放弃的全球资本主义机构以及北约等美国的传统联盟。
129. 但是，《巴黎协定》极为有限，美国重新加入协定本身并不意味着对气候灾害的长期关注会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同样，结束“美国优先”的言论并参与世贸也可能减缓贸易保护主义的增长。 但这远远未及可爱逆转近年来的趋势。 拜登在推动“美国制造”的政策下，承诺将增加本土制造业岗位。
130. 这在中美冲突中尤其明显。 例如，拜登可能寻求与中国达成协定，以重新削减关税，但是美国始于 1972 年时任总统尼克逊的访问，并促使中国于 2000 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对华“接触”政策，现在肯定已经结束。 正如我们强调的那样，这不仅是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结果，而且反映了美国统治阶级的更广泛转变。甚至在特朗普之前，奥巴马倡议，而特朗普后来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贸易联盟，其目标正是“包围”中国并遏制其进一步发展。 我们可以期待拜登在美国帝国主义遏制运动中强调“人权”的程度要比特朗普更大。 我们不应期望中美的科技冲突或脱钩的总体趋势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131. 拜登及其团队绝对致力于尝试恢复伊朗核协议，但实际上这将非常困难。 伊朗表明将要求就特朗普时期对其的制裁作出赔偿，这基本上拜登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同意的。来年（2021 年）的伊朗选举即将到来，总统职位可能重新落入政权的强硬派手中，并会对重新达成协议增加难度。种种迹象表明，拜登将对沙特政权采取更不友好的态度。沙特王储萨勒曼过去借助特朗普的影响作为其大规模集权于自身的掩饰，随着后者离开白宫，者可能会重燃沙特统治精英的内部不和。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将变得更冷淡，因为拜登政府采取较低侵略性和挑衅性的路线，变相减少偏袒以色列政权，并会重新开放在特朗普领导下被终止的与巴勒斯坦领导层的沟通渠道。但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达成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和平协议似乎并不是拜登的优先事项。
132.主要欧盟国家领导人对于拜登的胜利非常欢迎，除了匈牙利、波兰、捷克及斯洛伐克政府。拜登对俄罗斯绝对会采取更为敌对的态度。他亦反对英国脱欧但承认这已是一个既成事实。
政治两极化加剧
133. 持续的紧缩政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贫困者竞争社会服务的现象，已经使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接受度，而这就是当前危机的关键特征。左翼和右翼的政客，以及包括许多工会领导层在内的机构，都越来越被许多人视为固守菁英制度现状的势力。另外，主要工会领导层的地位在过去的时期也减少了，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声称让世界更安全和扩大“民主”的战争，反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险、暴政和恐怖主义。关于“深层政府”（指非经民选，由军队、警察或政治团体等，为了保护特定利益，在幕后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的揭发和传言，以及外国特勤局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甚至进一步破坏了资本主义已经削弱的信誉。资源和财富的争夺进一步加剧了贸易集团间、国与国间，乃至国内地域间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民族问题，并裂开了地方政府、区域政府和全国政府之间的嫌隙和冲突。不断加剧的环境灾难使人们迫切需要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使那些依赖污染产业为生的人们感到恐惧。充满种种矛盾的熔炉滋生了的欺骗、不安全、不信任以及焦虑，无能解决公卫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失败制度又大大恶化了这个情况。
134. 2020 年 10 月，一项在法国进行的民调显示，有 79％的人表示他们会考虑投票反对当前制度。这是国际趋势的一部分，并反映在过去一年的社会运动中。准备大胆利用这种情绪的政党或人物可能会取得进展。不幸的是，在国际上，现阶段似乎没有左翼人物或新的左翼组织在这个时局中准备好迎接挑战；反而以所谓“有建设性”和“受社会尊敬”为目标。在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内的左翼人物的冒起，反映了社会中政在增长的左倾趋势，但他们或多或少地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建制。以美国国会的“小队”为例，在下个时期他们可能会因为来自下层的压力而被推向左翼。在其他情况，“新左翼”的最大失败在于未能统合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足以巩固选举成绩、投入斗争并让斗争反映在其组织内部当中、以及在职场和工人阶级社区中建立强大的根基。不同方式地，梅朗雄的“不屈法国”与墨西哥 AMLO 的政治组织都反映了这种走向新左翼政党的半桶水方式，其领导往往半途而废。
