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 Ferrari ISA國際政治委員會
（本文首次發表於2025年5月，於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國際政治期刊《國際馬克思主義》第1期）
四十年前，在經歷了21年的軍事獨裁統治後，巴西迎來了一位平民總統。1985年3月，薩爾內（José Sarney）的就職典禮被官方視為標誌著軍政府統治的終結。但這最主要體現的是統治階級推動自上而下的「民主過渡」，試圖避免更深的社會裂痕。統治階級迫切希望遏制或轉移來自社會基層的巨大壓力——即來自工人、貧民與受壓迫者的群眾鬥爭。
薩爾內就職後建立的新政治體制經由1988年新憲法進一步得以鞏固，但這一體制如今正面臨深刻危機。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及對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的打壓，已引發極大不滿並嚴重削弱了現行政治體制的公信力。
近年來，一股新興的極右翼勢力重新興起，他們回溯並緬懷廣泛實施酷刑、謀殺和暴力的獨裁統治時期。「博索納羅主義」得名於極右翼前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這一現象利用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採用虛偽、蠱惑人心而徹底反動的反體制言論，將政變以及威權主義的威脅帶了回來。
相應地，巴西左翼的大部分領導者未能從「再民主化」進程的局限性、及1985/88年政權的保守性質中得出必要的結論。畢竟，對於廣大工人階級，尤其是最貧困的群體、黑人和原住民而言，獨裁統治從未真正結束。
當今左翼的主導力量僅僅將自己定位為秩序和制度的維護者。這種失敗的政策最終為博索納羅主義的威權、佯裝反體制的煽惑打開了空間。
如果我們今天要正面對抗、並擊敗極右翼勢力，重建一個一貫的社會主義左翼力量，那麼挖掘工人階級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經驗，以及隨後面對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運作的政府，工人階級、人民和左翼力量反抗鬥爭的經驗，是我們今天的一項必要任務。
1964：預防性反革命與波拿巴主義
1964年政變是一場由巴西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推動的預防性反革命。對於巴西的大企業、在該國設立的跨國公司以及美國政府而言，至關重要的是遏制工人階級鬥爭的崛起與激進化，這包括在城市和農村地區。
20世紀後半葉的巴西，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充滿了局限性和扭曲性，這正是處於國際體系邊緣、並受帝國主義支配的國家所特有的現象。工人階級和人民鬥爭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持續進行，並最終在20世紀60年代初演變為更加政治化的鬥爭。
對於資本家而言，為了保住、並提高利潤率，必須做的一件事是推翻總統古拉特（João Goulart，被視為左翼人物）並建立軍事統治政權，而在當時，利潤率正受到工人階級抗爭的威脅。他們還希望阻止巴西這個拉丁美洲最大國家中正在醖釀的革命局勢，而這一局勢發生在古巴革命（1959年推翻資本主義）數年之後，且正值其他國家爆發群眾鬥爭之際。
資產階級民粹主義政府和主導工人運動的政黨採取了改良主義階級合作政策，而1964年政變證實了這樣的政策必然導向失敗。
巴西的共產黨（PCB）和巴西工黨（PTB）的左翼缺乏有效的革命戰略，為巴西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預防性反革命鋪平了道路。武裝勢力發揮了關鍵作用，扮演了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波拿巴主義角色。
抵抗獨裁統治
自1964年起，針對工人、民眾和農民運動，甚至包括武裝部隊內部的反叛力量，實施的殘酷鎮壓，儘管群眾運動具有強大的力量，但這些鎮壓並未遇到明確的抵抗策略。
政變前，巴西的共產黨領導層在其漸進改革戰略上徹底失敗，該戰略依賴於所謂「民主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派別，並完全低估了反動勢力的風險。在組織政變後的抵抗運動方面，其準備工作同樣不足。
「大黨」（巴西的共產黨當時以這個名字為人所知）因其政策失敗和獨裁政權的嚴酷鎮壓陷入危機。來自巴西的共產黨和其他左翼陣營的眾多異議人士（包括老一輩和新生代）組建了新的組織，這些組織普遍採納了針對獨裁政權的各種武裝鬥爭策略。
儘管這些武裝分子展現了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並真誠地尋求與巴西的共產黨不同的戰略（儘管並未完全實現這一目標），但城市和農村的武裝鬥爭並未展現出一條能夠戰勝獨裁統治的勝利之路。
1968年，群眾鬥爭再次爆發，學生運動和重要的工人罷工於米納斯吉拉斯州的貝洛奧里藏特和孔塔任（Contagem）以及聖保羅州奧薩斯科（Osasco）爆發。在里約熱內盧，高中生埃德森·路易斯（Edson Luís）在國家機器鎮壓時喪生，從而引發了大規模抗議，10萬人上街遊行，迫使獨裁政權開啟對話。然而，軍方只是拖延時間以便徹底鎮壓。他們於1968年12月通過的《組織法》第五號法案（AI-5），標誌著巴西獨裁統治最黑暗階段的開始。
