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1931年一月
一些初步评论
1.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完全建立在作为物化劳动的价值概念之上，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策就建立在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概念之上。
无论机会主义错误和偏差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原因是什么，它们总是在意识形态上归结于对革命党、党与其他无产阶级组织和整个阶级之关系的错误理解。
2.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这个概念的前提是，党完全和无条件地独立于所有其他组织。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与其他组织的各种协议（阵营、联盟、妥协）不可避免，但我们只有在党始终面向阶级，始终在自己的旗帜下前进，以自己的名义行动，以及向群众清楚地解释达成协议的目的和限度地情况下才能允许这些。
3.在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所有摇摆和所有错误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对党的性质和任务的错误认识。斯大林主义的“两个阶级政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矛盾。而共产国际官方还能容忍这一理论好几年，并至今仍然没有以必要的坚定态度谴责它，这是官方路线错误的最清楚迹象。
4.苏联中派官僚机构的根本罪行，是其对党的错误立场。斯大林派寻求行政地将整个工人阶级纳入党的各阶层。由此，党不再是先锋队，即自愿选择自最先进、最自觉、最敬业和最活跃的工人。党与阶级融合在一起，失去了抵抗官僚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布兰德勒派和中派官僚的其他追随者通过庸俗的“俄罗斯无产阶级缺乏文化”说法来为斯大林党政权辩护，从而辨认党和阶级，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消灭党，正如斯大林在实践中消灭党一样。
5.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灾难性政策的基础，是放弃了党的独立性。与国民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达成实际协议是不可避免的。但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发展演变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是为了将其权力移交给国民党。它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6.英俄委员会的灾难性实验完全建立在践踏英国共产党独立性的基础上。为了让苏联工会能够维持与英国工会总理事会的罢工破坏者结盟（他们声称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英国共产党必须丧失一切独立性，将党实在地瓦解成了所谓的少数派运动，即沦为工会内部左倾的反对派。
7.不幸的是，即使在左翼反对派团体中，英俄委员会的经历也是最不被理解和掌握的。我们阵营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要求与罢工破坏者决裂是宗派主义。尤其是莫纳特，使他投入杜穆林怀抱的原罪很明显地体现在于英俄委员会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如果不清楚1925-1926年发生在英国的事情，无论是整个共产主义还是左翼反对派都无法把路走通。
8.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团结一致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他们试图用一个“更广泛的流派”来取代脆弱的英国共产党，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流派的领导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朋友”、准共产党员、或者是好人和熟人。当然，这些好人、“可靠的领导人”，并不想服从于一个弱小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他们的完全权利；党不能强迫任何人服从它。共产党和“左派”（珀塞尔、希克斯、库克）在工会运动部分任务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当然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有一个条件：共产党必须保持其完全的独立性，即使是在工会内部，在所有原则问题上以自己的名义行事，在必要时批评其“左派”盟友，并以这种方式逐步赢得群众的信任。
然而，这条唯一可能的道路对于共产国际的官僚来说显得太长和不确定。他们认为，通过对珀塞尔、希克斯、库克和其他人的个人影响（幕后沟通、通信、宴会、友好的祝贺、温和的劝告），他们可以逐渐地、隐秘地将左倾反对派（“广泛流派”）拉到共产国际的床上。为了以更安全的方法保证此事成功，这些亲爱的朋友（珀塞尔、希克斯和库克）不会受琐碎的诡计、不合时宜的批评、宗派的不妥协等问题所烦恼、恼怒或不快。但是，由于共产党的任务之一恰恰是破坏和平并警告所有中派和半中派分子，因此必须采取使共产党上从属于少数派运动的激进措施。在工会领域出现的只有运动的领导人。英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脱离群众了。