135. 大多数工会领导人也害怕，如果将目前的群众愤怒和沮丧转化为具体的要求和行动，将会释放出什么力量。目前阶段工会中的左翼相较于几十年前还是很微弱的，甚至在一些国家中，工会左翼才刚起步重建，且这些工会左翼多数情况下未采取超越和绕过工会官僚机器的立场。
右翼民粹主义和极右
136. 但上述情况却让右翼民粹主义者甚至极右翼有机会把自己形塑为反建制的主要力量，甚至是唯一力量。即使特朗普已经当了总统四年，并做出了无数种族歧视和厌女的侮辱行径，加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处理得一塌糊涂，但特朗普还是成功形塑自己的“反建制”形象，把自己打扮为白人工人阶级的捍卫者，同时还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拉丁裔和甚至是黑人。当大众担心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封锁而失业，特朗普和极右翼便利用对于贫穷的恐惧，将自己假扮为“自由”的捍卫者。经过多年的幻想破灭、背叛与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产生了对建制派的不信任感，正是这点助长了阴谋论。这些右翼煽动着一股以恢复法律和秩序为名的爱国主义，号称要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借此指控“左翼”加深“无政府状态”、指控“工会和民主党黑帮”以及“深层政府”在背后煽动，使美国陷入衰败。
137.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和极右翼也唱着类似的曲调，煽动种族主义、宣扬法律与秩序，同时还捍卫“我们的基督教价值”，利用的是小商户害怕生意倒闭的情绪，和抓住受反民主政策打击的普通民众的挫败感，而与此同时，大企业盈利如常，并利用着对于主流政客、主流媒体和官僚机构的愤怒和不信任。
138. 右翼的力量仍有严重的局限性，部分极右翼分子过了火，激发了社会上反极右翼的反应。希腊反法西斯左翼将“金色黎明”击退，迫使建制派不得不放弃他们。虽然这是一场重要的胜利，但我们不能排除新法西斯主义在未来阶段以新名字再现。规模小但正在成长的新法西斯主义流氓团对于极右翼政党来说是有用的工具，但它们的存在也会导致其内部冲突和分裂，并导致极右翼在选举上的暂时失利。右翼保守主义者和隐蔽的法西斯主义者在右翼民粹这个屋檐下结成的联盟持续地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成长和成功如今一再被两个右翼间的内斗所削弱。法西斯主义者比约恩·霍克（Björn Höcke）领导的激进反建制派组织希望与其他右翼运动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包含种族主义运动“反西方伊斯兰化（Pegida）”、以及否定新冠肺炎的“水平思考（Querdenken）”，并有着民族主义的社会纲领。而约尔格·梅滕（Jörg Meuthen）领导的爱国主义保守派，则希望让另类选择党准备参加政府的保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计划。民族主义的保守派从另类选择党的反建制形象中拿到好处，而隐蔽的法西斯主义者则利用民族主义保守派来成为让自己看起来举止合宜的装饰物。两者需要彼此生存，但它们也不能共存。他们的争端可能会在以后加剧，并导致另一场分裂。
139. 作为反对派去宣传反动思想，并由一些更传统的政党拿去用，这是一回事，但想从中制定出一致的政府政策，就需要对经济决策进行彻底的干预，这将使他们直接与他们所服务的统治阶级发生冲突。当意识形态与动机被撇到一边时，这类人追求的不过是功名利禄，前奥地利副总理施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e）就亲自示范了这一点。尽管右翼民粹主义和极右派加入了政府也不一定就自动迎来选举失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自由党”（FPO）̈ 和义大利的“北方联盟”(Lega)正处于选情劣势。现在，更极右翼的“意大利兄弟”(Fratelli d’Italia)夺去了“北方联盟”的部分社会基础。
140. 然而，有一个十分重要、需要由我们善加利用的障碍，那就是：他们历史上传统的社会基础──也就是中产阶级──已经在日渐紧缩；而这对日渐庞大的工人阶级有益。即使是在工人阶级一盘散沙、政治意识不清晰，阶级之间的潜在关系依然会对专断的右翼民粹政客与极右翼政策产生可观的阻碍。即使是在威权右翼民粹政客需要依赖国内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在中、东欧大部分地区，他们能够实施这些政策的能力仍然十分有限。我们在波兰针对新堕胎法
的大型运动中就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卡臣斯基（Kaczyński）呼吁民众加入法西斯武装团体去保护教会、以最高八年有期徒刑来恐吓组织者、威胁对示威者进行罚款──这些手段已被许多工人阶级女性与男性参与的示威浪潮所冲刷到一边。
141. 印度强人莫迪（Modi），即使领导着一个印度教沙文主义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府，依然在2020 年一月面临一个多达两亿五千万人的总罢工，以及反对其《2019 年公民身分法》的重要群众性抗争。其他右翼民粹强人，像是奥地利的奥尔班（Orban）、巴西的博索纳罗（Bolsonaro），都可能面临类似的抵抗。美国特朗普在选举中遭遇的挫败，也会让这些右翼强人更受阻挡。
