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自始至终是世界资本主义风雨飘摇的一年。这个腐朽堕落的体系很少在这么多方面同时面临如此深刻的危机。把现行制度替换掉的客观先决条件已经成熟到开始霉烂了，而2020年代才刚刚开始。
Danny Byrne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国际执行委员会
（原文首先发表于2021年12月23日，最后编辑于同年12月26日）
2021年自始至终是世界资本主义风雨飘摇的一年。这个腐朽堕落的体系很少在这么多方面同时面临如此深刻的危机。把现行制度替换掉的客观先决条件已经成熟到开始霉烂了，而2020年代才刚刚开始。
从巨响开始，以巨响结束
这一年以美国冲击国会事件拉开帷幕，武装暴徒企图在1月6日采取行动，支持特朗普不成熟的政变企图。与此同时，印度贫困的农村群众正在维持一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反对莫迪政权残暴的反社会政策，这场斗争在几周前以胜利告终。
自从英国传出“Alpha”变种病毒以来，灾难性的“第三波”新冠疫情冲向新高，新一轮的封锁正在欧洲蔓延。自已经成为新冠死亡与灾难中心地区的拉丁美洲传出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阿根廷长达数年的争取堕胎权的群众运动赢得了历史性胜利。
在2021年的开始几周内，如此的种种事件，还有更多！一方面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另一方面是工人和被压迫者的群众运动拥有力量，这些主题主导这一年。
随着2021年接近尾声，我们也来环顾一下世界各地的情况。尽管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民众已经广泛接种疫苗，但对新变种奥密克戎（Omicron）的恐慌正在蔓延，并且已经宣布了新的封锁措施。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比比皆是，乐观的增长预期迅速降温，而中国金融业面对恒大违约威胁，正摇摇欲坠。
全球工人阶级仍在反击，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最近的例子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西班牙金属行业工人罢工，和12月8日在意大利多个城市的大罢工。
在这之间，这一年时局急风骤雨、变化莫测。
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资本主义造成的气候灾难，它从未像今年那样持续一整年作为世界政治的重要话题。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普通民众生活、所想和所计划的一部分。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暴露也加深了数百万人对现行制度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的认知。
2020年之后，2021年让我们进一步领略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历史时代的特征。这一年的危机，都不会（特别在2022年）找到任何持久的解决方案。去年，借用了德意志银行创造的一个短语，ISA使用“失序时代”来试图描述这个新时期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推动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进程的加深，将越来越多地在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头脑中提出制度变革的需求，其中许多人转向革命思想。
新冠疫情最致命的一年
新冠肺炎在2021年前6个月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20年全年的数字——这还是在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经研发出好几种有效的新冠疫苗之时出现的状况。对于统治世界各国的犯罪般政府而言，还有什么统计数据比这个更加可怕？
正如我们已经广泛解释到的那样，从疫情大流行开始，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就阻碍了各国和国际范围的有效应对疫情的方案。在疫情开始时，由于政府犯罪般地掩盖过失、害怕有损利润而无所作为，任由病毒入侵社会大众——关键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虽然公共部门的资源为疫苗研究提供资金，但生产和分销都留在了赚取超额利润的跨国公司手中。
要记得，在许多国家（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经常是工人阶级采取了有组织的行动、单方面停止了生产和经济运作以保护性命，才使得老板们和政府行动起来。这不仅发生在第一波疫情之时。2021年1月，由采取工业行动的基层社运人士推动，英国政府和教师工会之间摊牌，而这迫使学校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时停课。
