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遭暗殺75週年祭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僱用的殺手拉蒙-梅卡德爾（Ramon Mercader）用冰鎬暗殺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像獅子一樣與殺手進行了搏鬥，從而阻止了更多的打擊（殺手還配備了手槍和刀）。但因為冰鎬所造成的傷口實在太嚴重了，一天後托洛茨基辭世了。這是對托洛茨基的第13次暗殺，終於成功了。

他的秘書約瑟夫-漢森（Joseph Hansen）說托洛茨基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堅信第四國際的勝利–前進。”8月22日開始追悼和遺體告別會，在5天內共有30萬墨西哥人前來瞻仰。由於美國當局拒絕給予托洛茨基遺體進入美國的簽證，所以最後葬禮在墨西哥舉行。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身份是政治難民。1929年，他被斯大林從蘇聯驅逐出境 。經過在土耳其和法國逗留數年後，他於1935年夏天到達挪威，但即使是挪威的社會主義政府由於斯大林當局的壓力也希望盡快擺脫他。1936年12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納塔利婭-謝多夫（Natalia Sedova）由一艘貨船送往墨西哥，因為這是整個地球上唯一一個願意接受他的政府。

對托洛茨基的謀殺是一場單方面內戰的結果。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格別烏（GPU）和內務人民委員會（NVKD）投入巨大的資源以企圖將托洛茨基和他身邊最親密的夥伴們從肉體上進行滅絕。托洛茨基的兒子列昂-謝多夫（Leon Sedov）作為第四國際領導層的成員就是在1938年2月住院期間被暗殺的。在1936至1938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期間，列寧時代的大量布爾什維克領導成員被被指控與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合作而遭到立即處決，而當時托洛茨基和利昂-謝多夫就是被作為主要被告而缺席審判的。在隨後的相關審判中，共有800萬人被送往監獄或勞改營地。

200萬人死亡，100萬人被處決。斯大林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清洗。托洛茨基比莫斯科大審判中的任何被告都更代表了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記憶。他是當時仍然唯一還倖存的俄國革命的領導人物–斯大林本人在1917年革命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而且也正是托洛茨基將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應用到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嶄新而複雜的世界局勢中。

1940年8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爭已經持續了近一年之後，托洛茨基預測的由於勞工運動推翻資本主義和其可怕矛盾的努力的失敗和由於未能防止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而將導致戰爭的爆發已經得到證實。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對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軍事與外交協議進行了無情的批評。托洛茨基指出該交易將無法防止德國對蘇聯的進攻。1941年6月，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大規模軍事進攻。托洛茨基強調解決的辦法不是為與英國和美國結成聯盟而作出重大政治讓步，而這正是斯大林在遭遇德國的攻擊之後所作出的選擇。莫斯科的獨裁者於1943年解散了共產國際–從而表明國際工人階級已不再是蘇聯的主要盟友，而外國政府和外交則變得更為重要。

儘管戰爭構成了重大威脅，並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1938年第四國際仍然得以成立。斯大林深知道托洛茨基對他的獨裁專專制說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具有巨大的潛在支持。

當墨西哥共產黨的兩位最高領導人瓦倫丁-坎帕（Valentin Campa）和赫爾曼-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反對秘密暗殺托洛茨基的計劃時，他們於1940年3月被開除出黨。第一次直接暗殺的企圖發生在2個月後的5月24-25日。一夥武裝分子強行闖入托洛茨基的住宅用機槍向臥室進行掃射。然而此後他們試圖縱火焚燒房子和安裝炸彈炸毀房子的企圖都遭到了失敗。墨西哥警方所逮捕的嫌疑人此前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經參加國際縱隊。在當地的斯大林主義者用與蘇聯相同的方法來對付左翼反對派，而嫌疑人也與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有所聯繫。

1938年，拉蒙-梅卡德爾以一個假身份開始了與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維雅-艾格萊夫（Sylvia Ageloff）的情人關係 ，這給他提供了拜訪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南部柯亞昆（Coyaocan）市的住宅的機會。以要求托洛茨基看他寫的文章並提供意見為借口，梅卡德爾得以接近托洛茨基並進行了8月20日足以致命的攻擊。就在謀殺發生不久後，梅卡德爾的母親被斯大林授予列寧勳章。當兇手在1960年從監獄被釋放出來，隨後他居住在蘇聯和古巴，他被當時莫斯科的統治當局授予了蘇聯英雄的地位。對於斯大林主義而言，這種政治謀殺是一種英雄主義行為。

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是反對資本家和官僚的鬥爭和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世界的目標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義–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當工人階級在1917年10月奪取政權的時候，在全世界範圍內列寧和托洛茨基成為了俄國革命兩個最有名的的領導人。隨後更發生了戲劇性和解放決定–結束-戰爭時，將土地從地主的手中轉讓給耕種它貧困群眾，授予那些希望民族獨立的民族自決權（芬蘭獨立就是很好的例證）時，禁止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為婦女和同性戀爭取權利。在工業方面，工人控制得以應用，任何圖謀破壞的資本家的公司都被國有化。

只有當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強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等–反動的沙皇將軍進行合作開始入侵時，布爾什維克和新的工人政府才建立了一支軍隊。而托洛茨基則從”外交部長”成為了紅軍的領導人。

在20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仍希望不發達、貧困和遭受戰爭蹂躪的俄羅斯能夠得到其他較發達國家的革命勝利的支持。但由於這一情況未有發生，從而促使俄國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自身內部發展出了官僚主義傾向。其代言人就是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對於1922年病倒和1924年去世的列寧而言，其生命中最後一場未有完結的鬥爭就是反對已經出現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這也促使托洛茨基在20世紀20年代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反對斯大林。斯大林的政治弱點導致其謹慎地和嘗試性地試圖尋找新的”進步的”資產階級盟友。反過來，這也導致了工人階級在1923年德國革命、1925-1927年中國革命和1926年英國總罷工的決定性失敗。在這一時期，斯大林增強了他在蘇聯對於政府和黨的控制力。當 1927年托洛茨基在黨代會上被開除之後，這成為了最後一屆可以表達兩種觀點的黨代會。

1929年他被蘇聯流放；在此後10多年的時間裡，托洛茨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一系列新現象的分析。他預先警告了來自德國納粹主義的危險，並認為兩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應該進行聯合鬥爭以阻止納粹，但雙方都拒絕了這一想法。

托洛茨基對1931年到1937年西班牙革命中諸多錯誤的批判和提出的替代性鬥爭路線至少具有一樣的重要性。他揭露了人民陣線是如何導致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力量在內戰中贏得勝利，在當時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自願地服從於資產階級共和派。對於工人階級而言，要贏得勝利必須要與貧苦農民和少數民族一起共同鬥爭，與資本主義進行徹底地隔絕從而實現真正的革命變革。

也許托洛茨基最偉大的理論成就就是他對於斯大林主義的反動專制民族國家官僚制度的分析，雖然這一制度建立於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但卻摧毀了一切形式的工人民主。托洛茨基預測這一矛盾的狀態或將通過一場新的工人革命得以解決，或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而那些所謂的”共產主義”前官僚們將會成為這場復辟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