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引发广东关厂潮

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自去年年初起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一系列工业资本利润下滑甚至出现亏损,令众多沿海省市出现关厂潮,当中以广东尤甚。根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关闭逾五十间厂房,当中不少属「恶性关厂」,即资方拖欠工人工资并关闭厂房卷款潜逃,造成工人失业之馀还即时面对严峻的生活经济困难。

Factory closures and protests in Guangdong

工厂倒闭 工人维权

去年日本钟表企业西铁城(Citizen)在广州关闭生产基地,解雇千多位员工,而美国微软计画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准备迁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计画把工厂迁回日本。优衣库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团也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准备陆续撤离中国。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东莞经营多年,全球十大鞋业制造商之一的台资鞋厂兴昂鞋业宣布结业关厂,被解雇的工人多达数万人。东莞台商协会会长翟所领承认,目前东莞仍在正常营运中的台商企业只馀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时期的6000多家减少了20%-30%。

紧随外资撤走而来的,是大量代加工厂失去订单出现资金链断裂而关厂。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去年1-11月工业出口交货值累计下跌1.6%,其中化学纤维制造业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处於50以下的萎缩水平, 9月PMI终值更是降到47.2,这就是意味着订单减少,工业产量和价格下降以及加速裁减工人。当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厂关厂後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费。过去车水马龙的工业园区一片哀鸿,地方政府还故作镇定轻描淡写地将之称为「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阵痛」。珠三角地区单单在去年第三季因关厂欠薪而引发工人维权抗争就多达49宗。惠州丶东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厂的工人因恶性关厂欠薪问题而游行或堵路抗争,甚至有工人顿失经济来源而集体跳楼,而在清远更发生武警武力镇压游行工人的情况,数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争运动中有超过160宗遭到暴力镇压。

维权志愿组织成眼中钉

中共政权一时之间无法挽回制造业颓势,更惶论起死回生。面对山雨欲来的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的工人维权运动,只能拿起镇压大棒。除了用暴力机器直接到工厂或街头镇压工人外,政权当局还针对协助工人维权的非政府组织(NGO)和维权律师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广东当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举搜捕四个当地工人NGO的主要负责人和职员甚至志愿者,指控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收受境外资金等罪名。一直以来中国内地几无任何独立工会组织,只有对政权俯首听命的全国总工会,但於工人抗争维权的运动中全国总工会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对立面,协助资方和政权分化瓦解工人运动。相对而言,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当起了组织工人力量和协助维权的角色,帮助工人追讨欠薪或在工运中支持工人的诉求等等。但同时,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经济诉求(当然经济诉求也很重要),但没有把斗争连结到挑战作为一个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也不会有意识将各工作场所的斗争连结起来。虽然如此,政权还是视NGO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下欲除之而後快。

但正如我们过去的文章指出,这些机构对政权而言同样是某种疏导工人不满的安全阀,现时习近平用国安系统对NGO和维权律师痛下杀手实际上是病急乱投医,堵上安全阀或许能换来一时三刻的清静,但长远而言却是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发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声称要准备面对「最困难的2016年」,或许他们自己也已经嗅出空气中的火药味,或许他们已经隐约听到了丧钟,无论如何,过去数十年镇压劳动群众的总帐也差不多该清算了。中国工人随着从斗争中累积的经验,独立工会组织的意识开始萌芽,也愈来愈有组织力,斗争手段愈见高明。工人需要联结整个城市乃至全国的独立工会,由下而上民主织起来,将民主权利与经济诉求连结为一。中共的镇压愈暴烈,连倡议「劳资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时,愈来愈多工人会认清敌人的全部不在於个别的老板和政府官员,而是整个独裁资本主义制度,而革命斗争是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