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教訓》
（1924.9.15）
必須研究十月
我們沾了十月革命的光，但是十月革命卻沒有沾到我們出版物的光。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一部著作，來闡述十月變革總的情況，提出它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要素。不僅如此，甚至那些直接說明變革準備時期各個方面或變革本身各個方面的原始資料，以及最重要的文件，直到現在也都沒有公佈。我們出版了許多屬於十月以前時期的有關革命史和黨史的文件和資料。我們所出版的十月以後時期的資料，也不在少數。但是對於十月則注意得十分不夠。我們在完成了變革以後，似乎認定：無論如何我們不會再去重複它了。我們似乎認為，研究十月，研究十月的直接準備時期、它的實現時期、它的鞏固時期的頭幾星期的各種條件，對於完成今後建設的迫切任務沒有什麼直接的益處。
然而，這樣的看法，儘管不是完全有意識的，也是十分錯誤的；甚至還是有民族狹隘性的。如果說我們不會再重複運用十月革命的經驗，那也決不意味著我們從這個經驗中沒有什麼可學習的。我們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部，而所有其它各國的無產階級還都剛剛在著手解決自己的「十月」任務。最近一年來，我們也已經得到一些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就連西方最老練的共產黨都不僅沒有切實地接受我們的十月經驗，而且他們簡直就不瞭解它的實際情況。
固然，有人可能要指出：研究十月，甚至是出版有關十月的資料，就不能不同時重提舊日的分歧意見。可是，這樣看待問題是十分無聊的。自然，一九一七年的意見分歧是很深刻的，也決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事情已經過了幾年，到現在還企圖拿它們來作為武器去攻擊當時犯了錯誤的人，那就過於小氣了。然而，如果為了更無價值的個人考慮，而迴避十月變革中具有國際意義的極重要的問題，那就更是不能容許的。
去年，我們在保加利亞遭到了兩次慘重的失敗。首先，黨由於抱有學究式的、宿命論的看法，放過了採取革命行動的非常有利的時機(臧柯夫六月政變後的農民起義)。隨後，黨力圖糾正錯誤，舉行了九月起義，卻沒有為這次起義準備好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先決條件。保加利亞的革命本來應該成為德國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亞前奏，在德國本土得到了更壞的發展。去年下半年，我們在那裡看到了一個十分典型的現象，表明一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十分少見的革命形勢是怎樣被放過的。保加利亞去年的經驗也好，德國去年的經驗也好，直到現在，也依然沒有得到相當充分而具體的估價。本書作者對於去年德國事件的發展，作了一般的概述(參看《東方與西方》小冊子中《在轉折點上》及《我們正經歷什麼階段》兩章)。從那時起所發生的一切情況，都完全地和充分地證實了這個概述的正確。另外也再沒有任何一個人曾經打算提出任何其它的說明。但是作些概述對我們來說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用豐富的實際材料具體地說明去年德國事件的發展，以便能十分具體地解釋最慘重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失敗的原因。但是，既然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從政治上和策略上說明過十月變革，那就很難談到對保加利亞和德國事件作出分析。我們自己也還沒有弄清楚我們到底完成了什麼以及是怎樣完成的。十月以後，人們狂熱地以為歐洲的事件將會自然而然地展開，而且時間緊迫，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從理論上吸取十月的教訓。然而實際上，如果沒有一個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這種革命本身就將成為不可能。無產階級不能用自發的起義取得政權：甚至在工業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德國，勞動者自發的起義(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實際上也只能把政權轉移到資產階級手裡。有產階級能夠依靠自己的財富、自己的「教養」、自己同舊的國家機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來掌握從其它有產階級手裡奪來的政權。至於無產階級，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用來代替他們的黨。各國共產黨正式建立的時期只是從一九二一年年中才剛剛真正開始的(「爭取群眾」，「統一戰?」等等)。「十月」的任務推延下來了。與此同時，對十月的研究也推延下來了。去年才又使我們重新面臨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現在已經到了搜集一切文件、出版一切資料並對它們著手進行研究的時候了。
當然，我們知道，每個民族、每個階級、甚至每個政黨主要是從自己切身經驗來學習的。但這決不是說，其它國家、階級和政黨的經驗是無關重要的。不研究法國大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一九O五年的經驗，我們也永遠完成不了十月變革；要知道，我們是根據了以前各次革命的結論，並繼承著它們的歷史路線，才創造出我們這種「民族」經驗來的。以後，在整個反革命的時期內，也一直是研究一九O五年的教訓和結論的。可是，對於一九一七年勝利了的革命，我們卻沒有做這一項工作，連十分之一也沒有敞過。自然，我們現在所處的不是反動年代，也不是流亡時期。況且我們現在擁有的人力和物力，也決不是那些艱苦年代所可比擬。需要做的只是明白而確切地提出在黨的範圍內和在整個國際範圍內研究十月革命的任務。應該使全黨，特別是它的年輕一代切實地研究十月的經驗，因為這個經驗極深刻地、確實地、真正地檢驗了過去，而給未來開啟了廣闊的大門。去年德國的教訓，不止是有重要意義的預兆，而且也是嚴厲可怕的警告。
