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的宣傳機器正不斷瘋狂運轉，為習近平的第三任期鋪路。
本文轉載自ISA愛爾蘭（社會主義黨）的政治刊物《社會主義替代》。
Vincent Kolo 中國勞工論壇
中共獨裁政權描繪的中國現況和中國實情之間存在巨大且愈來愈大的落差。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紀念日臨近，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需要不斷的「勝利」，以確保明年政治局換屆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傳機器已經陷入瘋狂。
同樣，對於習近平令人作嘔的個人崇拜也達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月，《人民日報》在一篇慶祝中國脫貧「全面勝利」的文章中，提到習近平的名字達139次。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那樣，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是脫離現實的又一次宣傳上的成就。最近被網絡審查屏蔽的一個字眼，揭示了習近平政權對於批評聲音多麼敏感：「翠」字作為一種抗議的方式，在中國網絡傳播起來，因為這個字也可以解讀為「习习卒」，即「習近平死兩次」。
習近平在國內外面臨多重挑戰。對於他的政權和中共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機。許多新政策和聲明表明了這一點，包括有關「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的債務水平現在已經超過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以應對拜登執政時期肯定會延續的美國壓力）、以及習近平旨在提高中國的消費支出，以此來抵消全球化和反華保護主義政策影響的過於複雜的「雙循環」戰略。
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還面臨著黨國內部挑戰。關鍵問題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目標是打破傳統的任期限制，打算再任第三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計劃成為「終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個任期中，習近平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成功地平息了高層派系的權力鬥爭。實際上，這掩飾著針對派系的清洗行動，目的是清除他的敵人並鞏固習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那樣，中國政權的特徵從「一黨專政」演變為「一人專政」。
但是，由於在社會和國際關係方面的危機，中共內鬥再次加劇。如今，這場權力鬥爭是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前後最嚴峻的一次。儘管習近平目前較可能成功地繼續他的統治，但在黨國上層日益成長的不滿情緒和派系操縱可能會迫使他做出妥協。2022年二十大之後的時期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勢力組合，和中共內部更大的不穩定性。最終，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反映了社會進程和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上升趨勢。
黨國內部的分裂並沒有明確或清晰的分野，這些分裂根本上無關政治分歧，而事關權力：中共的高層是控制著龐大商業帝國的資本主義寡頭的集合。在這些人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悲觀，認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出了問題。
因此一些反習派人士不滿習近平在與澳洲、加拿大、印度和台灣之間的爭端之中，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硬的戰狼外交。這一部分的統治階級寧願回到鄧小平更為謹慎和務實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以此作為降低全球緊張局勢（尤其是與美國的緊張關係）的手段。
反而，習近平的政權像一隻豎起脖子的傘蜥一樣，誇大其經濟實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強了習近平繼續統治所需的大漢民族主義「強人」光環。中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與印度的爭議邊界上、在台灣海峽和南海進行的軍演升級、為報復華為創辦人之女孟晚舟在溫哥華被逮捕而拘留了兩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雙重目的：向外國政府施壓、也要養活國內的宣傳機器。
加倍鎮壓
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鎮壓的持續增加。這一直是習近平統治最顯著的特徵。反習派基本上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不會拒絕命令警察鎮壓街頭抗議或工人罷工。但是習近平在香港、內蒙古、（以及更明顯的）新疆的殘酷鎮壓顯現他的「默認做法」，而只要他的強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認做法」就會加倍，這反而會適得其反。
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緻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
這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在新疆，險惡鎮壓已經達到了奧威爾式的水平，並沒有實現「穩定」這一既定目標。它終究再推動中國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階層對此感到恐懼。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眾性民主運動預示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其次，這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響全球輿論的武器，並在「人權」和「民主」的敘述背後隱藏他們對中國的冷戰策略。
第三，習近平政權的暴政甚至與過去相比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徵，因為它也直接在內部監視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負盛名的、培養未來高官的中央黨校的前教授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緻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們講的信息化大數據的監控。他可以做到精準監控每一個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時全方位立體全天候地來監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道。