在國家機器系統性逮捕、酷刑折磨至死的行徑下，武裝鬥爭組織被徹底粉碎。在AI-5頒布之後的幾年里，工會和群眾運動也遭受了同樣殘酷的鎮壓，對獨裁政權的抵抗主要以更加隱蔽的方式進行，通過緩慢、秘密或半秘密的基層工作展開。這種抵抗主要發生在大城市郊區、工廠和工作場所、學校和大學以及農村地區。
隨著近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一批新生代勞動者開始湧現。正是這一進程為即將掀起的新群眾鬥爭浪潮奠定了基礎。
在政治領域，儘管獨裁政權實施了鎮壓、審查、清除反對派公職人員、恐嚇和威權主義等手段，但資產階級反對派勢力——通常較為溫和、且組織在巴西民主運動（MDB，獨裁政權允許的唯一反對派）中——仍在立法機構和其他有限的機關逐漸壯大。
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
20世紀7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危機席捲全國，在國際上石油危機和拉美外債危機接踵而至的背景下，巴西社會開始感受到一場地動山搖般的動蕩。
出於對新一輪社會動蕩的恐懼、面對資產階級反對派在選舉中取得的局部勝利，以及政權前景的惡化，都導致政權內部形成了一種新的戰略，哪怕這一戰略遭到了強硬派的強烈反對。這種戰略被稱為「緩慢、漸進且安全的開放」——即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過渡，以避免社會基層推動深刻變革，與過去徹底決裂。
這一進程促使1979年通過了一項針對政治犯和受迫害者的特赦法，該法案是由政權本身起草的。然而，這並未滿足反對派的要求，因為反對勢力要求對受到獨裁政權迫害的人士實行廣泛、普遍且無限制特赦。
該法案在赦免為軍政府效勞的罪犯、殺人犯、酷刑施加者和捍衛者同時，卻將許多政治犯排除在赦免範圍之外。通過這種方式，軍方正準備在毋須為其罪行承擔責任的情況下退出政治舞台，並在其監護下的民主體制背後繼續發揮影響力。
新一波工人階級與人民鬥爭
20世紀70年代末，一場強大的群眾鬥爭浪潮的興起，對軍方的策略構成了挑戰。
儘管這場運動最初始於大學中的青年群體，但新一輪鬥爭高潮的主要導火索是聖保羅大都市區工人的罷工，尤其是所謂的「聖保羅ABC地區」，該地區是汽車工業高度集中的區域。
ABC罷工由工會領袖領導，他們受到基層壓力的推動，採取了更激進的立場。正是此時，所謂的「新工會主義」以及路易斯·伊納西奧·達席爾瓦（後被稱為盧拉）的領導地位開始嶄露頭角。
在其他地區，例如聖保羅市中心（該國最大的金屬工人所在地），組織鬥爭和罷工的主要角色掌握在工會反對派手中，其立場比ABC領導層要激進得多。
與此同時，工會鬥爭在全國範圍內蔓延，涉及金屬工人、化工工人、石油工人、銀行工人、教師、公共部門工人以及包括農村工人等在內的許多其他行業。許多「黃色」工會領導層被更具戰鬥性的左翼立場領導者所取代。
除了工會運動外，貧困社區和大城市郊區還湧現出新的群眾運動，圍繞住房、醫院和衛生中心、學校、公交線路及城市化等問題展開鬥爭，同時還提出了其他議題，如反對物價上漲的鬥爭。同時，黑人運動和婦女運動得以復興。在農村地區，農村工人工會被戰鬥性領導層接管，有組織的土地佔領行動再次展開。
這一過程催生了新的戰鬥性工人階級組織，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央工會（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簡稱CUT）和無地農村工人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簡稱MST）。然而，正是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簡稱PT）的成立為整個過程提供了政治方向。
勞工黨、選舉鬥爭以及對自上而下過渡的反對
隨著獨裁政權強加的兩黨制結束，勞工黨於1980年正式成立。其成立反映了從持續鬥爭的經驗中得出了的正確結論，即僅靠工會鬥爭不足以實現工人階級的訴求。為了贏得社會、勞動和民主權利，必須為工人階級爭取政治權力。
在罷工和群眾鬥爭的熱烈氛圍中，並在擁有激進左翼淵源的政治幹部、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以及與（基督教）解放神學相關的群體的影響下，新運動的領導者採取了比傳統左翼政黨（如巴西的共產黨）和「瓦加斯主義」 民粹思想激進得多的立場（「瓦加斯主義[Varguista]」得名於20世紀30年代其中一任巴西總統熱圖利奧·瓦加斯[Getúlio Vargas]，他曾致力於推動巴西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
勞工黨成立之初便以捍衛階級獨立性為宗旨（「一個沒有老闆的工人政黨」），而巴西的共產黨（PCB，所謂「大黨」）和巴西共產黨（PCdoB，源自從老「大黨」分裂出來的毛派）則優先考慮與資產階級反對派結盟，並在實際行動中服從於後者。
在ABC罷工及其向其他地區蔓延之後，導致獨裁政權垮台的轉折點是一場大規模的鬥爭，這場鬥爭訴求是直接選舉總統。1984年，數百萬民眾在全國範圍內連續數月走上街頭和廣場，高呼「立即實行直接選舉！」的口號。
