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迅速增长，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民族和宗教冲突正在进一步上升。一些中国左翼对工国委（CWI）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质疑-本文将解释我们的立场。
文森特·科洛，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说突厥语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是新疆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他们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不顺从于北京的统治。这是一系列官方种族歧视、政治和宗教压迫所带来的结果。800万维吾尔族、200万哈萨克族和其他不到200万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承受着比汉族高得多的失业、更严重贫困和更低的预期寿命。尽管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但收益的分配却是极端不平等的。就中国整体而言，即使汉族中大部分人口也几乎与所谓的经济“奇迹”的成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和对毛时代遗留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破坏也大大促进了新疆的汉、维吾尔和其他民族间的疏离。维吾尔族的预期寿命比汉族平均少大约10年，由于医疗费用和教育成本高到了农村人口不能承受的地步，这一差距仍在扩大之中。维吾尔族和其他非汉族人口占整个新疆人口的60%；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达到了四分之三。2004年，新疆人均收入是7600元，但农村人口收入只有2269元。(《人民日报》，2005年2月22日)
正如一份西方媒体所报道:
“在过去20年里，随着『铁饭碗』政策的取消和在劳动力市场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多，特别是更多外来汉族人口到来；一些维吾尔族精英阶层的出路已日益成为问题。因此，许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出生的年轻的维吾尔族责备中国政府没有提供与他们所接受教育相当的工作机会，而热衷于把汉族人放在管理岗位上”(《新疆的维吾尔族-不满日增》，Rémi Castets，《中国观察》No 49，2003)
新自由主义和镇压
在“市场”之鞭驱使下，现实导致一部分维吾尔族青年转向犯罪和吸毒。而还有一些人则转向政治性的伊斯兰教义──希望从过去中寻找出路。这种情况也说明了中国政府没能成功地在新疆穆斯林人口中培养出更多的亲中精英阶层。这些精英确实存在，但并不广泛。根据上述报道，1997年新疆的中共党员中只有不到38%的人来自少数民族，而且他们通常也只能担任权力较少的职位或者那些易于控制的职位。自1949年以来，一直由汉族党员出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这一关键职位。
而另一个能清晰证明汉族在当地统治地位的是准军事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简称:兵团)。兵团控制着新疆近三分之一的耕地和四分之一的工业产出。240万兵团成员中90%以上是汉族人，难怪很多维吾尔族人将兵团看作是“殖民”力量。
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增强的国家镇压力量使当地局势具有潜在的爆炸性。根据国际特赦组织2004年7月的一份报告:“越来越多的汉族地产商强迫维吾尔族居民离开他们的土地。数千册维吾尔语书籍被禁，在新疆大学，维吾尔语在多数科目中被禁止作为教学用语。”
中共发言人以今天新疆支持独立的言论不象十年前明显来安慰自己。但这是由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11恐怖袭击和2001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后日趋加强的镇压；2)经济繁荣惠及少数的城市化维吾尔族人口；3)边界另一边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痛苦现实，使人们对“独立”的幻想破灭。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新疆依然是一颗定时炸弹。
“西部大开发”
新疆的面积是法国的三倍，占今天中国领土的六分之一左右。它拥有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四分之一以及煤储量的三分之一。在中国当局正日益成长为全球性强权的同时，新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对北京方面来说，新疆也是获取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石油和煤炭资源的“门户”。伴随着一场新的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地方势力之间的为争取能源和政治影响力而进行外交与军事角逐的同时，一个由中国出资的庞大的石油管道建设项目也正在中亚地区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已于2005年12月完工的由中国建设的从哈萨克库仑盆地到新疆的石油管道输送了占中国总进口量15%的原油。（新华社，2006年5月25日）
由于害怕失去对新疆和其他西部省份的控制，北京政府于2000年发起了西部大开发项目，其中包括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努力吸引外资注入这些非汉族人口依然超过汉族人口的省份。被中国政府描述为另一个“沙特阿拉伯”的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丰富能源储量已允许外国石油公司进行勘探。由于中央政府投资的猛增，新疆人均GDP 水平由最后几位上升到中国31个省和自治区中的第12位。但是开发再一次忽视了大多数普通维吾尔族；尽管石油和天然气丰富的塔里木盆地是四分之三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家乡，但是全自治区人均GDP最低的地区之一。
1949年革命和少数民族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民族问题显得格外复杂并具有潜在爆炸性，满清封建王朝和蒋介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专制统治（1927-49年）曾经带来诸多民族压迫的后遗症。1949年中国革命曾经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以解决这些民族冲突。虽然1949年革命不是一次真正由城市工人阶级发动的无产阶级革命，但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制度，在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推进工业改造；这场革命的胜利曾经在教育、医疗健康、工业基础及广大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
与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1917年俄国10月革命不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是建立在农村的群众基础之上。进行改变的主要工具不是依靠于大量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民主的工人政党，而是在陈旧的官僚统治结构下的农民军队。因为农民阶层固有的民族概念和革命观点，(列宁解释说农民“是最不具有国际视野的阶层”)，以及中共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层完全模仿苏联斯大林主义一党官僚专制的政治模式，所以新的国家不仅没有解决相反进一步激化了中国的民族对抗性问题。