142.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直觉地把特朗普、莫迪、卢卡申科等人与法西斯联想在一起。新斯大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潮流、传统建制的政治人物，和工会官僚都在推广这个错误立场，来证明要跨阶级联合来对抗“主要敌人”，却忘了右翼民粹者的生长土壤，恰恰就是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缺乏一个真正的左翼替代选项，也缺乏一个战斗性的工人运动，没有这些力量提出明确的阶级号召，右翼民粹主义者便有了机会以“对抗都市自由派菁英”为号召，骗取社会各层工人阶级的支持。除非右翼民粹主义者受到挑战，否则就有让他们开启通向极右翼的大门的危险，并扎根于中产阶级与更被异化的部分工人阶级。但在大部分国家，当前极右派，包含法西斯主义，真正有组织的力量客观来讲都还非常微弱。
143. 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是一场为了摧毁并原子化所有工人阶级组织的群众运动。而且得是彻底击溃工人阶级。虽然有时候统治阶级会利用具有法西斯性质或准军事的组织，在工人阶级与受压迫阶层当中制造恐惧与分化（例如印度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 RSS），然而，法西斯势力夺取政权并摧毁工人运动的危险，依然还不是即时会发生的事。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导致对统治阶级来说，法西斯主义这个选项显得不务实，除此之外，今天的统治阶级也没有觉得需要像 1930 年的德国、义大利、西班牙那样，因为由衷颤抖并惧怕一触即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老路。这么说绝非低估危险。如果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继续微弱且政治意识迷惘，就不能排除巨大挫败的发生，导致更残酷的压迫，甚至危险地助长极右翼。关键就在于工人阶级的抵抗，它的组织能力，它的计划、战略、战术和由经验催生出的领导层。
新左翼组织
144. 当我们第一次在 1990 年代呼吁需要“新工人阶级政党”时，这在左派当中备受争议。我们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导致了群众性政党组织的“资产阶级化”，这个尖锐观点现已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观点和纲领的基础，提出要建立新的工人政党也在过去二十年来的发展证实了，这期间出现了各种建立比社民派更左的新团体的尝试，当中在部分国家快速成为影响局势的重要力量。在 2007 至 2008 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期间的部分国家中，这个发展更为加速。不过事实也证明，我们过去对新群众政党出现的期望落空了。
145. 这些形成的组织有些消失得很快、有些被新的代替、有些则继续存在并可能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经济大衰退前最重要的新政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 1991 年成立），有上万个活跃工人参与，却在普罗迪（Prodi）第二任政府（2006 年至2008 年）的紧缩政策中被摧毁了。改良主义把议会中的角色视为优先，撇开了组织动员工人抗争力量作为变革的动力的信念。不幸地是，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的这个错误策略，这已表露了当前改良主义是个破产的路线，却是许多新组织领导层在往后继续重蹈覆彻的方法，并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146. 随着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消亡，背叛与士气低落造成的影响至今仍然挥之不去。然而，在那个全球化达到巅峰的时期，虽然各地都有反全球化和反战的运动，但当时的全球阶级斗争，比起 2008 年经济衰退至今及目前升温危机中的全球斗争，两者有着不同的发展程度。
147. 这些新的左翼组织，形成于工作和生活条件持续遭打击的时期。相较于前社会民主党和前共产党，他们在长期的资本主义的稳定中，于群众中有巩固基础，并与工人阶级有着密切联系，这个时期的特点反映在工人阶级的所得上，尤其是在二战后的西方，而相较之下，新的左翼组织立刻就被新自由主义时代提出的要求所检验。因此，它们的存在，有其固有的、更加不稳定的性质。虽然在一些国家中，这些左翼组织在选举中取得了相当的代表席次，但他们主要只是作为“压力政党”，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 2008 至 2009 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对工人的恶毒攻击。此后，在经历了初始时期的瘫痪状态后，部分迅速成为权力的争夺者。