疫苗民族主义和新冠病毒新变种
然而，在2021年，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个根本矛盾，在其对疫情应对失当中更加凸显出来：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与资本主义固有的各民族国家相互对抗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可总结为当年的一大关键词：疫苗民族主义。
最初围绕个人防护装备、检测和呼吸机发生的事情（各国政府之间为了供应而展开的毫无节制的激烈争吵）在疫苗方面更为突出。早在1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宣布，由于新冠疫苗的国际上分配不均，世界“正处于灾难性道德失败的边缘”。他警告：“最终，这些行动只会延长大流行时间、遏制它所需的限制以及导致人类的痛苦和经济的崩溃。” （摘自2021年1月28日《经济学人》）
12个月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中仍然只有7%的人口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在今年早些时候复盖了大部分（尽管比例不同）成年人口的疫苗接种计划之后，数以千万计的人正在排队接种第三剂时，儿童也在接种疫苗。
虽然较富裕国家的工人和青年显然想要、也需要疫苗，但正是统治精英推动了疫苗囤积的进程，政府坚持维持疫苗技术的犯罪般专利，阻碍了大规模加紧生产疫苗以提供全部人群的必要行动。
“新变种”一词已在2021年深入人心。首先普及该术语的是“Alpha”变种（以前称为“肯特”或“英国”变种），作为一种新的新冠病毒、比最初的主要毒株更容易传播，它在2021年初引发了可怕的新一波疫情。随后出现了“Beta”（“南非变种”）和“Gamma”（“巴西变种”），但比在今年晚些时候的“Delta”传染性更强。现在，世界在Omicron变种出现时为之恐慌，目前人们对此知之甚少，但众所周知，它的传播性甚至比Delta都还高得多。
除了出现在英国的Alpha变种之外，所有其他变种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出现在新冠疫情严重肆虐的国家，而此时疫苗充足却被帝国主义政府囤积。
如果Omicron变种确实有如上述所言那样可怕（丹麦、英国和美国的疫情发展，可证明这一说法正确性），那么政府为进一步控制传播而采取的措施，不仅会被资本主义的矛盾搞砸，而且还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和公众意见的分化。
尽管大多数工人始终明白，需要将公共卫生放在首位，但由于对传统政客的疏离和不信任，新冠怀疑主义和反疫苗情绪的危险性增长，为民粹主义者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极右翼提供了险恶的支持，对步入2020年代的劳动人民、以及我们的运动构成了重大威胁。
无论2022年疫情如何发展，疫情下的经历让数百万人看到，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无法解决全球危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全球工人阶级的作用——这是一支真正的国际性社会力量，对民族对抗没有兴趣，其经济利益与保护公共健康和福祉的需求之间没有冲突，所以工人阶级是解决世界危机的关键力量。
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战斗力，并以社会主义政治纲领武装其运动，以从资本主义骗子手中夺取权力，是社会主义者在2022年开始面临的一项关键战略任务。 2021年的经验表明，只有与积极的工作相结合，加强和扩大革命社会主义组织的影响力，才能取得成功。
世界经济——从乐观到悲观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2021年可谓大起大落。3月，在从2020年的封锁和创纪录的衰退中动态“反弹”之际，他们不顾一切地宣布，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越来越乐观。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水平，源于经历了一年的经济低迷之后，被压抑的需求释放了出来、得以推动消费，以及各国（特别是较富裕国家）仍在向经济注入资金。的确，拜登政府3月份通过的一项刺激法案，将全球GDP增长预测提高了整整1%！
总体上看，各资本主义政府处理这次新冠疫情触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方式，与处理2008-9年经济衰退的方式全然不同。为了应对2020年经济活动的大衰退，各资本主义国家很大程度上不再续用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根据世界各国的财政实力，不同程度地进行国家干预来支撑经济。