9.俄国左翼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要求？首先，重新确立英国共产党相对于工会的完全独立性。我们认为，只有在党的独立口号及公开批评的影响下，少数派运动才能形成，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其任务、改变其领导人、在工会中稳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巩固共产主义的地位。
斯大林、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他们的同伴对我们的批评做出了什么回应？“你想把英国共产党推上宗派主义的道路。你想把珀塞尔、希克斯和库克赶到敌人的阵营。你想与少数派运动决裂。”
左翼反对派反驳了什么？“如果珀塞尔和希克斯与我们决裂，这不是因为我们要求他们立即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没有人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想保持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这意味着珀塞尔不是朋友，而是蒙面的敌人。他们越快表现出他们的真面目，对群众越好。我们根本不想与少数派运动决裂，相反，我们必须对这一运动给予最大的关注。与群众或一部分群众一起向前迈出的最小的一步，比起知识分子圈子的十几个抽象纲领更加重要，忠于群众与在临时领导人和半领导人面前投降丝毫不同。群众需要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口号，这就排除了一切理论上的和解和对利用群众落后思想的一切保护。”
10.斯大林在英国的实验结果如何？涵盖近百万工人的少数派运动，看起来很有希望，但它自己埋下了运动毁灭的祸根。群众只知道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珀塞尔、希克斯和库克，而且莫斯科也为他们担保。这些“左”翼朋友，在第一次严峻考验中就可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们陷入了混乱、变得冷漠，并自然地将他们的失望扩展到共产党身上，然而共产党本身只是整个背叛和背信弃义机制的被动部分。少数派运动销声匿迹；共产党变回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派系。这样，由于对党的一种根本错误的概念，导致曾经带来了总罢工的英国无产阶级最伟大的运动，不仅没有动摇反动官僚机构的机器，反而加强了他们，并长远地损害了英国的共产主义。
11.机会主义的心理根源之一是低层次的轻浮急躁，对党的影响力逐渐增长缺乏信心，渴望通过组织性手段或个人交际来赢得群众。由此产生了幕后操作的联合政策、消声、隐瞒、放弃自我、迎合他人思想和口号的政策；最后，完全倒向机会主义的立场。中共从屈从国民党，印度建立的工农政党，英国的党部屈从于少数派运动等等——在所有这些现象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同样官僚的联合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从低层次的革命急浮躁开始，并以机会主义的背叛结束。[1]
这正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坚持上述共产国际战略的案例的重要教育意义的原因。在每一次新的经历中，我们都应该重新研究和检视这些错误，不仅是为了事后谴责历史上的错误和罪行，而且是为了学会在新的情况下从一开始、在这些错误仍然可以纠正的情况下就辨别出类似的错误。
12.必须直截了当地说：部分法国反对派成员、共产主义联盟的成员在工会问题上犯下的错误，显示出与可悲的英国实验的惊人相似之处。只是，法国的错误规模要小得多，而且还没有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使某些同志在忽视了这些错误，或者低估了它们在原则上的重要性。然而，如果联盟允许其未来的工会工作按照旧领导层多数派制定的方法进行，那么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和旗帜在法国将在日后长期受损。
如果对这件事视而不见，那就是犯罪。由于在初始阶段通过私下建议和警告来纠正这些错误没有成功，因此只有公开指出这些错误及持这样思想的人，才能通过集体努力纠正政策。
13.从1930年4月开始，联盟为了统一反对派的利益，实际上放弃了工会中的独立工作，包括力求有自己的纲领、领导和政策。在这些范围内，我们与英国的少数派运动实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法国的国情下，从一开始就存在某些特征，使得这一实验更加危险。在英国，少数派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比起工会的官方领导更倾向于左翼。
可以同样的描述形容统一反对派吗？不。在后者的队伍中，有一些人显然倾向于右翼反对派，即改良主义。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具体比重。
统一反对派的主要力量是教师联合会。在法国，教师在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教师中，我们无疑会找到许多朋友。但是，该联合会作为一个整体不是无产阶级的联合会。由于其社会组成，教师联合会可以提供非常好的鼓动者、记者和个人革命者，但它不能成为工会运动的基础。其所有文件都表明其政治思想不够清晰。联合会的马赛大会表明，其成员在官方路线、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三者之间摇摆不定。如果我们要掩盖他们的错误、动摇和缺乏精确性，我们将为其成员以及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最坏的影响。不幸的是，直到几天前，这还是《真理报》编辑委员会的政策——消声政策——而这并非偶然。
