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7日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斯基的140年诞辰
Rob Jones（ISA俄罗斯支部）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的特务拉蒙·默卡德（Ramon Mercader）用一把冰锆，把流亡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杀害在家中。这场刺杀标志了斯大林和他的同党对十月革命的领导人、革命家、与老布尔什维克们赶尽杀绝的血腥阴谋，基本大功告成。
但是即使已经离开人世，托洛茨基也继续令统治阶级恐惧。美国国务院甚至不允许他的遗体埋在其领土上。于是托洛斯基的遗体在墨西哥供世人瞻仰五天。在此期间，有三十万人前来哀悼。他们是来自城市贫民窟的赤脚无产阶级、是来自耕地上的农民，来自这个仍然对墨西哥革命记忆深刻的国家。当时，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愿意对这名来自俄罗斯的流亡革命家发放签证的国家。
至死忠于他的阶级
托洛茨基的生与死既反映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和悲剧，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他直接参加了当时的主要事件，即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正是1917年这场革命撼动了整个世界的根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期间，他都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与红军的成立密不可分，并指挥红军打赢了俄罗斯内战。
革命是潮起潮落的。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不仅要看在革命高潮期间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革命退潮时的行为。在反动和镇压的黑暗岁月里，许多革命者被屈服在沙皇、斯大林或法西斯的手上。甚至俄国革命的传奇英雄们，如斯米尔诺夫（Smirnov）、斯米尔加（Smilga）、穆拉霍夫斯基（Mrachkovskii）、穆拉洛夫（Muralov）、谢列布里亚科夫（Serebryakov），甚至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等等，在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岁月里，他们被迫（至少是在口头上）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斯大林使很多人屈服，但他无法降伏所有人。数以千计的革命者在位于北极圈内的沃库塔（Vurkuta）监狱营及斯大林的卢比扬卡（Lyubanka）政治警察总部牢房里牺牲。托洛茨基是其中一位至死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自己遭到谋杀之前，他的哥哥、妹妹和妹夫、第一任妻子、两个孩子及他们的四个伴侣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当然，更不用说其它的许多同志和战友了。
尽管遭受了巨大的个人痛苦，托洛茨基至死仍然忠于工人阶级。他不仅拒绝承认斯大林集团的权威和指控，还用理论厘清了斯大林集团的夺权，并提出一个同时与资产阶级、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斗争的真正的政治纲领。
即使在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里，托洛茨基对未来还是充满乐观的。在1940年2月的遗嘱中，他写道：
“在我懂事以来的四十三年中，我一直是一名革命主义者；其中的四十二年里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如果我的人生能够重来，我当然会尽量避免重复各种小错误，但是我不会更改我人生的主要方向。我想以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绝不妥协的无神论者的身份死去。我对人类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比起我年轻时不仅毫无磨灭，甚至更加坚定。”
“娜塔莎刚从院子走到窗边，把窗户开得大些，好让我的房间透气。我看到墙脚下的鲜绿色的芳草，墙上方的晴朗的蓝天，到处都是阳光。生活是美好的。愿子孙后代们可以清除一切邪恶、压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
1905年与不断革命论
托洛斯基将一系列的思想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器库中，直到今天仍然有效。这些思想与托洛茨基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托洛茨基的第一部理论著作《不断革命论》至今仍是最鲜为人知的，而深入了解的人也很少。其实，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最初所提出的思想的延伸。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大意上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概念。他们可能从哪里听说过封建制度应该过渡到资本主义，然后资本主义会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负责掀起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负责掀起社会主义革命。
1905年，第一波革命浪潮动摇了俄国，这次革命是1917年的彩排。托洛茨基第一时间就赶回了俄罗斯。他后来描述了十月份的大罢工：