如此的远离新自由主义、更多强调国家干预、趋向去全球化的经济政策的结合，是当前极其重要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与辩论，以厘清我们的观点，但在某些时候也引发了争议。
然而，虽然行使国库的权力是在短期内缓解危机最坏影响的有效工具，但ISA指出，这种新的全球政策结合远未为新的增长和稳定时期奠定基础。
对于4月时，经济学家当中蔓延的乐观经济前景，我们写道：“世界经济或将出现的反弹是否标志着经济总体上开始好转？一些资产阶级媒体将这种情况，与一战和1918-1920年的毁灭性流感疫情之后的情况（美国和欧洲持续经济繁荣的“咆哮的20年代”）相提并论。这种期望是个错误。”
那些之前对于经济持乐观前景的人，才过几个月就要否定掉自己先前的大部分预测。世界经济刚进入2022年，众多因素将酝酿新的、潜在的危机。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本身的延续！
此外，中国建造业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的威胁，恐将唤醒全球金融危机这头巨兽——这是世界经济形势中内在的危险，企业和公共债务越来越多为其特征。
通货膨胀也是个主要问题。2022年，世界各国央行将面临提高利率，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而这样的举措本身就或将引发新一波经济衰退。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已经宣布即将加息。
在3月的苏伊士运河堵塞危机中，一艘船堵住运河导致巨额经济损失的景象，反映出供应链之脆弱。从石油和天然气，到芯片和其他商品，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封锁后需求激增的瓶颈、“劳动力短缺”和气候变化，供应链混乱也是贯穿2021年的主线。
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数据屡创纪录和利润暴增背后，贫困与不平等更是破纪录地增加。最近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虽然有1亿人在疫情第一年再次陷入极度贫困，但亿万富翁的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加了更多。
新冷战将持续
2021年，我们也见证了中美帝国主义在新冷战上加倍下注。拜登继续全力推进美帝国主义的议程。12月旨在巩固深化美国冷战势力范围的“民主峰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ISA所指出，对抗中国帝国主义的崛起也是拜登经济议程的核心部分，也是他最近推出的缩水版基础设施刺激法案的明确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在所谓“疫苗外交”上表现出色，利用疫苗供应迫使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增强对中国的依赖，甚至在欧洲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这场大国竞争的驱使下，同时出于对内部稳定面临诸多威胁的恐惧（尤其是工人阶级斗争和革命）习近平政权加剧了其反动的威权政策。然而，随着中国进入经济风险阴霾不去的一年， 一年中全力加速对香港的残酷镇压（以便打造中国大陆式独裁统治的条件）、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反恐战争”、日益增长的反女权和反LGBTQ+打压等等，以及许多其他政策，最终显现的都是习政权的虚弱。
2022年一切目光都将集中在台湾，在众多潜在爆发的事件中，台湾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两个危机四伏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一场致命的缠斗中，台湾在这场地缘政治较量中处在一个确实很危险的位置。
如果想找冷战可演变成“热战”的表现，我们只需看看中东——以色列武装部队在加沙地带进行的血腥与压倒性的战争，造成防线两侧数百名无辜民众死亡，包括12人死于来自加沙的火箭弹。埃塞俄比亚仍处于一场持续的血腥内战之中，这也是新冷战地缘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
除了这些冲突（所有这些冲突仍然是可能带来大灾难的火药桶）之外，欧洲东部边境还存在着持续的战争威胁，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军事集结和紧张局势构成了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更广泛竞争的一部分，以及不断升温的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今年早些时候，许多国家的海军也在东地中海对峙，就天然气储量问题持续存在争议。
