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日
More

    致約瑟夫·漢森

    1940年2月29日

    我親愛的喬:

    如果沙赫特曼斷定我所引用的關於西班牙的信,不僅由他署名,而且坎農和卡特也署了名,那他就大錯特錯了。我當然沒有隱瞞其他人的簽名,因為根本沒有其他人簽名。正如你將在照片中看到那樣,在這封信上署名的只有馬克斯·沙赫特曼。

    我在文章中承認,多數派的同志在不同問題上,也犯過沙赫特曼的錯誤,但他們並沒有把這些錯誤弄成一套體系,他們也從未把自己轉變為派別組織。而這就是全部的問題所在。

    我引用了阿伯恩和伯納姆的口頭聲明,而沒有事先找他們「確認」一下,這讓他們倆憤憤不平。他們的意思是:我應該在這裡找來5個或7個中立人士,再配上幾個速記員,組成調查委員會,而不是發表這些所謂的聲明,讓他們倆負起完全的責任去證實或否定它。為什麼道德上的嗡嗡聲這麼可怕?伯納姆幾次將辯證法與宗教混同。是的,這是事實。但在這個特殊場合,伯納姆並未說出我引用的這個句子(就像給我的報告中講的那樣)。哎呀,多麼可怕!哎呀,布爾什維克的犬儒主義等等!

    阿伯恩也是如此[1]。 在他給我的信中,他明確表明他正準備分裂。但你們知道,關於分裂的事,他一句話都沒告訴戈德曼。一個不誠實的詭計!一個誹謗!等等。

    我還記得,我那篇論道德的文章,一開頭就寫到小資產階級在驚慌失措時,就會冒出道德的汗水[2]。現在這同樣的現象出現在我們自己的黨內。

    我聽說,這幫新道德家翻出了老賬,說我在對伊斯特曼、以及在列寧遺囑[3]問題上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多麼可鄙的偽君子!當時是伊斯特曼自己主動公佈這份文件的,而當時我們的派別為了避免過早的分裂,決定暫停一切公開活動。不要忘了這發生在英俄委員會之前,發生在中國革命之前,甚至是在季諾維也夫反對派出現之前。我們被迫採取策略以贏得時間。相反,三駕馬車[4]意圖利用伊斯特曼公佈的遺囑,促使反對派流產。他們提出了最後通牒:要麼是我必須以自己的名義在三駕馬車起草的聲明上簽字,要麼他們就會立即展開關於這件事的鬥爭。反對派的核心一致決定,在這個關頭,這件事對我們極其不利,我必須接受這份最後通牒,在政治局起草的聲明上署名。只有小資產階級騙子,才會把這種政治上的不得已之事,轉變成抽像的道德問題,他們準備好宣揚:Pereat mundus, fiat justicia!(世界會毀滅,公義卻永存!)可他們在記錄自己的日常活動時,卻是十分寬大的。而這些人還以為自己是革命家!與他們相比,我們的老孟什維克倒是真正的英雄。

    W.RORK [托洛茨基]
    科約阿坎D.F.

    註釋:

    [1] 見托洛茨基1940年1月29日致阿伯恩的信。

    [2] 見托洛茨基著作《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3] 1925年伊斯特曼在《紐約時報》上公佈了列寧遺囑的全文,而且將它收錄進了他的著作《列寧去世以後》。
    在杜威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托洛茨基給出了如下的解釋,否定了伊斯特曼那時的舉動:
    「伊斯特曼未經與我和他人商量而公佈了這份文件,他利用這種方式激烈加劇了蘇聯、政治局裡的內部鬥爭,從而導致分裂的開端。我方努力避免分裂。政治局中的多數派要求我,命令我對這件事採取立場。那就是我在那時簽署的一份非常外交式的文件。」(《托洛茨基案例》,第429頁)——編者

    [4] 「三駕馬車」是指當時控制著聯共(布)大權的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人組成的聯盟。——校對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