“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不是农民的零星暴乱或知识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动，是工人的罢工，第一次让沙皇跪下。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展示了他们不容争议的存在……。如果俄罗斯年轻的无产阶级可以如此强大，那么更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该要多强啊！”
──《我的一生》
托洛茨基根据1905年的经验指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以混合而不均（combined and uneven）的方式发展。当技术较落后的社会进步时，他们不会重新发明电报，而是购买已经制造好的智能手机。他说，在西方压力下，沙皇没那个功夫去按部就班发展工业，而是会直接建造巨型工厂。
但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更强大的帝国主义老板”做靠山，却往往过于软弱，无法作为独立的进步力量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这与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642–1651的英国和1789–1794的法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去领导民主斗争，并且同时，作为民主斗争的一部分，更进一步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改变而斗争。
当时立宪民主党党魁自由派帕维尔·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对于这个纲领感到震惊。是他首先将那些支持这种做法的社会民主党人称为“托派份子”。
如此一来，托洛茨基已经预测了1917年革命的发展方式。他的主张在今天的拉美、亚洲、非洲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仍然绝对有效。但是，很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不接受这套方法。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早已成为那些有斯大林主义劣根性的共产党的标志。即使在今天，那些有着政权的“共产党”仍以建设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为主要任务，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无限推迟到未来。
1906年9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52位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在沙皇法院被控组织武装起义。托洛茨基无视律师的建议，展开了后来使他成名的出色演说，他在法庭上捍卫了苏维埃的政策。因此，他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但不久便从那里逃亡到国外。
1907到1916年：反动与战争的年代
所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都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的失败给这个党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许多成员离开了并再也没有回来。接连的失败导致党支部的数量下降了十倍，许多支部甚至由政府的卧底所领导。
很多孟什维克提议建立一个“广泛的合法党派”，要求解散地下党部。这些孟什维克支持先过渡到资本主义，然后再社会主义。各派之间在党内掀起了一轮派系斗争：布尔什维克、前进派（Vpered）、托洛茨基的组织、孟什维克、取消派（liquidationist）、犹太崩得等等。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孟什维克使得情况更加恶劣，这一局势使列宁忧心忡忡。这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分歧最大的年代。
1912年8月，托洛茨基试图组织一个联盟，以团结各种派系。但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拒绝加入，托洛茨基发现自己跟孟什维克站在一起了。他后来意识到这个尝试是徒劳的，他解释是因为他对于妥协的热衷，以及他那时致命地相信，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各派会重新合并在一起。
1927年，托洛茨基多年的秘书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在病重自杀前给托洛茨基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描述了他怎么看待列宁和托洛茨基早期的关系：
“我从未怀疑您指出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您知道，自《不断革命论》发表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您左右……1905年开始，您在政治立场上一直是对的。我经常告诉您，我亲耳听到列宁承认，在1905年的时候，是你而不是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临死的人是不会撒谎的，所以我现在向你重复一遍……但是您经常会为了寻求同意与妥协而放弃自己的正确立场，您高估了这种妥协的价值。这是错的。”
1912年8月以后，托洛茨基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到那年年底，托洛茨基已经抛弃了对这种联盟的幻想，于是自己也就退出了。此时，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矛盾纠纷爆发了巴尔干战争。托洛茨基以《基辅思想报》的战争记者身份前往巴尔干半岛。这次经历使他对民族问题得到宝贵的了解。他在这里遇到了罗马尼亚革命家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后者后来成为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人和托洛茨基最亲密的战友。