固然，可能有人說，即使最認真地瞭解了十月變革的進程，也還不會保證我們的德國黨取得勝利。可是，這種籠統的而實質上是庸俗的議論，是連一步也不能使我們前進的。誠然，僅僅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在其它國家取得勝利。但是，可能產生下面一種情況：革命的一切先決條件都已具備，卻單單缺少一個瞭解革命規律和方法的、有遠見的、堅決的黨的領導。去年在德國，恰好就是這種情況。而這種情況也還會在其它國家出現。要想研究無產階級革命的規律和方法，到現時為止，再沒有此我們的十月的經驗更為深刻和更為重要的資料了。歐洲各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凡是沒有極鄭重地、而且十分具體地研究十月變革歷史的，就好像一位要在現在的條件下準備新戰爭的軍事長官，卻沒有研究過這次世界大戰的戰略、戰術和技術經驗。這樣的軍事長官，在將來必不可免地要使自己的軍隊遭到失敗。
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工具是黨。根據我們的即使是僅僅取之於一年間(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經驗，並根據芬蘭、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亞、德國的補充經驗，可以確定：由革命工作的準備轉向奪取政權的直接鬥爭時，必不可免地要發生黨內危機。這幾乎是一條顛撲不破的規律。一般說來，每當黨的路線急劇轉變時，就會產生黨內危機。它要麼成為轉變的序曲，要麼成為轉變的後果。其原因是：在黨的發展過程中，每一個時期都具有自己的特點，要求一定的工作習慣和方法。策略上的轉變，表明這些習慣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壞。這就是造成黨內摩擦和危機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寫道：「在歷史急劇轉變的關頭，往往連先進的政黨也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能理解新的局勢而重複舊的口號，這些口號在昨天是正確的，但在今天已經失去任何意義。歷史的轉變來得如此『突然』，這些口號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義。」(《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73頁)由此就要產生一種危險：如果轉變過分急劇，或者過分突然，而在以前一個時期，在黨的領導機構中聚集了過多的因循守舊和保守主義分子，那麼黨就會不能在最緊要的關頭實現自己的領導，儘管它幾年來或幾十年來就已經準備應付這個時機了。黨被危機所侵害，運動越過了黨而前進，走向失敗。革命的政黨是受著其它政治勢力壓迫的。它在自己發展的各個時期，要制定抵禦和擊退這些政治勢力的對策。每當策略轉變及由此而引起了內部派別變化和發生摩擦時，黨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於策略轉變的必要而發生的黨內派別變化，往往可能遠遠超過自己的出發點，而成為各種階級傾向的支柱。簡言之，黨如果不能與本階級的歷史任務步調一致，就要成為或者頻於成為其它階級的間接工具。
如果上面所說的情況，對於每一次嚴重的策略轉變都是正確的話，那麼對於大的戰略轉變來說，就更為正確了。我們把政治上的策略，同在軍事上的一樣，看成是進行個別戰役的藝術；而把戰略看成是贏得勝利的藝術，也就是奪取政權的藝術。在大戰以前，在第二國際時代，我們通常沒有這樣的區別。當時只限於社會民主黨的策略這一個概念。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社會民主黨所運用的有議會策略、職工會策略、市政公所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
至於組合一切人力和物力——組合所有各兵種——來戰勝敵人的問題，實際上，在第二國際時代就根本沒有提出來過。這是因為當時實際上就沒有規定奪取政權的任務。只是在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到了一九O五年革命，才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鬥爭的基本問題或戰略問題。這樣一來，它就保證了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也就是布爾什維克具有極大的優越性。革命戰略的大時代從一九一七年才開始，首先是在俄國，然後又在整個歐洲。顯然，戰略並不排斥策略。職工會運動、議會活動等等問題並沒有離開我們的視野。但是現在它們都具有了新的意義，它們成了奪取政權的綜合鬥爭中的附屬方法。策略從屬於戰略。
既然策略轉變通常都要導致黨內的摩擦，那麼，戰略轉變所引起的摩擦必然更加劇烈而深刻得多!而所謂急劇轉變，這也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從準備、宣傳、組織和鼓動轉入奪取政權的直接鬥爭，轉入打倒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黨內一切動搖、懷疑、妥協、投降的分子——孟什維克分子都會起來反對起義，為自己的反對行動尋找理論公式，而在昨天的敵人——機會主義者那裡，就可以找到這些現成的理論公式。這種現象我們還將不止一次地看到。
從二月到十月這個時期內，以在群眾中所進行的廣泛宣傳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為基礎，對黨的武器進行了決戰前最後一次的檢查和遴選。在十月裡和十月以後，這個武器在偉大的歷史行動中受到了檢驗。現在，十月革命已經過了幾年以後，還去估價各種對一般革命、特別是對俄國革命的不同觀點，而對一九一七年的經驗卻避而不談，這就等於搬弄無益的煩瑣哲學，而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這無異乎我們爭論各種游泳方法的優劣，卻連一眼也不肯去看一看游泳者在河裡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檢驗革命的各種觀點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去革命中運用它們，就正好像最好的檢驗游泳的方法是在游泳者跳入水中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