新疆享有的名义上的“区域自治”并不能满足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对于掌握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在实践上，这意味着政策的不稳定性，当局不停地在放宽和加强宗教控制和政治镇压的的问题上来回摇摆；地方领导人得以随意阐释来自北京的政治指示，加以修正以满足他们的自身利益。
确实，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权试图实现民族融合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1954年宪法)保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在19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物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发展；但这是在中央政府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进行的。在少数民族或至少相当部分的少数民族人口中，中共军事官僚体制的镇压本质使得其废除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以及进行深远社会改革的作用显得黯然失色。
毛泽东所实行的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土地国有化并分给广大穷苦农民-不仅对于中国乃至对于整个亚洲大陆都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是自上而下的“用一个模式套用一切”的官僚主义方式实施这些政策，不可避免地具有其消极影响。对于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显得尤为清楚，在新疆大多数地方几个世纪里一直所采用的放牧的生产方式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央政府强调的定居农业。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下过度乐观的农业计划，导致了大量的汉族农民向新疆的移民，侵占了传统上维吾尔族用来放牧的土地。
政策的逆转
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推动全面的农业集体化，但在工业化依然低下的情况下注定以失败而告终。而完全“共产主义化”的农村生活-人民公社内劳动、吃喝和生活都在一起，公共食堂提供标准化的中国式饭菜，其中包含穆斯林禁食的猪肉，这也导致了新疆地区民族关系的紧张。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宗教、甚至穿着民族服装、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都被贴上“封建”和“落后”的标签，少数民族语言的报纸和电台也被关闭。
文化大革命中攻击宗教的行为绝对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无关。当1870年代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宣称“向宗教开战”时，恩格斯曾经严厉驳斥。恩格斯说这是极其愚蠢的，并预言结果将适得其反；冒犯信仰基督教的工人的宗教情感，只会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信仰。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团结所有的工人阶级，包括有宗教信仰的工人，一起进行斗争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当贫困、饥饿和压迫这些产生宗教信仰的物质条件已经被消灭之后，宗教信仰才会彻底为群众所放弃。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领导层的策略性和灵活性是极其重要的，而并不需要毛主义红卫兵式的“横冲直撞和胡乱折腾”。
中苏两个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权的冲突日益紧张，导致1962年苏联从中国撤走所有军事和技术顾问，并促使超过10万名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从中国投奔到苏联。这也促使了两个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权为争夺新疆和其他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民族而展开激烈斗争。莫斯科方面开始资助主张新疆独立的地下组织并使用维吾尔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种进行反中国的电台广播。这与真正支持维吾尔族群众的民族权利毫无关系，而只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官僚集团为榨取政治资本而想方设法羞辱对方。而且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也可以通过口头上支持维吾尔族独立来麻痹苏联的4000万穆斯林的觉醒。
1980年代在邓小平统治时期，中央政府的代表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表示“道歉”，并且鼓励恢复宗教和文化。许多新的清真寺和教读古兰经的学校得意开设，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私人资助的。中央政府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在于亲资本主义的“邓派”为了反对守旧的“毛派”需要赢得新的群众支持。
根据A. Altuni的描述:“为了赢得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政府决定促进宗教中心和清真寺的建立，以便使维吾尔族群众『忙于』宗教活动而无意于政治。”[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文化政策(东土耳其斯坦)，无日期]
在新疆问题上经常性的180度的政策变化一直持续到今天，每次并只会造成当地群众中更大的不安和不信任感。北京当局的短视也表现在邓小平支持美帝国主义在阿富汗反对苏联的战争，这场战争培养出了一批疯狂“反共”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其中就有奥萨马·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中国政府甚至在1980年代后期还派遣数百名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顾问在巴基斯坦和新疆训练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穆斯林圣战主义者。根据1996年被塔里班拷打和处死的前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uhammad Najibullah)的说法，“中国方面在战争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之一”。（John Cooley《反神圣战争》，Pluto Press，2002年）
由于邓在与新疆交界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执行的政策带来的“反作用力”，导致中国1996年不得不进行反“分离主义”的“严打”行动。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统计，1990年代后期新疆地区的死刑率是当时中国整体水平的的十倍。
九一一事件和右翼的政治伊斯兰主义
布什政府在全球发动的“反恐战争”和2001年对阿富汗的入侵成为中国在新疆内部政治上的一个新转折点。中国当局抓住在国际形势上的这个转变以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当地清真寺和宗教组织的控制，并且将所有要求更多民族自由的行为都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本来在这些事件之前，北京方面已经选择淡化武装的圣战组织的危险。九一一事件之后早已沈寂的(假如不是彻底被消灭的)的圣战组织的作用也开始在官方的宣传中被大大地被夸大。
