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六四屠殺廿八週年之際，悼念之餘，不得不還原歷史，汲取八九革命的教訓。今天習近平，中共知道政權的深遠問題難以解決，日夜擔憂全國動盪將會來臨。當另一場天安門運動的爆發之時，究竟需要什麼才能徹底改變現時的獨裁資本主義制度，結束中國的貪污腐敗、工人受剝削、農民被迫遷、環境破壞的困局？
請願還是革命？
在八九年的四月，率先發起運動的學生展示了決心和勇氣，奮力抵抗軍警鎮壓，且在勞動大眾尚未覺醒時扮演啟蒙的角色。不同社會階層都迅速投入運動之中，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北京以至外省的市民，很快就蓋過了學生的力量。在學生之中也有不同派別，最保守的體制內改革派通常都是菁英學生，但下層學生則在尋求中共統治之外的選擇。
大部分學生領袖都寄望中共開明派會擔當領導，為中國落實民主。由於胡耀邦寬鬆處理八六年學運而被黨內強硬派趕下台，令很多學生將民主改革的希望投射在他及副總理趙紫陽身上。但事實上，胡耀邦曾經在文革告吹後主力給代表國有企業官僚的老幹部平反，當中包括不少保守派的中共老人。而且胡、趙二人推祟的市場經濟改革與鄧小平是一致的，正正是市場化為八九革命創造了社會條件──貪污腐敗、物價飛漲、公共服務受盡破壞。據趙紫陽回憶錄中說，自1987年他擔任總書記後，鄧小平一直沒有同意黨內保守派對他的攻擊，可見鄧小平基本上不反對趙的經濟主張。只有在面對政治民主時鄧小平決心要除下趙紫陽。
在4月22日中共悼念胡耀邦逝世時，三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東門下跪，頭頂請願書，要求李鵬接見，正好體現了學生的請願心態。不少學生領袖明確反對打倒共產黨。他們未認識到中共作為一個獨裁政體是只能推翻、而不能改良的。遲至5月18日即中共戒嚴的前兩天，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發表的七點要求中，亦只是希望中共會改選領導層而已。
這種思想令學生在擴大運動戰線的問題上猶豫不決。部分學生領袖認為只有保持學運的「純粹」，不讓底層群眾和工人階級加入，才可以確保運動不會過於激進以及失去控制。他們認為只要保持運動在一小撮知識分子之內，就會使中共放心與他們談判，故遲遲不敢到工廠或下鄉策動群眾。在革命的形勢裡一星期的時間好比和平時期的幾年，這種猶豫在七週後使群眾付出了血的代價。
工人自治聯合會
工人階級並沒有等待學生的號召才加入運動。4月17日十多名工人發起「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籌備小組。工自聯內部的政治立場可謂百花齊放，有部分工人視徹底落實市場化改革作為中國經濟困局的良方，但也有一部分具含糊的社會主義民主意識。聯會其中一點的宗旨正好反映著這點：「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中有權採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保證工人真正做企業的主人，在其他企業、事業中通過與企業主談判或採取其他合法手段保障工人的權益。 」
4月19日晚上新華門外發生警察打學生事件後，工人覺得需要立即成立工人組織保護學生。除了出於同情學生，工人也對學生呼喊的「反官倒」、「反貪污」、「反特權」口號有所共鳴，並且要求組織獨立民主工會的權利。工人對於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不滿，因為它只是受黨操控的工具，在5月全國各省的官方工會總部外都有示威。
工人階級代表著不同的社會基礎，與學生運動之間有顯著的不同。工人階級不但具有經濟力量和凝聚力去挑戰統治權力，而且通過他們每天在生產據點的集體生活模式，獲得了組織新社會的目光。學生與中產階級很多時率先投入鬥爭之中，能夠發揮進步作用，但單靠他們不能提供改變社會的綱領和領導力量。如果具有完備的組織和覺悟，工人運動會邁向社會主義的目標，意味著由生產者（工人和貧農）組成政府、充公鉅富土豪的財產、對經濟進行民主控制。這與毛澤東/斯大林主義差天共地，他們的獨裁制對工人控制經濟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實踐起來卻是由特權官僚支配經濟。
政府提供的現金獎勵給北京工廠的工人，要求他們遠離廣場，但也是不得要領。然而，當時工人階級並未認知到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學生也未有將運動領導權交給工人，對工人組織具有戒心。學生指揮部沒有讓工自聯進入天安門廣場設立大本營，工自聯只好在廣場東北面的西觀禮台設立指揮部。當外省的工農開始湧入天安門時，甚至出現過學生組成圍牆阻止人群進入的畫面。工自聯既然沒有爭奪運動的領導權，當然也沒有要求將工人利益的訴求明確納入運動綱領之內了。
4月20日，工自聯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貼出告書，支持大學生的正義鬥爭，呼籲警察「站到人民一邊來」，並提出「國家官員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開」的要求。這些訴求絕對正確的，然而若要警察和軍隊站到人民一邊，工人階級必須組織自衛委員會，將底層警員和士兵吸收到群眾組織的一方。只有強大而堅決的獨立組織才能分裂國家機器。當工自聯在實際鬥爭中提出如此訴求時，其政治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中共所能容忍的範圍之外，故此決不能單靠它自己的宗旨之一「監督中國共產黨」就能實現這一目標。工人階級在鬥爭中的實際需要已經超越了工自聯的綱領了。
