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佈於2026年7月17日
Marcus Kollbrunner 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ISA巴西）
今年7月是西班牙工人革命起義的90週年紀念，對抗的是1936年7月17日由弗朗哥將軍領導的法西斯軍事政變。這場運動是歷史上最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之一，幾天內便控制了加泰隆尼亞、阿拉貢等地區；它也標誌著從1931年開始並延續到1937年的革命浪潮的巔峰。
托洛茨基曾與列寧共同領導1917年的俄國革命，他認為西班牙工人是20世紀30年代最強大的革命力量，這股力量要被擊敗只可能是1936-1939年間奪走了數十萬人的殘酷內戰。西班牙革命的失敗不僅為持續到1975年的佛朗哥獨裁鋪平了道路，也清除了阻止二戰發生的最後一條防線。
如今，資本主義體制的深重危機再次導致了日益威權的極右勢力的崛起。對當今的鬥爭來說，西班牙革命蘊含豐富的經驗教訓。
衰敗中的帝國，虛弱的資本主義
彼時的西班牙是個衰敗中的強國，幾乎失去了所有前殖民地。西班牙資本主義發展很晚，軟弱的資產階級與大莊園制度緊密相連，導致其無力推動國家現代化；與此同時，西班牙湧現出了年輕且富有戰鬥力的工人階級，他們在一戰期間迅速成長為一支社會力量。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是工人及中的主要政治力量，而全國勞工聯盟（CNT）這個工人組建的工會在1936年的巔峰時期擁有200萬會員。
土地問題至關重要。西班牙2,400萬人口中約70%居住在農村。僅佔總人口0.2%的大地主佔有一半的土地。四分之三的農村人口是無地僱農或小農，他們被迫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為富裕的地主勞動。
民族問題同樣至關重要。在1898年戰爭古巴流入美國之手後，西班牙王朝發動了一場殘酷的戰爭以征服北非的摩洛哥。在西班牙國內的加泰隆尼亞、巴斯克和加利西亞等地，也出現了持續至今的、強大的民族自治運動。
一戰後的經濟危機重創了西班牙經濟。 1923年，普里莫・德里維拉（Primo de Rivera）發動政變，建立了獨裁政權，但保留了君主制。在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後，德里維拉於1930年辭職。
共和國的誕生與革命進程的開端
日益高漲的民意迫使政府於1931年舉行選舉。 4月，共和黨在市政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國王阿方索十三世退位。 6月，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在國會選舉中成為最大的政治力量，並與共和黨組成聯合政府。共和黨左翼領袖曼努埃爾・阿薩尼亞（Manuel Azaña）出任總理。
選舉結果引發了一場群眾運動，進而開啟了革命進程。革命的進程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系列或進或退的事件所組成。最初的浪潮過後，7月和8月的罷工浪潮遭到了軍隊鎮壓，而軍隊的行動正是奉共和黨政府之命。
對共和黨政府鎮壓和右翼政策的反對，加上全國勞工聯盟（CNT）領導的抵制選舉運動，為右翼和保皇黨在1933年大選中的勝利鋪平了道路。 1934年10月，激進共和黨（Radical Party）的新任總理亞歷杭德羅・勒魯（Alejandro Lerroux）將來自基督教民主聯盟（CEDA，一個與法西斯主義有聯繫的右翼基督教政黨）的部長納入內閣，與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有聯繫的勞工總會（UGT）隨即號召全國總罷工。
運動在阿斯圖裡亞斯（Asturias）最為強勁，以礦工為首的工人奪取了權力。然而，儘管阿斯圖裡亞斯的無政府主義工人參與了這場鬥爭，但全國勞工聯盟領導層卻參與全國其他地方的鬥爭，聲稱這僅僅是一場「政治糾紛」——而這保障了鐵路系統的運轉，使得弗朗哥的軍隊得以集結，開進阿斯圖裡亞斯公社進行鎮壓，最終5000人被殺，3萬人被捕。運動的失敗開啟了被稱為「黑色兩年（bienio negro）」的倒退和壓迫時期，許多先前鬥爭所取得的成果都被抹殺。然而，這次失敗並不足以熄滅革命之火，兩年後，它得以重燃。
人民陣線
1936年初，搖搖欲墜的勒魯政府因金融醜聞而辭職。 1936年2月舉行了新的選舉，社會黨、共和黨和西班牙共產黨（PCE）組成所謂「人民陣線」並勝出。儘管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是其中最大的黨，但該黨右翼在共產黨的史達林主義者的支持下推動達成的協議確保了資產階級共和黨人佔多數席位。更糟的是，人民陣線的綱領簡單重複了1931-1933年政府的右翼政策。