有一点万万不能搞错：虽然大规模核武库的存在仍然会显着遏止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但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在将全球拖入一个为帝国主义利益而战和流血的时代。全球对5月加沙战争的反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工人青年团结一致展开群众性国际反战运动，不依靠政府或主流政客所谓“国际社会”支持。
就冷战而言，ISA有原则的独到立场（不对这一新的大国竞争中任意一方不抱有幻想或提供支持、指出两个帝国彻底的反动性质）对全球劳工运动至关重要。本着这种精神，就像在2021年一样，我们关键的国际运动——“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将在我们2022年的工作中占据重要位置。
全球反抗仍在继续
工人阶级以多种方式为2021年的事件留下烙印，其中最具决定性的便是街头和工作场所的斗争。每个有常住人口的大洲都发生了重大的阶级斗争。2021年的运动不仅地理上广泛分布，还反映了资本主义多方面危机的广度，及引发工人阶级抵抗的苦难、剥削和压迫之深重。
印度、哥伦比亚、韩国和其他地方的强大群众运动，由侵害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改恶引发，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很早就企图将另一场危机的成本转移到最贫困的人口身上。在缅甸、俄罗斯、苏丹等地，群众在街头和职场抗争，来回应腐朽和寄生的统治精英对民主权利的打压，而这为群众抗争拉开序幕。
2021年，一系列大型抗争再次浮现，反对肆虐的性别暴力。英国、以色列/巴勒斯坦、澳大利亚、波兰和许多其它国家都爆发了新一波的战斗性抗议，而ISA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形象使我们的支部能够积极面对这些抗争。 自去年以来，在经济危机的痛苦之上的封锁中，被杀害的女性和跨性别者人数达到新高，因而“杀害女性（femicide）”已经成为大部分人都熟知的词汇。
在争取生育权方面，今年下半年，美国南部边境两旁同时发生了胜利和挫败——英勇的墨西哥女权运动于9月促成该国科阿韦拉（Coahuila）州的堕胎合法化胜利，而美国得克萨斯州立法机关批准了《得克萨斯心跳法案》这一对堕胎权的历史性打压。2022年美国将出现一个潜在的转折点，因为最高法院看起来可能至少部分废除罗诉韦德案的成果。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即使主流女权组织严重缺乏领导力，比反对今年得克萨斯堕胎禁令更大的斗争浪潮仍会爆发。
缅甸和哥伦比亚斗争的经验教训
这些运动以及其他非常多的运动，都为2022年及往后的斗争提供了极其多的经验教训。但平心而论，2021年最突出的斗争，正是2月缅甸反对军事政变的革命运动，以及4月哥伦比亚使该国社会停止运转、开启民众起义的全国罢工。
它们都具有自2019年以来席卷全球的反抗浪潮的所有基本特征：由激进的年轻世代领导。这些运动都具有持续，都延续了数个月。而且，在最残酷、最血腥的国家镇压面前，这两个运动都没有退却，而是反击，在“反革命的鞭子”下不断升级。这些运动也是从防守转向进攻，并随着群众在斗争中意识到自身力量，他们的诉求也有所强化、得以更大胆地提出。
这些运动有着哪些新的经验教训？这两场斗争都有的一个特点是，在广泛的民众反抗中，工人阶级的力量、方法和组织发挥了更加突出和主导的作用。这个因素对社会主义者来说非常重要、与今天的情况息息相关，并且发展了我们对未来阶级斗争的观点。
在缅甸，这是一场初生且经验尚浅的劳工运动，但已经是该国执政当局遭遇的最大打击。如果没有全国范围协调和有组织的战略，各行业工人（特别是卫生、纺织和金融业的从业者）就会一个接一个丢弃反对政变的武器——建立真正的总罢工、打击统治阶级的痛点，到一定时刻就能让非法政变上台的政权没法给它的员工发薪水。
在哥伦比亚，罢工/停工（当地西班牙语称“paro”）是当地运动的核心斗争方法。这并不总是表现为全国罢工，而有时更多以堵路和其他形式的群众斗争来令经济停止运转。虽然运动的官方领导——由该国工会联合会领导的全国罢工委员会不知往何处去，并一再尝试以谈判来结束运动，但工人阶级青年的先锋队却在第一线保持群众斗争的火焰不灭，用临时自制的盾牌武装自己以抵御残暴的警察镇压。
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的危机
然而，我们不能止于钦佩这些运动的英雄主义，及他们所正确提出的思想。两场运动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何会这样？
在思考答案时，我们要指出工人阶级和我们全球各地的运动所面临的核心战略问题：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的长期危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工人阶级在哥伦比亚和缅甸的起义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并没有清楚地反映在领导层中。领导层应以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基础，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取得胜利。
