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到三萬人參與元旦大遊行，但民主的鬥爭中已經出現沮喪和分歧。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
元旦大遊行再一次動員了香港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捍衛真正的普選，並反對北京當局委派的非民選政府。但是今年的參與人數明顯比去年的13萬人（元旦遊行的最高紀錄）回落，這反映出現時局勢的複雜性，並突出了民主陣型中激烈的矛盾與分裂。
這是個反對2017不民主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鬥爭的關鍵時刻，屆時將會是首次全部選民都能參與其中。縱使如此，這個選舉制度（主要由英國人發展出來的）允許中共專制可以通過財團菁英壟斷政治架構凌駕於民眾的選擇。他們刻意誤導公眾可以在2017年獲得「自由」的選舉（沒有操控的），但群眾變得日益憤怒因為越發明顯地這只不過是另一個騙局。於此同時，北京不斷提升警告與威脅，將任何挑戰其立場的方案称為「不愛國」和「不合憲」。
遊行參與的人數並不能夠作為唯一衡量公眾情緒或鬥爭的意志的標準。但無論如何，三萬人（根據主辦單位的數字）抑或萬三到萬六人（根據香港大學的數字）的參與數字，是對現時民主運動的手法和其實際領導的一次警告，尤其是「溫和的」民主黨。正如民陣的發言人楊政賢對《英文虎報》評論遊行的低下參與：「反映出有些人認為單純的遊行並不足以表示憤怒」社會主義者更會加上，群眾需要的並不只是要「表達憤怒」，而是需要一個能夠擊敗現政府的鬥爭策略和手段。
元旦遊行的參與人數大幅下跌所代表的，是部分民眾感到每半年一次的遊行並不能夠帶來真正民主改變的一個徵兆，就算其中的一些遊行有龐大的參與人數（譬如去年七一遊行的四十三萬人和前年相若的人數）。民眾開始對泛民領導的無為感到沮喪，他們明顯只尋求與中共專制達成妥協。我們從他們不斷降低對未來選舉制度的政治要求，並越來越減少反政府的群眾動員中看得出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一直重申中共政權並不會被「理性」論點所說服以在香港（或任何其統治的土地）落實真正的普選，而因此所有可能的「妥協」──一個調控至並接受中共專制的繼續──只會導致今天不民主制度的不斷重複。表面上可能會出現改變，但這不會是根本性的。真正的民主改變必須要擊倒獨裁統治，而這只能夠透過香港的群眾鬥爭，採取更有效的策略，譬如反政府的政治型群眾罷工等，但同樣關鍵的亦是要連結中國大陸被壓迫的群眾，建立團結民主抗爭並終結專制統治。
佔領中環
非民選產生的香港梁振英政府並不會因為元旦遊行較低的出席率而感到安心。就如一個親政府智庫的前主席劉紹佳警告說：「政府沒有感到自滿的空間…民調都在顯示不滿正在增加。」
梁振英政府在各個戰線都困難重重，從經濟下滑和爆發性的貧富差距，到接二連三的貪腐醜聞與官員辭職以及民意的崩潰。十一月的民調顯示梁振英的評分已達到40.6 分（100分為滿分），是自2003年大遊行以來所有特首的最低評分，當時的運動迫使時任特首的董建華下台。中國政權繼續拖延民主的舉動是民怨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這股民怨在遊行當中以要求梁振英下台而呈現出來。但是，現在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帶領鬥爭向前走的策略，而這也是過去一直所缺乏的。
去年元旦大遊行有13萬人參與，當時關於「佔領中環」的概念還在最初的階段。當時的計畫是一個無限期佔領主要商業區域的群眾運動，而當初計畫會在本年七月緊接七一遊行後發動。在過去的一年以來的「佔中」運動，一開始吸引了青年人與民主運動中活躍分子的廣泛迴響。社會主義行動歡迎佔領的提案並在運動中積極的參與，同時也指出運動的局限性（佔領運動是有效的跳板，但需要升級至群眾性的罷工罷課）。我們亦批評由「溫和」泛民主派主導的「佔中」領導層綱領的缺陷，其不過是在模糊而非澄清甚麼選舉辦法才能夠終結中共專制的操控。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佔中」領導層更再次降低抗爭的言論，無論是就佔領運動的廣泛性抑或是組織性，並進一步模糊2017選舉的訴求。在中國政權和其扯線公仔香港政府的壓力，但同時亦關鍵性地受到香港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其不斷批評佔領「擾亂社會」而歷史上亦一向反對民主普選──，「佔中」的領導層動搖了並往後退，隨時會犧牲群眾對佔領運動的支持。