1990年代后几年，在新疆一度出现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1997年2月，伊宁市的和平示威活动转为暴乱后，大约有200名维吾尔族被处决。此后中央政府的“严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粉碎采用个人恐怖主义的维吾尔族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往往错误地采取暗杀汉族官员或亲当局的维吾尔族人的做法。其中最严重的攻击是发生在1997年2月的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和74人受伤。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决反对个人恐怖袭击。对于亟待解放的被压迫者而言，这完全是个死胡同。而且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利用恐怖袭击成功推翻压迫阶级实现解放的先例。与之相反，这只会为更残酷的镇压提供借口，因为这在工人阶级中加深了种族和宗教分歧，恐怖主义的方法最终只会严重损害反抗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
当中共在新疆的发言人已成功地宣告，“相较于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分离主义的威胁明显减少”，继续存在的镇压和种族宗教的歧视会在未来再次促使新一代维吾尔族青年采用恐怖主义袭击，并错误地认为这是他们唯一可用来反击的途径。
2007年1月，解放军袭击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真主党(ETIM，简称“东伊运”)在新疆西部帕米尔高原近阿富汗边境的一处训练基地，击毙了18名所谓的恐怖份子。这次军事行动的真相至今不明。东伊运也被美国布什政府列为恐怖主义集团，然而该组织的支持无疑被中共政权夸大，以合理化对新疆的镇压。东伊运跟阿富汗和中亚的“圣战分子”有联系，包括基地组织阿尔盖达，不过大部分维吾尔族人属于伊斯兰教中的苏非派，而属于极端反动的瓦哈比派的阿尔盖达则将其视之为异端。
来自新疆内部的资讯表明，目前极端原教旨主义的组织如“东伊运”的影响力已经不再重要。对多数维吾尔族而言，目前的分离主义运动仍然主要是民族主义的泛突厥运动，而不是泛伊斯兰的宗教运动。这也为另一个事实所证明，即使是如“东伊运”这样的伊斯兰宗教组织也并不试图招募说汉语的回族成员，而回族也是新疆另一个重要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根据官方统计在当地接近1百万，在全中国有接近1000万人口。
对于居住在城镇里的维吾尔族而言，也包括维吾尔族的工人阶级；无论他们多么不喜欢中国当局现在的统治，神权统治也毫无吸引力。当然这并不能保证政治性伊斯兰教义影响不会在未来成长为反对北京当局政策和日益扩大的民族不平等的力量。而确实存在的真正危险是在更广泛的地区活动的宗教组织的影响下，泛伊斯兰主义的倾向可能会发展成为极端宗教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从而使建立跨民族团结的工人阶级运动以反对中国当局右翼政策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
中亚-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
新疆所经历的独立情绪的爆发，与苏联解体后中亚共和国的独立有相当关系，这些中亚国家往往与新疆的维吾尔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联系。当时许多维吾尔族中希冀依靠这些新兴国家的对他们支持，能以“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方式使新疆摆脱中国的统治。但显然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所谓“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俄罗斯的附属国，而它们试图通过和美国以及中国的巨大的贸易来平衡对俄罗斯的依赖。
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下，这些共和国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专制、腐败、压迫和贫困的代名词。整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定地区之一，也很难再成为独立的维吾尔国或“东耳其斯坦国”的典范。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喉舌《经济学家》杂志也不得不承认，“从经济角度来看，苏联的解体对中亚地区而言是一场灾难”。（《中亚的经济调查》，2003年7月24日）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亚地区的资产阶级政权也在拚命地向中国大献殷情。这一过程以2000年形成上海合作组织(SCO)到达顶点。这一旨在与该地区“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的“安全联盟”建立对梦想依靠中亚统治精英们的泛突厥“团结”而反抗压迫的维吾尔族来说是最后的一击。到90年代末，流亡在中亚国家的数万维吾尔族面临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恶梦。他们被不断威胁将遣返回中国，而遭遇遣返的人多被处决或关押。这也是为什么约有1000名维吾尔族流亡者逃到了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因为对其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仅存的避难所。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国际工人委员会(CWI)支持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其中也包括实现分离的权力。我们支持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并呼吁少数民族留在一个联合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它们将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而不是现在虚假的自治权。这将成为战胜资本主义并建立一个真正世界性社会主义社会的最有利的基础。但这只能建立在自愿而非强迫的基础上。毛泽东和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19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政权进行斗争的时期，特别是当毛的红军部队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们曾经允诺尊重维吾尔族和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但是一旦中共的统治地位变得牢不可破的时候，这些允诺便被玩世不恭地所背弃。
这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苏俄成立初期的立场截然不同。罗莎·卢森堡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民族问题上她却犯了严重错误。她声称列宁的政策将导致国家分裂和并在工人阶级中产生分歧。列宁解释说，正好相反，随着强迫因素的消除，大多数的旧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会自愿选择留在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内。当然在芬兰问题上，当芬兰群众清楚而明确地表明希望脱离的时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府支持了他们的决定，并于1917年12月给予芬兰独立。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决定性因素在于如何可以最好地强化及保存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团结，而这比国家边界更为重要。
