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蘇聯的階級性質[1]

托洛茨基
（1939年10月18日）

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

面對最新的國際巨變，某些同志（或布魯諾之類的原同志）把第四國際關於蘇聯國家性質的決議——及相關論戰——拋到一邊，老調重彈起來。這次，懷疑論者搬出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以老托跟十月革命的淵源，他實難否定所謂蘇聯是『工人國家』的判斷，這無異放棄自己一生的事業」。目光敏銳的弗老頭聽見這號高論，鐵定甩過去幾耳光 [2]。我雖不願下此重手，倒也奉勸批評家們一句話：主觀主義和顧影自憐屬於他們而非在下。

近兩年莫斯科的叛賣程度似乎漫無止境，讓每個覺悟的無產者怒火滿腔。宣洩暴怒情緒的需要，使大家急不可耐地呼號「迎頭痛擊」云云。從歷史上看，由於無力直接反擊，急躁的革命者往往人為炮製——比如採取個人恐怖——某些「大快人心」的結果。更常見的選擇，是痛罵詛咒過一番嘴癮了事。目前有關蘇聯社會性質的論戰中，部分同志很喜歡「術語行刺」俄國官僚；可惜從打擊效果的角度說，稱呼官僚為「階級」並無用處。假如波拿巴獨裁的混賬們等於獨立階級，就意味著蘇俄的現狀絕非階級鬥爭進程的偶然事故 [3]，而是有長久生命力的歷史產物；假如克里姆林宮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為等於科學意義的「剝削」，就意味著官僚層——作為必要的統治階級——在經濟系統內有獨立的歷史未來。客觀上說，由於煩躁情緒而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思想紀律的某些同志，正滑向上述淒慘的邏輯推論。

打個比方：一位修理工檢查汽車。開車的強盜於糟糕的路面飆車多時，以逃過警察追捕，結果把車折騰得七零八落（車廂撞爛輪胎變形、發動機毛病叢生）。顯然，工人師傅有理由罵一聲「這哪兒是車，分明一堆垃圾！」；類似的呵斥表達了工人師傅對司機的憤慨，但與科學分析無關。一旦開始修車，維修者必須從基本事實出發——「垃圾」的本質是一輛破損汽車。他會區分損壞與完好的零件，以決定從何著手。這便是覺悟工人對蘇聯的應有態度：他有權斥罵當權集團把工人國家變成「一堆垃圾」。一旦開始解決政治難題，冷靜下來的無產者只能被迫承認自己面對一個「破損嚴重」的工人國家；後者的經濟馬達故障頻繁卻仍在運轉，換掉一批零件會徹底復原。以上僅是比喻，但卻是——毫無疑義！——值得思考的比喻。

「反革命的工人國家」？

針對蘇聯的社會性質，我們的隊伍裡還有一種聲音：「如果堅持承認蘇聯是工人國家，就得確立新的政治範疇：『反革命的工人國家』」。這個說法試圖把正確的綱領標準與糟糕乃至醜惡的政治現實加以對比，期望大家震驚之餘表示折服。我反問一句：難道自1923年起，先進工人沒察覺到蘇聯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日益明顯的反革命角色？難道我們已把中國革命、1926年英國總罷工和新近的西班牙革命的慘敗忘個精光？時至今日，先後出現並存在著兩個充滿反革命氣息的工人國際（即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李星注），批評家們似乎忘記了它們的「範疇」何在。

長期以來，法、英、美和其它國家的主流工會一直追隨本國老闆的反革命政策，這並未妨礙我們承認它們的工會本質，支持它們對工人日常利益有進步意義的每一步行動，並保衛工會組織免遭有產者摧殘。那麼，為何我們拒絕同等看待具備若干反革命特徵的工人國家呢？歸根到底，從一定意義上說，工人國家是掌握了政權的工人組織。對兩者迥然不同的態度，在於工會已有悠久歷史，無產者視它為階級現實的組成部分，並習慣於考慮它的力量存在（而非僅作為政治綱領的某個抽像「範疇」）；與此相比，我們——直到現在——仍未學會把地球誕生的頭一個工人國家當作歷史現實因素，這一客觀因素不受工人先鋒組織的綱領任意擺佈。

「帝國主義」？

又有人問道：能否把當前莫斯科的擴張稱作帝國主義行為？回答這個疑問，首先得明確我們把何種社會內涵放到「帝國主義」的名詞裡。從古至今，人類史瞭解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古羅馬「帝國主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帝國主義」，商業與工業資本的「帝國主義」，沙俄皇權的「帝國主義」等等。驅使蘇聯當權者擴張的利益動機，顯然是增加自身權力、威懾力和收入的慾望。可以說，所有皇權、寡頭、統治集團、統治階層或階級的「帝國主義」——從最廣泛含義來講——行為都包含著類似慾望。

