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死亡和血腥暴力，需要解決根本問題的鬥爭
社會主義鬥爭運動（ISA以色列-巴勒斯坦）書記處
10月7日，以色列和加沙爆發大規模戰爭行動，迄今已造成一千多人死亡，事態發展震撼了全世界。這可能是進一步動蕩和擴大戰爭的開端。以下是社會主義鬥爭運動（ISA以色列-巴勒斯坦）書記處於10月8日星期日以希伯來文發表的第一份聲明的翻譯。
- 聲援那些失去至愛的民眾，聲援來自所有社區、身處加沙–以色列隔離圍牆兩側、面臨戰爭恐怖的普通男女。
- 「失敗」的核心：政府「衝突管理」政策的傲慢以及佔領和圍困的常態化導致了戰爭。
- 我們需要的是在社會主義變革的框架內，在保障平等生存權、自決權、尊嚴和福祉的基礎上，為制止局勢惡化，結束圍困、佔領和貧困而鬥爭，作為從根本上解決無休止衝突的鬥爭的一部分。
週六上午，哈馬斯發動了一次空前規模的突襲（「阿克薩洪水」行動），隨後內塔尼亞胡政府宣佈正式進入戰爭狀態，並發動更加血腥的反擊，由此爆發的戰爭危機繼續在圍牆兩側的社區製造恐怖事件。對於被以色列-埃及圍困的加沙地帶居民來說，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內塔尼亞胡曾許諾對加沙地帶實施「報復」，將「邪惡之城變成廢墟之城」。
與此同時，該國南部城鎮和社區數百名居民遭受的大屠殺以及無差別火箭彈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也在不斷增加，其中包括貝都因人社區，因為那裡原本就沒有防空洞。與此同時，軍事升級已蔓延到以色列-黎巴嫩邊境，真主黨發射火箭彈，這似乎是對以色列可能入侵加沙發出警告。危機可能會持續發展數周，甚至惡化為一場局部戰爭。
內蓋夫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居民現在普遍感到震驚、悲痛和恐懼，不僅是猶太居民，加沙地帶的居民更是如此，在轟炸中，他們當然沒有「鐵穹」系統，也沒有警報器或掩體。社會主義鬥爭運動（ISA以色列-巴勒斯坦）聲援普通民眾，聲援來自圍欄兩側所有社區的遇難者親屬和傷員，聲援被綁架的平民。在撰寫這幾行文字時，據報南部各族群的死亡人數已超過700人，加沙地帶的死亡人數為500人（週一的數字）。與此同時，內塔尼亞胡政府正在實行殘酷的連坐法，包括切斷電力供應和將加沙的建築物夷為廢墟：事實上，這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手段。
哈馬斯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在加沙地帶綁架數十名以色列男女，其目的是限制以色列政權的火力反擊，並作為釋放巴勒斯坦囚犯的一種討價還價手段。綁架包括兒童和老年婦女在內的平民的行為應受到譴責——他們不應為以色列政權在加沙地帶和對巴勒斯坦人的殘暴政策承擔責任。必須提及的是，這些政策包括通過軍事審判或未經任何審判的大規模監禁，尤其是對兒童和試圖示威並反對軍事佔領的巴勒斯坦居民的監禁，這也是最初綁架的動機。現在，為解救人質而進行的軍事介入將導致大量人員死亡。應要求以色列政府允許在停火安排的框架內迅速、全面地處理囚犯問題。
我們呼籲發起抗議，要求停止戰爭、連坐及「分而治之」的政策，拒絕參與對加沙居民的報復性進攻，並為現實生活的深刻改變而奮鬥，包括結束佔領和圍困。此外，呼籲在西岸舉行抗議罷工和憤怒遊行可能有助於開展必要的鬥爭，挑戰現狀——反對佔領和圍城的獨裁統治，同時為自衛和保護巴勒斯坦遊行者和居民做好準備。
民族衝突當中的軍事升級並非憑空而來。由內塔尼亞胡、本-格維爾（Ben Gvir）和斯莫特里奇（Smotrich）領導的所謂完全右翼政府全力運作，不僅否定了群眾對「司法政變」擴權的反對，而且鞏固對數百萬巴勒斯坦人的佔領、圍困和定居點。在這種情況下，以色列還傲慢地聲稱自己已經令「衝突管理」處於受控狀態，並冷嘲熱諷地聲稱要在美國的主持下通過以色列與沙特阿拉伯之間的正常化進程，從而促進地區和平。
自去年12月政府組成以來經歷了兩輪軍事升溫，現在又出現了嚴重且大規模的戰爭危機。在此之前的幾年里，衝突的頻率不斷增加，表明佔領和圍困的不穩定性不斷加深。當前的衝突升級具有一些不同的特點，標誌著衝突進入了新的階段。
哈馬斯發動突襲