148. 在希腊，“三架马车（troika）”（国际货币组织、欧盟、欧洲央行）的干预，引发了群众的反抗和动荡。从 2010 年春季三架马车与希腊政府的第一份备忘录的开始，到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决定性的选举胜利，这段期间起码发生了 40 次的总罢工。事实上，激进左翼联盟被危机和政治真空推倒了执政核心。这对我们来说，在接下来的期间对于左翼群众政治力量的新进展，我们的观点必须保持灵活度。
149. 齐普拉斯（Tsipras，激进左翼联盟领袖）在掌权之后，低估了他将面临的反抗。选举后，每天有数亿欧元流出希腊。欧洲央行冻结了银行的流动性，并迫使它们关闭。齐普拉斯可以选择吞下“三架马车”的条款，或者采取攻势：实施资本管制、拒绝偿还债务、将银行国有化、发行国币、大量开设公共部门工作机会、将经济制高点的产业国有化、大举重新规划经济、施行国家垄断的外贸，由工人管控各大产业，并呼吁欧洲其他地区工人支持。齐普拉斯没有这么做，反而在 2015 年 7 月 5 日举行公投，尽管 61.5％的多数民意拒绝了新备忘录，授权他继续发动攻势并拒绝偿还债务，但一周后他屈服了。这导致了严重的士气低落，激进左翼联盟和泛左翼没有能够动员工人阶级群众采取必要的回应，这反而让右翼的新民主党（ND）得以夺回政权。
150. 西班牙愤怒者运动（2011 年）达到巅峰时期，有超过 800 万示威者，主要是青年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青年们选择远离官方政党以及工会，其中包括民调显著增长且公开支持运动却未能充分连结运动的、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左翼（Izquierda Unida）。接着，一群以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为首的知识分子、左派人士和媒体人物，在 2014 年筹组政党“我们可以”(Podemos)。它对腐败政客和那些寡头菁英构成的“菁英”发动攻势，并结合激进的左翼改良主义纲领，而深得人心。在 2015 年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超过 20%，从社民派原本的支持者中拿到了 500 万票。
151.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生了很多场总罢工以及型态多元的斗争浪潮，反对私有制、争取女权，同时也针对环境和低薪，尤其还有民族问题。这些斗争的特点通常是工人和青年们反抗工运官方领导，并强加了由下而上积极斗争的路线。 “我们能可以”党领导层（现与前联合左翼结盟）没有依靠这股动力来发动坚决的斗争争取权力，而是聚焦在制度性的手段，并淡化其政治纲领，并表现为忠于稳定资本主义“宪政”的政党。
152. 新冠肺炎改变了一切设定。经历了 4 年的 4 次选举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联合左翼”与“我们可以”结成了“左翼”政府，现在面临着来自底层的巨大压力，要求扭转过去几年强制实施的削支政策。政府在 6 月施行了它误称为全民基本收入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和其他欧洲国家相似的贫民救济金。尽管如此，这个政策仍将使 85 万个家庭受益，每年花费超过 30 亿欧元。接着，罢工和示威以及争取医疗保健的其他行动使得政府让步，并承诺在 2021 年增加 151%的医疗预算，并将所谓的社会投资再增加 10％。这并非如伊格莱西亚斯所吹捧的那样，是“新时代的开始，彻底摆脱了新自由主义，并且将恢复劳工和社会权利以及公共服务”。举例来说，卫生医疗预算增加，也会包括对财团的疫苗采购。但是，经过数年来无止尽的削减之后，这些政策将会被人们欢迎并视为转变迹象，刺激了工人的进一步要求，包括对国有化的诉求。
153. 从欧洲经济的规模看，2020 年的西班牙比 2010 年的希腊占了更大的重要性，其公债占GDP 的比例更低，而且西班牙进入货币市场还不是问题。但这也反映了疫情全球大流行和萧条所启动的进程，也就是扭转新自由主义，至少就目前来说，西班牙和整个欧洲尚有余地能够摆脱萧条，但它的政策也显示出政治上的局限。刺激计划中所需的资金，仅有 20 亿欧元是来自对月收入超过 300 欧元的高收入者加征的 2％税收、对资本利得增加 3％的税收、以及小额减少对外国股息的免税政策。大部分则将由欧盟复甦资金中的 270 亿欧元“预付款”所支出。经济预测在 2020 年会萎缩 11.2%，而失业率在第三季度则会达到 16.3%，政府最终会夹在工人走得更远的诉求以及资产阶级建制的阻挠这两者之间，而欧盟和欧洲央行则会协助后者，他们将会利用欧盟复甦资金的发放作为杠杆，将成本转嫁给工人阶级。
154. 希腊和西班牙的例子都为今天提供了许多教训。从积极的来看，它们说明了重大事件与社会运动，即使在精疲力竭或遭受挫折后，小型左翼组织或新创建的组织也可能在几年内将转变为主要力量。前提是它们能够像“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所做的那样，呼吁建立一个左翼政府；或像“我们可以”在西班牙批评“菁英”时所做的那样，能够表达出一些群众的主要情绪。重建共产党在意大利的背叛，以及后来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的背叛，无疑使未来的发展复杂化。但并非所有的失败都是相同的，它们也不是发生在同一脉络或背景。
155. 桑德斯的投降，虽然是一个重大的挫折，但丝毫没有阻止 BLM 运动的发展，也没有减少建立一个新的左翼政党的吸引力，这样的情绪将在拜登的总统任期的初期之后不断增长。在群众政治化的危机时期，斗争挫败在不同社会成分中也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在发会重要作用的社会成分，可以从失败中得出更先进的结论，并进一步理解改良主义的破产。在英国，似乎因为科尔宾主义的彻底失败，促使不少许多活跃分子开始寻找更左的替代方案，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向我们靠拢，而且还有很多人加入了我们。
