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会!

2016年11月17日 下午 8:22Views: 146

“这完全是一场政变”──工党立会议员张超雄

抵抗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1月7日就立法会宣誓争议释法,展开了对立法会民选议员乃至整体民主权利的深远打击。建制派及梁振英虚伪地自称“守护立法会规则和宣誓的庄严”,但事实上他们正在用专制手段扭转对他们不利的选举结果。

假如他们成功的话,将会推翻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使数以万计的选票成为废纸,并令立会沦为不经民选产生的人大翻版。再者,政府显然视这次大清洗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跳板。工党立会议员张超雄形容今次事件“完全是一场政变,不过是由当权者所发动的”。这些发展代表了中共专制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要将过去通过群众斗争赢来的民主权利都要夺走。

人大常委就基本法第104条进行“释法”,来处理排外本土组织青年新政两名新任立法会议员的宣誓风波。《社会主义者》杂志反对青年新政种族歧视中国人的言论,也反对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不过,二人宣誓时的宣示行为被当局无限放大,作为打压“分离主义”的借口,同时也是用来攻击整个反对派与民主运动。这次攻击不单针对立法会,而是先发制人地压制雨伞运动的重演,下次运动可以演变为革命运动挑战政府。

为什么北京加强镇压?

中共专政的党内斗争正越演越烈,习近平上个月被加冕成为“习核心”,这反映出至少两件事情:一是习近平仍然在扩展自己的个人权力来控制明年的领导人换届安排,二是他与中央领导层还在面对国内(尤其是来自地方政府)的不合作乃至消极反抗。

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一直都是以其对全国的影响为依归。近年来,北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打压香港的民主斗争,因担心香港会“感染”全国。

这使中共政权不断加强镇压,去年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五名店员被绑架的事件,今年则禁止所谓“港独分子”进入立法会。《华盛顿邮报》社论(11月26日)指出:“中国对香港的统治就是一系列活生生的课堂,让人学会了打压如何弄巧成拙。”但是北京不这么看,在其眼中优先处理的问题是如何统治有可能叛变的13亿人口。

当局害怕革命,这解释了为何习近平要将空前的权力集中到其手中,甚至比起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或江泽民还要多。骤眼看,北京对港政策非常僵化和拙劣,甚至去到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步,最近人大释法就是一例。在这个阶段,还不是太清楚究竟习近平是否希望在香港进行更全面的打压,抑或是更有可能的,只是想震慑下本土派。但这反映了中国政制的矛盾,虽然表面上是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北京的指令往往会在底下被扭曲和改变,以满足地方权贵的利益。剥夺本土派的议席只会增加港独的支持度,但北京更重视在国内制造舆论,要在国内人民面前展示反对“外国势力分裂中国”的强硬决心。

反人大释法游行

反人大释法游行

梁振英的盘算

正因为北京有需要就反港独强硬表态,特首梁振英正利用这点来为自己盘算,达到连任特首的目的。他希望制造一个需要建制派组成“统一战线”的状况,借此让北京更难于来年的特首选举中钦点另一候选人与梁振英打对台。

另一个有关中央政府的复杂因素,就是全国人大是党内排第三的张德江所控制的,而张德江与梁振英一样同属中共的江派。自上台以来,习近平不断尝试打压其他派系,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因此不,能够排除江派会在香港煽风点火制造危机,并突显江派比习派更“坚决保卫祖国”,从而帮助梁振英连任。不过我们亦不能够想一些评论员那样将派系斗争过份解读,并幻想中央政府会阻止这场大清洗、甚至会尊重香港的民主权利。无疑中共内部派系林立,但是他们之间对于镇压的分歧只在于力度与速度。

无论是否故意都好,人大常委的介入给予了梁振英和建制的疯狂分子法律与政治上的弹药。这些人希望加剧现时的危机,并策动更广泛的清洗,至今已经有高达15名立法会议员被针对,占立会反对派的一半。人大释法列出了一条非常广泛的违例清单,使议员可以事后被指其宣誓“不真诚”和“不庄重”而丧失议席,就连“停顿太久”也可以被视为宣誓无效。人大释法中指“使用道具”也算违反宣誓规定,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也因为宣誓时撑起黄伞而被指控。

人大常委亦指自决与独立一样,都是不合法的,并称议员需要为这些言论而“负上法律责任”。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打压,反映出当局的攻势并不止于青政的两个议席。梁振英在《新华电视》的访问中表示“绝不允许港独势力进入政治体制”,而甚至在学校讨论也不准。他亦再次强调“须按法律处置好”港独分子。