以色列資本主義佔領國政府至今仍聲稱「威懾」哈馬斯（以色列國家安全顧問扎奇-哈內格比[Tzachi Hanegbi]最近才表示「哈馬斯非常、非常克制」），哈馬斯以數百名武裝人員組成的部隊暫時突破了軍事封鎖的邊界，有些人甚至從海上和用滑翔傘突破了邊界。這些部隊佔領了埃雷茲/拜特哈嫩（Erez/Beit Hanoun）過境點和以色列軍隊加沙師總部，沒收了軍用車輛，並將自己封鎖在南部斯德羅特（Sderot）鎮的一個警察局內。此外，除了針對軍隊的游擊戰之外，他們還長時間（長達一天多）佔領了以色列的一些社區，與此同時，他們還採取恐怖主義行動，屠殺平民，包括音樂節的參與者，並綁架了上述數十名平民。
哈馬斯在數小時內就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目標，除了展示武力之外，它還成功地為以色列與沙特政權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間的關係「正常化」增加了一個複雜因素。雖然這不是哈馬斯軍事部門第一次越過加沙地帶圍牆發動襲擊，但這是哈馬斯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次軍事力量展示，其技巧和膽識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還用言辭將這次行動包裝成解放措施。
在最初的幾個小時里，不少加沙走廊地帶的居民利用暫時打破圍困的機會，越過隔離牆，在世界上最大的監獄營外走了一圈，哪怕只有一瞬間，也讓他們感到無比興奮。對於加沙的廣大居民和許多巴勒斯坦人來說，哪怕只有一瞬間，目睹圍欄被衝破，目睹對囚禁他們、踐踏他們的生命、剝奪他們的民族獨立和任何有可能進入其領土的力量展示武力，本身就可能引起對哈馬斯武裝派別的同情，在這種情況下，哈馬斯被描繪成一支「保護力量」。
另一方面，以色列政權會偽善地利用以色列平民受到的大規模傷害，宣傳對加沙的封鎖是一項「防禦性」政策的迷思，並動員更多的人支持在加沙地帶進行大規模殺戮和破壞。加沙地帶的200萬居民生活在極端貧困和苦難之中，63%的居民糧食無保障，沒有清潔水源，沒有基本的基礎設施，沒有行動自由。以色列政權在政治上利用猶太工人階級對生存和安全的擔憂，推動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和攻擊。與此同時，每天的襲擊以及以色列多年來的轟炸所造成的破壞和喪親之痛，首先為哈馬斯創造了政治上的可能性，使其能獲得部分巴勒斯坦民眾絕望的支持情緒，就算是他們採取不分青紅皂白地襲擊平民的反動行動。
此外，由於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傷亡往往極不對稱——每死一個以色列人，就會死幾十個巴勒斯坦人；在極少數情況下，雙方傷亡數字才稍顯「對等」；而這本身就會加強對哈馬斯的絕望支持。哈馬斯可以擺出一副有能力「以眼還眼」、進行報復、甚至建立威懾的姿態，也可以擺出一副有能力打敗佔領和圍困的軍事力量的姿態。
哈馬斯領導層知道，它肯定沒有能力在軍事上擊敗中東地區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多年來，哈馬斯領導人依靠該地區政權和帝國主義列強的憐憫，甚至依靠與以色列的「共存」妥協，這是典型的右翼親資本主義政治力量的表現——他們實施政治壓迫、攻擊加沙工人和窮人、壓迫婦女和LGBTQ以及實施宗教脅迫。然而，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和各阿拉伯政權不同，哈馬斯的目標是通過軍事挑戰製造勝利感，其模式與真主黨相似。2006年，真主黨側面顯示了以色列地區力量的局限性，並在過去威脅要佔領以色列社區，就像哈馬斯現在所做的那樣。
「決定性軍事解決行動」的威脅
內塔尼亞胡政府曾聲稱自己有能力完全主導民族衝突的議程並「威懾」任何抵抗，但現在卻暴露出對事件的嚴重（儘管是部分）失控，並正試圖通過軍事手段重新奪回主動權。它威脅對加沙地帶發動長期和影響深遠的攻勢——從根本上說，是為了保護現有的佔領和圍困秩序，而這正是當前危機的起因。