鎮壓的威脅
建制派與其控制的媒體的言論越來越變得強硬，警告佔領行動會變成「動亂」，甚至指責「外國敵對勢力」的干預（暗指英美政府，縱使他們都未嘗支持民主）。一些親北京的政客更暗示解放軍可能的鎮壓。梁振英不斷地強調佔領運動「不可能」會是「合法或和平」的。不同的紙面壓力團體頓時冒起來反對佔領──實際上由建制派所組織的──，並準備攻擊或挑釁衝突來作為警察鎮壓佔領的藉口。這些組織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日益自信和強硬，並首次在元旦遊行舉行的同時擺設街站──明顯的挑釁行為。
建制的壓力堆積在泛民及「佔中」領導層身上，使他們放棄「暴力和不合法」，但實際上是要迫使他們一些領導們放棄佔領的概念。這個「非暴力」的宣傳由這些同時支持北京當局1989年的六四屠城鎮壓的政客推動，顯得額外偽善。
與其認真辯論關於真正民主選舉制度的論述，建制派的政治恐嚇宣傳更激起廣泛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反感。假如擁有清晰而堅定的領導層帶領，對於佔領運動以至長遠反專制的策略的支持將會倍增。不幸地，這並不是實況。建制派的壓力與「佔中」和泛民領導層的越發龜縮，正積極地製造能達至2017選舉制度妥協的幻想。我們重申：任何與中共獨裁達成的妥協，正如過去多次證明一樣，只會是表面上的修飾。
「佔中」領導層最近宣佈佔領行動會由2014年七月延遲至2015年三月，來迎合政府的諮詢過程與報告。但這個「諮詢」只不過是場戲，政府一直都有前設立場。這個醜陋的諮詢過程就連前政務司司長（香港政務官員首長）陳方安生都稱為「不誠實和具誤導性」。
「明顯地，無論是根據政府文件或者官員們近來的言論，都顯示落實普選的尺度都已經被事先決定下來，並受到北京中央勢力的嚴重影響。」陳說。
縱使群眾鬥爭的時機可能會隨著某些客觀因素影響，由上而下的官僚作風使得早前「佔中」領導層提出的民主討論大相逕庭。這樣對待群眾鬥爭的態度──以為能好像水龍頭般隨時打開關閉──完全違背了全球大型群眾運動，如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爭經驗。
延遲行動會導致士氣的瓦解並在未來更難去動員。這樣卻恰恰迎合一些右翼泛民政客，他們實際上卻非常不願意進行佔領行動，恐防運動會脫離他們的控制。與其建立認真的運動挑戰政府，他們尋求一個有限度的、象徵性的佔領使他們可以「嘗試過」。一些泛民領導層充滿愧疚的語調，不斷祈求政府不要「迫使」他們發動佔領。
這種缺乏戰鬥性的態度，導致民主運動的廣泛層面當中出現兩極化與沮喪感。這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包括越來越高調的「本土」極端分子（右翼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者），以及其他更激進的派別，但是未能提供一套貫徹的替代策略或者明白建立民主的鬥爭架構的重要性。
公民提名VS精英委員會
關於反民主和泛民主陣型的核心分歧在與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中共及其在香港的耳目堅持需要提名委員會，並透過它篩選走「不合適」的候選人。這個委員會是參照過去小圈子選舉中的由精英壟斷而極度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所組成的，兩年前梁振英就是由1200個非民選的代表組成並被大資本家所壟斷的委員會所揀選的。
為了披上一個「聆聽市民」的外衣，政府可能同意擴大委員會並接納民眾直選代表作為其組成部分，但同時會保障建制派的壟斷地位。無論如何，中共會確保擁有最終的控制。其與泛民領導層辯論的「絕招」就是提名委員會是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國人民大會的橡皮圖章中所規定的。這個「憲法」論就好像球證的「紅牌」一樣，北京當局能夠否決任何不屬意的方案。至今這個法律緊箍咒很有效，因為泛民的領導層都中了咒語般墜入了維護基本法的迷思中。
與其反對這些不民主的規定，甚至提出憲政修改，泛民的領導層允許自己被拉進這個無意義的討論和「詮釋」基本法裡甚麼允許不允許。但這個文件本來就是個精英制下的官方文件，在四分一世紀前由中共專制與香港資本家們聯手制定的。其主要目標就是要確保資本主義制度，並根據基本法規定是一直不變至2047年的。這樣的一份文件中充滿專制的法律條文並不是個巧合。