建制的进攻

人大释法后的数天,两名爱国分子对8名和11名反对派立会议员申请司法覆核。这显然是有计划而行的。而11月13日,爱国组织一如所料地出钱聘用3万人上街集会,反对“港独”并支持人大释法。显然亲中阵营里面已经就清洗要做到哪一步而出现分歧,部分派别害怕进一步的清洗会导致政治上的强烈反弹。他们主张“克制”并希望将清洗局限到两名青政议员。

人大释法是否“越权”而违宪亦成为了法律界的争议。今次释法显然超越了“解释法例,而是变相修改了立法会中有关宣誓的规定,因此在“一国两制”人大常委的做法是越权的。而香港法院若果就任何宣誓案件的判决出现相抵触时,法律后果亦不明的。

不过,就基本法宪制与法律技术细节的辩论,并不能够阻止当局的攻势。群众斗争才是唯一方法。借革命家托洛茨基反抗专制的经验,我们应该花1%的精力去准备法律层面的辩护,而99%的精力应该集中于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反击。

亲政府蓝丝带示威者要求对“分离主义者”采取强硬手段 [Photo: D Garr]

亲政府蓝丝带示威者要求对“分离主义者”采取强硬手段 [Photo: D Garr]

“Anyone but CY”

梁振英正面对反对他连任的强大压力,不单是普通民众,而且还有许多资本家菁英也视他为负资产。最近《明报》一项民调显示,梁振英的民望为五位可能参选人之末,不过其余四位仍未正式宣布参选。

部分菁英发起了个非正式的“Anyone but CY”运动,希望说服北京选择一个较不具争议性的人物取代梁。香港传统财团势力与港英时代培养出来的官僚都不满梁振英的经济政策,因为梁允许中国大陆的“红色资本”侵入本地资本家的垄断地位。这派别的资本建制亦认为梁振英需要为近年来的经济动荡和社会激进化(包括雨伞运动及之后爆发的独立情绪)负责。香港“民族意识”的出现是北京的压迫加大下之结果,并导致本土组织的支持度增加。

可惜,这堆本土派组织都是建基于右翼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并不能够提供任何对于争取“自决”的策略,甚至连“自决”的明确定义也没有说出来。他们主张的“勇武抗争”不过是高喊种族主义的口号和谩骂,就如青年新政二人在宣誓时的行为那样。他们的儿戏行为正好堕入中共与梁振英的陷阱,因此有不少香港人认为如青政等的本土派组织是被建制所渗透、甚至扶植的,用以为推动反革命提供借口。

本土派首次陷入危机

今次立法会宣誓事件让本土派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考验,结果落后一败涂地,突显了本土派的内部分化及其巨大的弱点。本土派是力量分散的派系,他们因为社会存在巨大的不满情绪,加上欠缺真正的战斗而争取民主的替代力量,让本土主义乘势抬头。自2014年中共一锤定音拒绝香港落实普选,而后来雨伞运动陷入僵局后,本土派就开始冒起。

本土派以政治攻击对手来取得支持,当中尤以网上攻击最为明显。他们对于传统泛民主派的软弱和被动作出批评是正确无误的,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出或组织起任何有建设性的力量。在雨伞运动期间,本土派呼吁群众“勇武抗争”,但却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也没有决心争取成为运动的领导层。

由所谓“伞兵”组成的青年新政被发现雨伞运动期间几乎没有参与过运动。青政的游蕙祯亦暗认自己从没有踏足过占领区。最近的危机,三名本土派议席之中有两个被剥夺,而他们陷入分裂与瘫痪的状态,甚至沦落到要他们一直鄙视的泛民及“左胶”组织示威来去保卫他们。

在今次危机揭露出本土派“纸老虎”的相貌。政府显然要褫夺梁游二人议席,如果本土派无法动员群众去保卫自己的席位,哪他们又何以领导群众打倒中共和争取港独呢?游蕙祯宣布她去信英国政府要求当局介入,那不如向天祈祷可能更有效吧!诚然,以本土组织的性质来看他们注定充斥分裂与危机,但香港的民族问题并不会就此消失。相反,建制当局加强打压“独立”,反而保证了这种思想的支持度只会向上攀升。目前本土派虽然受挫,但在这政治真空的状态下,本主主义作为一个潮流仍完全有可能继续增长。建立一个战斗性的左翼工人政党,支持一个所有少数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清晰纲领,并在这纲领的号召下团结抗争去击败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权,是可以削弱本土主义的支持度的。