國防部長加蘭特（Yoav Gallant）威脅要「扭斷哈馬斯的脖子」。事實上，這與內塔尼亞胡在 2009年競選時威脅要實施所謂的「決定性軍事解決行動」類似。甚至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就暗殺過哈馬斯領導人，襲擊過哈馬斯部隊。然而，在一輪又一輪的流血衝突和「恢復威懾」之間，哈馬斯的相對軍事能力雖然有限，但卻得到了提高和發展，以至於以色列政權不得不將其更多地考慮在內，同時默認依靠與加沙地帶哈馬斯政府的「諒解」來維護和維持現有秩序。以色列政權試圖「在軍事上打敗哈馬斯」，不僅無法消滅哈馬斯運動，還會造成大規模的不穩定後果，這也是內塔尼亞胡政府的談話要點使用更模糊措辭的原因。
以色列建制派政黨從奴顏婢膝的「反對派」中動員起來，在政治上支持內塔尼亞胡-本-格維爾一伙在當前危機中領導的政策和軍事行動，這強調了他們自己對當前局勢的責任，包括在上屆政府期間的責任。拉皮德（Yair Lapid，以色列國會中的「反對派領袖」）和甘茨（Benny Gantz）提議在戰爭危機的支持下與內塔尼亞胡重新組建政府——拉皮德要求撤換極右翼部長，而甘茨則準備保留他們——這本身就證明，歸根結底，這些黨派在核心問題上的分歧很小。
內塔尼亞胡的政府在當前危機之前一直依賴於以色列公眾中明顯少數人的支持，他抓住機會推動與拉皮德和甘茨的政黨達成廣泛的聯盟協議，同時又不與極右翼政黨決裂。這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即試圖限制極右翼部長在應對事件時的「冒險」影響，同時也符合上一時期來自華盛頓的壓力，以促成與沙特政權的正常化協議。然而，內塔尼亞胡害怕擺脫本-格維爾和斯莫特里奇，因為他要與他們爭奪支持基礎。
戰爭的根本原因
在導致當前危機的動態過程中，「誰先開火」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因為在此之前，國家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但無論如何，這個問題都忽略了戰爭的根本原因。此外，自1973年戰爭以來的50年里，以色列軍隊「情報失靈」的問題也轉移了人們對主要問題的注意力：危機的根源在於現行秩序的執行，在這種秩序中，以色列資本主義擁有該地區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強行佔領和吞併，並剝奪了數百萬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利，包括自決權。
來自西方帝國主義集團的資產階級政府對內塔尼亞胡政府軍事行動的政治支持，現在為繼續流血提供了餘地，並從根本上說明瞭對佔領現狀的維護。隔離牆兩側普通民眾的人身安全不僅是他們毫無興趣的事情，反而因他們而受到損害。
自前貝內特-拉皮德政府執政以來，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數趨勢一直急劇上升，並打破了20年來的記錄。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房屋加速被毀；旨在將巴勒斯坦社區連根拔起的襲擊仍在繼續，猶太右翼分子在阿克薩清真寺周圍鼓動一場由國家贊助的宗教戰爭。宗教民族主義挑釁行為也在增加。經濟危機加劇了佔領下的生活壓力。然而，內塔尼亞胡-本-格維爾政府採取了更加頑固的路線，反對向巴勒斯坦人做出任何讓步，並試圖埋葬任何巴勒斯坦獨立的想法。
此時此刻，隨著民眾抗議行動和武裝對抗的發展，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領導層在真主黨和伊朗的支持下，努力將自己塑造成在對抗佔領方面比法塔赫（Fatah）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更有效的形象，而法塔赫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由於事實上充當了佔領的附庸而陷入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而面對內塔尼亞胡的以色列新政府，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今年宣佈，他們將以單一陣線與以色列對抗，儘管哈馬斯領導層在5月加沙地帶的衝突爆發和7月約旦河西岸的攻擊中傾向於不與以色列發生直接衝突。然而，兩週前，即9月24日，哈馬斯、伊斯蘭聖戰組織和巴勒斯坦人民陣線領導人在貝魯特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宣佈，他們將加強相互之間的協調，升級行動以應對佔領政權的進一步侵略。