然而，現代政治文獻（至少馬克思主義文獻）裡，帝國主義的含義是金融資本——受限於異常嚴密的經濟定義——的擴張。以武力擴張為由，給克里姆林宮插上「帝國主義」標籤卻不深入解釋，把蘇聯波拿巴官僚層與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各自對外政策劃上等號，這種粗糙手段只會加劇左翼工人的頭腦混亂。製造思想亂麻是小資民主派的看家本事，卻不值得先鋒工人效仿。

沙俄政策的延續？[4]

參與瓜分波蘭之餘，莫斯科把手伸進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還對巴爾幹、波斯和阿富汗探頭探腦。換句話說，克里姆林宮——至少形式上——延續著帝俄外交的出擊路線。局勢走到這一步，難道我們無權稱呼今日蘇聯為帝國主義國家？——有人問道。

以上「蘇聯帝國主義」的歷史-地理論據，並不比其餘論據更具說服力。發生於帝俄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很早就努力奪取波羅的海三國的政權，並一度成功。內戰中的蘇俄試圖滲透波斯和羅馬尼亞，紅軍也曾兵臨華沙城下（1920年）。客觀上，工人革命的擴張戰線與沙俄將領的遠征圖基本吻合，因為革命沒法改變地理條件。20年前，孟什維克流亡力量提出「布爾什維帝國主義」的概念，把我們斥為沙文主義傳統的繼承者；20年後，小資民主派接過了這面旗幟。我輩馬列信徒——重申一遍——沒有模仿小資人士的政治必要。

帝國主義的代理？

不管如何評價蘇聯的擴張國策，莫斯科對納粹德國的外交協助屬於必須單獨討論的課題。首先指出一點：只要我們打算——哪怕僅有片刻——逃脫世界帝國主義羅網的窒息，只要蘇維埃與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即便健康的工人國家也會給予某個帝國主義國家——一定條件和程度的——客觀支持，這一事實無可迴避。試舉一例：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約一度加強了德帝國主義打擊英法的實力與地位。孤立的工人國家只得周旋於各帝國主義陣營之間；周旋，意味著客觀上暫且拉攏一方反對另一方。在具體時刻，支持兩大對立帝國主義陣營的哪一方更有利或更少害處，這個選擇不涉及原則，而屬於實踐考慮和預測的範疇。客觀上說，被迫支持某資產階級國家固然帶來一定害處，但它會被工人國家得以延長壽命這一巨大利益所彌補，且回報遠多於損失。

然而，各種戰術周旋不能一概而論。1918年布列斯特和約談判期間，蘇維埃政權以烏克蘭民族獨立為犧牲品，避免了工人國家的立即滅亡。這與出賣烏克蘭（工農）無關，各國覺悟工人也都理解這一犧牲帶有的強制性質。1939年的瓜分波蘭是另一回事：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莫斯科的頭腦們從未說明犧牲波蘭的原因在於——並僅在於——敵我力量的懸殊；相反，它無恥地炫耀自家密謀交易伎倆的高明。這種無恥的炫耀，侮辱著各國被壓迫階級與殖民地民眾的起碼民主情感，極大地削弱了蘇聯的國際地位。從波蘭土地攫取的經濟好處，無法彌補上述政治損失，十分之一都彌補不了！

克里姆林宮的外交大廈，從頭到腳建基於對——走馬燈似的——「友好」帝國主義陣營的欺騙性粉飾；當權集團隨時準備犧牲世界工運的根本利益，換取一點不穩定及次要的蠅頭小利。叫喊了五年「保衛民主」的愚民口號之後，莫斯科忙於粉飾新勾搭上的「友好」陣營——納粹德國。毫無疑問，這些勾當本身並沒把蘇聯變成帝國主義國家，但現階段的莫斯科與共產國際確實充當著帝國主義（於工人階級內部）的首席代理。

簡約地說，莫斯科外交路線的準確定義，是帝國主義包圍下的、蛻化工人國家的波拿巴官僚集團的政策。這一定義不似「帝國主義外交」那麼精練爽口，但較符合實情。

「取小惡而避大惡」？[5]

與納粹佔領相比，紅軍攻取波蘭東部無疑是「更小的惡」。但「小惡」的出現替希特勒佔領波蘭西部的「大惡」創造了條件。讓我們設想一下：縱火者的助手從火場救出一半居民，以便奴役他們；與縱火者相比，幫兇的行徑尚屬「小惡」，授予他獎章卻未免過頭。假設頒獎已是既成事實，則需依照雨果《九三年》的類似場景辦理——授勳後立即槍決 [6]。