相反，缅甸的工会领导人并非奋力争取一个亲工人阶级的政府来取代执政者，而是将工人组织从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国民主联盟中，不加批判地支持这些被废黜的反工人阶级政客和他们的民族团结政府。在哥伦比亚，全国罢工委员会领导人一直尝试将该运动带离街头，并与杜克政府进行秘密谈判，最终成功煞停该运动。
工人阶级的领导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英勇的工人阶级斗争取得更决定性胜利的最大阻碍。终结这场危机的方法，只能以建立并加强工人青年的群众组织，其领导层不能是受过失败的阶级合作方法训练的老旧官僚，而应是群众运动核心当中的年轻工人阶级分子、民主地选出、对于广大运动负责、通过群众民主结构面向群众运动。
这意味着工人自己打造基层网络，努力重建斗争传统，并直接挑战现有领导层对于运动的控制。这也意味着要建立新的政党，而这个新政党必须可以为工人阶级在群众运动中提供独立的政治发言权。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让运动取得胜利的年轻工人阶级战士，不会简单地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通过有意识地组织、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武装而形成。
在2021年，我们已经看到很多重要迹象，显示好些国家的劳工运动内部有着重大发展。在美国，强大的卡车司机工会的工人，选出了左翼领导人，而这是近25年来头一次。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成员投票决定直接选举工会内的领导职位。在英国，左翼政治力量在2021年，于全国两个最大的工会——Unison全国执行委员会和联合工会（Unite）总书记选举中，赢得了历史性胜利。
随着我们进入2022年，阶级怒火的升温、疫情当下对工人在社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多认识，再加上通货膨胀、供应链问题和许多产业的劳动力严重短缺，都显现新的一年的大规模工人斗争的潜力，也显现为我们阶级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条件。新一轮工人斗争可以在运动中产生新的力量，挑战顽固的工会官僚机构，争取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
政治两极分化——极右翼的威胁
然2021年于特朗普因未能连任美国总统而蒙受耻辱开始，但在某些方面，随着这一年接近尾声，特朗普主义似乎正在崛起。11月的美国的地方选举，我们看到特朗普主义攻下很多重要地区。此外，随着拜登的总统任期陷入更深的危机和左翼民主党“小队（Squad）”右转，在他的执政下，从未如此受他控制的共和党完全有能力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重新控制美国国会，可悲的是“小队”未能为渴望替代方案的工人阶级提供想象。
我们还看到智利总统选举，极右翼候选人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采取极端反动的反工人、专制和厌恶女性的纲领，在第一轮投票中意外领先。值得庆幸的是，卡斯特在第二轮中失利，因为工人和青年在不抱有任何进一步的幻想的情况下，动员起来投票给温和左翼的博里奇（Gabriel Boric）。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显示了2019年智利抗争的持久力量。极右翼也在阿根廷的选举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欧洲，我们看到了以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泽穆尔（Éric Zemmour）和西班牙呼声党（Vox）为代表，极右翼令人警醒的崛起。
在这一趋势当中，更成熟的传统右翼政党也在“特朗普化”，例如西班牙人民党和英国保守党近年来急剧右倾、转向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这些丑恶的政治势力的兴起与巩固，是2020年代更尖锐、更深刻的政治两极分化的一个体现。上述工人阶级领导和组织的持久危机，给人的暂时印象是，这些极右力量在2022年能够在所有主要国家占有优势。然而，社会中的真正阶级力量对比，不能用选举数据这样表面的尺度来衡量。
尽管必须承认，这些极右势力中的许多人在过去十年中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基础，而这一巩固过程受到过去两年的危机进一步推动，但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让这些极右分子获得哪怕接近社会多数（尤其在年轻人和工人阶级中）的支持。
战斗性的工人运动与左翼，可以遏制极右翼的增长。然而，只有采取大胆的独立立场，提供真正激进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反对极右翼民粹主义而屈服于“主流”的传统资本主义政治势力，正如美国桑德斯和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领导层多数派分别屈服于民主党和劳工党（PT）主流派那样，只会进一步为特朗普主义和博索纳罗主义打开成长空间。