主要的泛民政黨組成真普選聯盟，提出「公民提名」的要求，意即任何人假若能夠獲得足夠的公眾連署就有權利被直接提名。但同時這些政黨卻不反對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這個「牆頭草」立場是政客們企圖建立談判的平台，來達至某個包含直接（公民提名）元素及間接（提委會）的雙軌方案。社會主義行動批評這個立場，首先這樣是在散播中共會願意妥協（其往往會表面上妥協──但不會放棄控制），第二這會是右翼泛民領導妥協的前提（我們已經察覺到了）來放棄公民提名並接受提名委員會，讓中共可以篩選走任何能夠不在中國政權控制下真正具有威脅的人。
中共的喉舌不斷強調他們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指其「違反」基本法。最近，梁振英其中一名高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公民提名的概念「天馬行空」。這是就元旦日當天佔領中環運動發起的「公投預演」民調的回應。這個民調主要透過網上及電話投票，吸引了62000的票數。其中，94%的票數支持選舉需要「公民提名的元素」。這故意使用模糊的詞語──「…的元素」──反映了「佔中」領導層更進一步準備妥協的證明。但是，正如我們警告著一樣，就連這個被模糊化的立場也會被政府否決。
因此，泛民領導層將自己帶進談判的死胡同，一個很腐爛的並由精英壟斷的提委會加上一些「民主」修飾方案將會是很可能出現的結果，讓中國專制繼續控制選舉過程，除非社會爆發由下而上的巨型運動打破這個局勢。
元旦遊行後的下一步
今年元旦大遊行參與人數的低落是人民對於一次又一次重覆的行動，以及反政府陣營的內部分裂甚至活躍分子之間尖銳的矛盾情緒的一個反映。雖然這並不就意味著群眾運動的低潮，但確實曝露了資產階級政客的無能和對抗中共時的軟弱。去年十月政府堅持媒體壟斷政策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的事件中，近二十三萬人次共參與了三次巨大的集會行動，顯示了有相當多的群眾願意站出來對抗政府。顯然，泛民主派的領袖並沒有積極參與其中並藉此契機認真地準備未來的普選抗爭，反而在過程中一直保持低調，不給予群眾任何期望並隨時將之解散。
元旦大遊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更複雜的情況：「佔中」的領導者宣佈他們要將行動推遲至二零一五年以遷就政府的所謂「咨詢」時間表，甚至表明不會參與元旦大遊行。這無疑是對群眾發出了一個負面且混亂的訊號。儘管如此，兩名「佔中」的領導者卻在遊行後的集會中上台發言，而他們所提出的「消極抵抗」策略卻主導了運動。運動的參與者被要求平躺在地上以排練「非暴力」的手段去對抗警察的鎮壓。這種所謂的「甘地精神」是出自於「佔中」領導者對於印度獨立鬥爭片面而膚淺的分析和理解，印度反英殖鬥爭的勝利，有賴於大規模群眾運動、全面性罷工、農村起義、群眾公民抗命、以及各地反殖民主義革命的國際浪潮。這些鬥爭都沒有因為聖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則而自縛手腳。（何況甘地也支持有某些情況下使用暴力以抵抗國家機器的鎮壓。）
「佔中」領導者沒有考慮到親政府團體日益嚴重的威脅，他們很可能會成為警察鎮壓行動的前鋒。社會主義行動不提倡暴力，我們強調良好的組織和群眾運動中堅實的紀律是最有效的抗爭方式。這包括在民主監督下組織糾察力量和巡察行動以作自衛。我們亦呼籲香港的工會承諾假如政府採取暴力行動或鎮壓「佔中」時發動罷工與之對抗，就像2013年土耳其群眾運動中公共部門工會所做的那樣。
意義重大的諸多問題
「佔中」領導者發起智能手機「公投」遇到很多人的批評，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是批評者之一。雖然他亦有呼籲群眾投票，他認為過于強調投票而掩蓋了參與遊行。其他一些人走得更遠，「公投」所設定的三個議題中有兩個都暗示著接受提名委員會的存在。〔三個議題分別為：１）提名委員會代表性應予提升。（！） ２）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制 ３）行政長官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這次「公投」包括網上投票，以及在元旦遊行的維多利亞公園起步點設有實體票站，在實體票站旁，一些青年就議題質詢投票主辦方並呼籲群眾不要投票，因為這將變相讚同其妥協方案。在最後的集會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即使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也可以接受」，隨即被參與的群眾大喝倒采。她的發言顯露了民主黨的小算盤－他們準備以拋棄公民提名作為妥協以換取將來重新設計的提委會。這樣的方案甚至不能稱之為「局部民主」，再一次，民主黨向我們展示出他們的「妥協」其實是變相投降。