「以武力傳播信仰」？

羅伯斯庇爾說過，民眾討厭挺著刺刀的布道者。就是說，最好別強行向其它國家的人民傳播革命理想和制度。不過，上述原則正確的提法不等於完全不應借助武力協助國際革命。作為前提，（蘇俄）革命國際路線的要素——軍事干涉應獲得國際無產者的理解，應合乎受干涉地區工人群眾的願望。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廢物理論，沒法培養積極的國際階級團結精神。而只有昂揚的階級意志，才能很好地為革命性軍事干涉打基礎，使類似行動不失價值。在干涉問題上——正如自身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樣——莫斯科根本無視國際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由此，它最近的外交「成就」不可救藥地醜化了蘇聯並使世界無產者內部瀰漫著極端張皇的情緒。

兩線起義？

既然如此，另一批同志接過話茬說道：還有必要談論保衛蘇聯及紅軍新佔領土嗎？或許，號召波蘭工農同時反抗納粹和斯大林更正確些？不錯，這主意很吸引人。假設革命同時在德國和蘇聯——包括新佔領土——爆發，必然起到快刀斬亂麻的效果。但先鋒工人不能以對我方最有利、最幸運的假設為行動前提。現實詢問我們：怎麼辦，一旦納粹於工人推翻它以前打進蘇聯西部？類似形勢下，第四國際的支持者是否會抗擊納粹，就像他們加入西班牙共和軍抗擊弗朗哥一樣？我們無疑、徹底地擁護蘇維埃烏克蘭的獨立（既獨立於納粹，也獨立於莫斯科），但如何行事，當德軍試圖佔領蘇共官僚奴役的烏克蘭？

第四國際的回答如下：我們將保衛斯大林奴役的烏克蘭反對希特勒，也就是說，我們將無條件地保衛蘇聯。

「無條件地保衛蘇聯」

何為無條件地保衛蘇聯？這意味著先鋒工人組織不會向莫斯科提出任何先決條件。這意味著不管戰爭的借口和原因如何，我們將保衛蘇聯社會關係的基礎免遭帝國主義陣營摧毀的威脅。

有些同志問：假設爆發衛蘇戰爭，紅軍因故進軍印度並鎮壓當地的革命運動，難道我們還得支持紅軍不成？這一假設並無堅實基礎。首先，何必扯上印度？讓我們問得爽快些：當紅軍槍殺反抗官僚的國內罷工及農民騷亂的時候，我們是否仍得支持紅軍？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紅軍也必然把國內規則帶到境外。我們從未許諾支持紅軍的所有內外行動，因為它已淪為波拿巴專斷集團的工具；但不管怎樣，我們支持蘇聯作為工人國家的存在，支持——並僅支持——它身上尚存的那部分工人國家因素。

或許，高明的煩瑣哲學辯論士仍不死心：衛蘇戰爭期間，假如印度的起義民眾擊潰了——不管後者執行何種特徵的「任務」——入印紅軍，這難道不會削弱蘇聯麼？那時我們如何自處呢？我們回答：（假想的）印度起義在紅軍的配合下遭到瓦解，必定極端危險地動搖蘇聯的社會基礎；這一（假想的）失敗遠比紅軍在印度戰場遭遇幾次挫折可怕得多。無論如何，第四國際有能力分辨何時紅軍在充當莫斯科的盲目工具，何時它在保護蘇聯的社會基礎。

在美國，反動分子領導的主流工會有時罷工反對老闆僱傭黑人。我們能支持這類可恥的罷工嗎？不會。但設想一下，如果老闆以此為借口粉碎工會，完全禁止無產者的自我保護，先鋒工人該怎麼辦？顯然，我們會支持和鼓勵工會會員們抵抗，儘管它的領導層依舊反動透頂。為什麼不能對蘇聯採取類似立場呢？

基本指導思想

相關決議中*，第四國際堅定不移地指出：戰爭期間，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無論它們與蘇聯結盟或敵對——的無產階級政黨應繼續開展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階級鬥爭。與此同時，各國無產者不應遺忘支援蘇聯（或殖民地革命）的任務；確有需要的前提下，先鋒工人必須採取最堅決行動（比如罷工、怠工及其它手段）予以配合。自那以後，列強之間的合縱連橫發生了劇烈變化，但上述決議的政治內涵並未過時。假設明天英法聯軍將威脅莫斯科或列寧格勒，英法工人應採取最堅決手段妨礙本國士兵和彈藥的運輸。相反，如果希特勒出於利益邏輯被迫援蘇對抗英法入侵，德國工人沒有任何理由——在這一具體事件中——採取罷工或怠工阻撓援助的進行。對此，我希望沒人會異想天開地以為存在其它選擇。