156. 尽管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但很明显的是，即使疫情大流行正达到高峰，但是让 2019 下半年爆发社会抗争的局势变迁，因疫情而暂停后随即继续发展。玻利维亚和智利只是这些运动如何转化为压倒性多数选票的主要表现，无论是在选举还是公民投票。对于任何运动而言，要能够果决坚定，重要的是让群众感觉到自己代表多数意见。这样的运动在巴西或阿根廷的可以将PSOL（社会主义和自由党）和 FIT（工人左翼阵线）转变为主要力量，然后刺激整个拉丁美洲形成类似的力量。甚至在青年起义之后的尼日利亚，青年和工人运动仍有局部力量的南非，新左翼组织的问题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提出。但在南非，经济自由斗士（EFF）的存在将是一个复杂化的因素。
157. 客观条件的成熟、进行彻底变革的决心、国际主义的观点，与组织和领导的匮乏，两者之间的巨大鸿沟，难道只会导致失败和不可避免的反动？或者，是否由于运动潜在的力量，让运动像波浪一样潮进潮退，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锻造更足以迎接挑战的组织和领导？对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预定的答案。虽然世界资本主义所面对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危机，会趋于推动越来越大的群体，特别是青年人，走向需要完全摆脱现行制度的认知，但许多工人及青年仍需要实际地测试改良主义的极限，才会转向革命主义。这不一定是个缓慢的过程。事实上，这些转变往往迅速而具戏剧性。我们不能对这个经历发展采取僵化的立场，也是说这不一定要透过新群众政党发生。我们不应认为如果新群众政党没有在短期内建立的话，就会是工人阶级与青年人意识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
158. 革命政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将过去的经验教训总结并纳入纲领和介入之中。纵使，过去几十年的事件发展出了 CWI 对新左翼组织分析和展望的重要元素，但我们展望中的重要部分并没有如我们设想那样发生，因此批判性的回顾也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倾向认为，新形成的政党会在更大程度上类似于过去的“群众性工人政党”。我们必须牢记一个事实，正如过去的政党建基于独特的历史条件一样，现在与未来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受及后发展的条件所影响。在评审未来的政治展望前，需要考虑到许多的新因素，包括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如何连结女性及性别运动、气候问题，还有特别是青年人的激进化。激进化的青年人能成为新政党发展的重要元素，因此在 2020 年代发展壮大的新政党将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159. 我们已经描述了，新左翼组织工人阶级基础的薄弱，这些组织通常由小资产阶级所主导，尤其是领导层中。他们的“民主再发明”往往掩盖了其缺乏真正民主结构和自上而下方法的缺陷。我们知道，他们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选举和结盟上，而很少动员群众，因此浪费了重要的潜力。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改良主义方案的局限性，他们缺乏准备和决心，导致了在关键时刻投降。
160. 我们必须将这些经验应用于当前的局势。今天，在环境的压力下，统治阶级至少在现在做出了更多的让步，并且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毫无疑问，包括伊格莱西亚斯在内的所有政客都会抓紧局势。许多人乐见于这样的解决方案，认为那是一种真正的改变，并会进而争取更多诉求。否认环境的改变只会让我们毫无准备，并切断我们同群众中重要阶层的联系。与此相反，我们应该鼓舞争取更多诉求的奋斗热情，而不是幻想，并对改良主义方法的局限性，并警醒群众许多诉求不能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实现。
161. 呼吁建立新一代的广泛的工人阶级政党，或者更广泛、但缺乏清晰阶级属性的左翼政党及其展望，仍会扮演关键作用，在行动中凝聚共同经验。我们至今的经验表明了，是客观局势提出建立此类这党的需要及基础，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见那样，有时候是很长的时期里，或是需要重大事件才会出现，局势急迫需要战斗性且敢于采取创举的工人阶级领导力量。另一方面，过去经验指出，面对政治真空下，局势将会引来某种不可测的复杂的填补。
162. 需要有工人阶级的苦战，才能让新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起飞。 如果建立起来，工人们需要再次进行另一场战斗，以确保其健康的社会成分、民主结构、并且面向实际行动和运动。 然后，在反对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的纲领上将再次进行斗争。除非这个政党爆发战都，当中有关键部分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就不能保证能够避免重蹈覆辙。但是，对于许多工人和青年来说，新的政党和组织将是新政治生活的开端，这可能使他们看不到严重的缺陷。
