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双重灾难和福岛核泄漏的周年悼念中，核能资本家发起反击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我们一定要立刻停止核能发电…我们要求民主的公共管理与控制台湾电力公司。”
工国委（CWI）台湾支部成员之一，谢翔宇在游行宣传车上向游行群众演说。发起单位绿色行动联盟估计有超过五千人参加这次游行。工国委（CWI）台湾支部也是50个参与组织游行的团体之一。这次游行也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发生的最大的灾难一周年。其他国家如日本、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比利时以及澳洲也在周年悼念这一天发起类似的反核游行。
去年的3月11日，一场震央在海底、震级达9.0级的大地震为日本东北岸带来大规模海啸冲击，造成了一万九千人死亡和福岛核能发电厂（Fukushima Daiichi ）的严重破坏。这是自1986年车诺比（Chernobyl）灾难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核灾难。一年之后，仍有34万人住在庇护所中，其中超过16万是从核电厂附近区域疏散而来的民众。昨天日本参与反核抗争的达数万人，其中有约一万六千人是来自距离福岛（Fukushima）约60公里的城市郡山（Koriyama）。
台湾的“核四”丑闻
昨天在台湾的反核抗议游行主张“废核”–废除所有台湾的核电厂.一些游行的人带着他们自己的黑白大头照举办着“自己的丧礼”，象征核灾带来的后果；另外也有人带着纸做绿色风磨象征干净能源。反核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被拿来储存一部分核废料的兰屿－台湾原住民泰雅族的故乡，当地人跟核能工厂的抗争达三十年以上。仅仅只有4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就有超过九万桶的核废料储存在这里。随着无数的健康威胁，岛民控诉台湾电力公司一直以来掩盖真相的行为。
这次的抗议民众特别关注核四-位于贡寮的龙门核能发电厂，台湾第四座预计在2016启动的核能发电厂。这计划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大量争议。台湾跟日本一样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属于地震高风险区域。正在盖发电厂的国有企业台湾电力公司，已经多次拖延计划，因次耗费了大量的预算。世界没有真正安全的核能发电存在，但在龙门发电厂的建造中，台电工程师混杂了美国跟日本的设计，引来了强烈的讨论跟批评，有人称它是个拼凑发电厂。
“这个做法是不和常理而且非常令人担忧，”绿盟的发言人说。“这造成了非常多整合的问题，需要不断无止尽地修复改正。”
在去年日本发生核灾后不久，台湾做了一个意见调查，58%的人希望废除兴建核四计划。龙门发电厂距离有六百万人的大都会台北市中心只有40公里。两个现存的核电厂则距离更近。在福岛，日本政府划定距离受损的厂区半径50公里以内的区域为自愿疏散区；20公里以内则要强制疏散。如果类似的意外发生在台湾任何一个核能发电厂，后果将不堪设想。
核能工业的反击
既去年的灾难之后，尽管许多国家明显存在着对核能强列的反对声浪，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跟印度等。有高利润和受政府保护的核能工业将再次聚集世界各地的推进势力。 法国核电巨头法国电力公司的执行长文森特•德•里瓦兹（Vincent de Rivaz）说：“火车并没有出轨。尽管火车的进展可能已经放缓，但仍然在轨道上。”
世界核能协会报告，全球目前有60个核反应堆正在建造中，超过163已订订单或计划中。这些数字跟福岛事件发生前一个月，2011年2月的报导的情况：62反应炉在建造中，156在订单中或计划中比较起来没有差多少。如《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这些数字揭穿，核电工业在福岛核电厂危机后停止在其轨道上的看法。”
日本引起福岛县灾难的企业，在这一波新的全球核能反击行动占了主导的角色。 “尽管在日本有对建造核电厂的严重反弹，但全球对核能的需求并没有下降，”三菱重工业的大宫英明宣称日本三个建造核电厂的企业仍正汲汲营营得运作着：“东芝公司目标在2015年之前卖出超过25个核电厂;日立目标到2030年，要销售38个新的核电厂。而三菱公司称其在2025年达到一年卖掉两个核电厂的销售量的目标只会受到些微的延迟。”（《华尔街日报》2012年3月11）
尽管在日本及一些其他经济体系先进的已发展国家，如德国和瑞士，渐渐有远离核能的转变，但这转变并没有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系。尤其是在中国，已经计划建立超过100个核反应堆，而且到2020年将成为世界领先的核能发电国家。福岛核灾效应已被证明只是暂时的。在这一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年度「议会」），核能工业的领导人对媒体表示，前一年强制推行的禁止建设新的核电厂的规定，将很快被解除。正如《华尔街日报》指出的“未来核电的成长，很大一部分将取决于北京。”
中国的核能麻烦