勞工黨代表了這一運動中最強大、最具戰鬥性的派別。當資產階級反對派已開始與軍方及執政黨內的異議人士進行談判，想要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實現過渡、排除了直接選舉的可能性時，工人黨堅持要求立即舉行直接選舉。
儘管如此，勞工黨和中央工會（CUT）的領導層未能制定出一項獨立於資產階級反對派的戰略，這樣一個戰略應包含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儘管全國範圍內廣場和大街上的群眾集會極其重要，但並未號召發起針對獨裁政權的總罷工，而這樣的總罷工本可用以爭取立即舉行直接選舉、以及爭取工人權益和利益。
當旨在恢復總統直接選舉的憲法修正案在眾議院未能獲得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票時，勞工黨正確地拒絕支持任一資產階級反對派候選人參加間接選舉。
政權面臨的危機、以及在嚴重經濟和社會危機背景下民眾在街頭掀起的抗議熱潮，使得軍事政權無法再繼續維持下去。隨後，親獨裁政黨（自由陣線）的一名異議人士與資產階級反對派（巴西民主運動黨，PMDB）聯合，組建了所謂的「民主聯盟」。
由內維斯（Tancredo Neves，源自巴西民主運動黨的溫和派）作為總統候選人，薩爾內（José Sarney，親獨裁政黨「自由陣線」前領導人，現為了自身好處，成為該政權的異議者）作為副總統候選人的反對派聯盟，最終於1985年1月通過獨裁政權規定的限制性選舉人團制度當選。
勞工黨始終堅持抵制投票，並堅持爭取直接選舉，反對自上而下的妥協。勞工黨的三名聯邦議員未能遵守這些立場，因此被開除出黨。
然而，在選舉人團選舉他為總統後幾天，內維斯便因病住院，並在就職典禮前去世。薩爾內，這位幾乎支持獨裁政權長達20年的知名人物，最終接任成為新總統，以推動「民主過渡」。
左翼反對派對「新共和國」
勞工黨自始至終公開反對薩爾內政府和所謂的「新共和國」，甚至提出了「打倒薩爾內，立即舉行直接選舉！」的口號。當時，爭取一個單一、自主和主權獨立的制憲會議的鬥爭變得至關重要。
然而，又一次，一個具有潛在變革性的民主訴求被體制扭曲、收編，從而減輕了其脫離體制控制的風險。1986年，一個擁有制憲權的新國民議會（包含眾議員和參議員）被選出，當中巴西民主運動黨（PMDB）和其他資產階級勢力佔據絕大多數席次。勞工黨贏得了16個議席。
新憲法在通過時保留了更民主的資本主義框架，但並未帶來任何實質性的根本性變革，儘管在來自社會基層的壓力下它通過了保障某些社會和工人權利的政策，而這些權利隨後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逐漸被廢除。勞工黨的議員們拒絕投票支持最終文本。然而，他們確實簽署了新憲法。
多年後，盧拉表示他後悔自己當時的立場。他說，沒有投票支持坦克雷多和薩爾內，以及投票反對1988年憲法最終文本，是一個錯誤。這一聲明概括了勞工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在2003年執政後的右傾程度。它成為了一個維護既有秩序的政黨。
盧拉還對勞工黨在1964年政變後首次直接選舉（1989年）總統時採取的「過度激進主義」表示遺憾。當時，盧拉與中間偏左勢力結盟，成功進入第二輪投票，其當時主張的立場比他在未來幾十年中參與的任何其他競選活動都更為激進。1989年，盧拉最終以微弱劣勢敗給統治階級的候選人科洛爾·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後者於1992年被一場群眾運動推翻。
總結
軍政府被迫下台並非是因為與「民主」資產階級建立廣泛聯盟，也並非因為政治上的「謹慎」與調和。1985年，資產階級和獨裁政權不得不放棄他們的權力，以避免失去更大的利益。
由巴西統治階級支持的軍事獨裁政權，最終因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群眾運動的強大力量和壓力，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巨大影響力而垮台。
這一力量推動了轉型進程，使其超出了軍隊和資產階級政客的初衷。它甚至為工人階級鍛造了一個新的群眾性政治工具，而勞工黨正是以此為起源。然而，這並不足以阻止自上而下的政治體系重組，這種重組旨在維持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大資產階級的權力。
這主要歸因於勞工黨大部分領導人物缺乏明確的社會主義綱領和戰略。該黨官方的「人民民主」綱領和戰略，實際上與民粹主義、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左翼的改良主義、選舉至上主義極為相似，而勞工黨正是誕生於對這些思潮的批判。
隨著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強力攻勢、以及工人運動在此期間的退卻與失敗，勞工黨經歷了質的蛻化。勞工黨在2003年執政後，從作為反對民主過渡所建立的政府和政治體制的力量，反而成為了該體制的門面。如今盧拉回潮開啟第三個任期，情況亦是如此。
巴西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以及極右翼勢力構成的威脅，意味著需要重建一個以恢復工人階級鬥爭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左翼力量，同時採用自其成立以來勞工黨所缺乏的一貫的社會主義戰略和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