163. 我们还可以预期，相对细小但比过去几十年要大得多的群体，将直接跳过群众改良派政党的幻想阶段，并立即争取建立一个革命政党。 我们必须赢得并整合它们，以有原则但过渡性的方法对其进行训练，以使其成为我们介入运动、在更广泛的政党中、面对打压、部分失败时的骨干力量一部分，并帮助我们建立未来革命性群众工人国际的核心。
164. 过去，我们经常谈论“双重任务”，即帮助重建战斗工人运动，同时也建设革命力量。 这仍然是一个关键概念，不过我们或许要重新演绎这个概念，因为这在过去曾出现一些混乱。 这并不意味着在建立广泛工人运动和建立革命政党之间有着对等式平衡。 尽管建立工人运动和新组织／政党可以根据具体挑战而获得或失去相对紧迫性，但我们的主要战略任务仍然是建立革命核心。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通过新左派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要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将继续需要对统一战线战术的熟练和教育应用。
165. 当然，我们将作为推动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任何决定性行动的一部分，同时始终坚持明确的革命纲领。但是，没有一种战术策略可以预早制定并适用于所有情况。
国家镇压与民主权利的斗争
166. 虽然这个阶段会出现更加爆发性的阶级斗争，但是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必须准备应对更严厉的国家反动。
167. 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同时出现的是全球各地对民主权利的攻击：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是自这场新危机以来迄今为止实施的最彻底的压制性立法。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疫情期间民主受到打击”的国家多达 80 个。统治阶级利用疫情来加强国家镇压并给严刑峻法背书，这些往往在“平常”时期会很难做到。
168. 当疫情消退，毫无疑问各国政府会尽力保持这些针对民主权利的新限制：尽管在许多地方，斗争的爆发已经“解锁”了局势，迫使统治阶级有所收敛。例如 10 月，泰国总理被迫解除一周前施加的紧急状态。因为街头抗议活动的升级事实上已经“取消”了紧急状态。
169. 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很快就出来指责利用危机扩大镇压的“专制政权”。当然，这只是针对那些不符合他们地缘政治利益的国家。事实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由民主国家”们也正逐步走向威权主义，背离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规范。这不是什么新趋势，但由于疫情和大规模经济下滑而得到加强。
170. 资本主义危机正在破坏和激怒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愤怒也在持续发酵。经过多年的新自由主义袭击，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失去了大部分的支持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越来越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以遏制其亲手制造且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正如托洛茨基曾经解释过的那样，在阶级和国际矛盾的强大压力下，民主的机器不是熔断就是毁坏。
171.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推行一项“反分离主义”法案。这将开启一系列铁腕措施，尤其针对穆斯林社群、以及其内政部长所说的“部分极左派”。以色列政权常常自诩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但在疫情下他们一直在执行一些最极端的反民主措施，包括给予秘密警察无限的监视权。
172. 由国家发动的，更加严苛的种族主义政策和行为是政治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混合的一部分。国家镇压加强的一个特殊方面是针对难民。欧盟于 9 月份启动了一项提议的新“移民条约”，用乔治奥威尔式的语言谈到“团结”──成员国之间团结起来，互相帮忙驱逐遣返和加快评估（即：拒绝）难民庇护申请流程。勒沃斯（Lesvos）烧毁的莫里亚（Moria）难民营被一个更像监狱的营地所取代，正说明这一点。这也说明了欧盟在地中海上实施的“推回”做法（把难民船逼回公海，这样欧盟国家就没有营救他们的法律义务）。