14.那你想和统一反对派决裂吗？不管是谁，提出这样问题的意思就是，共产党人作为共产主义者，不能参与统一反对派的工作。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相当简单地表明，统一反对派是一个由共产主义的隐蔽敌人所组成的组织。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统一反对派作为一个整体既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也不是一个反共组织，因为它是异质的。我们有义务在实际活动中考虑到这种异质性。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最高度关注正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乃至个人。但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条件：当我们出现在工会工人面前时，我们以共产主义联盟的名义行事，不接受任对我们行为的审查，除非是在联盟自己（或在重新建立共产主义队伍团结后的全党）的控制下。
15.在统一反对派的队伍中，有一些毫无疑问地强烈同情左翼反对派，但仍不是联盟成员的人；他们必须被拉到我们的旗帜下。有一些持模棱两可立场的人竭尽全力保持这一立场，将组织转变为一个“平台”。对待这些人，我们可以在明确的基础上达成策略性协议，维护相互批评的充分自由。最后，在统一反对派的队伍中，也有毫无争议与我们不相容的分子，他们偶然迷失地走进来，或者作为改良主义的代理人渗透进来。他们利用含混不清的方法来分化统一反对派。他们越早被揭穿和消灭，对事业就越好。
16.但难道我们不是支持与工会中的所有工作者合作，无论他们的政治和哲学观点如何吗？当然，但统一反对派不是工会组织；它是一个政治派别，其任务是影响工会运动。让莫纳特和他的朋友们戴着假面具行事吧，革命者在工人面前公开行动。在统一反对派中，我们只能跟那些与我们肩并肩、共同前进的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未必会和我们一起走到最后。
17.有些同志首先坚持共产党人必须用思想，而不是机械式手法来争取他们对工会的影响。这一想法看似无可争辩，但却常常被转化为空洞的陈词滥调。中派官僚机构也非常频繁、非常诚恳地宣称，其任务是以思想进行影响，而不是机械地施加压力。
归根结底，整个问题归结为政治和经济方向、口号和行动纲领。如果方向正确，如果口号符合当前的需要，那么工会中的群众就不会受到“约束”；相反，如果方向是错误的，如果革命上升的政策是在政治低潮的时候提出，或者相反，那么大众不可避免地将其视为一种机械的压力。因此，问题归结为左翼反对派的理论前提是否足够认真和深入，其干部是否受过足够的教育，是否能够正确评估形势并提出相应的口号。所有这些都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因此，我们更不允许沉默下去，或低估我们临时盟友以及我们自己的罪恶和错误。
18.联盟的某些成员，尽管看起来不可思议，却抗议某人或其他人将统一反对派从属于联盟的意图。
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建立在莫纳特用来反对整个共产主义的同样悲惨的论点上。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些在工会工作的同志希望自己完全独立于联盟之外；他们认为，通过他们的策略、告诫和个人机智，他们将取得联盟通过集体工作无法取得的成果。其他同志，希望自己在新闻界有类似独立性的，也欢迎这些趋势。问题是：如果这些同志对联盟没有信心，他们为什么还要加入？
19.关于统一反对派的“从属地位”，情况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只其成员才从属于联盟。只要统一反对党的多数不在联盟内，这就只是一个说服、妥协或结盟的问题，当然不是从属问题。事实上，所谓反对统一反对派服从联盟的人，他们实际上再要求联盟服从统一反对派。这正是至今的情况。在其工会工作中，即在其最重要的工作中，联盟从属于统一的反对派，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了联盟的一切独立。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也决不能容忍这种政策——哪怕再容忍一天也不行。
20.一些领导同志，直到昨天还顽固地实行投降政策，今天又宣布他们“完全同意”把统一反对派转变成个集团阵营的必要性。事实上，他们想满足于更名。他们越快“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们实际上越是在为一切保持原状而斗争。他们只是想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措辞来掩饰旧政策。这些方法不是新的，但时间不会使它们更具吸引力。如果一个革命组织允许一种机会主义政策用革命的措辞来掩饰自己，那么它将被口是心非和虚假的毒药长期（如果不是永远）腐蚀。让我们坚定地希望联盟不会允许这样做。
比于卡达，
1931年1月4日
注释
[1]美国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们，在美国的联盟中，某些同志——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个别同志（从字面意义上讲）——以“群众工作”的名义代表与洛夫斯通派的集团阵营发言。很难想象有比这更荒谬、更愚蠢、更无意义的事情。这些人对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有过一丁点的了解吗？他们读过列宁的著作吗？他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往来书信吗？还是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都从他们身边一去不返？幸好，美国联盟的绝大多数成员完全不接受这些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