蔡霞於2020年逃到美國，與中共部分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關係密切。太子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一派最初支持習近平（習近平本人也是太子黨），但現在對於習近平愈加不滿。蔡霞說，習近平的統治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或「浙江幫」），得名於這些許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們僅得到約10%中共黨政中高層的堅定支持。現階段，大多數人不願公開反對習近平。他們的「支持」是被動的。儘管出於派別目的，蔡霞可能誇大了對內部力量對比的解釋，但其他重要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在黨國各個層面上普遍存在但沉默（甚至可以說是「消極對抗」）的不滿現象。
最明顯的體現是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之間日益公開的權力鬥爭。由習近平派系控制的國有媒體甚至審查了總理的講話，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自2012年與習近平就任以來，李克強一直保持低調。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他成為中共內部異見者的代言人，通過媒體採訪丟出了許多「重磅炸彈」，間接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時，情況就是這樣。李克強向媒體宣稱，中國有6億人（總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過人民幣1000元。這是對現實的檢驗，是對於習近平通過官方表彰大會自誇的脫貧攻堅戰的嘲諷。
蔡霞的說法揭示了很多東西。她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除了『習家軍』以外，大家都知道這樣子下去不行。」儘管習近平越來越招人不滿，但蔡霞承認，習近平不能通過「正常」程序換掉。她的結論是：「或許在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或者偶然的導火線， 一下子就把局面給炸開了。」
醞釀反抗的第四個原因是，習近平的極端警察國家措施導致中共政權喪失預測和應對新危機的能力。當新冠病毒在武漢開始爆發時，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儘管當局後來有意識地掩蓋疫情，但事實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關鍵幾週里，習近平政權自身也被黨國對掩蓋真相的熱衷和國安機關的行動遮蔽了雙眼，國安部門在每次有人試圖警告疫情時往往會迅速鎮壓。
中國制度的「優越性」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業的壓力下對於疫情悲劇性地應對不力，習近平才得以轉移公眾注意力，並從武漢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過來。面對突然的危機，武漢並不是政府癱瘓獨有一例。從2019年6月開始在香港爆發的上百萬人示威遊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貿易戰攻勢，是習近平政權無法預料的兩個事態發展，最初受到驚嚇而無所作為。
中共宣傳的一個關鍵主題是中國（極權主義）政治制度相對於「西方民主」的「優越性」。中共喉舌聲稱，防控疫情的「勝利」、2020年中國的經濟反彈以及脫貧都表明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同樣，中國的「疫苗外交」將大量中國製造的疫苗運往較貧窮的國家，被用來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國主義的冷酷。顯然，資產階級民主於全球（但特別在美國）的深刻危機，隨著像特朗普這樣的不穩定而專制的人物的出現，對中共的宣傳非常有利。
但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偏愛議會或「民主」政府而不是軍警獨裁制度，還是有原因的。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中，資本家的弊處在於工人階級贏得了某些有限但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組建工會、政黨、自己的媒體，並利用這一民主空間來辯論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鬥爭方法對抗資本主義。在像中國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社會中，上述所有這些權利都被殘酷地壓制了。
但總體而言，資本家更喜歡「民主」制度，因為它提供了更穩定的統治形式。 「多黨制」（幾乎所有黨派都是資本主義政黨）可以充當釋放群眾壓力的安全閥。議會民主機關、媒體、司法機構包含「制衡」機制，以監督統治集團來防止其偏離資本利益太遠。
相反，極權主義政權，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代，往往會陷入重大危機並崩潰。中共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中沒有任何一人贊成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模式。天安門廣場群眾民主運動（在300多個城市進行群眾運動和罷工）遭到鎮壓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以復辟，但是鄧小平政權有意識地選擇了保留了重要的國家控制並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張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鎮壓的、更少的政治和社會控制的專制統治。但是，在正在進行的中共權力鬥爭中，肯定有些人很羨慕美國統治階級，因為美國統治階級可以通過選舉他們能夠解決他們的「特朗普問題」，而「中國的特朗普」卻無法用選舉解決問題。
中共成立一百週年
中共成立百週年紀念活動將伴隨海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傳達這樣的信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紀念活動還有另一面：活動將被習近平派系把持，作為內部權力鬥爭的武器。個人崇拜將達到一個新高度，以鞏固習近平作為「毛澤東以來最偉大的領導人」的地位。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明年二十大和習近平做第三屆之前不會出現任何失誤。
一個世紀前鼓舞中共先驅的思想——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民主、國際主義和俄國革命——對於當今統治者則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話題。它們將被掩蓋在民族主義主題下，如打擊「台獨分裂分子」、抵抗「反華勢力」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考慮到二十大，習近平在未來一年內將經受不起任何重大挫敗——不能有新的香港抗爭般的社會爆炸。拜登在任期的頭幾週，就台灣、南海和中共對香港的政治壓迫施加壓力，而北京可能試圖通過至少在某些特定領域（例如氣候變化）提供合作來緩和緊張局勢。不能排除可能會出現有限的緩和過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暫的。在國內，我們可以期待一系列「勝利」的到來，這些當然都是由習近平精心設計的。
