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www.chinaworker.info）

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从本周起将推出系列文章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由此开始，触发了一场人类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一的天安门事件。这场运动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其最初发起者的期望，并几乎推翻了所谓“共产主义政党”的专制政权。

4月17日，第一批抗议人群，约700名学生和教师，从15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步行到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他们高喊着“胡耀邦万岁！民主万岁！打倒腐败！打倒独裁！”的口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这些口号带来的回响将传遍世界各地。

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前赴后继地加入到了北京示威活动中，反对政府的示威蔓延到全国110个城市。在整场运动直到血腥结束之时，示威者一直高唱“国际歌”，而当局的谎言却以此称整场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反革命暴乱。仅仅在第一次小规模游行的5天之后，在胡耀邦葬礼的当天，20万人不顾政府禁令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在北京20多所大专院校发生了“学生罢课”，之后一个称为“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的组织宣布成立以协调不同学校学生间的行动。截至5月中旬，产业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和并为独立工会运动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所有上述事件的发展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感到恐惧，他们深怕出现一场“波兰式的混乱” [由此会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大规模工人运动]。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场革命就是当群众开始直接对事件发展产生影响，并充分感知到他们进行这种影响的力量。”而这正是对当时中国局势所能有的概括。此时，因为“将资本主义制度重新引入中国”而受到西方政府所赞赏的邓小平当局，却正如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样，看起来，“似乎处于一片混乱和无能为力之中”。统治集团和军方陷于深深的分裂中而无力应对。正如当时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英国支部的报纸《战斗派》（Militant）所描述的，“… 和平推翻官僚体系的所有条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确实至关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纲领、战略和战术。”[《战斗派》，1989年6月9日]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那个晚上，邓小平和他在执政集团内的‘强硬派’支持者终于趟着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鲜血重新恢复了他们的统治。邓小平动用了20万人民解放军部队对中国的首都进行“全面入侵”。而相比之下，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过使用了24.8万军队。根据大赦国际的数据，在风暴中心的北京有至少1000人被杀害。在此之后几周和几个月内，有超过4万人被警察搜捕，其中工人所遭受的痛苦甚至远高于学生。任何在运动最后几天曾经组织或者试图组织罢工的工人都被判处长期监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处决。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呼吁进行总罢工以迫使当局停止军事屠杀，而其活动参与者都被指控策划武装起义和反对政府，所有人员都遭到通缉与追捕。

阅读本文的读者应该清晰地知道所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资料都被中国当局认为是“煽动性的宣传”。对政府而言正如“卡夫卡恐怖”一样，20年来他们全面禁止任何关于“六四”的新闻与报道。而与此同时，政府不停地重复着“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亡”，邓小平是被迫采取行动以避免“社会动乱”和“安全繁荣”的谎言。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步的经济迅速增长仿佛为当年的屠杀提供的历史性的辩护理由。

但事实相反于当时中国当局一些领导人宣称，“镇压1989年运动未能防止中国重返资本主义。”中共领导人继续追寻越来越多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政策并同时进一步强化专制镇压。那些声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形影不离的兄弟的人士很难解释中国发生的一切——即‘中国模式’为什么如此流行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中。

今天， 20世纪80年代一直被描述为相对开放和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正如“天安门母亲运动”在一份请愿书中所描述的（该组织成员包括在6月3日到6月4日被杀死在军管中众多人士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当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密闭的铁房子”。今年是特别重要的“六四”20周年，而且又恰逢灾难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共当局处于全面紧张之中。预计会有8万人乃至更多的人参加今年6月4日在香港举行的抗议集会。当然在内地，中国当局根本不可能容忍类似的抗议活动。而且目前当局已经开始加强所谓的“安全”措施以镇压“泛民主派”分子，并同时针对任何敢于公开批评政府的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进行镇压。

综上所述，如今至关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运动的真正的教训， 将其从迷雾重重的歪曲、谎言和误解中挽救出来，并通过新一代人的讨论和研究寻找到能真正改变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道路。

1989年群众运动的起源

北京的学运活动分子计划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并确保抗议活动能一直持续到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5月15日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戈尔巴乔夫被普遍视为“共产主义政党”（事实上是斯大林主义）集团中的“民主派”。学生有大量的不满，但核心问题是担心他们认为本应该跟随“市场改革”一起发展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发生倒退，而当时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前苏联的东欧地区这一进程仍然在蓬勃发展。而胡耀邦逝世的新闻促使学运活动分子根据传统“借悼念死者而谴责活人”的方式进一步加快推进他们的计划。