173. 尽管欧盟以这种方式强硬地把“2015 年难民危机”视为过去式，但实际的难民危机却正在加剧。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 2019 年底，至少有 7950 万人成为难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数字。随着政治和生态危机的加剧，难民人数只会增加。埃塞俄比亚（衣索比亚）的新内战可能迫使多达 20 万平民逃离。据生态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logy and Peace）称，近年来每年约有 2400 万人因生态灾难而流离失所。IEP 估计，到 2050 年，可能会有多达12 亿人沦为“气候难民”。
174. 换句话说，难民问题将变得更加紧迫。随着大多数难民在天灾人祸的本国地区流离失所，各国统治精英们将试图煽动仇外情绪和暴力行为（例如，十月份在南非看到的情况），以转移自己失败的责任。尽管政府、民粹主义和极右翼试图对受害者加以定罪、指责、排除和惩罚，并在这些努力中利用和煽动种族主义和反动观点，但该议题也蕴含着工人阶级团结和抗议的爆炸性潜力。2015 年，欧洲各地的最初反应是群众性的声援团结。现在，移民工人在富裕国家的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服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经为他们的同事以及更广泛的民众知晓。法国巴黎反对驱逐难民并反对新“安全法”的大规模抗议就说明了这一点。
175. 在新殖民地区，这个情况更加危急。在危机之下，印度政府除了种性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特征之外，其赤裸裸的暴力也正迅速地突显出来。十月，斯里兰卡议会批准了宪法修正案，大幅增加了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总统的权力，使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掌控关键机构并废除了议会监督，此举确认了该国沦为完全的波拿巴主义。NGO 组织“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小组”（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研调了新冠疫情下全球抗议活动的变化，他们发现非洲的国家镇压增加了30％，发生了近 1800 起国家部队针对平民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马里最近的军事政变表明了非洲大陆上的一种更广泛的趋势，即军队或军中的某些势力正在扮演更大的角色。
176. 这不仅是统治阶级应对更严重的社会冲突提前磨刀霍霍。经济崩溃也可能加剧国家机构的中下层人员的不满。当可以分赃的大饼不断缩小，地方统治精英各集团之间以及政府高层之间的内斗也可能加剧。这样一来，社会上群众的不满情绪就可以成为夺取权力的杠杆，驱逐不受欢迎的领导人，并把军事政变包装成是人民的意愿。
177. 这样的政变在初期可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像去年苏丹的情况一样，马里的政变最初也受到部分民众的欢迎，因为它推翻了了凯塔总统。几个月前人民群众一直在抗议凯塔政府。但是，由于政变策划者也是被迫将自己的行动包装为群众斗争的延续，这表明力量对比还没有决定性地倒向反革命军阀一方，而且一旦军政府无法解决圣战分子的叛乱、国家机构的广泛腐败，以及广泛的贫困和社会问题，那么群众运动很可能会重燃。
178. 在玻利维亚，右翼政变推翻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不到一年，在八月为期两周的群众动员下，接着“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在十月大选中取得大胜，群众势力成功夺回政权。那里的政变也无法对工人阶级，原住民和贫穷农民的运动施加长久的打击。
179. 这当然不代表这样的摧毁性打击将来不会或不可能发生。然而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运动往往会比过去更快地从失败中恢复。与以前的历史时期相比，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比重更多，而小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传统社会基础）相应地衰退和无产阶级化，意味着资产阶级不再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来维持一个彻底的军事独裁，更遑论是法西斯政权了。
180. 埃及的塞西政权的历史表明，长期维持公开的独裁政权对统治阶级而言更加困难了。塞西在 2013 年的军事政变开启了一场猛烈的反革命，通过大规模杀戮和监禁、酷刑和流放，从物理上清除了 2011 年革命的“先锋”。但仅仅六年后，智库组织“阿拉伯改革倡议”近期评论道：“埃及又回到了原点，情况与 2011 年革命之前的情况大体相似：稳定的表象下存在着深层结构性问题，及暗潮汹涌的不满。而能够减轻这些问题的缓冲资源正在逐渐消失。”文章中还警告，“由于缺少任何减震机制”，将来很可能出现社会爆炸。
181. 在这段时期内，ISA 需要就民主渴望和诉求进行具批判性的重新关注，因为这些权利的侵蚀正成为群众愤怒的焦点，尤其是年轻人之间，使他们走上激进、反建制的道路，并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反对警察暴行的抗议活动已成为2020 年跨国界斗争的重要特征，包括美国、哥伦比亚、突尼斯、尼日利亚和许多地方的斗争：这表明资产阶级寻求增强的国家暴力和专制统治必然会面对人民的激烈反抗。