儘管共和黨和社會黨之間的聯盟已經失敗，但這項策略仍被再次採用。托洛茨基認為，人民陣線的形成有兩個原因。其一，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奪取政權後，社會存在團結對抗右翼和法西斯主義威脅的群眾壓力。其二，西班牙共產黨的史達林主義者推動的政治右轉。
1920年代末，史達林在所謂的「第三時期」採取極左路線，反對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他們稱之為「社會法西斯分子」）在反法西斯鬥爭中團結起來。但希特勒獲勝後，史達林徹底改變了立場，尋求英法等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宣稱要與照理說是「進步」的資產階級建立「人民陣線」。
但這意味著為了與資產階級的聯盟而犧牲工人和農民的直接鬥爭。面對西班牙的革命鬥爭，大多數資產階級已經與反動派結盟。托洛茨基認為，人民陣線意味著與「資產階級的陰影」結盟——這在革命和內戰中將變得顯而易見。
西班牙共產黨（PCE）先前力量微薄，但隨著青年和工人的激進化，它逐漸壯大，並借用了俄國革命的聲望（儘管俄國革命在史達林統治下官僚主義盛行）。安德烈・寧（Andreu Nin）領導的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ICE）與托洛茨基的國際左翼反對派有聯繫，其戰略失誤也被西班牙共產黨利用。此前，各國反對史達林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已被開除出共產黨，並從1933年開始致力於建立一個新的革命國際。
托洛茨基建議西班牙共產黨左翼加入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因為該黨內部，尤其是在青年群體中，出現了強烈的激進化傾向；同時，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中存在一個由拉戈・卡瓦列羅（Largo Caballero）領導的龐大左翼力量。卡瓦列羅是勞工總會的領導人，曾在1931年至1933年擔任政府的勞工部長，但隨著鬥爭的興起，他的政治立場轉向了左翼。擁有十萬成員的社會主義青年團（JSE）領導層邀請共產主義左派加入組織，幫助將他們訓練成「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然而，共產主義左派拒絕了，使得史達林主義者有機可乘，填補了權力真空，並贏得了群眾基礎。隨後，安德烈・寧和共產主義左派與托洛茨基決裂，與工農陣線（BOC，該陣線與反史達林主義的右翼勢力結盟）合併，並於1935年組建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
人民陣線政府的第一屆內閣完全由資產階級共和派部長組成。拉戈・卡瓦列羅的政府，儘管面臨來自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右翼（由因達萊西奧・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領導）和西班牙共產黨的強大壓力，該政府仍阻止了PSOE直接參與內閣，重蹈了1931-1933年失敗的覆轍。然而，他並未因此與人民陣線在政治上決裂。
就算如此，在無政府主義者，以及統一馬克思主義工人黨（POUM）支持下，人民陣線在選舉獲得勝利，仍然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群眾沒有等待政府的決定就開始落實自己的訴求。選舉後的幾天裡，3萬名政治犯被群眾直接釋放；阿薩尼亞（Azaña）就任總理後，他只好透過一項大赦令確認了木已成舟的這一事實。 1936年2月至7月間，發生了113次地方性總罷工和無數其他停工事件，工人由此爭取到了工資增長和更好的工作條件。在農村，農民佔領了土地。左翼組織得以迅速發展。短短六週內，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的黨員數就從1,000人激增至60,000人。從2月到7月，革命者與法西斯主義者在街頭發生衝突，平均每天有兩人喪生──其中主要是法西斯主義者。
絕大多數資產階級認為「黑錢（bienio negro）」不足以擊敗革命的威脅。於是，他們就把錢下注到佛朗哥的政變以血洗革命。
法西斯政變與革命的回應
1936年7月17日，佛朗哥從其摩洛哥的基地發起了法西斯政變。人民陣線政府最初試圖與法西斯分子談判，壓制政變的消息，並審查試圖向公眾發出警告的報紙。政府的癱瘓使得佛朗哥得以在軍方領導層近乎一邊倒的支持下，於一週之內控制了全國三分之一的領土。但工人們立即意識到了這一威脅，採取了直接行動，阻止了任何與法西斯分子媾和的嘗試。
在馬德里，數十萬人於18日遊行要求武器，而這引發了一場政府危機。在兩名首相於數小時內相繼辭職後，第三任首相最終批准了分發武器。阿斯圖裡亞斯礦工組織了一支6000人的民兵，向首都進軍。