胡耀邦做为中共党的领导人于1987年被迫下台，起原因在于他处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发生的学生民主运动时过于“软弱”。官僚集团内部的“强硬派”担心由于胡的“软弱”而导致政治不稳定和来自于群众对于执政当局的挑战故而迫使‘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牺牲其盟友。胡耀邦是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推进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政策的先锋。但是他的解职并不意味着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是一个更加公开亲资本主义“改革者”。但是胡耀邦的失势加剧了泛民主派阵营和激进学生的担忧，他们担心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将被就此搁置。从而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以使得天平的指针重新摆回到另一端。胡耀邦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前斯洛乏克领导人杜布切克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人道主义的特征”，而他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被推翻。胡曾经认为中国应从西藏撤出军队。他曾在1984年声称“马克思和列宁无法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而引起了“强硬派”的众怒。

而与此同时，政府激进的市场政策彻底改变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在社会诸多领域出现混乱，警示不断。西藏爆发了30年来最严重的暴乱和街头抗议。这一抗议运动被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以极为无情的方式镇压了，而此后同样的暴力镇压也被用于北京所发生的民主运动。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1%，是1949年革命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当局的经济紧缩措施，1989年全年超过100万家工厂被迫关闭。 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礼日在西安和长沙失业的青年和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

整整一年时间政府的高层内部因困于价格改革的辩论而敌意日深。最初为邓小平所支持的赵紫阳希望能权利推动价格自由并彻底放开市场。在当时存在着一套“价格双轨制 ”体系，即同一商品同时存在着计划体系内国家规定的价格和自由的市场价格。这为一部分官僚提供了可以上下其手的绝佳致富机会，他们将国家计划体系内的货物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市场上销售以趁机渔利。正如作为中国“新左派”代表任务的学者汪晖所指出的：“仅1988年一年，由于价格双轨制的存在（为官僚提供“寻租”机会），两种价格间的差额达到3570亿人民比，相当于当时一年国民收入的30%。” ” [汪晖，《中国的新秩序》，2006年]

赵紫阳提议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以彻底消灭利用“双轨制”产生的价格差投机，但在现实中，这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加剧工人和底层群众的生活负担。上层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众的压力，导致价格改革的停滞。但仅仅在6月4日大屠杀3个月之后，这一价格改革计划就得以推行，因为来自群众抗议的威胁已经被彻底“解除” 了。

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澳大利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当时年仅27岁的斯蒂芬•乔利当时正身处北京，在他激动人心的第一手资料中描述道，“我当时觉得我处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很明显，当时中国发生的这场斗争的后果会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如同今天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所发生的影响一样。汪晖认为，“当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事件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并促使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构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晖的这一论断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些过于夸大天安门事件的意义，但毫无疑问中国工人与青年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之后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无疑加速并加剧苏联和其他东欧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国家的统治危机。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开始攻击工人的利益，但由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危机与崩溃使这一过程大为加速。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主义的各国政权已经在很多方面处于困难重重之中。

基于中央计划和国家所有的经济方式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使它们在建国初期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此后由于官僚国家体制所带来的窒息使的经济处于全面停滞之中。假如不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即是由工人阶级积极民主地介入到社会和经济的整体运行中，那么这一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剧，斯大林主义政权残酷镇压的本性，民众中对于民主的渴望，官僚体制对于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损害，群众中的某些阶层产生了对于被这些政权冒用来进行统治的“社会主义”日渐反感。而这一情绪尤其突出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国，由于所谓的1966-19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后果，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被毛派的宣传作为“坏分子”，而使得知识分子中的相当部分人群变得特别敌视‘共产主义’。

在整个斯大林主义世界中，以中国、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首，部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官僚开始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维护其自身权力和特权的生命线。在击败毛派 ‘四人帮’之后，邓小平于1978年掌握政权并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虽然当时并没有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完整计划，最初是试图在官僚计划经济中‘ 务实地’结合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如给予管理层的‘奖励’，减少对工人的保护，对私人财富和投资更为开放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有明确意识的亲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在中共政权内部开始逐步浮现，而邓小平和赵紫阳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自上而下进行的经济变化所造成的的结果是巨大的。首先，所有的农业生产在1979年至1983年已经全部私有化，并非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而是彻底地取消人民公社。这为今后农村地区医疗和教育资金严重不足创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因为过去这些服务的资金一直依赖于人民公社的共同的积累）。同时政府还推出了‘沿海地区开放战略’，将更大的权力移让给东部沿海省份并鼓励它们融入世界市场，特别是通过海外华人的投资。而且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运行的“特区”也分别在不同的几个地区得以建立，并随后扩展大更大的范围。其他的‘改革’还破坏了职工工作安全和国有企业工人的福利，同时通过宣传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而称赞经济刺激方案，并指责国有企业的工人过于“娇惯”。同时在1986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劳动合同从而废除国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这些变化本身还并不等于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但毫无疑问是对计划经济的大量侵蚀和损害工人阶级的地位。