這一系列「勝利」包括經濟方面。儘管是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但中國仍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與以往一樣，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統計手段。儘管如此，依官方數據，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了2.3％，而德國萎縮了5％，美國萎縮了3.5％。
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增長8％，有些甚至預計將增長10％。雖然這很引人注目，但今年的GDP增長表現將因2020年以來的低基數效應而被誇大。即使2021年的增長率為8％，2020、2021兩年的複合增長率也將低於6％，換句話說，延續了自2019年（6.1％）以來增長放緩的趨勢。
K形復甦
此外，中國經歷了K型復甦。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年收入超過30萬元人民幣（約合48,400美元）的人（僅佔人口的5％）的財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的前三個季度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僅比前一年增長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這一數字為6％。
家庭債務水平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國的這一數字為76％。在這方面赶超的速度令人震驚：2008年，中國的家庭債務佔GDP比例為18％，而美國為99％。最重要的是，這源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而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據《中國日報》報導，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價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沒有一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2009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所有跡象表明，2021年將繼續凍漲最低工資。這解釋了為什麼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人均消費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場增長了近50％。因此，2020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是基於強勁的消費（消費是習近平「雙循環戰略」的核心目標），而是基於這種所謂的戰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債務水平、對於出口更大的依賴性和房地產泡沫。
由於疫情和其他國家的連續封城造成的意外收穫效應，2020年出口增長了3.6%。中國成為「萬不得已的出口國」。上半年，中國用於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醫療產品的出口增長了兩倍多，從180億美元增至550億美元。電子產品出口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尤其是在家工作的產品。這些意外收穫無法重現。
據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稱，已經嚴峻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國的公共部門、企業和家庭債務加在一起達到GDP的280％，高於2019年的255％。如果計入外債（中國人民銀行估計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4.5％），則這一數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95％。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有2.3％的溫和增長是通過其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增長而實現的。這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債券市場的壓力，加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一系列違約，表明金融體係出現了首次嚴重的裂痕。
左翼思想的增長
然而，根據上海胡潤百富榜，對於其中大多數是中共成員並融入中共國家權力結構的超級富豪來說，2020年是「有史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新增了257位億萬富翁，每週新增5名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總和增長了60％，達到4萬億美元。
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擁有1058名億萬富翁，「拋離」美國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週年紀念日，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政權歪曲政治現況、掩蓋1920年代共產黨人的階級性和政治與當今專制資本主義寡頭統治截然相反的現實。
中國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評論道：「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
中國青年與日俱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為最多）的迅猛增長，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麻煩，以及潛在的破壞性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我們看到的不是傳統毛主義。相反，這已成為多個左翼思想的通稱。
中國許多年輕的毛派支持國際主義、女權主義、LGBTQ和少數民族權利。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對親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當然了，出於眾所週知的原因，他們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換句話說，他們與國際上一些毛派有著截然相反的立場，國際上的毛派往往熱切支持習近平政權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壓政策，並反對工人罷工。