青年新政游蕙祯于宣誓时展示旗帜

青年新政游蕙祯于宣誓时展示旗帜

扩大清洗反对力量

今届立法会本土派第一次取得议席,三名议员所取得的11.1%的选票。另外三张的新面孔以“自决派”自居议员以7.8%的总票数当选,而属于激进泛民的 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共取得7.2%的选票并赢得两席。 如果梁振英扩大清洗的行动,对象将会是这八名不同的“激进”政治代表。若果清洗了四名反对派议席的话,就可以夺走反对派的否决权。建制派也可以强硬修改议事规则,阻止一直以来建制派与财团代表最痛恨的拉布。

政府在下次补选时可以收紧选举条例,以筛走反政府的候选人,又或是同一时间将“独立”的司法制度置于公开的政治操控底下。大人常委释法后明显推进了上述发展。“这等同由中国直接挑选立法会议员一样。”工党主席李卓人对《时代杂志》(2016年11月10日)表示:“将来可能连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或者反对中国共产党也会违反参选资格。”总结来说,今次清洗立法会是八三一人大决定的延伸,特首假普选制度要入侵未来的立法会选举。

如何反击?

清洗行动已经剥夺了青政两人的议员资格,现时仍未能预测会否发展至全面镇压的地步。未来发展最取决于群众压力的高低,尤其是在街头、学校和工作场所内组织起来的抵抗力量是否够大。最恶劣的策略就是守株待兔,例如等待爱国团体在法院司法覆核多宗宣誓案件。

不幸地,这正正就是泛民领袖自11月6日反释法大游行后的策略。其中一个因素是,泛民害怕游行变成本土派与警察冲突的平台,造成11月6日那样不必要的冲突。但这才突显到需要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众运动,并且需要民主决定运动策略及纠察工作,而不是以此为借口取消示威!更严重的问题是,泛民领袖眼光只有选举,害怕清洗行动会祸及自己,因此不愿意奋力抗争。甚至有泛民中人会因为有机会在补选竞逐本土派失去的议席而暗笑了。

现在所有反释法的组织应该召开大会,不单讨论再次举办游行,而且要达成一个罢课、罢工及其他抵抗行动的战略。值得再注意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大学学生会都由本土派控制,但他们却没有在这事件上鼓动学生罢课,哪怕是一场校园示威。2014年以泛民为首的学联领导层最少也有号召罢课,虽然当时已经时机太迟,而且准备不足。
社会主义者反对清洗立法会,也反对建当局加强对司法部门的政治操控。这些机构都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而且与民意非常隔绝。但政府现时的进攻是为了进一步削弱群众对这些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影响力,并且令其更为融入专制制度之中,就如中国内地一样。

因此,我们捍卫所有民选的立法会议席,反对政府、法院以至中共政权筛选议员,甚至扭转选举结果。我们反对司法制度及基本法凌驾于港人民主选举的权力之上,因为前两者根本不受民主监督。立法会虽然是一个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议会,但在腐败的建制之中民主议席对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来说仍然是一个揭露及对抗统治精英政治黑幕、发动群众斗争的重要平台。现在是不受政府干预自由选举的权利受到打击。

 社民连议员“长毛”梁国雄议席亦受到威胁

社民连议员“长毛”梁国雄议席亦受到威胁

社会主义与民主抗争

社会主义者为每步的民主寸进而奋斗。我们捍卫现有的权利,但我们并不甘于维持现状,因为我们离真正民主仍然遥远。一场捍卫现有民权的群众运动需要一个纲领来争取全面民主。这就是意味着需要立即废除不民主的架构,如功能组别和小圈子选举制度。

部分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应该由真正代表民主的人民议会所取代,由人民普选产生,普选权包括外佣,并将投票年龄限制下降至16岁。这议会应该有实权──可以挑选政府、落实大胆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提升工资、实施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公共房屋,并透过将大财团及银行民主公营化,从权贵手中夺走他们的经济权力。立法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的工资应该要削减致香港平均工资。

现时抗争必须要从过去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群众运动若果局限在香港一个地区,其力量是不足以胜利的。中共拥有全球第二大经济实力和军力,单凭香港一地抗争等同以卵投石。

期望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他称六四事件为暴乱,并赞扬中共镇压)或其他外国资本主义政府去支持对抗中共的抗争是徒劳的。相反,西方政府在过去廿年对中共的白色恐怖都只是口头批抨,他们暗地里都希望维持一个可与他们长期营商的独裁政权。

过去成功打倒独裁政权的民主抗争,例如1980年代的南韩和南非民主运动,都是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所以,工人阶级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和战斗性的工会,是中港两地推翻中共、取得民主胜利的关键要素。而资本家依赖独裁体制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力,因此打倒中共也连系至打破资本家的权力。只要群众抗争接受这一纲领,在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下,民主抗争将会是势不可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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