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地区的经历对他帮助甚大，不仅在俄国内战期间，而且在1920年代初期与斯大林就高加索自治权问题上的可耻且错误立场进行辩论时。在1930年代，他又重新就芬兰、西班牙和乌克兰讨论了民族问题。
齐美尔瓦尔德宣言
1914年，党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更严重的分歧。很多社民党决定在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中支持自己的国家与本国的资产阶级。几天之内第二国际就分崩离析了。只有少数革命家始终忠于自己的阶级。托洛茨基当然是其中之一。
1915年，他是齐美尔瓦尔德反战会议的38名与会代表之一，并负责撰写了宣言。此后，托洛茨基和列宁缓慢但稳定地靠近起来。在巴黎，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篇带有强烈反战情绪的文章《我们的话》。后来有人在法国的俄罗斯士兵手上搜出这篇文章的印刷品时，已经被驱逐到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又立刻被指控是“德国特工”并驱逐出境。西班牙人将他押解给葡萄牙当局，而葡萄牙把他塞进驶往美洲的船上。
1917年：不断革命的实践
1917年俄国再次爆发革命。列宁迅速于4月返国。而托洛茨基三月份就离开纽约，却被关进加拿大的集中营里，直到五月份才获释。但是，一旦回到俄国，他和列宁便成为了紧密的盟友。
当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里发起斗争，反对以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斯大林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倾向时，他知道他可以依赖托洛茨基的最真诚的支持。加米涅夫此时声称列宁已经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列宁在返回俄国时发表《四月纲领》，呼吁党组织停止支持临时政府，并且呼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立场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在1917年7月的黑暗时期里，布尔什维克遭到诽谤，因而不得不转入地下。当加米涅夫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中，当暴徒在街头搜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时，基本上只剩下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但他公开宣布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并于同一天被捕。列宁写道：“从那天起，就没有任何人比托洛茨基更称得上是布尔什维克了。”
9月，他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并且被全党接纳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在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主要组织者。
孟什维克领导人费奥多尔．丹（Fyodor Dan）指责该起义是一场阴谋。托洛茨基这样回应：
“正在发生的是起义，而不是阴谋。群众起义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们凝聚了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能量。我们公开打造了群众起义的意愿。我们的起义取得了胜利。然而现在他们告诉我们：拒绝胜利，达成协议。要和谁达成协议？你们这些可怜的人，你们已经破产了，你们的戏份已经结束了。滚进历史的垃圾桶里吧，从现在开始那就是你们注定的归宿！”
红军：前进，前进！
数百万人丧生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布尔什维克主张俄国退出这场屠杀。但是国际统治阶级不同意，试图让俄国屈服。新的苏维埃政府试图履行其诺言，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谈中抵挡了德国的威胁。但几天后，协约国便对苏维埃发动了入侵。因此当时必须成立一支“工农红军”，而列宁说服托洛茨基领导这支军队，因为这对于革命是生死攸关的。
1918-20年间，年轻的工人共和国被十几个资本主义列强的军队入侵，这段内战的历史充满了人类所能理解的极限的壮举。这个时期塑造了一批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不过，是托洛茨基在领导这一空前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为了对抗强大的白军骑兵，托洛茨基组建了红军骑兵队。他的口号“无产阶级，上马！”像野火一样在群众中间蔓延开来。
约4万名前沙皇军官被招募入红军成为中央军事干部。为了监督他们，政治委员被委任进部队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些高级军事专家会搭配两名工人进行监督，这两名工人带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的直接命令，无论白天黑夜，决不让那些军官离开自己的视线。
两年间，托洛茨基著名的列车驰骋全国各地，为各地前线提供支持，鼓舞逃兵返回部队，并解决各种问题。其中一个惊险的时刻是在彼得格勒。红军阻挡不了白卫军尤登尼奇（Yudenich）的突击队。季诺维也夫偏头痛地躺在沙发上，无能为力。他已经做出了投降交出彼得格勒的决定。幸好托洛茨基的列车及时赶到，并领导这座城市的防御。最后红军打败了尤登尼奇，革命的心脏得以保存。