尽管中国境内对核电安全和环境问题上的反对日渐上升。批评者，包括党国内部的学者都戏称政府的计划“核能大跃进”。在去年11月，甚至在安徽省的一个地方政府（彭泽县），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停止（临省江西省）建造新的核能发电厂。
他们警告说，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对这样迅速扩张的核工业的国家监管准则。有鉴于恶劣得令人震惊的工业建设和煤炭开采安全记录，以及中国政府对所有事项的保密，人民的担心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谈到核废料，其中一些对人致命的核废料危害会持续25万年。去年七月夺走40条人命的温州动车事故，也是一个警告。如同核能工业，这涉及昂贵的〝号称最先进〞技术、颇具声望的“样板工程“。核能工业和高速铁路都仰赖着国家对于引进的先进技术的运用。
中国和亚洲正逐渐成为未来反核抗争的前线。越南、孟加拉国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有发展核能工业的计划。除了中国的大型核能扩展计划，韩国、印度、台湾和巴基斯坦都有在建设中的核电厂。在福岛核灾的创伤直接冲击之下，这些国家的政府被迫慢下脚步面对核发展的后果，并宣布较慢且更安全谨慎的做法。但现今核发展的势力正再度攀升中。
即使是产业内部人士，都对世界上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质疑。 “对于把核反应堆出口到第三世界，如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我觉得非常担忧。”担任台湾原子能委员会核规部主任的陈易彬告诉《华尔街日报》， “我总是对日本人民说，把你们日本的反应炉出口到越南是不道德的 – 他们根本连操作的基础设施都没有。”
鲁莽的新自由资本主义
过了一年，福岛灾难仍给日本蒙上一道很深的阴影。政府的反应总的来说，太少且为时已晚。从一开始，独立的专家批评政府设定20公里的疏散区是不够充分的措施。美国核能专家阿尼-冈德森（Arnie Gundersen）是个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在地震和海啸发生后的几天之内飞到日本，他说，当他现身CNN跟大家说福岛核灾是跟车诺比灾难一样的7级灾难，日本政府发言人还持续称这是只有5级。日本政府才在后来被迫升级为7级。
“最直接的后果是，忽略这一个严重性等同车诺比事件的事实使他们置很多人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并且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确切影响的人数会是多少，”冈德森告诉CTV新闻（2012年3月11日）。 “在未来20年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有一百万人罹患癌症，但他们会有一个潜伏期，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发现。
更令人震惊的是拥有福岛核电站的亚洲最大私有化的能源公司，东京电力公司的角色 。最初，该公司希望拯救其“投资，因而拖延了将海水引入核电站的时机，从而加剧了灾难。后来，东京电力公司高管想使所有在工厂的应急工作人员撤离，对东京地区的疏散来说是必要的行为。 “控制”福岛事故发展的斗争很大程度上由（该公司的外包就业结构下的）分包的临时工完成的。这些福岛的英雄中大多数并不享有公司的养老金或医疗保险。
前首相菅直人在稍后宣布遏制核能工业的措施，停止14个新的反应堆的计划。但他的接任者，野田佳彦，屈服于核能资本家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掉头改变政策。彭博新闻社（Bloomberg）住在东京的记者皮瑟克（William Pesek），指责野田的掩避事实，并问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坐牢？日本政府反而要求全民一起“分担痛苦”。
社会主义替代的需求
反对核电的斗争是更大范围的保护环境和防止利润制度破坏我们世界的斗争的一部分。核电曾经被誉为“洁净”的石化替代能源，但这当然不是，“处置”毒性极高的核废料的问题已经证实一切。福岛县的灾难，以及全球核能工业持续盲目的扩张，显示能源产业不能置于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
国有营运的台湾电力公司的例子显示，遵循资本主义路线国营事业只会再现私有企业管理不善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利润总是摆在人民安全前面。这些国有企业应当撤出股票市场，置于民主控制之下，并由其员工，消费者和广大的工人阶级共同管理。我们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能源政策，将重心转移到干净的能源，如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这只能在真正的公有制、对大企业的控制和一个民主的生产计划下才能够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