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為了維持所謂的經濟而犧牲了民眾的健康，但這個「經濟」是誰的經濟呢？是基層勞動者還是財團企業的利潤呢？答案不言而喻。
彬致 社會主義行動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全球已經造成近3000萬人感染，近100萬人死亡。雖然香港的疫情相對受控，但普遍市民都清楚這更多是由於民眾的自律，反而政府的抗疫防疫政策不但勞民傷財，其最初的無能更加是導致最新一波疫情的爆發。
7月中旬開始，香港新冠病毒每天感染人數急遽上升。單計這次「第三波疫情」，超過3500人受感染、82人死亡，而總累計感染個案至今已達到近5000宗。
的確，香港4至6月的疫情較為緩和。然而，自疫症爆發以來，政府一直拒絕社會間要求「全面封關」的訴求。政府更加豁免多類人士抵港14天的強制檢疫，當中包括航空機組人員、海員、有商務往來的人，或跨境上學的學生等。根據政府數據，2月至7月底間至少有29萬人豁免檢疫來港。
而醫護界基本認為，病毒不會在社區自動爆發，因此豁免檢疫的「漏洞」正是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早於6月底政府已經知悉有多名曾到訪香港的海員在寧波確診。政府顧問專家許樹昌亦承認，至7月中有10-20多名豁免檢疫的海員和機師確診。而病毒追蹤亦顯示，至少有20多宗本地確診個案與受豁免的跨境貨車司機有關。
但後知後覺的政府不為所動，甚至在7月中發表聲明，強調豁免隔離檢疫政策「維持必須的社會及經濟運作」。直至疫情社區全面爆發後才於7月29日亡羊補牢地收緊邊境檢疫政策。
然而「第三波疫情」最初爆發時，政府更提出一系列離地、擾民的政策。當局於7月中一度全天禁止餐廳堂食，大量基層工人午飯時被迫在戶外日曬雨淋地吃飯。可恥的是，政府總部和警察餐廳卻繼續開放堂食。政策實行了2連天後就在民怨中撤回，反映了高官特權階級與一般民眾的脫節。
大而無當的全民檢測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發以來，病毒檢測就成為了重要議題。在疫情爆發之初，香港檢測數字一直為人詬病，到7月只有5千，相比澳門的6千還要低。因此，林鄭在8月宣布進行自願性全民檢測計畫，並且由北京派員進行。
本來免費的全民檢測是對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但港府卻以官僚方式進行，導致計畫淪為鬧劇。
政府拒絕公開全民檢測計畫的費用，但據估算，整個計畫約耗費12.9億元，而最終只有178萬人參加，佔本港人口約24%，並僅檢測出32宗感染。這與當初林鄭月娥誇下海口說能找出1500隱形患者，和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預料500萬人參與的目標大相逕庭。
參與人數低下，源於民眾對政府的長期不信任，特別是擔心檢測過程中收集港人的DNA樣本，作為政治監控的用途。而這並非是空穴來風，實際上中共已經在新疆地區實行類似的生物數據監控，並借疫情之名計畫在其他省份推行。至於香港療界則擔憂中共藉機接管香港的醫療系統。再者，全民檢測依靠大陸團隊進行，只是一次性的計劃，沒有增加本地長遠的病毒檢測能力，因此對於長期持續的疫情幫助有限。
當然，港府要進行如此規模的「檢測騷」，更多地是出於利益分贓。政府從一開始就不經招標就欽點了4家中資企業負責檢測工作。當中3家企業華昇、金域和凱普都是在中國大陸上市，而華昇的董事更是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大部分計畫開支就是落入了這些私人企業的口袋當中。
而疫症對香港的廣大基層民眾來說，莫過於經濟打擊。根據官方數字，最新6-8月的失業率為6.1%，對比1月的3.4%上升了近一倍，當中最嚴重的建築、零售、飲食、服務業等皆超過10%。然而這個數字並不反映全部現實，打工仔實際面對的還有凍薪、減薪、強制無薪假等問題。政府至今卻仍然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
「保就業計劃」保障的是老闆
另一方面，資助受影響企業的抗疫基金，已經推出了第三輪。三輪的援助中除了第二輪當中的「保就業計劃」間接地資助員工的工資外，其餘的資金都是直接給予企業作補貼。然而就算是保就業計劃，亦是充滿漏洞，老闆可以藉不同方式侵吞員工資助，而且政府亦已表示不會再推出新一輪計劃。
因此，政府為了維持所謂的經濟而犧牲了民眾的健康，但這個「經濟」是誰的經濟呢？是基層勞動者還是財團企業的利潤呢？答案不言而喻。
歸根究柢，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及其政府都是為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既得利益和企業利潤。政府高官所謂的「同舟共濟」只是空話，這是全世界政客的騙人術語，實際在疫情中基層民眾與有錢人所面對的打擊是完全不對等的。
我們需要向財團開徵「防疫稅」，直接按需要資助補貼基層工人。並且大幅增加在公共醫療、檢測的投資，將私院和私家化驗所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制底下。於疫症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拒絕凍租的業主和地產商，應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制。
要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工人階級就需要加入抗爭、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