1923到1927年：左翼反对派
在关于托洛茨基这个名字的诸多毁谤中，有一种说法是托洛茨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斯大林上台，另一种则说托洛茨基也是个渴望权力的人，如果由他接任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甚至有人说托洛茨基会比斯大林更糟。
官方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说托洛茨基是个自满、渴求权力、虚伪的小人。那些都是完全捏造的。托洛茨基对怯懦或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懒惰从不容忍，也从来不会在那些亦敌亦友的人或政敌背后使阴谋诡计。如果他觉得一个人混帐，他就会当面骂他混帐。以下是托洛茨基的伴侣纳塔利娅·塞多娃（Natalia Sedova）描述过一次这样的遭遇：
“你知道，在我们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前两三个月，政治局有很多激烈的会议。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们聚集在我们的家中，等政治局开完会，列夫·戴维多维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和皮达可夫（Pyatakov）回来，好了解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其中一次，我们实在等不耐烦了。会议一直延长。最早回来的是皮达可夫，我们等著听他会说什么。他什么话都没说，脸色苍白，耳朵发烫。他情绪很激动。他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一口。他擦掉额头上的汗水，说：『我就站在最前面。我从未见过那种情况！』然后列夫·戴维多维奇进门了。皮达可夫转身跟他说：『你为什么对他（斯大林）说那种话。你的舌头怎么了？他永远不会原谅您，或您的孩子，您的孙子！』听说列夫·戴维多维奇骂斯大林是『党和革命的掘墓人』……列夫·戴维多维奇没有回应。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必须讲真话。”
做出这些暗示的人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他们不只是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个领导者，而是把他看成一个单独的个人。仿佛单凭一人之力，就可以扭转历史的潮流。
当然，他不是孤身一人。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阻碍著斯大林的反革命。其中许多人都是革命的先驱，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跟斯米尔诺夫的才智，有皮达可夫的组织才能，有萨普罗诺夫的阶级直觉。他们全都团结在左翼反对派（1923–27年）的纲领下。这个纲领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甚至连列宁去世前都时常写信批评斯大林和得势的官僚阶层。列宁于1924年初去世，斯大林甚至利用他的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左翼反对派反对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提出了五个要求：
左翼反对派要求提高苏联工业化的步伐，将新经济政策置于计划的控制之下，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并加强工人阶级的作用。当时，布哈林只同意一个依靠市场机制的“计划”，他呼吁农民“致富”。斯大林嘲笑左翼反对派的想法，说修建聂伯河水电大坝就好像农民买留声机而不是母牛。与此同时，工人的工时被增加了，伏特加也回到了商店架子上（此前布尔什维克曾经进行过少喝烈酒的宣传）。
左翼反对派要求建立一个民族共和国的联邦。斯大林只提出在一个强大中央下的有限的地方自治，因为这种方式比较容易统治。
左翼反对派要求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有理有据地提出如果不就分歧进行广泛的讨论和辩论，那建设社会主义就毫无意义。但对于依靠官僚作风、特权和破坏布尔什维克党得势的斯大林派来说，这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左翼反对派认为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它已经实现了一切可能。他们的口号变成了“一国社会主义”。
最后，其他国家的革命党把苏联视为坚强的后盾。左翼反对党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十月”战略，特别是阶级独立的策略。但是这时候，斯大林已经皈依了孟什维克的“阶段论”：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然后再社会主义。或是，首先脱离殖民，然后再社会主义。
但是，斯大林这些想法必须彻底改变党的方针；而要作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发展。
托洛茨基强烈批评了1925–1927年间斯大林（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针对中国革命提出的自杀政策。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等于把共产党在政治上缴械。而后来，国民党清党，对共产主义者展开了空前的屠杀。
因此，大家都应该记住，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不仅是理论上的分歧，还有俄国、中国、德国、西班牙、奥地利和其他无数革命者的鲜血鸿沟。