我们需要革命社会主义，而不是改良主义
正如2008年危机后席卷欧洲的阶级斗争浪潮之后的情况一样，即将到来的国际阶级斗争，包括革命运动，将在2020年代重新绘制政治版图。
早在2021年，我们就看到了重要的新政治现象的出现，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人阶级人民的斗争。在秘鲁，鲜为人知的教师工会成员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在2020年11月的大规模抗议中击败了该国的一场制度性政变后，排除万难赢得了6月的总统选举。
拉丁美洲是2022年社会爆炸的火药桶，当地将举行数场重要的选举——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和巴西，两国的民调显示，当地反动右翼势力可能会因哥伦比亚左翼彼得罗和巴西前总统卢拉（Lula）的胜选而遭遇挫败。但是，卢拉在21世纪初上任总统后，暴露了其亲资本主义的本色。
这些新的左翼政府将在当今严重危机时期诞生，也会立即受到当前危机考验。如果他们没有一个革命视角、不了解需要反抗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不通过挑战统治阶级的权力来实现真正的变革，那么迎接他们的只会是危机。已经有迹象显示，秘鲁总统卡斯蒂略已经重复失败的阶级合作和改良主义路线，而正是这一路线造成包括卢拉在内的左翼政府在过去10年中丢掉政权。面对资产阶级压力，卡斯蒂略将左翼人士从内阁中除名，并抛弃关键的竞选承诺。尽管如此，右翼还是加紧步伐，企图破坏其执政并罢免他。就任总统才几个月，他就被迫面对国会弹劾案，仅以两票优势挺过这一关！
ISA支持所有有助于推动工人阶级争取其诉求的政治运动和组织，并将在每个选举中努力击败反动右翼。但是，我们也必须讲出实情：在这个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要真正为大多数人赢得胜利，改良主义是不足够的。实施财富再分配、为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工程提供资金支持、在绿色新政中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等政策，需要采取大胆行动，从最富裕的“1%”手中夺取财富和生产资料，并将整个经济公有化、实现工人民主。
替代策略是什么样的？在西雅图有这样一个显现革命性领导力量的例子：我们的同志萨旺特（Kshama Sawant）和ISA美国支部“社会主义替代”，刚刚在亿万富翁的后院第4次击败这些亿万富翁的政治代表。这一发展尤其重要，因为在11月的美国，大部分正在右转的进步派民主党候选人输掉了好几场选举，而这场罢免投票的结果（萨旺特同志保住了西雅图市议员位子）与11月美国的整体选举动向完全相反。
过去8年，萨旺特和社会主义替代在西雅图所扮演的角色，正显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领导层所能作出的改变。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方法和政治思想，在美国或每个国家的劳工运动的全国领导层中有所体现，情况该会是怎样！
对于ISA而言，2021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在西雅图挫败罢免企图的这一巨大胜利，是ISA充满挑战的一年中的其中一个事件。几周前，来自16个国家的数百名成员涌入苏格兰格拉斯哥，通过建立令人印象深刻且充满活力的国际社会主义队伍，针对各国政客应对COP26气候峰会的不作为发起大规模抗议，从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我们的成员和各国支部经历了封城和解封，历经考验，但始终保持警觉性、活跃性，努力抓住机遇，质与量并重地建设社会主义力量。在1月和7月，我们举办两次线上马克思主义大学，成功地让1000多名成员齐聚一堂。
我们一直站在无数斗争和运动的最前沿。我们整个国际在5月的反对加沙战争的群众运动中团结一致，声援和支持我们勇敢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同志。
此处无法全部列出2021年ISA成员以及世界各地无数其他工人阶级战士的工作、成就和牺牲。我们可以肯定，这些通常是看不见的努力，将有助于改进我们的运动，让我们准备迎接2022年的挑战。
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祝我们所有的读者和支持者新年快乐，2022年万事如意。请考虑以下作为您的新年计划：加入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革命性社会主义国际运动——加入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如果您已经是ISA成员，请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加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