在巴塞隆納，抵抗始於7月19日。工人們手持木棍、建築工地上的炸藥、獵槍以及從當地警察中的同情者手中獲得的武器，與軍隊對抗並攻占了兵營。四天內，整個加泰隆尼亞就到了工人和農民手中。工廠和土地被集體化，並落入民主選舉的委員會的控制。
在阿拉貢，無政府主義領袖布埃納文圖拉・杜魯蒂（Buenaventura Durruti）率領一支革命軍事縱隊解放了城市街鎮，並將土地集體化，置於農民委員會的管理之下。
「只有兩條路：要麼是工人的勝利——自由，要麼是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暴政。雙方都清楚等著的是什麼。我們決心徹底終結經濟不公，無論代價如何。」杜魯蒂在接受加拿大記者皮埃爾・範・帕森（Pierre van Paassen）採訪時說道。
五天之內，革命者控制了阿拉貢。杜魯蒂未能攻下地區首府薩拉戈薩，但這只是因為中央政府拒絕向無政府主義民兵提供武器。後來，他奉命保衛馬德里，並在那裡神秘身亡。
這成為了一個轉捩點。資產階級國家已經崩潰，大量地區都處於工人和農民委員會的控制之下。在這些工廠、農民和民兵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工人政府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全國勞工聯盟的無政府主義領導階層反對建立中央政府，其他左翼力量則傾向於維持與資產階級共和黨人的聯盟。
即使是那些名義上走革命路線的團體，其立場上的自相矛盾也開始顯現。 1936年9月，全國勞工聯盟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領導階層接受了加泰隆尼亞人民陣線政府的職位，在資產階級代表旁邊工作。 12月，在史達林主義者的壓力下，安德烈・寧被逐出政府，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不斷要求恢復他的職位。 11月，全國勞工聯盟也在中央政府中擔任部長。
群眾壓力迫使共和黨人在9月接受拉戈・卡瓦列羅擔任首相，組成了一個包括史達林主義者在內的內閣——稍後無政府主義者也加入了進來。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巴黎公社的經驗已經表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將其用於自身目的。必須打碎這個機器，以真正民主的社會基礎，和對經濟真正民主的控制，建立一個工人國家。西班牙悲劇性地證實了這個教訓。
唯一能真正擊敗佛朗哥軍隊的力量是革命民兵，但他們的發展威脅到了資產階級財產權。自由黨和共和黨的領導人，比起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更害怕工人革命。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巴斯克地區，資產階級領袖寧願將領土和工業拱手讓予法西斯分子，也不願讓工人武裝起來，生怕他們會奪取政權。
全國勞工聯盟的領導階層實際上並未區分資產階級國家和工人國家。儘管加泰隆尼亞的工人控制了工廠和交通運輸，但當地的資產階級政府（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在制度上仍然完好無損，並被無政府主義者所容忍。面對集中戰爭力量的需要，全國勞工聯盟選擇融入資產階級國家，而不是摧毀它。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在形式上捍衛委員會（蘇維埃）的權力，但在實踐中並繼續支持人民陣線政府，並未挑戰全國勞工聯盟的政治路線。
儘管拉戈・卡瓦列羅公開支持「無產階級專政」（當時這個詞指的是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力，與資產階級的統治相對立），但他卻缺乏社會主義革命策略。他走上了史達林主義路線，認為必須「先打贏戰爭」，拒絕與資本主義部長們決裂。
安德烈・寧正確地批判了這種路線。他說：「我們革命的根本問題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只有當工人們感到是在為自身利益而戰——為集體化工廠和分配土地而戰——而不是為了恢復過去壓迫他們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戰爭才能取得勝利。」
史達林主義者利用蘇聯是唯一的武器提供國這一事實來脅迫政府，要求鎮壓革命措施，嚴格捍衛「共和秩序」，甚至「私有財產」。在卡瓦列羅政府統治下，針對工人報紙和廣播電台的審查措施不但得以維持，並且得以擴大。
史達林不希望西班牙發生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免危及他與法國和英國的軍事聯盟。此外，他還擔心一場健康的工人革命會激勵蘇聯工人階級起來反抗克里姆林宮的官僚——當時他們正在血腥地清洗、處決和逮捕反對派，即所謂的「莫斯科審判」。