在1920年代，内战和破坏使俄罗斯筋疲力尽，工人阶级受到严重损失，俄罗斯农业国家的落后地位日益突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也造成影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强盛起来的官僚机构接连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控制权。即使是最坚定的革命者，也没办法孤身抗衡革命的退潮。左翼反对派知道自己胜利的机会不大，托洛茨基本人也明白。1928年12月16日，流放中的他致函苏联中央委员会：
“人各有志。你们企图扩大敌对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我们也清楚自己的职责，定必会奋斗到底。”
如何对抗法西斯主义
斯大林主导的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政策导致了德国共产党（KPD）自我孤立于社民党（SDP）的数百万工人支持者。克里姆林宫任命的官僚根本不理解德国情势，更不用说给劳动人民一个明确的政治领导。德国共产党错过了1920年代的革命机遇，成就了希特勒上台的条件。托洛茨基一直努力争取德国共产党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因应反法西斯斗争中把各种工人群众党派团结在一起合作战斗的需要。托洛斯基解释说，为了对抗法西斯，不仅有必要与社民党基层党员们并肩作战，而且还必须与社民党高层提议合作，尽管这些领导人可能会找任何借口拒绝。托洛斯基在《德国革命和斯大林主义官僚》（1932年）中详细分析了法西斯主义是什么，而且应该怎样对抗它。
但是，德国共产党拒绝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而是向社民党发表了最后通牒。共产党要求社民党以接受共产党领导为前提一起战斗。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吸引到社民党工人群众的信任，反而用这种最后通牒要求把他们赶走了。局势变得更加险峻时，共产国际的战术也更加“激进”起来。德国共产党甚至与纳粹合作反对社民党，因为据说“社会法西斯主义比公开法西斯主义更危险”。当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共产党领导层还自欺欺人地表示，下次选举共产党人赢定了！看到斯大林主义者毫不抵抗就放弃德国，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已经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并提议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苏联是什么，它会走向何方？
《被背叛的革命》，与他之前所有成就相比仍然可能是托洛斯基最重要的著作。1936年他发表本书，分析甚么是斯大林主义及怎么与之斗争。托洛茨基在这里厘清了许多在1920年代尚不明朗的问题。
他说，斯大林主义是对十月革命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的驱动力是党内和苏联的一部分官僚阶层。这些官僚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以前依附于一个阶级，革命以后又依附另一个阶级。由斯大林派单方面发起的内战剥夺了工人阶级各种组织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由于革命和内战后工人阶级精疲力尽，农民对年轻工人国家的巨大反动压力以及德国革命的失败等等原因，从革命家堕落成的官僚阶层与野心家们便设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托洛茨基用1789至1794年间法国大革命的情况类比。他说，始于1923–24年的反革命倒退，可以类比法国大革命的热月政变。热月政变不是一场典型的反革命运动，而是革命从激进倒退成中间派，再倒退成保守。这样的政变巩固了新统治阶层的地位。但是，这个“阶层”只能依赖革命的成果才能生存，也就是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这个政权必须为了自身利益，用自己的方式发展和捍卫计划经济。
于是，苏联维持了一个工人国家的表面形式，但实际上是畸形的。所以说苏联是一个“堕落工人国家”。在这里，本来的统治阶级（工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而无产阶级专政被歪曲成了斯大林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为了夺回政权，无产阶级需要对斯大林主义展开一场政治革命（不是社会革命），以恢复工人民主。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迫切的需要。因为托洛茨基预测，为了维护其特权，这个政权迟早会需要着手恢复资本主义。
第四国际
在二战前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需要非凡的勇气。从1939年创建的时候起，新的国际就必须面对各种强大的敌人：斯大林主义、无牙老虎的社民党、帝国主义，当然还有法西斯主义。新的国际成立时有大约3千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1940年托洛茨基被谋杀后，经历了战后经济繁荣的艰难时期。第四国际的一部分人提出了错误的政治观点，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否认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推动力的角色。1989-91年间，苏联集团瓦解，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整个左派和国际工人运动都迷失了方向。工人国际委员会（ISA前身）在此期间始终相信工人阶级，捍卫著托洛茨基的遗产，耐心地在各国建立了第一批干部和组织。现在，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开始，世界正在变得激进。ISA有充分的优势利用这一机会，并正在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建设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