182. 特别是在具有独裁、半独裁、旧专制的残余、外国统治或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不完整的国家中，民主诉求具有很高的革命潜力，并将成为动员反抗之进攻性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利立宪会议的投票经验再次突显了这一点。这是 2019 年工人和青年人抗争的直接结果，该场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大于 2019 年爆发的其他许多运动。2019 年 10 月全民公决本身的投票结果本身就是对右翼总统皮涅拉（Piñera）和建制派的一次重大打击，并增强了群众的信心。随之而来的“制宪流程”是统治阶级尝试的一种策略，企图扭曲斗争的革命潜力，只集中于表面上的“重整”，但维持整个体制的基础不变。但另一方面，这也将在社会上广泛引起对整个体制改革必要性之辩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介入这个讨论，并解释了单纯“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只改变体制的上层结构），并说明为什么需要进行社会革命以建设一个根本性地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者不可以将这些问题交给统治阶级的“自由派”，而是应该作为最贯彻始终的“民主分子”去斗争，并同时将民主诉求联系到为社会主义变革进行的革命斗争。
183. 尽管捍卫民主权利的情绪普遍存在，但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官方机构也正面临日益加深的合法性危机。资产阶级民主的官方机构被视为腐败且偏向于富豪。剑桥大学民主未来中心的研究显示，全球对“民主”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这种情绪在 2008 年大萧条之后急剧上升。统治阶级显然无力应对疫情的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感。各种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正在以此为养分，试图拆除资产阶级民主中的核心机构。这当中的典型例子是特朗普毫无根据地指控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舞弊。在反对任何人攻击民主权利的同时，社会主义者应该始终明确表示，我们不是要维护衰败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是主张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纲领，其中包括职场、学校、社区和乃至整个社会的民主权利；强调工人阶级与青年在争取与实现真正的变革中发挥的核心和积极作用。
184. 值得铭记的是，中国对民主的言论自由之镇压是使新冠肺炎爆发成全球大流行疫症的关键原因。同样，资本主义制度缺少工人民主监管的情况将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青年质疑这个体制。我们各支部的纲领中应该大胆地提出这些问题。
结论
185. 疫情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面临更深层次僵局的特征：资本主义无法在和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或世界经济。尽管人们已经在关注这些危机，但还有悬吊在我们头上的气候灾难将对我们的未来构成更为根本的威胁，除非我们了结这个日益寄生性的制度。
186. 统治阶级已经被迫放弃新自由主义路线以防止更严重的经济衰退。他们也不再能像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那样使用相同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护。为了使劳动人民继续分裂，统治阶级越发煽动起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但是，我们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看到，反革命的鞭子也会激起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在经济和政治上组织起来。
187. 群众运动已经证明有能力迫使统治阶级退让，在一些例子中我们所看到形势逆转，而就算是失败也并不是决定性的。我们仍处于群众斗争的上升阶段中。当然，如果在下一个时期不能克服工人运动的主观弱点和无组织性，我们将可能面对更严重的挫败。
188. 我们作为一个革命性组织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我们来说，当前形势最有利的方面是青年人，特别是年轻女性的激进化，以及我们在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动荡中看到群众出于本能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坚信，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将有大量的机会来建设我们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