英法對革命動員感到恐懼，並擔心與德國和義大利發生直接衝突，因此決定「不干涉」。但世界各地的工人對革命的支持是巨大的，約4萬名志願者組成了在西班牙作戰的國際縱隊。德國和義大利向法西斯提供武器和軍隊，蘇聯則向共和軍一方提供了武器。但是，蘇聯要求其以黃金支付，並藉機利用政治和警察力量從內部扼殺革命。
史達林主義者在資產階級國家的重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西班牙的悖論是悲劇性的：工廠裡的工人和田間的農民正在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但在史達林主義者直接指揮下的人民陣線政府卻利用蘇聯的武器重建舊警察勢力、重建那個保護私有財產的舊國家，而非推進革命。」記者兼托洛茨基主義活動家費利克斯・莫羅在其著作《西班牙的革命與反革命》中寫道。
1936年10月，政府下令解散工人民兵，將其編入正規的、資產階級的、等級森嚴的軍隊，他們甚至禁止婦女上前線。出於政治原因，由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和無政府主義者控制的前線經常無法得到資源和武器。中央政府攻擊集體化的工業和土地，以將其歸還原主。
人民陣線的另一個悲劇性錯誤是為了避免與英法帝國主義利益相衝突，拒絕宣布摩洛哥獨立——但佛朗哥的大部分軍隊都來自摩洛哥。
1937——革命的最後機會
決定性轉捩點在1937年5月，當時史達林主義者發動武裝進攻，企圖奪取無政府主義工人控制的巴塞隆納電話交換局。工人階級随即自發進行了武裝起義，在幾小時內就重新控制了幾乎整個城市。這是扭轉戰局、使革命力量獲勝的最後機會。然而四天后，全國勞工聯盟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領導層呼籲停火併撤出街壘。
政治上的撤退解除了無產階級的武裝，為史達林主義者的殘酷鎮壓打開了大門。 1937年6月，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宣佈為非法，主要領導人被監禁。安德烈・寧被綁架、折磨，最後在蘇聯秘密警察的秘密監獄中被殺害。拉戈・卡瓦列羅因拒絕領導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左翼無政府主義者的公開鎮壓，他被胡安・內格林取代，他是與史達林主義者站在一起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右翼人物。
曾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民兵中作戰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其著作《向加泰隆尼亞致敬》中描述了1937年5月的敗退：「工人階級掌控一切的感覺在巴塞隆納消失了……每個人都知道史達林主義者已經掌權，革命被推遲到戰後——也就是被永遠推遲了。」
革命的覆滅注定了共和國在戰爭中的命運。在摧毀工人和農民的革命熱情和經濟成果的同時，政府也摧毀了維持武裝抵抗的引擎。 1939年2月，儘管共和派仍佔據了三分之一的領土，英法兩個「民主」強國還是正式承認了佛朗哥政權。 3月，佛朗哥的軍隊攻入馬德里。這標誌著近四十年的獨裁統治的開始，其間數萬人被草率處決，數十萬人被關進了集中營。
本應可贏得什麼？
法西斯的勝利並非歷史上不可避免的結果。西班牙的工農展現了足以贏得勝利的力量。西班牙社會主義革命如果勝利，可能已經徹底改變歐洲局勢。此時，毗鄰西班牙的法國正經歷靜坐罷工的革命性浪潮——儘管它同樣被人民陣線的政策所打壓。如果西班牙與法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接連勝利，歷史進程可能已經被徹底改寫，二戰可能本來能避免爆發。
然而，官方的工人領導階層在關鍵時刻卻猶豫不決，甚至像史達林主義者一樣蓄意充當反革命的警察；但這種投降連史達林主義者自己都沒能拯救。人民陣線內的資產階級在終戰前就與佛朗哥媾和，拋棄了他們，使得他們中的許多人因此被捕並處決。
失敗的根源在於人民陣線的階級調和的政治理念。資產階級部長不只是人民陣線內部的右翼，他們更是統治階級的代表。
西班牙革命和內戰是場的啟迪人心的偉大事件，展現了工人階級的鬥爭能力和英雄氣概；但它們也證明了僅有鬥爭意志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從階級調和政策的錯誤中學習教訓——它仍然是今天許多左翼政黨的主流政策。我們必須建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準備好將鬥爭帶往最徹底的結論。透過汲取西班牙革命的寶貴經驗，我們就有可能推翻這個邪惡的制度，贏得未來，即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