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究竟如何 [7]？對此，我曾表示「官僚集體主義」的理論假設也有存在的權利。某些同志吃驚之餘，認為我企圖修正馬克思主義。這是天大的誤會。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必要性的理解與宿命論無關。社會主義的實現並非「自然而然」的預設過程，而取決於各階級及政黨有生力量的角逐戰果。無產者代表歷史進步，故而具有決定性優勢；當代資產階級卻已是退化踟躇與歷史反動的化身，這就是我們在搏鬥中的信心來源。但無人預知戰鬥的結果，假如歷史反動竟然獲勝，那會是怎樣一個未來？

近20年來，馬克思主義者無數次地警告——要麼社會主義，要麼等待野蠻時代的降臨。飽嘗意大利法西斯運動的「經驗」後，我們的警告更加具體——要麼法西斯主義，要麼共產主義。眾所周知，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實踐比簡明的歷史圖譜複雜、矛盾與多樣化得多。馬克思談過無產階級專政及其消亡，但從未涉及專政的官僚蛻化危險。身為第一代有機會實地觀察上述蛻化及從事分析的革命者，我們無外是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詮釋一種新的歷史現象。難道這算修正主義？

階級鬥爭的每個新動向都證明，社會革命的延誤繁衍著窮凶極惡的社會野蠻：長期失業，小資階層的破落；法西斯主義；毫無出路而吞噬千萬人的國際戰爭。假如人類的社會主義之路歸於失敗，「社會野蠻」會以何種社會與政治形式統治世界？當代革命者比馬克思有更多機會研究這個話題。這頭是法西斯主義，那頭是蛻化敗壞的蘇聯國家，共同勾畫著新黑暗之門背後的社會與政治形式。歸根到底，我們所處時代的歷史抉擇可用下列口號概括——要麼社會主義，要麼極權奴役。這個口號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蘊涵巨大的宣傳價值：無邊的野蠻背景下，社會革命的必要性醒目無比。

那麼，到底誰在修正馬克思主義？正是一口咬定蘇聯已是「非工人非資產階級國家」的那班同志。上面我已把他們的理論發明推演到邏輯盡頭，得出的結論著實讓他們嚇了一跳。驚嚇之餘，他們又嚷嚷了些什麼，我只有當笑話聽了。

我們是革命樂觀主義者[8]

「戰爭中的蘇聯」一文中，我曾證明「非工人非資產階級的剝削國家」或「官僚集體主義」的前途構想，是國際無產者徹底退化沒落的前途，是極端歷史悲觀主義的前途。再問一遍：類似的淒慘推論是否有實在的基礎？讓我們看看階級敵人的評估。

1939年8月31日巴黎週報《Paris-Soir》刊登了一則深具意味的報導。8月25日，法國駐德大使庫龍德爾與希特勒舉行了斷交的最後會談（消息來源顯然就是大使本人），元首口水四濺地炫耀剛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現實主義的條約」），並對德法即將開戰「深表惋惜」。「可是」，大使反駁說：「斯大林已極大地暴露了自己的兩面性。（開戰後）真正的獲勝者會是托洛茨基。您想過後果嗎？」「我知道」，元首答道：「可為什麼英法非得給波蘭充分的行動自由？」。

這段戲劇性對話的關鍵不在某個名字——有產先生們慣於把工人革命的幽靈與個人聯繫起來。「要知道戰爭一定引起革命！」，帝國主義民主陣營的代表恐嚇道（自己已嚇得骨頭酥軟），「我知道」，帝國主義鐵血秩序的代表報以簡短的回答，似乎早有答案。

庫龍德爾也好，希特勒也好，都來自那股虎視歐洲的資本主義野蠻力量。與此同時，他們並不懷疑社會革命將戰勝自己的黑暗。這便是世界統治者的自我感覺，而有產者的士氣低落是階級力量對比的一個極重要因素。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還很年輕單薄，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卻已腐爛入骨；老闆們開始了新一輪無法自控的戰爭，並深信自身崩潰的必然到來。單憑這個事實，就令我們充滿不可衰竭的革命樂觀主義！

1939年10月18日（1940年1月《反對派日誌》81期）

　　*原編者按：1934年托洛茨基撰寫《戰爭與第四國際》，被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各支部採納為關於國際帝國主義戰爭的綱領性文件。

[1] 標題直譯：再次、再次地談蘇聯的性質
[2] 原文直譯；扯爛他們的耳朵。
[3] 原文直譯：一次意外的流產
[4] 原文無問號，譯者根據下文的中心含義為小標題打上問號。
[5] 原文直翻譯：「更小的惡」
[6] 《九三年》中的一個片段：法國大革命期間，流亡保王黨頭目偷渡去法國指導叛亂。在船上一名水手玩忽職守，導致船隻面臨趁沉沒，但水手隨後拯救了全船。保王黨領袖向他授勳，隨後命令槍斃他。
[7] 原文沒有這句話。譯者加入它的目的，是讓讀者較容易明白下面數段內容的中心意圖。
[8] 原文直譯：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