在当今世界上，在强大的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民族问题几乎从各个方面看都比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显得更为复杂，新疆问题亦不例外。即使我们假设大多数维吾尔人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居住在新疆东部和北部的多数人口汉族显然不会同意。而这就由可能制造出严重的种族冲突并为各自民族的统治精英为自己的目的而加以利用。
维吾尔族人口今天不到新疆人口的一半(45%)，而且随着最近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经济带来的繁荣，汉族人口在进一步的流入；现在汉族人口预计占新疆人口的41%，并在如乌鲁木齐之类的大城市中明显占据多数。维吾尔人仍然在新疆的贫困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占据多数，其中包括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当然在整个自治区内穆斯林人口仍然占多数，大约有60%左右；这其中包括哈萨克族(总人口的7%)、回族(5%)、以及其他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吉尔吉斯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等。这些民族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例如，说突厥语的穆斯林民族和讲汉语的回族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就很对立。
即使在汉族社区内部，包括世代居住在新疆的原少数汉族人口、1949年以后前来定居的多数汉族、以及最近一批并不打算永久定居的农民工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社会和文化差异。社会主义者在完全反对对维吾尔族的民族压迫同时，也反对以对新疆的汉族的民族压迫取而代之。如同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发现今天他们成为了当地的被压迫民族，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冲突的问题；民族冲突只会一次又一次的剧烈，并甚至会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安全并导致战争。所以社会主义者有责任反对工人阶级之间的民族分裂，并为推翻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而努力实现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
列宁为此如下总结了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让自己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完全合理而自然的仇恨，发展到以致对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事业也怀着这种仇恨的程度，哪怕只是一丁点，或者仅仅是分离疏远，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滚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中去了。如果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哪怕是一刻，忘记了乌克兰人对于全面平等的要求，或者忘记了他们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那他同样也会滚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泥的潭中去，并且更是黑色百人团（译按：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主义。”(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 )
支持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疆和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
在这个阶段，仍然不能确定多数维吾尔人想独立。尽管今天经济增长非常一面倒的效果，但显然新疆
也仍然得益于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融合，并且甚至在维吾尔族中也存在假如建立独立东突厥斯坦国可能会遭受失去工作和投资的担心。当然如果多数倾向独立，社会主义者将支持他们的决定，但必须明确提“建立独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东突厥斯坦”的口号，而且需要向广大维吾尔族解释:要真正摆脱北京当局(以及中亚反对独立的资产阶级精英)的压迫，只有通过在全中国乃至全亚洲范围内进行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可实现。
换句话说，只有把他们的斗争联系到中国乃至世界工人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并以终结资本主义与专制为目标，才能解决维吾尔人面对的民族压迫。只有在工农民主政府的治理下，新疆人民才可能自由地决定自己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是否寻求独立(同时保证新疆汉族聚居区自治与分离的权利)或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实现真正的自治。这将在民主和自愿的基础上，组建包括中国、中亚诸国、蒙古和俄罗斯在内一个完全平等的广阔的社会主义联邦，并将为发挥欧亚大陆巨大的经济潜力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下，新疆乃至整个区域的民族冲突是不可解决的。这是为甚么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支持任何现存的民族主义政党或组织（不论是宗教性的或是政教分离的），无论他们所声称的目标如何，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提出资本主义以外的替代方案，因此他们皆非主张废除压迫和贫穷，而只是改变了这个压迫的国族型态。
但同时我们也完全反对中国当局对民族主义或宗教组织的压迫，并呼吁给予所有人完全的民主权利:政治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我们捍卫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和文化权利，包括:在与官方交流时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在教育系统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结束在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各种歧视。
在新疆和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必须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而自己组织起来；为实现自身的解放，他们必须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工人和受压迫者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新疆已经成为演练国家镇压和“反恐战争”的训练场地，而演练的成果将用于对付所有敢于对抗中共专制政权的力量:其中包括罢工工人、环保活动分子、民主运动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只有依靠建立起联合的工人运动，并且由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成员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才可能使资本主义、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永远成为历史书籍上的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