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是西班牙的激進左翼聯盟嗎?

2015年三月月17日 下午 1:59Views: 108

歐洲的新左翼政治組織正在取得進展

Danny Byrne 工人國際委員會

在遭受危機破壞的整個歐洲乃至更遠的地方,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政府的當選鼓舞了反緊縮的左翼力量。沒有什麼地方比西班牙更是如此。在那裡,被廣泛視為「西班牙的激進左翼聯盟」的「我們可以」(Podemos)正在不斷壯大。

在民意調查中,「我們可以」一再憑借超過20%的支持率取得第一或第二的位置,對西班牙的兩黨制造成威脅。1月31日,超過10萬人走上馬德里街頭,參加「我們可以」發起的「變革大遊行」(march for change)。

至少在現階段,儘管「我們可以」在議會中獲得絕對多數的可能性還非常小,但西班牙的兩個主要資產階級政黨——保守的人民黨(PP)和前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工人黨(PSOE)——會被迫組成「大聯合政府」,從而遏制「我們可以」的發展。此類舉措只會加速兩黨陷入死亡漩渦,尤其是社會主義工人黨。

與激進左翼聯盟類似的是,數百萬群眾認為「我們可以」有潛力成為終結西班牙緊縮噩夢的工具,經過六年的困苦之後恢復有尊嚴的生活。但是,「他們可以」嗎?

「我們可以」積極出現於激進左翼聯盟競選運動中,其領袖帕布洛‧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與激進左翼聯盟的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一起發表了最後的主旨演講,共同呼喊「激左聯,『我們可以』,我們將會勝利」。不過,激進左翼聯盟是作為一個左翼團體的聯盟而崛起的,而「我們可以」則是作為獨立於傳統左翼黨派的新運動而出現的。

從許多方面來說,「我們可以」的成功是因為傳統左翼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失敗。這些舊組織——尤其是聯合左翼(IU)和主要工會——的領導沒能認知到一個事實:危機帶來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和重大變革的新時期。他們延續著長久以來失敗的政策,與故有制度以及親商政黨合作和交易。

所以對於數百萬反緊縮群眾來說,尤其是那些參加過憤怒者佔領運動(Indignados)的人,傳統左翼和工會似乎更像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領導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力量。

於是「我們可以」作為一個替代選擇出現了,它提出了左翼的反緊縮立場,取消不合理債務及緊縮政策的綱領。它使用憤怒者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大量措辭和訴求,又因為沒有執政經歷,而不用承擔過去的政治「包袱」,因此對新一代群眾富有吸引力。

podemos

「人民」

基於伊格萊西亞斯和其他左翼學者的理論,「我們可以」強調「種姓」(la casta)的存在——一個墮落的資產階級政客階層。此論調迎合了拒絕政客的普遍情緒,這種情緒在2011年憤怒者運動中表現為拒絕政黨的傾向。

「我們可以」領導者沒有將組織當做傳統意義上的政黨,而是當做「參與性的空間」。西班牙人民可以在這個空間裡為自己的政治訴求發聲。它主要的組織基礎不是各支部或底層委員會組成的網絡,而是向所有西班牙公民開放的「公民大會」。大會通過網絡上的公開預選來選舉「我們可以」的領導人。未來它還會在網上諮詢中就一些重要的政策問題進行投票,已經有超過30萬人報名參加。

據其領導人所說,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就是人民」。但是,這是有所矛盾的。有希望結束緊縮的人,難道就沒有支持緊縮的人嗎?當然有人是從緊縮政策中獲利的,例如作為公共惡債債權人的大銀行家和股東。

反緊縮運動必須明白,需要在政治上發聲的人是勞動者、失業者、青年、退休金領取者等等,換句話說,就是廣泛的工人階級。他們的利益和另一群「人民」相左——超級富有的資產階級。

另外,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讓工人階級群眾參與政治,意味著讓他們積極參與民主架構之中,在當中討論、辯論並決定運動的政策和策略。這不只是偶爾在網上選舉或者公投中點一下鼠標那麼簡單。

「我們可以」的確在全國擁有數百個「圈子」或者支部,但是它們只是發揮到象徵性的作用。「我們可以」在社區和工作場所中缺乏群眾組織作為建設基礎,令黨運作在實際上完全是從上到下。狹小領導層圍繞在總書記伊格萊西亞斯,決定了所有事情。

民主?

儘管以民主的修辭話語為掩飾,但這種運作方式只賦予群眾一種被動的角色,阻礙著西班牙工人階級去建立真正的群眾民主政治力量。

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參加「變革大遊行」,最後卻被送回家,等到時候投票予「我們可以」!但「變革大遊行」這樣的群眾動員本應該激發持續的群眾抗議和罷工運動,從而推翻政府並結束緊縮政策。「我們可以」的當選可以作為這場運動的一部分。

任何左翼政府必須在街頭和工作場所裡捍衛一個政策,才可以成功實行它。工人階級的動員和自我組織都為這種可能性做有意義的準備。

「我們可以」的領導人在多方面就像激進左翼聯盟的領導人那樣,隨著所獲支持的增加而向右翼傾斜。「我們可以」最初的方案是激進左翼的,承諾提供全民體面收入,保證住房權,並將戰略性經濟部門國有化。然而,在最近的幾個月裡,其領導人開始緩和了他們的措辭,以現實和國際環境不容許為借口,放棄了關鍵性的承諾,例如將退休年齡降低到60歲、拒絕償還債務等。

環境的確不利於實現結束工人困境的措施。這個脈絡就是跨國公司和銀行家的持續統治。他們的市場和機構(國內和國際的)將會反對任何想要滿足群眾利益的政府。但是,工人階級的反緊縮運動需要通過鬥爭來改變這一環境,而不是接受它而閹割自己的方案!

社會主義政策

只有組織、動員工人階級,建立執行革命社會主義政策的左翼政府,在民主公有制的基礎上以工人民主代替市場專政,才能完成這項任務。這樣的政府能夠聯繫起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整個歐洲的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歐洲聯盟的灰燼中建立起社會主義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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