ISA在中國的一名支持者說：「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注意到中國年輕人正在向左轉。」他說，反建制意識的增長現在在社會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毛主義的增長。「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內陸貧困省份的2.9億農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憤怒，是當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動力。
脫貧
習近平脫貧「全面勝利」的慶祝活動是為了轉移人們對這些現實的關注。中共政權不僅宣稱這是「人間奇蹟」，甚至還將「貧困」一詞從脫貧機構的正式名稱中拿掉，這讓將來禁止所有提及「貧困」更為可能。
毛派網站「紅色中國」的編輯之一陳洪濤因在2月份發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脫貧運動假象而被捕。在這個話題上，與許多其他話題一樣，人們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權所聲稱的，中國的左翼人士尤其不會去相信，而國際上的新斯大林主義「左翼」似乎很樂於相信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於2013年發起，其明確目標是到2020年底使剩餘的1億人口擺脫「極端貧困」。鑑於他在這場「戰爭」押上了自己的個人聲望，因此他不可能錯過這個期限。現實再次為了這個獨裁政權的存續而被竄改。
政府投入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來扶貧，用於一些極端貧困地區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1000萬人的搬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實現其脫貧目標而普遍偽造數據、強制執行和偽造成就。這場脫貧運動採用了非常低的「極端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天2.30美元。這低於世界銀行提出，適用於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貧困線，並且低於為中國這樣的中高等收入國家所建議的貧困線的一半。
國產疫苗觸礁
中共當局宣傳掩蓋現實的另一方面，在於中國抗擊疫情的實況。習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舉行的表彰大會上宣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這時慶祝還為時過早，因為之後又爆發了新的疫情。雖然按國際標準，新一波感染數很低，但這卻帶來了數次大規模的封城措施。
在與北京相鄰的河北省，1月有超過2200萬人被迫關在家中一週以上。這實際上是2020年武漢封城規模的兩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龍江（2021年1月）也發生了類似的封城，波及數千萬人。北京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摩擦，據信部分政府太過急於實施封城。這也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特徵。
目前，中共政權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儘管中國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為主的80個國家（西方國家及他們的疫苗公司冷落這些國家）出口疫苗，但其國內施打疫苗計劃進展不順。根據2月15日《南華早報》的一項分析，中國向國外運送的疫苗數量（4600萬支）超過了用於本國的數量（4050萬支）。
中國不僅面臨著給相當於美國四倍的人口接種疫苗的挑戰，而且還面臨著公眾的廣泛不信任。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許多涉及不安全、過期和受污染的假疫苗、藥品和食品醜聞。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國疫苗生產商拒絕透露一些試驗數據，加劇了公眾的疑慮。在上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種疫苗。根據另一項調查，在浙江醫務工作者中，只有28%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迄今為止，中國疫苗僅被批准用於60歲以下的人群，與西方產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興疫苗在巴西的試驗中僅達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亞則達到65.3％。相比之下，輝瑞疫苗的有效率為95％，而莫德納的有效率為94.1％（兩家都是美國公司）。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科興在中國的工廠出現了生產延遲，以及存儲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發生短缺。
對中國疫苗的質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勢。去年12月，柬埔寨獨裁者洪森（過往非常親中共）拒絕接受中國疫苗，除非其獲得世衛組織的批准。他說：「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儘管世衛組織仍在評估中國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於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現年68歲的洪森還是在中國官員的建議下放棄為自己接種。他說：「該疫苗對60歲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賓，另一位獨裁統治者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廣中國的疫苗，在民調中被問及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對中國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這當然與右翼奧爾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歐盟立場有關。但是2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願意接種中國疫苗，在執政黨的支持者中這一比例則上升到了45%。
儘管習近平虛張聲勢，而且擔心在中共慶祝成立百週年之際不能讓任何事來「破壞黨」，但習近平政權仍將面臨許多現實考驗。債務危機、與美國的持續冷戰，以及擔心西方國家加快接種疫苗後可能改變與中國的力量平衡，這些挑戰都預示著未來的動盪。工人和青年之間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意味著新的鬥爭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將迎來更廣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