正正是泛民領導這樣的倒退令那群揮舞著殖民地旗幟的「本土派」得以立足。這個鬆散的組織活躍於網絡社交媒體，主張與中國大陸區別的香港人身份和自主權，但卻混合了針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責難，甚至指組織元旦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為「親中國組織」。即使他們參與遊行的人數比一年前要少，但本土派的聲勢卻日漸增長。一個自稱「香港人優先」的團體在元旦大遊行中展示了一個易拉架，上面寫有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口號（針對「蝗蟲」），並帶來了一些蕃茄用作投擲。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被「本土派」示威者圍堵和威嚇，但卻並非因為他的黨準備在普選議題上向中共投降，而是由於他協助一名內地新移民婦女就香港政府對綜緩居港年限的訴訟中勝訴。
儘管本土派的力量仍然弱小，但他們力量的增長代表了另一個妨礙反擊中共爭取民主權利和反對香港資本主義當局的鬥爭的障礙。去年十二月，「香港人優先」的成員携帶著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旗幟闖入駐港解放軍軍營大門。這次只有三個成員以及若干攝影者參與的行動純粹是為了宣傳，但實際上卻為對抗中共統治的鬥爭帶來了反效果，中共的媒體和宣傳機器借用這次事件全力渲染香港的民主鬥爭是「親外國」的。但同時，我們亦全力反對對這些示威者（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的逮捕和很可能隨之而來的嚴懲，而且必須指出的是，對這一示威的批評很多是來自於泛民的高層，為的是借此抹黑「激進示威」方式。
矛盾的是，我們看到右翼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團體都在親中國和親香港的陣營中出現，而同樣的都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分化和破壞大型反政府群眾運動。這類團體的出現是由於民主鬥爭中領導力量的真空所引發的病症之一。這些團體的核心思想－排外主義－沒有或只遭到很小的反對，因為大多數泛民政黨甚至「左翼」團體都不敢公開挑戰和組織對抗。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通過我們「反種族主義青年」的運動，在這個重要議題上作為少數的聲音去表明我們的立場，通過示威行動和呼籲組織聯合鬥爭以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專制。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政治的緊要關頭，民主鬥爭缺乏領導力量是最為關鍵的問題，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確信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前來並會提出一個必要的政治綱領去建立一個勢不可擋的群眾民主運動。就如我們一直所說，不論在香港抑或中國，這場鬥爭的關鍵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人，並且必須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假如群眾在「2017之戰」中再次被出賣將引發爆炸性的反彈，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右翼泛民主派領導以及整個政府。
反中共獨裁的鬥爭不能與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分割開，香港的富豪一直與中共專制狼狽為奸以保護龐大的既得利益。社會主義者將當下為爭取僅僅是部分民主與社會進步的運動與持續的運動想結合，以表明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尊嚴體面的生活都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