5月13日，學生宣佈絕食，但實際上北京學生的參與度正在降低，絕食可說是困境中挽救運動的方法。5月20日以後，北京學生愈來愈對運動疲倦，加上因為策略和政治分歧，高自聯不斷改換領導人。剛好運動開始感染到外省群眾，外地學生接管了運動的主導權，還有外省工人和市民，挽救了陷入低潮的運動。天安門又再開始人頭湧湧了。
為時已晚的總罷工
工人在行動上是堅決無比的。學生絕食期間，首都鋼鐵廠工人曾揚言：若有一個學生死去，他們將關掉一台煉鋼熔爐。李鵬在5月14日到擁有二十多萬工人的首鋼工廠，安撫工人。因為鋼鐵生產若果停頓，除了影響經濟更可能影響軍備生產，使中共極為擔憂。在5月17日，工人打著獨立的單位旗幟，加入聲援學生的遊行隊伍。參加這次示威的包括了首鋼、燕山石化、首都醫院，西單商場、北京總工會、第一機床廠，管樂器廠，中國重型機器廠以及軍工企業的普通工人、人民銀行、北京電力公司、鐵道部和其他工廠。在這一階段，工人已開始提出總罷工，但遭到部分學生領袖反對。無疑這是致命的錯誤。
到了5月19日，工自聯才正式宣佈成立，除了呼籲工人罷工，也將指揮部搬進天安門廣場。正是這舉動驚動了中共政權，因為當工人階級正式介入運動時，將完全改變運動的性質，令運動可以威脅政權的存亡。因此中共下定決心全面鎮壓。在20日宣佈戒嚴令，禁止一切遊行、集會和罷工。各地大學生此時才開始動員到工廠區鼓動工人罷工，首鋼、武鋼是學生尋求支持的重點。如果學生從運動一開始就進行這項行動，並支持總罷工的主張，將會對中共統治構成嚴重威脅，令中共知道鎮壓要付出統治代價，並且使運動有時間再次升級。
6月4日悲劇上演了，由工自聯組成的「工人糾察隊」、「工人敢死隊」負責堵住軍車進城，成為最為敢於犧牲的無名主角。而中共屠城最激烈的地區就是廣場北面，即工自聯的總部所在點。
對中港民運的教訓
任何群眾運動的內部都充滿著不同的政治觀點，當中必然有共同點、也有矛盾。天安門運動也不例外，有不少學生與民眾手捧毛澤東像，意味著他們對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的相對平等的懷念；而在天安門，群眾唱得最多的是國際歌。然而，泛民主派刻意強調這場是純粹的學運，淡化底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角色，將抗議者的訴求簡化為經濟市場化和西方民主的運動。就如他們將雨傘運動定性為學生佔主導的運動一樣，即使七十九天主要的佔領者都是底層工人和無業者。
由於欠缺強有力的工會組織和工人階級政黨，勞動者在傘運中沒有發揮應有的政治作用。未來中國的群眾運動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工人政黨領導，才能擊倒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行動在中港兩地致力為此目標奮鬥。
廿八年後的今天，香港悼念六四的人數仍是民憤的指標。在獨裁的全國中有一個城市的民眾表明不會忘記暴政，對中共來說無疑是一根刺。可惜的是，多個大學學生會如過去兩年般拒絕舉行六四相關活動，表明這件事「與香港無關」。今天香港即使要發起一場獨立革命，也不可能安然逃過中共的鎮壓。如果沒有中國內地的群眾支持，一城的力量根本只會被圍困和孤立。面對這一質疑時，本土派青年只能空洞無力的回應「年輕人就是要有激情、要講理想！」，卻完全沒有實際的戰略應對問題，比起泛民主派的「和平大愛」更為嬌情。近期本土派的青年新政發表種族歧視言論，自絕與廣大中國群眾的支持之外，正中了中共下懷，任由統治者分化兩地群眾的鬥爭。結果他們被踢出議會之外、被逮捕、被檢控、徹底分裂，面對實戰時根本不堪一擊。
八九運動正是激起了香港本地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在短暫的階段甚至令香港進入準革命的狀態。港英政府由一開始採取懷柔策略應對運動，因為當局認為可以利用運動向中國施壓，讓英國在中英主權移交前的談判獲得優勢。但到了運動發展至一定規模後，英方開始感受到運動會威脅當局，於是力圖平息事件，以至在運動結束後的同年九月，大規模逮捕社運人士和瓦解社運組織。
支聯會領導人司徒華充當了叛賣運動的角色。為了掌握運動的支配權，他阻止「過於激進」的政治力量民主參與在運動其中。在六四鎮壓後，司徒華與港英政府密談，剎停了大規模罷工、罷課、罷市，維護了港英的統治，更挽救了當時命懸一線的中共政權。這緣自於他們希望與港英政府和好，將香港主權移交的命運交給英方主宰，好讓它為港人謀福祉。直至今天，泛民面對中共都抱著這種思維，以至他們往往充當民主運動的剎車掣。
今天，泛民主派純粹將悼念集會儀式化，沒有與今天的鬥爭連繫起來，令青年對八九六四事件失去興趣。社會主義行動竭力在六四晚會將活動政治化，汲取當年運動的教訓，宣傳我們在中國內地今天的鬥爭工作。唯有將中港民主運動聯合起來，由廣大工人階級來領導這場鬥爭，並且明確以推翻中共和資本主義為目標，革命的鬥爭才能成功。歷史由勝利者寫的，當工人階級革命成功、中共倒之後，六四才能有真正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