毛派作家李民琪，其本人曾经参与了1989年运动（尽管他承认他当时还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描述了从1985年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 官方的电视节目、报纸和杂志积极描绘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繁荣和东亚资本主义‘四小龙’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已经被落在后面…，资本主义从一个进行超额剥削的血汗工厂变为民主，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工会保护工人的权利的同义词。而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现实生活到底意味什么？ [李明琪，《中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消亡，2008] 。

该如何定义1989年运动？

今天由于当局对与信息自由和讨论的封锁，所以对于天安门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误解和混淆的天安门事件。一中共政权的些辩护士仍然将1989年事件视作“颜色革命 ”，并将它归类于与2003年格鲁吉亚和2004年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希望将运动描绘为亲西方资本主义的，而抗议者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前台的‘木偶’。这一想法也为中国的新毛派运动中的某些人所接纳，而这主要是基于当初1989年运动中某些领导人今天的立场，而不是这些人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重要的是如今一些毛派青年已经开始摈弃这样的思想，并将1980年事件开始看做是真正的“人民运动”。这是值得欢迎的一大步。

正象众多的群众运动一样，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一党专政和而且缺乏独立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层的政治组织。由于长期的处于专制统治的黑暗之下，所以这场运动的组成就犹如“政治彩虹”一样充满各种政治谱系。最初1989年运动中的某些力量对于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抱有成见幻想，甚至倾心于“台湾模式”，这虽然是在整场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但绝非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他一些人则给予希望于“重新构造的社会主义 ”，并在思想上靠拢戈尔巴乔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经明显出现了反对市场“改革开放”和捍卫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国有资产的想法。在各种思潮中的共同点是对于民主的渴望和对现政权的日益不满，但至于以何种方式取而代之却丝毫没有清晰的概念。

毫无疑问运动最初发韧于知识分子和他们在学生中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称呼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在当时这个概念还没有被使用）。在党内他们接近赵紫阳一派力量，他们的政治观点不仅捍卫公民的基本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是我们也完全支持的目标），而且在不同程度，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但这些人在当时的表达并如之后他们所做的那样直白。不少学生运动的领袖并不想推翻政府，而只是希望能帮助以赵紫阳为首的亲资本主义一翼能够控制局面。而这一路线也为他们的一个中心诉求所证实：支持（实际毫无力量的）全国人大召开临时会议对官僚进行质询乃至改选，并使‘强硬派’力量从政府中消失。正如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所回忆的，“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要政府听见我们的声音并与我们对话，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心理障碍被打破——人们就自然会走上街道勇于公开面对独裁——学生的抗议活动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社会中所有积累的不满情绪。这样抗议运动的闸门被打开了，虽然这些社会力量与学生领袖之间没有充分共享的利益和目标。即使在学生中，也存在着相对年龄较大的更为亲赵紫阳的阶层和另外一个年轻的更激进的多数人群，他们将赵看作为与其他中央官员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这反映在群众中对于“太子党‘的称呼，——高级官员的儿女通过充分利用关系进行发财致富变成或正在变成资本家。而就连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后代都是臭名昭著的‘太子党’，并遭到数百万示威者的谴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搞捐献，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毛泽东主义对于这场群众性运动也同时具有重要而又引起相当争议的影响。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工业城市，群众举着毛的画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头，以所谓毛时代“极为清贫”的官僚的生活方式与当时邓小平当局官僚们如百万富翁般奢侈的生活方式作为对比。而在北京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多数学生对于毛的影响抱有警惕与成见，认为他原比其继承人（邓小平）更为独裁。但即使在北京，学生于5月12日所发起的绝食抗议及采用的口号也多可见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或索性是它的拷贝。而且某些当时的学运领导人事后甚至认为采用“绝食抗议”的方式过于激进。然而“绝食抗议”本身却成为运动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绝食抗议”的进程中，其他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跨过藩篱”毅然加入到了运动中。

广泛群众阶层的介入使运动改变了性质并使之推向另一个方向：从支持和寻求获得某一派官僚支持的抗议运动日益转变成为一个公开挑战整个官僚体系的运动。而且就当时而言，天安门运动是整个斯大林主义阵营中表现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改革”。正如汪晖在2006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所提到的，而他本人也是6月4日最后一批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而且来源于“对于市场改革冲击所带来的痛苦”。

一场政治革命——仍然保留国有经济的基本原则和其所带来的关键社会进步，但同时使新的政治架构完全置于工人的民主控制与管理之下——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可能实现的目标。但问题是在于当时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个真正的、深深扎根于工人与学生中的、能在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纲领、战术和口号去引导群众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以明确觉悟地方式引导非有明确自我意识的群众运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取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今后我们将有一系列专题文章讨论工人在1989年运动中的角色、运动和纲领，以及如何在中国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