加沙內的危機與隔離墻邊的抗議
當宣佈這一消息時，巴勒斯坦人正在加沙隔離牆邊舉行一系列新的抗議，但遭到軍事鎮壓。以色列政權擔心抗議會失控。因為與一輪又一輪的傳統軍事對抗相比，朝著群眾鬥爭方向的事態發展將為以色列政權帶來更根本的風險，尤其是考慮到群眾運動有更大的潛力，以及將會喚起全球各地區人民的呼應與同情，甚至影響到猶太人口中的工人和青年。但總的來說，以色列政權擔心局勢不穩定和各種對抗的發展，這將對利雅德施加壓力，使其反對正常化協議。
近幾個月來，對這種局勢不穩定的擔憂，特別在本-格維爾企圖在巴勒斯坦被囚者的條件底下實施進攻的情況下，也一次又一次地促使軍事安全機構的領導人與內塔尼亞胡和加蘭特協調與乾預，以控制極右翼。9月29日，據黎巴嫩報紙《Al-Akhbar》報道，在埃及、卡塔爾的調解下，以色列政府顯然同意「恢復以前的諒解」，再次象徵性地增加卡塔爾對加沙的援助資金和加沙地帶工人進入以色列的配額，並擴大加沙海岸的捕魚區和進出口配額。以色列軍隊隨後從加沙走廊轉移到西岸，顯然這為哈馬斯的軍事突襲提供了便利。
雖然法塔赫領導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表示願意在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正常化事項上進行合作，但沙烏地阿拉伯王儲薩勒曼表示，只要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來阻礙他，以色列向巴勒斯坦讓步的條件就不會破壞這筆交易。儘管表面上達成了諒解，但這一暗示以及加沙地帶日益加深的危機顯然使哈馬斯領導層採取了規模空前的軍事行動，試圖通過「改變等式」來增加對以色列的壓力。這樣做是為了展示其有能力透過軍事手段破壞合作進程，並使以色列付出高昂的代價，並在這一過程中造成其在克服圍困和佔領的鬥爭中向前邁進了一步的政治假象。
建立鬥爭，提出出路！
必須強調的是，面對圍困和佔領以及可能的軍事入侵，居民有權反抗針對他們的攻擊，並組織起來保衛自己，包括透過遊擊戰。許多巴勒斯坦人看到一些以色列軍車被象徵性地摧毀一定很高興，因為他們在加沙地帶多年來一直面臨著家園破壞、喪親的苦難等。但是，當這種反抗是建立目前所需的群眾鬥爭的策略的一部分，並在選舉產生的行動委員會的民主控制下（這與哈馬斯的政治綱領和戰略不符）之時，如此反抗能夠以最有益的方式發展。這與那些不分青紅皂白地射擊和傷害平民（特別是各民族的工人和窮人）的行為之間是有本質區別的。哈馬斯對工人和窮人的軍事攻擊不僅對於擺脫封鎖和民族壓迫沒有好處，反而在政治上被以色列當權派用作藉口，去動員人們支持對被圍困和佔領的巴勒斯坦人發動更加野蠻的攻擊。
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擴大了警察在公共領域的權力範圍。這也可能被用來加強政治迫害，特別是針對阿拉伯-巴勒斯坦活動人士的迫害。在此背景下，有報告指出極右翼活動分子希望利用危機進一步激化民族分裂，推動對阿拉伯-巴勒斯坦社區的攻擊 有必要組織一場跨族群聯合鬥爭，毀滅極右翼分子在城市街頭煽動種族主義攻擊和民族主義衝突的企圖，反對政府透過其所有政策例行培養這些分子並給予他們更多的政治信心。
內塔尼亞胡政府直到現在還在面對一場來自群眾運動的危機，這意味著以後也有可能發展出廣泛的群眾抗議活動，質疑這場戰爭的失敗的責任。然而，群眾運動的親建制領導層——這個自封領導層實際上為資本家和將軍們服務，虛偽地利用群眾進行反對「司法政變」的鬥爭，這使得他們與官方「反對黨」結盟，在政治上支持政府和對加沙居民的轟炸，並呼籲凍結示威活動。
現在有必要推動抗議和鬥爭，以便為停止流血和解決導致戰爭的問題指明必要的方向。根據2021 年5月事件的經驗，現在有必要採取抗議和鬥爭的行動——如當時巴勒斯坦的「尊嚴罷工」、在工作場所和學校舉行的跨社區聲援示威、抗議糾察隊、表明反對軍事升級立場的工會會議、反對在加沙的轟炸、反對「分而治之」、反對繼續圍困和佔領。而鑑於資本主義右翼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民族壓迫、戰爭罪行和不平等政策，有必要將解決根本問題的出路提上議事日程，在保障平等生存權、自決權以及有尊嚴和幸福的生活的基礎上，為該地區的社會主義變革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